第一颗子弹击中我的胸膛时，我想到了我的女儿。

至少，那是我所渴望相信的。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觉。而且，如果你想从技术的角度来了解的话，我甚至根本记不起中弹的事。我知道我流了很多血。我知道又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头顶，尽管那时我可能已经不省人事。虽然我知道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是我依然愿意想到自己奄奄一息躺倒在地时，我想到了塔拉。

供您参考：我看不到任何亮光或通道。或者即使看到了，我也没记住。

塔拉，我的女儿，只有六个月大。她正躺在婴儿床上。我怀疑枪声是否吓坏了她。肯定会的。也许她哭叫了起来。如果我隐约听到了她的哭叫，我怀疑她那熟悉而刺耳的哭声是否多多少少划破了我的混沌状态。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确实听到了，这一次我又没有印象。

然而，我记得塔拉出生的那一刻。我记得莫妮卡——她是塔拉的母亲——最后用力把她生出来的情景。我记得她的脑袋露出来的样子。我是第一个看到我女儿的人。我们都知道人生有很多岔路口。我们都知道打开一扇门关上另一扇，生命的轮回，季节的更迭，但是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它超越了梦幻。你穿过一扇犹如《星际旅行》中的大门，一个完全成形的现实转换器。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简单的元素加上一剂惊人的，化剂，魔法般地变成一个复杂得多的元索。你的世界不见了，它浓缩成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一个6磅15盎司重的肉团。

为人之父使我感到困惑。是的，我知道刚刚接手这项工作仅六个月，我还只是业余水平。我最好的朋友伦尼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最大的玛丽安娜10岁，最小的刚满1岁。伦尼的脸色永远都洋溢着快乐的烦恼，他的多功能运动车踏板上总是沾着快餐的污迹。他提醒我说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同意。但是当我对抚养孩子这一领域感到十分迷惘或恐惧时，我看着婴儿床上那无助的一堆肉团仰视着我，想到我可以豁出一切去保护她。我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生命。说实话，如果逼到那分儿上，我也会把你干掉。

因此，我希望认为，当两颗子弹穿过我的身体时，当我手里攥着一个吃剩一半的格兰诺拉麦片棒瘫倒在厨房的油毡上时，当我一动不动地躺在一摊自己的鲜血漫成的血泊中时，甚至当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时，我仍然试图采取行动来保护我的女儿。

我在黑暗中苏醒过来。

起初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不过此时我听到右面传来刺耳的响声。这声音很耳熟。我没有动弹。我只是倾听着尖叫声。我的大脑感觉好像在蜜糖里浸泡过一样。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原始的：口渴。我渴望喝水。从来不知道喉咙还会感到如此干渴。我试图张口大叫，但舌头已经干缩到了嘴巴的最里面。

有个人走进屋子。当我试图坐起来时，火辣辣的疼痛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脖子。我的头向后倒去。眼前再次漆黑一片。

再次醒来时已是白天。一束束刺目的阳光透过软百叶窗射进来。我对着它们眨着眼睛。我身体的一部分想举起手、挡住光线，但是极度的虚弱使指令无法传达下去。喉咙干渴得令人难以忍受。

我听到一声响动，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站立着的女人。我抬眼看到一个护士。这个角度与我平时的角度如此不同，让我感到困惑。我觉得哪儿都不对劲。站在那里俯视的应该是我，而不是这样颠倒过来。一顶白帽子——小小的、尖尖的三角形——像鸟巢一样顶在护士的头上。我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种各样的医院里工作，除了在电视或电影里曾见过这样的帽子外，其他地方见没见过我就拿不准了。这个护士是个体型粗壮的黑人。

“塞德曼医生？”

她的声音如同暖暖的槭树汁，我勉强地点了点头。

这个护士肯定已经读懂我的心思，因为她手里已经端了一杯水。她把吸管放到我的双唇之间，我贪婪地吸了起来。

“慢点喝，”她温柔地说。

我想问问我在什么地方，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我张开嘴，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次她又抢先了一步。

“我这就去叫医生，”她说着朝门口走去。“你现在放松一下。”我低沉而沙哑地说：“我的家人……”

“我马上就回来，千万别担心。”

我的眼睛巡视着这个房间。我的视觉模糊，如同用过药似的，如水帘般模糊不清。不过，依然有充分的刺激掠过眼帘，使我得出一些推断。我在一个典型的病房里，这是十分明显的。我左面有一个滴注袋和静脉注射泵，管子蜿蜓曲折地向下伸到我胳膊上。亮晶晶的水泡吱吱地响着，声音小得几乎、但不是完全察觉不到。一根吊臂从右上角突出来，上面挂着一台小电视机。

离床角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扇大玻璃窗。我眯缝着眼睛也看不到窗内的东西。我可能正处于被监控状态。这意味着我正待在重点护理室。这意味着不论我出了什么问题，它都相当严重。

头顶痒痒的，我感到头发被牵扯着。我敢肯定是上了绷带。我试图察看一下自己，但脑袋根本就不合作。我感到隐隐的疼痛撞击着身体，但说不出疼痛来自何处。四肢沉甸甸的，胸部像灌了铅。

“塞德曼医生？”

我向门口瞥了一眼。一个身着全套外科手术服、头戴浴帽的小个子女人走进房间。口罩的上端没有系，耷拉在脖子上。我今年34岁，她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

“我是赫勒医生，”她说着，走近了我。“鲁斯·赫勒。”告诉了我她的姓名。毫无疑问，这是出于职业的礼貌。鲁斯·赫勒以打探的目光凝视着我。我试图集中精神。尽管脑子仍很迟钝，但我能感觉到它已在恢复生气。“你在圣伊莉莎白医院，”她的话严肃得恰如其分。

她身后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踱了进来。虽然透过水帘般模糊的眼睛很难看清，但我想我并不认识他。这个男人两臂交叉，老练而随意地倚在墙上。不是个医生，我想。一个人与医生共事的时间够长的话，就能看出这一点。

赫勒医生匆匆扫了他一眼，然后又把注意力完全转回到我身上。

“出了什么事？”我问。

“你遭到枪击，”她说。接着又加了句：“两次。”

她让这句话停留了一会儿。我朝倚在墙边的那个男人瞅去。他一动不动。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鲁斯·赫勒接着说话了。“一颗子弹擦伤了你的头顶。它掀掉了你的头皮，也许你知道，那地方的血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是的，我知道。严重擦伤导致的流血就跟砍掉脑袋一样。对了，这也就是我头顶发痒的原因。鲁斯·赫勒正在犹豫时，我提醒她：“还有一颗子弹呢？”

赫勒舒了一口气。“那一颗可有点复杂。”

我等着他的回答。

“那颗子弹钻进了你的胸膛，并划破了心包囊，导致大量血液涌进心脏和包囊之间的空隙。急诊医士没法搞清伤口的确切方位，我们不得不打开你的胸腔……”

“医生？”倚在墙边的那个男人打断了她的话——有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在跟我说话。鲁斯·赫勒停下来，很明显她有些不快。那个男人离开墙壁。“这些细节你以后再谈好不好？现在重要的是时间。”

她朝他皱了皱眉，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含意。“我会留在这里观察，”她对那个男人说，“如果这没问题的话。”

赫勒医生向后退去，现在那个男人耸现在我面前。相对于双肩而言，他的脑袋实在是太大了，让人担心他的脖子会被脑袋压塌。他留着平头，只是在前面的两眼上方有头发垂下来。下巴上趴着个黑痣，一个丑陋的赘生物污斑，活像个挖洞的虫子。总而言之，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邋邋遢遢的男孩乐队的成员。他俯视着我，面带微笑，但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我是卡塞尔顿警署的鲍勃，里甘侦探，”他说。“我知道你现在感到困惑。”

“我的家人……”我开始说。

“我马上会说到的，”他打断了我。“但是现在，在谈论事情的细节之前，我得问你几个问题，怎么样？”

他等着我的反应。我尽力理清蛛网似的思路说：“可以。”

“你记住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我梳理着记忆库。我记得那天早展醒来后，穿上衣服。我记得我看着塔拉。我记得拧开她那个黑白色的活动玩具的旋钮，这个玩具是一位同事送的，他坚持认为这有助于开发婴儿的智力等等。活动玩具一动不动，也没有播放出细声细气的歌曲。电池没电了，我心里默记着要给它装上新电池。此后我就朝楼下走去。

“吃了一根格兰诺拉麦片棒，”我说。

里甘点点头，好像他等的就是这个答案。“你在厨房里？”

“是的，在洗涤槽边。”

“然后呢？”

尽管我更加努力地回忆，但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摇了摇头，“我想我醒过一次。在晚上。我想当时我在这里。”

“没别的了？”

我又想了想，但一无所获。“是的，没了。”里甘迅速拿出一本便笺。“就像医生在这里跟你讲的，你挨了两枪。你就不记得看到一枝枪或听到枪声，或其他类似的事情？”

“不记得，”

“这可以理解，我想。你受了重伤，马克，急诊医生认为你没救了。”

我的嗓子又感到干渴。“塔拉和莫妮卡在哪儿？”

“别走题，马克。”里甘的眼睛向下盯着便笺簿，而不是我。我感到恐惧开始压迫我的胸膛。“你有没有听到窗户被打碎了？”

我觉得昏昏沉沉的。我试图看看滴注袋上的标签，想搞清他们在用什么药物麻醉我。没有成功。至少是镇痛剂，静脉注射泵里可能是吗啡。我试图摆脱它的影响，“没有，”我说。

“你能肯定吗？我们在屋后附近发现一扇破碎的窗户。罪犯可能就是从那里破窗而入的。”

“我不记得窗户碎了，”我说。“你知道谁……”

里甘打断我的话。“还没有，没有。所以我才在这儿问这些问题，查清是谁十的。”他的目光从便笺簿上抬起来，“你有什么仇人吗？”

难道他真的只是想问我这一点？我试图坐起来，试图找个好―点的角度面对他，但一切都是徒劳。我不喜欢当个病人躺在床上，你可以说是位置搞错了，人们说医生是最糟糕的病人。原因也许就在于这突如其来的角色转换。

“我想知道我妻子和女儿的情况。”

“这个我明白，”里甘说，他的语气使我心里一凉。“但是你不能分散精力，马克。还不到时候。你是想帮忙，对不对？那你就得和我待在这儿。”他又看着便笺簿。“现在谈谈你的仇人？”

与他继续争论似乎是徒劳的，甚至有害无益，因此我不情愿地默从了。“会向我开枪的人吗？”

“是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那你妻子呢？”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最喜欢的莫妮卡的形象——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雷蒙德奇尔瀑布时，她假装害怕，张开双臂搂住我，任由水流在我们四周飞溅——像幽灵一样蓦地出现。“她有仇人吗？”

我看着他。“莫妮卡？”

鲁斯·赫勒靠上前来。“我看到此为止吧。”

“莫妮卡怎么了？”我问。

赫勒医生走到里甘侦探旁边，肩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我。赫勒又要抗议了，但我阻止了她。

“不要对我讲这些所谓保护病人的废话，”我试图大叫，迷迷糊糊中，恐惧和愤怒与我所见所闻的一切为敌。“告诉我，我妻子出了什么事？”

“她死了，”里甘侦探说。原来如此，死了，我的妻子莫妮卡。我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不能接受。

“警察闯进你家里时，你们俩都已中弹。他们把你救过来了，但是要救你妻子为时已晚，很抱歉。”

另一幕情景一闪而过——莫妮卡在马莎的葡萄园里，在沙滩上，穿着泳装晒日光浴，黑色的头发拂过颧骨，朝我露出犀利的微笑。我转念不去想它。“那塔拉呢？”

“你的女儿，”里甘迅速清了清嗓子。他又看了看便笺簿，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准备写下任何东西。“她那天早晨在家里，是吧？我的意思是案发时。”

“当然在家了。她现在在哪儿？”

里甘啪的一声合上便笺簿。“我们赶到时，她并不在现场。”

我的胸口像堵了块石头。“我不明白。”

“起初我们希望她可能在某个亲戚或者朋友的看护之下，甚至希望是保姆在照看她，但是……”他不做声了。

“你是说你们不知道塔拉的下落？”这次他没有一丝犹豫。“是的，没错。”我感觉似乎有一只巨掌击在我的胸口。我闭上眼，身体向后倒去。“多长时间了？”我问。

“从她失踪？”

“是的。”

赫勒医生开口了，说话速度太快了。“你得明白，你受伤很重。我们没想到你能活下来。你用过人工呼吸器，一叶肺衰弱了。你还感染了脓血症。你是个医生，所以我不用向你解释病情的严重性。我们千方百计才减轻了病情，帮助你醒过来……”

“多长时间了？”我问。

她和里甘对视了一眼后，赫勒的话好像再次抽空了我体内所有的空气。“你已经昏迷12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