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

“忠诚号”抵达马赛二十四小时后，加百列就开始憎恨圣雷米大街56号公寓楼的门廊了。他憎恨那扇门，他讨厌门上的锁和外面的门框，他憎恨那栋楼的灰石砖墙，窗外的护栏也让他看不顺眼。他憎恨人行道上走过的所有人，尤其是三十岁左右长得像阿拉伯人的人。而他最恨的还是其他的租户：那个穿着皮尔卡丹外套在二楼开法律事务所的绅士；那个早晨第一时间出来遛狗的灰白头发贵妇；还有那个叫苏菲的女人，整天就只知道买东西，而她的样子又很像莉亚。

他们轮流监视着显示器上的每一个变化——每人工作一个小时，然后休息两小时。每个人在工作时的表现都很不同。雅科夫会边抽烟边对着屏幕皱眉，如果可能的话，他恨不得逼着哈立德在屏幕上出现。迪娜则若有所思地坐在沙发上，双腿交叉、手抱着膝，除了右手食指在膝头无目的地敲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加百列已经习惯了在完成最后目标之前长达几个小时的待命。他只是在屏幕前慢慢地踱步，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头歪向一边。假使威尼斯的弗朗两斯科·提埃坡罗也在这条船上，一定会对加百列的姿势非常熟悉。因为在决定一幅画是否已完成修复时，他也是这个模样。

监控车位置的变化给单调乏味的盯梢工作增加了一点新意。A组设计了完美的移动线路，所以每次更换位置都非常准确。替换的那辆车会从南边开到公园入口处，之前的车会倒出来离开，新车随即停到那个位置。有一次，两个A组成员故意刮蹭保险杠，上演了一出吵架的戏码，这样可以引开别人的注意力，有利于另一辆车的监视工作。当一台摄像机需要更换新摄像机时，大家总要经历几秒钟的紧张。加百列会下令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角度或者是焦距——然后一切又恢复原状。

虽然加百列一直被关在“忠诚号”上，但他还是让迪娜和雅科夫扮演正常的游人。他有时候会一个人工作两个甚至三个小时，以便让他们两人在码头的饭店吃饭，或骑着摩托车到城里转转。雅科夫会在一天里的不同时间沿着逃跑路线开一圈，以熟悉这里的交通状况。迪娜则在人行道两旁的商铺里买衣服，或者穿着泳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她身上还留着迪岑哥夫广场爆炸案的痕迹——右腹上有一条宽宽的红色疤痕，大腿上也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在马赛的大街上，她会用衣服遮住它们，但在“忠诚号”上，她完全没有在加百列和雅科夫面前作任何遮掩。

晚上，加百列提出三小时一换班，这样每个人都能好好睡一会儿。可他很快就后悔自己作了这个决定，因为这三小时仿佛永远也不会结束。大街上一片死寂，每个路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为了舒缓烦闷的情绪，加百列会和在正义宫的空地上执勤的C组组员轻轻地打个招呼——或者假装测试卫星信号，呼叫一下扫罗王大道工作台的工作人员，听一听来自家乡的声音。

迪娜对于加百列来说实在是个安慰。她像做瑜伽一样坐在显示器前时，加百列就可以回去试着睡一会儿了。但他的头脑完全无法平静，眼前总会出现那扇门，或者是萨布里拉着爱人的手走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的情景，又或者是贝特赛义德的阿拉伯人被流放的场面，又或者是沙姆龙在撒丁岛海边提醒他履行职责的样子。有时候，他会怀疑自己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是否还能够走到那个人的面前，把那颗灼烧着的子弹射入他的身体。有时候，他甚至期待哈立德不会出现在圣雷米大街上。可这时他又会想起罗马大使馆的断壁残垣，想起那股灼烧的残肢焦味，如同死者的灵魂久久不能散去。然后他又看到了哈立德死时的样子，仿佛笼罩着光环，像贝利尼的画作一样带着激情，却又无比沉静。哈立德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加百列因此而憎恨这个人。

第四晚，他完全没睡。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他从床上爬起来，等着八点开始工作。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冰箱门上的日历。明天就是贝特赛义德的祭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走进船舱，雅科夫正坐在一片缭绕的烟雾中，盯着眼前的屏幕。加百列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去睡一会儿。加百列在原地站了几分钟，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然后便又摆出自己的惯有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在屏幕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八点十五分，律师离开了那栋楼。贵妇也在十分钟后走了出来，她的小猎犬对着加百列的镜头拉了一坨屎。而那个长得像莉亚的苏菲则站在大门前，从手袋里找了一会儿太阳镜，然后漂漂亮亮地消失在了屏幕上。

“你看上去糟透了。”迪娜说，“今晚你休息吧，我和雅科夫盯着。”

刚刚入夜。港口除了另一艘游艇上传来的法国电子音乐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加百列打了个哈欠，告诉迪娜，他们到这里之后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迪娜建议他吃一片药。

“我在房间里昏睡的时候哈立德来了怎么办？”

“你说得也对。”她在沙发上盘起腿，盯着屏幕，圣雷米大街的人行道依然熙熙攘攘，“那么你为什么睡不着？”

“你真需要我解释吗？”

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因为担心他不会来，担心打不中他，还是担心我们都被抓起来？”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迪娜，从来都不。”

“没有人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我们干这个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这样做。加百列，告诉我，如果他们明天决定停止爆炸、停止杀戮，那会怎么样？那样就和平了，对吗？但他们不喜欢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哈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区别是，哈马斯没有技术和手段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纳粹之间还是有明显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这件事的背后有某种正义的支撑，他只是采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义？哈立德和他的同党有太多机会可以拥有和平了，但他们不想要。他的逻辑就是毁掉我们。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来到这条街上，你有权利、也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他永远不会离开那栋楼，永远没机会再进行杀戮。结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则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替你杀掉他。”

“你真的会吗？你真觉得你可以在街上杀掉一个人？你觉得扣动扳机对你来说就那么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一直停留在闪动的屏幕上。“我父亲是乌克兰人，”她说，“叫齐夫，他是他家在战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万犹太人一样被枪毙了。战后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来名萨里德，意思是幸存者。他娶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代表一百万浩劫的殉难者。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给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复仇。”

乐声的音量突然变大了，随后又缓缓地降了下去。音乐结束后，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迪娜突然眯起双眼，仿佛激起了某种身体上的痛楚。她的眼睛定格在圣雷米大街上，但加百列知道，占领她脑海的却只有迪岑哥夫大街的那一个瞬间。

“1994年10月19号，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在迪岑哥夫大街和艾斯特女王大街的拐角等车。5路车来了，我和母亲、姐姐吻别，看着她们上了车。车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她顿了顿，转头望着加百列，“他就坐在司机后面，脚旁边放着一个背包，他当时也看了看我。他看上去善良可爱。不会的，我当时这么想，不可能，没人会到迪岑哥夫大街去炸5路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门关上了，车开始离站。”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双手盖住了大腿上的伤疤。

“那个男孩包里装的是什么——那个我明明看到了却没有说什么的男孩？是埃及地雷。这就是他包里装的东西。他携带了二十公斤的军用三硝基甲苯和泡过老鼠药的螺栓。我先看到一道亮光，然后才听到爆炸声。公车在空中飞出了几英尺，然后撞到地上。我被爆破的冲击波推倒在地。我看到人们在我身边大叫，可是却什么也听不到——冲击波伤到了我的耳膜。我发现身边有一条人腿，我以为那是我的，但我发现自己的两条腿都还在。那是公车上另一个人的腿。”

加百列听完她的话，马上想起了罗马，想到自己站在西蒙·帕斯纳身边，望着使馆残骸时的情景。让迪娜上船只是偶然吗？还是沙姆龙希望在他身边安置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提醒他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批到达的警察看到满地的血，闻到烧焦的肉味，一下子就吐了。他们跪在地上呕吐。我躺在那儿，等着有谁可以过来帮帮我，地上的血开始流到我身上了。我看到旁边的楝树树梢上还挂着人身体的碎块。那天早晨，迪岑哥夫大街上下着血雨。后来犹太公墓的祭司来了，他们用手清理了稍微完整些的四肢和躯体。我看到祭司用夹子拾起了我母亲和姐姐的尸体碎片，放进了一个塑料袋里。那就是我们后来埋葬的东西——身体的碎片。残留物。”

她用手抱住双腿，把下巴放在了膝盖上。加百列坐在她身旁，盯着显示屏，以确保不会错过重要目标。他把手搭在她肩上。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

“我真的恨我自己。如果我知道那个长相可爱的男孩是阿卜杜勒·拉米·阿勒·苏维，是哈马斯卡萨姆军团的人，我一定会警告他们。如果我知道阿卜杜勒的兄弟在国防军1989年的枪战中被杀，我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要选择特拉维夫北部的5路公车。我决定反击，不是用枪，而是用我的大脑。我发誓，下一次我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我都要知道，我都要在一切发生前警告人们。这就是我加入情报处工作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想到罗马和贝特赛义德之间的关联。我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

又是两行眼泪，这次加百列帮她擦掉了。

“为什么他要杀我的母亲和姐姐，加百列？因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土地？因为我们是占领者？不，因为我们想要和平。如果我说我恨他们，请你原谅我。如果我祈求你不要同情哈立德，请宽恕我的罪过。我是迪娜·萨里德，是复仇的种子。我代表了第六个一百万的死者。如果哈立德今晚过来，你不能让他再走上那辆公车。”

勒夫给沙姆龙在耶路撒冷提供了一间安全屋，沙姆龙却礼貌地拒绝了。他让塔玛拉帮他在储藏间找了一张折叠床，又让吉优拉给他收拾好干净的衣服和刮胡刀之类的用品。和加百列一样，一周以来他几乎没怎么睡过。有几晚他一直在走廊踱来踱去，或者和沙巴克保镖坐在外面抽烟。大部分时间他都会躺在他的折叠床上，看着桌上的电子钟的红色光亮，计算贝特赛义德周年纪念之前所剩的时间。没事做的时候，他会回忆之前的行动。等待，无数次的等待。有些行动人员几乎要被这无休止的等待折磨疯了。然而对沙姆龙来说，那等待让他上瘾，仿佛爱情最初的悸动。浑身发热、突然的颤抖、胃部的痉挛——多年来，他一次次地承受着这一切。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后巷里，在欧洲铺着鹅卵石的街道上，还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片荒芜的城郊——沙姆龙曾在那儿等待犹太屠夫阿道夫·艾希曼走下公共汽车，走入那些他自己本想要除掉的人的围捕中。这也算是死得其所，沙姆龙想。这是最后一次煎熬。他在等待电话响起的那一刻。电话真的响了，尖锐的铃声对他来说如同悦耳的音乐。他闭上双眼，让它响了一会儿，然后才在黑暗中拿起了听筒。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凌晨十二点二十七分。按计划现在应该是雅科夫值班，但这是最后一晚了，没人想去睡觉。大家都坐在沙发上。雅科夫保持着平时那种抗拒的姿势，迪娜仿佛在冥想，而加百列则像在等待注定的死亡。那晚的圣雷米大街异常安静。将近十五分钟内，镜头前一个人都没有，唯有十二点二十七分时经过门前的一对男女。加百列看了看迪娜，后者的眼睛依然停留在屏幕上。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加百列站起身，走到操控台前。他从录像机里拿出录像带，把它插进了播放机，倒好带。迪娜走到他身后。他按下“播放”键，那对男女走进了镜头，然后从公寓楼前走了过去，头也没回一下。

加百列按下了“停止”。

“他特意让那个女孩右边脸对着大街，她是他的盾牌。看他的右手，放在女孩的后兜里，和萨布里一样。”

倒带，播放，停止。

“上帝，”加百列说，“他走路的样子和他父亲一样。”

“你确定吗？”

加百列走到无线电前，联络了正义宫外的监视员。

“看到刚刚经过56号楼的那两个人了吗？”

“看到了。”

“他们在哪儿？”

“等一下。”一阵沉默，监视员变换了位置，“正在朝花园那边走。”

“能跟踪他们吗？”

“那儿太静了，我不建议这么做。”

“见鬼。”

“等一下。”

“怎么了？”

“稍等。”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转回来了。”

“你确定？”

“确定。他们折返了。”

加百列看到他们回到了显示屏上，只是方向相反。那女孩依然对着大街，男人的手还是放在她的口袋里。他们停在了56号楼前，男人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