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动！开枪了！”小吕大叫。三条洋平充耳不闻，已经把那信纸抓在手中，就往嘴里头塞。

砰！小吕忍不住拔枪开火，正击中三条洋平右侧太阳穴，打得他身体猛地痉挛，撞到桌角又反弹在地上，扭了几扭气绝身亡。周保中大惊，连忙拔枪跑过去查看，见三条洋平右脑弹孔中汩汩流血，眼睛圆瞪，嘴还在大张着，早死透了。

“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周保中愣了几秒钟，回头朝小吕吼道。

小吕也傻了眼，上前看了看，嗫嚅着说：“我……我也没想打死他，只是一时着急，习惯了……”小吕是由中央情报部训练出来的侦察员，后来为了执行跟踪三条洋平的任务，才临时借调到周保中的部队协助行动。他是神枪手，已经习惯了一枪置敌于死命，刚才在情急之下忘了留活口，直接瞄准对方要害。

周保中一拳头砸在桌子上，马灯都震掉在地。旁边那军人连忙扶起来以免着火，然后跑到门口大声呼唤医务兵。医务兵很快赶到，蹲下扶起三条洋平的脑袋，再摸摸脖子处的动脉血管，摇了摇头，“子弹贯穿大脑，神仙也救不活了。”

周保中用手指着小吕，气得几次张嘴说不出话。小吕都要哭了，医务兵忙问：“怎么回事？”

那军人说：“军长，你别怪小吕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属正常，不然那封信要是被三条洋平吃下去，我们就更没有筹码了。”

这番话周保中当然很明白，只是几个月来为了跟踪三条洋平这条线索，数个部门的几十人花了不少心血，结果被这一枪全都白费了。他缓缓走到那张审讯用的铁椅上颓然坐倒，头垂在胸前，一句话也不说。

小吕闯了大祸，脸扭得像根苦瓜，真恨不得一头碰死。包扎完伤口的小江也闻讯赶来，他是小吕多年的战友，见到这情景顿时火了，上前揪住小吕的衣襟就要揍他，被旁人劝开。这时屋外又有人进来，正是带队跟踪三条洋平到道河村的吴法天和副手铁柱。

吴站长看到死在地上的三条洋平，也傻了眼，听完医务兵的讲述后，他气得在地上直蹦，“小吕啊小吕，你咋……你让我说你什么好！这下怎么向情报部交代？”

周保中慢慢抬起头，颓丧地叹着气，“延安情报部总说我们东北抗联军打仗是把好手，搞情报是门外汉，连泽田同志也这么说。我一直不服气，就想做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现在可好，非让他们把大牙笑掉不可，搞不好还得受处分。”

吴站长看了桌上翻译出来的密信后问周保中：“周军长，这信是怎么回事？”

“那是三条洋平的老爹三条木临死前给他的遗嘱，说三条洋平不是他和日本妻子的儿子，而是与中国女人黄淑凤生的。当时生了双胞胎，三条洋平只是其中一个。”小吕连忙解释。

听了这话，吴站长又看了看信，然后就在屋内转圈。周保中不耐烦地说：“老吴，你别转圈了，我脑袋都晕了！”

吴站长点点头，“在道河村黄淑凤家窗前时，我也偷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对话。那么就是说，三条洋平的父亲三条木当年在中国认识了那农妇黄淑凤，而且还生下双胞胎孩子，一个被三条木带回日本，另一个还留在中国。从这个白纸条来看，这个留在中国的孩子就在哈尔滨开拓医学院谋差事。三条木希望他们母子兄弟团圆，而三条洋平显然不是来团圆的，他是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东条英机等人洗过脑，为自己有中国血统感到非常耻辱。所以他亲自大老远地从哈尔滨来到道河村，就为了亲手杀死这个让他丢脸的中国母亲和中国兄弟。”

“真是吃饱了撑的，要想杀掉一名农妇，还用自己动手吗？随便找个心腹不就行了？”小吕有点不理解。

吴站长说：“这不是小事，以三条洋平这么谨慎隐忍的性格，肯定信不过任何人，除非他自己动手，而且他还想亲眼看看这个令他蒙羞的中国母亲和兄弟。”

周保中想了想，又问：“三条木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去年，也就是1944年。”吴站长解释说。

小江忍着手指的疼痛问：“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向情报部和社会部交差吧。唉，我这手指也白挨咬了。”

周保中毕竟只是个领兵打仗的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没什么经验，只好望着和小吕同是中央情报部侦察员出身的吴站长。吴站长沉吟片刻，说：“先别通知中央，小吕、铁柱，你们俩立刻和我再回道河村，我有些话要问问那个农妇黄淑凤。”周保中早就没了主意，只有点头的份儿，只嘱咐他们深夜别打扰百姓，同时小心可疑人员跟踪。

小吕和那名懂日语的军人长贵立刻领命，每人各带上两把匣子枪，跟着吴站长出了山洞，在红衣人的带领下顺原路走出西二道沟，刚出树林就看到那辆载着薄板棺材的马车还停在原地，两匹马正乱啃着地上的青草。三人大喜，连忙扔掉车上的空棺材，乘马车星夜向道河村驰去。

不到两个小时，又回到了道河村附近的小树林，三人将马车藏在树林里，徒步向村北头的黄淑凤家悄悄摸去。天黑沉沉的像锅底，他们来到黄家后院时，借着月光看到黄淑凤正在后院里用铁锹挖坑，边挖边低声哭着。吴站长、小江和铁柱慢慢靠近院墙，黄淑凤抬头看到有三个人影站在墙外，吓得“啊”地惊叫。

“黄大娘，是我，吴站长！”老吴隔着栅栏低声喊道。

黄淑凤哆哆嗦嗦地爬起来，后退了几步，手里还握着铁锹，“你们、你们咋又回来了？”

老吴说：“黄大娘，我们有点事想问问你，能让我们进去说话吗？”

“别、别进来，我一个孤老婆子，你们想干什么？别进来！”黄淑凤下意识地紧握手中的铁锹，哆嗦得像摸了电门。

铁柱笑了，“大娘，您别怕，我们是东北抗联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你也是知道的。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省得我们翻墙进去。”

黄淑凤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栅栏是用粗树干编成的，只能挡住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小猫小狗，对这几个壮汉来说形同虚设。对方没有翻墙进去，已经是给足面子了。她也知道对方是抗日的部队，但一想到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心里就哆嗦。她还在犹豫，老吴左右看了看，怕被人发现，干脆说道：“黄大娘，刚才我们抓走的那个日本人三条洋平，他已经死了，你要是想知道原因，就赶快开门，我们进屋去谈，不然我们就走了！”

“啊？你们说什、什么？”黄淑凤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儿昏过去。小吕表情严肃地说：“你先把栅栏门打开。”

黄淑凤再不犹豫，连忙上前把锁住栅栏木门的锁头打开，四人一道进了屋。黄淑凤刚把屋门插好，就回头焦急地问：“他、他怎么死、死了？”

老吴坐在炕沿，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再把那张翻译好的信纸递给她。黄淑凤听得面如死灰，看着信纸上的字，半晌无语，突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小吕怕被外面听到，连忙上前去捂她的嘴，老吴伸手拦住，示意他别管。黄淑凤也知道这样不妥，但悲从中来，只好自己捂着嘴，哭声仍从指缝里挤出，眼泪流个不停。

三人不敢再劝，都坐在炕上，没人打断她。过了半晌，黄淑凤颤抖着放下肿得像小腿粗的右手，努力紧闭的嘴唇在不停地抽搐，眼泪一滴滴落在信纸上。“他、他是我的亲儿子啊……咋就变成仇敌了呢？还不如换成我去死啊……”脸上的悲戚无法形容。

老吴问道：“三条洋平真是您的儿子？三十六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三十六年前”这句话，黄淑凤突然神色大变，脸上写满恐惧。她费力地从炕沿站起身，“扑通”跪在地上，“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我和日本鬼子真的没关系啊！”

其实老吴也是当时从窗外偷听到关于“三十六年前”的话，但看到黄淑凤现在的反应，就料定这里头肯定有事。他又追问道：“黄大娘，你还是告诉我们吧，不然我也没法向上级交代。你也知道，跟日本人勾结就是汉奸，中央社会部也有除掉汉奸的义务。你是不是还有个儿子？他和三条洋平是双胞胎？”

黄淑凤无力地瘫坐在炕边，手里紧紧握着那个装钢笔的小木盒，嘴里喃喃地说：“三十几年，我等了大半辈子，为啥偏偏是这个下场？”说着说着，她的目光渐渐迷离……

1907年深秋，哈尔滨。

送走最后一个患感冒的富商之女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三条木锁好西医诊所的大铁门，就直奔两条路口以外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他饿坏了，心情也不大好。

四年前从日本京都来到哈尔滨开这家西医诊所，是三条木的某位远房亲戚出的主意，很多人都说中国缺乏西医，这方面的钱很好赚，所以三条木才来试试。哈尔滨有钱人很多，西医见效又快，所以他的生意确实不错，收入颇丰，但一直都是三条木独自管理——他的妻子真由颐子体弱多病，又没有生育能力，到中国后水土不服，身体变得更差，只能在诊所后面租的一个两层小楼里休养。如果不是雇了个中国保姆帮着做饭洗衣、照顾家务，三条木早就累垮了。

三条木今年刚四十岁，正年富力强，他长相不错，身高也不像普通日本男人那么矮，一米七六的个头很惹日本姑娘喜爱。但他家是几代富商，家教极严，绝不允许有妻室的男人在外面乱搞，所以一直没有后代，这就是令他感到不快的最大原因。

这家叫“割烹樱花”的日本料理店很正宗，店老板是日本北海道人，厨艺非常棒，饭菜也很合三条木的胃口，所以经常来吃。坐在最喜欢的靠窗位置，他还是要了那几样经常点的菜：生鱼片、炭烤鲑鱼、金枪鱼寿司、豚骨拉面，外加两杯清酒。

一边吃着寿司醮青芥，三条木一边看着柜台内店老板煮拉面时升起的团团雾气，他想起很多事，越想越心烦，又要了两杯清酒。透过玻璃窗，看到外面街上很多夫妻带着孩子有说有笑地来来往往，心里很不是滋味。

摸了摸口袋，没有香烟了，瞥眼看到窗外料理店门口有个烟贩子，他和店老板打个招呼，走出去买烟。

“给我一包品海烟。”三条木掏出两毛钱扔在烟贩面前的木制烟箱上。烟贩蹲坐在料理店大门右侧的石头台阶上，衣服上有好几块补丁，头发散乱，上身半伏在木制烟箱中，似乎已经睡着。三条木用皮鞋尖踢了踢他的小腿，不耐烦地说：“喂，起来！”

烟贩被惊醒了，身体晃了晃，揉揉眼睛抬起头。三条木刚要骂上两句，发泄发泄胸中的不快情绪，却愣住了。这烟贩竟是个年轻女人。她不到三十岁，虽然衣服破旧，头发也乱，但脸蛋还算干净，五官姣好，黑漆漆的眼睛，嘴唇丰满好看，典型的黑龙江姑娘。可能是睡得太香，嘴角边还流着口水，她慌忙用袖子擦了擦，说：“先生要什么烟？”

三条木所有的怨气在一瞬间全都消失了。他最喜欢眼睛大的女人，而他老婆真由颐子眼睛小，又是单眼皮，如果不是家世般配，又是叔父做媒，他至少有八成不会娶她。

“哦，有品海烟吗？我要一包。”三条木看到这个漂亮的卖烟姑娘，心里就有了好感。卖烟姑娘见三条木穿着体面，长得也帅，脸上还带了两分笑容，就连忙拿起一包天檀烟递给他。三条木接过烟，用下巴指了指烟箱，卖烟姑娘这才看到上面放着两毛钱，她把钱收进口袋，又翻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说：“先生，真对不住，我今天只卖出去两包烟，找不开您的钱。您能等我一会儿吗？我去街对面的糕点铺把钱换零，再找给您五分钱。哦，这烟箱我放在这里，您放心，我不会赖着您的钱跑掉！”

三条木哈哈大笑，“看你说的，别找了，下次我来买烟的时候再一起算吧。”

卖烟姑娘犹豫片刻，用力点了点头，“好的先生，我每天都在这条街上卖烟，或者您告诉我地址，我下次把烟给您送去。”

“没关系，我每天晚上都会到这家餐馆吃饭。”三条木道。

姑娘笑着说：“那我明天晚上这个时候在这里等您！”

看着姑娘那灿烂真诚的笑容，三条木的心动了，一种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对一个女人动过心。三条木甚至有些兴奋，因为他以为自己已被生活和苦闷压得麻木，不会再对任何女人动情。

回到餐桌上，三条木喝了一大口清酒，心情感觉好多了。吃寿司的时候，他看到那姑娘仍然坐在窗外的台阶上，偶尔会有意无意地转头看看坐在餐馆里吃东西的三条木，然后对他露出笑容。不知为什么，三条木能明显看出她很饿，他心跳加快，透过玻璃窗向姑娘招招手，示意她进来。

却不料姑娘收起笑容，摇了摇头。三条木有些意外，起身出去来到姑娘面前，“你还没吃饭吧？进来吧，我请客。”

姑娘勉强笑着，再次摇头拒绝。三条木叹了口气，坐在姑娘身边的台阶上，抽出一根烟点燃抽着。姑娘惊讶地连忙站起，三条木拉着她的胳膊，“没事，坐下，我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姑娘慢慢坐下来，忽然笑着说：“我猜，你肯定还没结婚！”

“为什么？”

“如果你有老婆的话，就不会这么孤单，每天一个人来这里吃晚饭了。”姑娘道。

“你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我吗？好像不是吧？”

姑娘笑了：“当然不是。刚才你进餐馆的时候，餐饮老板说，今天下班很晚啊，明显你是他的熟客。”

三条木很有些意外，他以为这种卖烟的穷人都是天生蠢笨，没想到……他对这姑娘又多了几分好感。

天渐渐黑透，姑娘也要回家。三条木自报家门，也问了她的名字，知道她叫黄淑凤，双亲早亡，自己住在市北郊二十多里外的贫民区，为了糊口，每天都要走四十几里路到市区卖烟。三条木心中叹息，回家后躺在床上，听着身边妻子不时的咳嗽声，他更烦恼了。

第二天晚上六点多钟，他早早就来到料理店吃饭。刚走到街口就看见几个戴黑色方帽的男人把黄淑凤围在中间，好像在争执什么。三条木凑过去看，是四个辫子脏兮兮的中国男人。黄淑凤边流泪边解释着什么，三条木听懂了，这几个男人要黄淑凤交什么“地头税”，一看就知道是地痞无赖。

三条木分开众人把黄淑凤拉出来，那几人顿时火了，“你是谁，敢拦我们？我们是知府大人任命的，专门收税！”

三条木笑了，“别唬人了，你们这些混混儿是干什么的，以为我不知道？”

几个男人勃然大怒，“你他妈活够了？看我不剥了你这身洋鬼子衣服，看看你里面是什么东西！”

“库拉！巴嘎雅路！”三条木用日语骂道，“生きて飽きましだが？”（你们不想活了吗？）

突然听到三条木用日语说话，这几人顿时傻了眼。清朝政府一向惧怕外国人，国民更是如此。再看三条木穿着讲究，就知道这人肯定是一名日籍富商，他们当时就软了三分。为首的男人立刻脸上堆笑，说：“真、真对不起，原来您是日本人，实在是得罪了，得罪了！”

“我和本地知府很熟悉，要不要我去问问他，你们究竟是不是真的税收官？”三条木鄙夷地看着他。

这几个人本来就是胡吹牛皮，一听这话吓得差点儿尿裤子，连忙做鸟兽状散去。黄淑凤这才知道三条木是日本人，她有点害怕，中国人向来惧怕外国人，在中国的洋人大都非常跋扈，于是她抱起烟箱就走。

三条木连忙拦住她，“黄姑娘，你跑什么？”

“你、你们日本人、都、都很……”黄淑凤吓得说不出话来。与刚才的几个壮汉相比，她更害怕这个日本人。

三条木笑了，“日本人又不是老虎，怕什么？你看我刚刚救了你，你得怎么谢我？”

黄淑凤嗫嚅了一会儿，摇摇头。“和我一起吃晚餐吧，就算你的感谢了。”三条木硬拉着黄淑凤进了日本料理店。店老板很惊讶，他见过这个经常在附近卖烟的穷姑娘，但没想到三条木和她居然也认识。

活了二十几年，黄淑凤从没进过这种高档餐馆，感到浑身不自在，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三条木照例要了生鱼片、炭烤鲑鱼、金枪鱼寿司、两碗豚骨拉面和两杯清酒，他微笑着端起清酒和黄淑凤碰杯。她怯生生地拿着酒杯，轻轻抿了一小口。日式清酒比中国白酒力度小，但还是辣得她流眼泪，三条木笑了。

“我能开始吃这碗面吗？”黄淑凤小声问。

“当然可以，今天是我请客，随便吃。”

黄淑凤把那碗豚骨拉面移到跟前，开始埋头大吃。显然她已经很久没吃过饱饭，转眼间就消灭了这碗面条。三条木为她夹上醮了青芥的寿司和醮着海鲜汁的生鱼片，黄淑凤从没接触过日本食物，吃得很开心，也不那么拘谨了。

为了不影响她的胃口，三条木尽量不和她过多聊天，两人就这样默默吃完饭。付过账后，三条木和黄淑凤走出餐馆，已是八点多钟，哈尔滨洋人多，夜景又很美，不少外国人都在街上闲逛。三条木提议到松花江边散散步，黄淑凤害羞地答应了，她的衣服很寒酸，于是只好跟在三条木身后，活像个保姆。三条木干脆挽过她的胳膊，这让黄淑凤又惊又怕，她知道三条木有妻子，自己又只是个卖烟姑娘，简直无法想象。她挣脱不开，只好把身体尽量远离三条木，两人之间的空隙能放下一个菜篮子。

而三条木却毫不在意，就这样，两人用这种别扭的方式走到江边，看着江上的游船和江边林立的饭店舞厅，三条木觉得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两人在江边走着聊着，三条木心情非常好，不禁张开双臂，好像要拥抱这江面，黄淑凤偷偷笑了。

“三条木先生，您的妻子……她漂亮吗？”黄淑凤问。

“不，她很瘦，常年生病，脸上很少有血色啊。”三条木的心情一下子变糟了。

黄淑凤很聪明，立刻看出他心中的不快，就不再问。三条木停住脚步，扶着江边的铁栏杆，连连叹气。“您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吗？您这么有钱，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您叹气的？”黄淑凤眨着漂亮的大眼睛问。

三条木摇摇头，说：“我开车送你回家。”两人来到诊所门前，三条木用汽车把黄淑凤送到市郊的贫民区家中。在返回的路上，三条木忽然发现仪表盘上放着一张五分钱的旧纸币，他很奇怪，仔细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那是黄淑凤找给他的香烟钱。

这件事让三条木充分了解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穷人的为人原则——贫贱不能移。他很感动，从此以后三条木经常邀请黄淑凤吃饭、散步。渐渐两人互相了解得多些，黄淑凤知道了他的婚姻是家庭安排的，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三条木也知道了黄淑凤祖籍在山东，父亲生前在内务府当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淑凤开始默许三条木握她的手，分别时可以揽她的腰，甚至有时还能亲亲她的脸。他为黄淑凤购置了一些高档衣服，她本就不丑，打扮后更加漂亮，只是在贫民区里，很多人都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好像她是这里的怪物。

两个月后的某天，三条木带着黄淑凤来到十二道街胡同里的一户民宅，这是个普通的小院子，不大却很安静、温暖。三条木说这是他刚买下来的，以后黄淑凤就是这里的女主人，每月的开销用度由他负责。黄淑凤是个聪明姑娘，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她的心怦怦乱跳，不知道这种关系会维持多久，但她喜欢三条木，于是就答应了。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三条木每周至少会在这小宅里过夜两次，有时干脆关了诊所，整天都陪着黄淑凤。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三条木的妻子真由颐子从保姆口中知道了这件事，但她久病体弱，而且自己无生育能力，一直非常愧疚，再加上日本女人地位低下，所以她完全不敢插手丈夫的外遇。

两个月后黄淑凤有了身孕，三条木雇用老妈子伺候，同时对外放出话来，说是他妻子怀孕了。反正真由颐子久病基本不出家门，而且除了他们夫妻之外，没人知道她有不育症，就连双方父母也不知情。真由颐子为了保全三条家的香火，只好忍辱承认，配合三条木演戏。

九个月后黄淑凤顺利生产，是一对双胞胎男婴。三条木欣喜若狂，还没满月就想把两个孩子抱回诊所后院的家，并对外公开。可他万没想到，一向温柔依顺的黄淑凤突然大怒，以死抗争，两人僵持不下，最后三条木让步，由双方各抚养一个。黄淑凤早就预料到这段感情不长久，提出要带着孩子离开哈尔滨远走他乡。三条木嘴上舍不得，心里自然高兴，他对黄淑凤并无太深的感情，与她接触后，打得更多的算盘却是黄淑凤是否能为自己传宗接代。

三条木卖掉小宅和诊所，又添了些钱，总共留给黄淑凤二十根金条，这是他在哈尔滨的全部财产。随后他带着妻子和那个男孩，离开哈尔滨回日本。分别之前，三条木又送给黄淑凤一支英国产的派克牌钢笔，那是他父亲从英国留学时所购一对的其中一支，并告知黄淑凤，一定要让她所抚养的那个男孩学习西医和日语，最好是外科或微生物系。以后等机会成熟，他会派人把这个儿子接到日本，父子三人团圆。

就这样，三条木带着属于他的那个男孩走了。黄淑凤伤心之余，带着留下的儿子离开哈尔滨向东走，在靠近中苏边境的偏僻之地道河村安了家，这里没有人认识他们母子。黄淑凤知道这辈子基本没机会再见到三条木了，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给儿子起名叫黄向东，小名瀛子，取“心向东瀛”的意思。

三条木所给的二十根金条在当时能换成近千块银洋，足够娘儿俩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可她仍然保持着节俭甚至贫穷的生活习惯，而让儿子吃饱穿暖，长大后又让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哈尔滨开拓医学院就读西医，同时强迫他学习日语。黄向东和父亲三条木很像，也是聪明好学，但性格风流不羁。好在从小管教严格，黄向东对母亲很尊敬，黄淑凤甚至默许他在外面随意泡妞、花天酒地，但有两样必须学好：西医和日语。

时间流逝，几十年间世事动荡，从清朝覆灭到民国建立，从日本侵略东三省到扶植溥仪做了“满洲国”的康德皇帝。转眼到了1944年，黄向东已经三十六岁，黄淑凤牢牢记着三条木所说的“接黄向东去日本团圆”的话，一直不许他娶老婆——黄淑凤想让儿子去日本之后再成家，否则到时候三条木派人来接，中国老婆肯定不习惯日本的生活。

讲完这些事，黄淑凤已是满脸泪水，泣不成声。吴站长和铁柱、小吕三人面面相觑，半天也说不出话来。黄淑凤从小木盒中拿出钢笔，忽然把牙一咬，狠狠将笔扔在地上。铁柱连忙捡起来，心疼地说：“您为什么把笔扔了？这可是名牌派克笔，英国货呢！”

黄淑凤边哭边摇头，“都没用了，没用了。我留了它几十年，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还不如当年就扔到河里！”

吴站长又劝了一阵，问道：“您的儿子黄向东，是不是在日本人开办的哈尔滨开拓医学院工作，给一名叫高官正树的日本教授当助手，住在北二幢5层402宿舍？”

“你们……你们都知道了？”黄淑凤神色紧张，“求求你们，我儿子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放过他吧！算我求你们了！”她“扑通”一声跪下就要磕头。

铁柱连忙上前扶住。吴站长说：“您别担心，我们不会为难你们娘儿俩。”他透过窗户看看外面，黑夜沉沉，寂静无声，只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吴站长低声问黄淑凤：“您儿子黄向东和三条洋平长得很像？”

黄淑凤含泪点头，“双胞胎兄弟，哪能不像啊？”

“非常非常像吗？您再仔细回忆一下，有没有什么区别。”吴站长追问。

黄淑凤想了想，说：“还是有区别的。他们俩的身高和五官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他比我家瀛子——比我儿子黄向东瘦些，也黑些。再有他的眼神很吓人，看上去阴冷阴冷的。”

吴站长又问：“他的日语说得怎么样？”

“好着呢！他父亲回日本的时候特别叮嘱，一定要让他学好西医和日语，我儿子特别聪明，都说他的日语讲得比日本鬼子还流利。”黄淑凤回答。

吴站长缓缓点头，看了看铁柱和小吕。铁柱沮丧地说：“队长，怎么处理？是不是要马上通知延安情报部和社会部？唉，好事办砸，就等着挨批评受处分吧。”

“别急，先回白大爷家。”吴站长把手一摆，“大娘，这件事非同小可，您得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走一趟，行吗？”

黄淑凤早吓得六神无主，只有连连点头的份儿。

道里区新城大街是个热闹地方，一条街上挤挤挨挨，建有几十家剧院、饭店和旅馆。铁柱身穿车夫的号衣，身后放着一辆破人力车，吴站长穿着灰色短褂，两人蹲在地上，边抽纸烟边假装闲聊。铁柱低声发牢骚道：“队长，要不咱们先去吃点啥吧，打中午开始我就没吃饭，一直守到快天黑，我都快饿死了！”

吴站长抽了口烟，呸呸直吐烟沫子，“你没吃饭，我不也没吃吗？别废话了，打起精神盯着。哎，看那边！”

铁柱转头看去，见一名三十几岁的少妇顺着路边朝北走去。这少妇身材丰腴，穿着裁剪合体的欧式洋装衬衫和黑色长裤，留着短发，皮肤白嫩，鼻梁上戴一副小巧的眼镜，看上去风韵迷人。

“是她吗？我可认不出来。”铁柱摸着咕咕叫的肚子说。

吴站长把烟扔在地上踩灭，一摆手，“就是她，错不了，走吧。”他迈步跨上人力车，铁柱也扔掉烟屁股，拉起车掉头就走。铁柱拉着人力车，在那女人身后三十几米的距离慢跑，不远不近地跟着。拐过几个弯后，少妇在田地街35号的“北满旅馆”前停下，犹豫了一会儿才走进去。

吴站长跳下车，也慢慢悠悠地跟了进去。那少妇似乎熟门熟路，进旅馆后向右拐弯上楼梯，来到三楼再向左侧走廊走去，在挂有“306”字样小铜牌的门前停下。她左右看看周围无人，抬手刚要敲门，306的房门开了，一个身穿白衬衫的男人从房间里探出半个身子，一把将少妇搂住，低声笑道：“我等你等得都快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