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上，我做了许多的梦。以往熬夜后会睡得非常好，因为我整个身体累得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今晚不同。饱受一晚上头脑轰炸的我在梦中居然保持了足够清晰的思维，那些在梦中蒙太奇般展现的场景仿佛大片一样接连不断地在我脑中浮现——梦中的我似乎变成了一双眼睛，肆意地在一百年前的时空中飘荡。我似乎看到了大谷光尊和荻原云来，也似乎看到了格伦威德尔和勒科克，而西克教授和阿瑟教授也成为了我注视的对象。我异常清晰地听到了两位旷古未有的教授的争吵，看到了仿佛识破上帝奥秘后阿瑟教授脸上闪现的神秘的微笑，也感觉到了西克教授在洞悉一切后的恐慌与挣扎……这一组组为秘密而生、为秘密而死的人在我的梦中如此生动鲜活。而他们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说话，包括每一次或惊喜或愤怒的表情似乎都在刻意向我展示着什么——他们好像演电影一般，通过一幕幕场景的再现向我传达着某种巨大而模糊的图景，他们似乎试图通过每一个或明显或含糊的细节引导着我走向秘密最终的藏身之所……

那是怎么一个奇妙的无法复制的梦境啊！

梦境在下午的阳光中画上了句号。拉开窗帘后，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隐藏于此的这栋别墅的户外风景——阳光下，远处的群山没有了昨夜的可怖，它们变得安静而惬意，贵妇人一般怜悯地看着微不足道的我。在群山和我之间，零星坐落着一些其他别墅，而这些别墅全都散发着许久没有人照料而产生的怨气，仿佛无人搭理的猫一样，恨恨地趴在那儿，哀怨得对任何人都不闻不问。

我起身去了洗手间。一番洗漱收拾之后，肚子提醒我该吃点东西了。来到一层的餐厅，我从冰箱里取出了吴丽丽早已准备好的各种食物。打开冰箱门我才发现，吴丽丽不愧是一个高级秘书，因为她把一切都想到了——我这个学生根本不会做饭，所以她准备的食物没有一样需要我亲自起火，都是些用微波炉就可以解决的东西。我随便选了几样，加热后，坐在沙发上开始享受我新一天的软禁生活。

吃饭的时候，我打开电视。经过一夜恐惧始终相伴的孤独后，我发现即便是电视中的声音，此刻也让我分外温暖。我看着播报新闻的主持人，感觉她那一贯冷冰冰的脸上此时也似乎洋溢着和蔼和温情——原来看着电视吃东西也可以如此幸福！

可惜这种幸福感仅仅存在了十几分钟，随后出现的关于丁教授被杀的新闻让我彻底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屏幕上，主持人一脸愤怒地喷着怒火；而屏幕左上角的小视窗里，我的照片赫然在目。我站起身仔细地盯着这张照片，觉得照片里的人好陌生。不但陌生，而且这个人看上去是如此面目可憎——我很佩服警方和媒体，因为他们总能在一个嫌疑人无数的照片中找到拍得最招人烦的那张！此时的我也不例外。

一直以来，我都好奇为什么凡是与“正式”这两个字眼挂钩的照片都拍得如此可恶。我自觉自己的生活照还是相当和善和平易近人的，可我所有的身份证照片、护照照片、各种证书的照片等等所有“正式照”都长得跟杀人犯、抢劫犯和强奸犯一个样子。难道“正式”的照片，会暴露人内心某种阴暗的东西？或者说，会扭曲人内心某种善良的东西？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此时此刻看到电视里照片中这个人的德性，我心里都会出现一种扑上去踹他两脚的冲动。

新闻的内容与报纸上的并无二样，无非是丁教授死得多么多么可惜、多么多么惨；嫌疑人周皓多么多么劣迹斑斑、多么多么嫌疑重大；英明神武的警方在短短十日内就锁定嫌疑人，他们是多么多么废寝忘食、多么多么夜不能寐；知情者如提供线索将获得多么多么大的物质奖励、多么多么无形的社会赞扬……

而此时的我，是多么多么想哭、多么多么想骂娘！

就在我愤怒得想砸电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镜头一转，一张熟悉而可耻的脸出现在了屏幕上——林菲宿舍楼的那个楼管阿姨！

楼管阿姨在镜头前得瑟得尾巴都恨不得翘到天上了，她那张过分夸张的愤怒的老脸上布满得意，仿佛自己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救世主。她唾沫横飞地告诉记者，她曾奋不顾身地阻止了我试图冲闯女生宿舍的变态行为；她还说我诡计多端地让一个高挑美女替我冲进女生宿舍；还说她亲眼目睹了我坐进高挑美女的奔驰车逃之夭夭；还说我这种人根本就是人类的渣滓、社会的败类，抓到之后必须严惩不贷，还世界一个公平、还人间一个公道……

行，算你狠。等真相大白那天，我非让李少威抽烂你那张臭脸不可！

突然，处在愤怒和委屈中的我意识到了一个重大问题——楼管阿姨看见了我坐进吴丽丽的车？那么这就表明，警方一定会从吴丽丽那入手，这也意味着，包括孙林在内的那帮神秘人物，也可以通过吴丽丽找到我！

我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希望吴丽丽有着绝顶的聪明和高超的智慧——拜托，你千万可别让警察和真正的凶手找到我！

可转念又一想，如果吴丽丽足够聪明的话，那岂不是孙林也无法找到我吗？虽然我并不清楚孙林的身份，可他总归没有威胁恐吓和软禁我啊，再说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发现他们的不良意图。当多种威胁同时出现的时候，我只能选择危害最小的那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矛盾啊矛盾。

矛盾产生于摇摆之间，而这种摇摆几乎让我矛盾得要把胃酸吐出来。

想再多也没用了，时不我待！当务之急，还是赶紧继续书房苦战吧。我相信，在我挠破头皮调查线索之时，一定有更多的人也在挠破头皮地忙碌着。

活下去的信念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我立刻起身直奔书房。董先生，您一定要帮帮我，如果您再不给我任何的线索，要不了几天，估计我就会陪您去了！

关于董先生的书可以称得上是汗牛充栋，再有几十张这样的桌子也放不下。这并不意外，他一生著作等身，而别人写就的关于他的论著更是难以计数，我必须一目十行甚至百行地看——没办法，倘若一字一字地看，等看完这些书，林菲的儿子都该上大学了。

董先生小学开始学习英文，高中时学习德文，大学时专攻德文。由于所在大学跟德国有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有机会赴德读书。他认为中华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巨大，于是在德国他选择研究梵文，并取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回忆录中记述，在学习梵文的过程中，他的导师把他引荐给了西克教授，而西克教授在对他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千方百计地想收他为学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由于他实在不愿意驳耄耋之年的西克教授的面子，实在拗不过才同意成为他的学生。这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师生关系——无数人挤破脑袋想拜大师为师却不得，可大师却自降身份、乞死白赖地非招一个外国学生不可！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董先生拜在西克教授门下后，整个人生发生了巨大逆转——他对自己的所学所知闭口不言，无论是学界友人还是政府要员，对于所有想知道他到底从西克教授那儿学会了什么东西的人来说，他们从董先生那儿得不到一丝一毫的信息；即便是在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无论他受到多少攻击和羞辱，包括肉体的折磨，他也从未向人透露过只言片语；无数的中国学者、外国学者、官员，甚至包括领导人无数次地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可又无数次地无功而返；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有无数的人希望从他那获得些什么，以免他进入天国这些东西彻底消失……

对于已经知道秘密重要性的我来说，这些文字并不算新的收获，因为我知道，获得西克教授真传的董先生的一生注定是不安定的。但不安定到如此地步却超出了我的想象。在这些不安定之中，有两件事更是绷紧了我的神经，让我对那未知的秘密更添了几分恐惧。

董先生学成归国后与所有的家人亲属断绝了往来，不但与妻子不再相见，连女儿和儿子都绝不往来，只是在临终前才勉强与儿子相见——这些反常得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举动成为董先生一生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人们无法理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为何对自己的亲人如此冷漠。可此时的我却能依稀体察到他内心深处极大的苦痛，这种苦痛是常人无法明白、更无法理解的——为了保守那个秘密，他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囚禁，他选择了与自己深爱的人隔绝，选择了与世人、与世界隔绝……

真理的殉道者，怎敢奢求人世的天伦之乐！

董先生临终前，无数的人不间断地前往医院探访，探访的人中甚至包括高层的领导人。国宝级的董先生患病，各级探访本合情合理，可在我看来，这些探访者当中一定有人是为秘密而来，他们一定希望在董先生临终前能获得秘密。我相信，已经为保守秘密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的董先生一定不会将其告诉这些人，甚至包括高层的领导人，毕竟他的一生都活在高层所施加的恐惧之中，他要是想透露给高层，在那段非常岁月就会透露。所以，探访者肯定不会从他那获知秘密。

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这点，那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命令规定，为保护董先生的安全并随时对其进行照料，所有人不得单独探访，而是必须有医生、护士和安保人员的陪同，即便是董先生的儿子也不能例外——这与其说是保护董先生，不如说是监视他，或者说是避免探访者单独从他那获取秘密。

看到此处，我在纸上重重地写下了四个字——命令？何人？——然后继续钻进书海之中。

董先生一生有很多学生，专业各异，因为学富五车的董先生不但教授历史，还教授人类学、语言学和古文化学，甚至一度教授过德文。在一份资料夹中，吴丽丽为我准备了董先生一生中所有学生的名单以及这些学生后来的去向，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对吴丽丽和她背后的大谷基金会而言，没有什么不可能。

在这份名单上，无数人的名字都令我如雷贯耳，很多人都是当今该领域的翘楚。而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名单之中，丁景治的名字被用红笔圈了起来，看来酒桌上他们对丁教授的怀疑是早做过功课的。丁教授最得董先生的喜爱，两人常彻夜长谈，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董先生一生中唯一送过书的人，因此他们把矛头指向丁教授。

资料中显示，丁教授从来没有因为受到董先生的青睐而得意过，他一生谨小慎微、专心治学，妻子去世后就把一双儿女送去了国外，然后一直独居，要不是吴丽丽告诉我他的背景，我简直是一无所知。

如果吴丽丽和我的判断没错的话，那么这个秘密的传承谱系应该是西克教授——董先生——丁教授——我。而这个谱系的传承方式也很诡异：西克教授强迫董先生学；按照目前的推论，董先生非常隐秘地传授给了丁教授；丁教授则更加隐秘地传授给了我——隐秘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丁教授到底给了我什么样的暗示呢？

我重又拿出了那几份书单，仔细地盯着别的同学书单上有的、而我没有的那几本书。难道说丁教授给我的暗示隐藏在这几本书里？可如果他想让我留意这几本书，为什么不让我看呢？

按照简单的逻辑，如果暗示隐藏在书中，他会多给我开书单，可偏偏少开了，那他是不是想反其道而行之呢？如果多给我开书，那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少给我开，不一样会被人注意到吗？丁教授的逻辑是什么呢？

我记得酒桌上我说过，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我非常讨厌的，我很多次因此跟丁教授争执。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他才把暗示隐藏在少给我开的这几本书里呢？——这么做会有一个天然而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当别人注意到这几本我没有的书时，他们会发现这些书是我平时很讨厌的，这样就会使这几本书显得不那么可疑。

就在我琢磨着怎么才能找到这些书时，我发现放有书单的那个资料夹里竟有一页纸详细地写着这些书在书架上的摆放位置！我按照这些记述没花多长时间就找到了这些书，这些书显然已经被翻阅了无数次——很明显，她已先我之前研究了这些书。

他们一定是研究之后没有任何发现才让我上手的——他们找到了书，可这些书在不知道密钥的他们面前与任何一本普通的书并无不同；因此他们一定相信密钥在我手里——可我哪有什么密钥啊。

丁教授猜到这些了吗？如果猜到了，那他一定是让别人误以为我知道密钥，以便不但可以保存我的性命更能让我在安全的条件下继续研究。可你这么做，好歹也得给我点暗示啊。

我继续一边盯着这些作者的名字一边挖空心思地回忆着，渐渐地，一些模糊的印象被我从记忆库中调了出来，而这些印象让我心里渐生出某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关于这些作者我曾都跟丁教授聊过，在我表达了不满并与丁教授辩论之后丁教授就没有再提起过，因此这些名字出现在我俩之间的次数仅仅一次而已。不过有个例外，那就是林吉贤。我记得丁教授多次跟我提过他，让我多读他的书，还表示可以安排我们认识。可读了一本他写的书后我实在无法接受他陈腐的观点，便打死也不再看，更没有跟他见面的打算。可丁教授有一次单独跟我谈话时异常严肃地告诉我，这个人一定要重视，因为总有一天他会给你大得想不到的帮助。

当时他说这番话时我不以为意，只觉得是丁教授为了挽回残存的面子，非要把这个人说得无比重要好让我服软。现在突然想起这件事来，我发现这个人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一处丁教授在与我私下接触时的反常之处——这个“会给你大得想不到的帮助”的人难道就是丁教授给我的暗示吗？

林吉贤！

林吉贤一生只写过一本书，而书房中恰有这本书，于是我连忙将其打开平摊在我的面前——丁教授会把暗示以怎样的方式隐藏在书中呢？

林吉贤是个普通的工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疯狂年月里自学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写了一本所谓的“专著”，然后就恬不知耻地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自居，并以自己仅有的知识处处拍马逢迎、歌功颂德。对于工人和自学者，我从来都是抱有好感的，可对他，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不单单是因为他善于和乐于拍马屁，关键是他所写的东西不但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对马列学说的引述和分析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不知所云。但就是这么一个家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竟然被作为偶像为人们所称颂，官方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他打造成全民榜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工人，通过自学马列学说，竟写出了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哲学著作——在那个年代，不宣传这种人宣传谁啊？于是，他开始四处出席座谈会，到处演讲，俨然一位得道高僧，为普度众生而来。

火热年代过后，一时风光无限的林吉贤退出了历史舞台，终止了滑稽剧的上演，随后就“泯然众人矣”……

这么一个家伙写的东西，如果不是隐藏着丁教授的暗示，就算当擦屁股纸我都觉得恶心。可世事就是这么荒唐，现在的我不得不把这些文字当做宝贝一样一字一句地研读，这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羞辱和嘲讽。

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脑子被这本书搞得天翻地覆，几次都想罢工，而肚子里更是胃酸翻腾，好多次都差点吐出来。丁教授啊，你没必要这么玩我吧？

我决定先换换脑子，等恶心劲儿过去后再接着读内容。于是我就像是谍战剧中研究密码本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琢磨起了这本书——竖着看，没发现什么藏头诗；斜着看，建立不起什么关联；把书倒过来，根本看不懂；快速翻页，没有影像出现；站在一米外看，没有名堂；两米外，也没名堂；五米外，什么都看不见；把眼睛贴在书上，依然没有名堂……

快崩溃的我还不要脸地采用了俄罗斯轮盘赌的方式——把书往空中使劲一扔，落地后哪页趴在地上就研究哪页——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绝望中的我急中生智竟想起了邮箱中的那组数字：WU415。先不管这封邮件是谁发的，也不管它跟丁教授有没有关系，反正能想起来的线索就先通通试试。于是我就开始找这本书的第415页，可惜，这本书根本没有这么多页。无奈之下我神经病般开始看第4页、第41页、第1页、第5页、第15页……总之凡是与这三个数字有关的页码，我全都做上了标记。

结果依然如故。

随后我又打起了别的数字的主意——丁教授的生日、我的生日、我入校的时间、我即将毕业的时间、论文答辩的时间、丁教授的年纪、他的学生数量、他家的门牌号、我的宿舍号、他的电话号码、我的电话号码……

最终我发现，这本书的每一页都被我做了标记——我真恨不得此时的丁教授能从骨灰变成活人，告诉我他到底想搞什么。

此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黔驴技穷。我无望地斜靠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脑子快速运转着，玩命地思考着我到底遗漏了什么，难道是我考虑偏了？

高中时我参加过奥数班，那时候面对的全都是复杂的该死的数学难题。每次遇到复杂得任何公式都无法解决的题时，老师就会提醒我，越是复杂的题，很有可能程序越简单，你套用二十个公式无法解开时，没准一个巧妙的公式就能解开，之所以现在很困惑，很有可能是还没有找到那个简单而巧妙的公式。

这种经验一直伴随着我随后的求学和做人生涯。每次面对极为棘手的问题时，我就会想到这些，然后清理思路，去寻找最简单甚至最不经意的途径，结果往往是百试不爽。

这几十个小时遇到的问题已足够棘手，看来我不得不考虑最简单的方法了。目前想来，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找到林吉贤。找到他，我就不用跟这些该死的文字死磕，一切不明白之处只要张嘴询问即可。

但他早已“泯然众人”了，我该去哪找他呢？

虽然天花板就在我的眼前，但我眼睛里却是另外一幅画面，一幅寻找林吉贤线路的画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人找起来应该不难，不管他现在在哪儿，沿着他沉沦的轨迹总会找到他——只要他还健在。

此时我突然发现没有网络的难处。已经习惯了从网上搜寻所有问题的我此时却成了无米下锅的巧妇，如果能上网的话，即便找不到他现在的住所，至少能查出些蛛丝马迹，或者至少有个电话，可现在摆在眼前的只是些冷冰冰毫无用处的文字。早已被电脑和电话等现代化科技产品奴役的我此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仿佛没有了它们我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法宝。

当务之急，我得赶紧找台电脑，或者电话，否则我怎么去找这个目前看来无比重要的人物呢？

或者，让吴丽丽帮我找？

这个念头刚一出现，我就迅速否决了。毕竟在我心里，我和吴丽丽是相互利用关系，如果我把所有底牌都告诉她，那我就没有了利用价值。更何况，我根本就不希望意图还不明朗的大谷基金会得到全部的秘密。

可我怎么才能找到电脑和电话呢？

我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在书房里踱起步来。想找到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跑出去，可跑出去实在太危险了，没准在找到它们之前我就被警察或别的什么人抓走了——可要是不出去，我何年何月才能知道林吉贤呢？

不如尝试着让吴丽丽帮我弄台过来？至于借口……总会有的吧，但愿“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俗语能起点作用。

决定已下，我重又坐了回去，继续把头靠在椅背上想着别的线索。突然，再次盯着天花板的我想起了昨晚楼顶莫名的响声……

我拿起昨晚的那两根笔，转身朝门口走去——与其夜晚被吓得臭死，还不如趁着有太阳的陪伴去探个究竟。

没有了昨晚的胆战心惊和蹑手蹑脚，我轻声地朝三楼走去。来到那间屋子的门口，我缓缓地把耳朵贴在了门上——毫无动静。

我敲了敲门，推了几下，还是没有动静。好吧，不管里面是一无所有还是有人不敢应声，反正吴丽丽来的时候我会问清楚的。不过在问清楚之前我不能大意，万一有个什么我岂不是危险了？于是我灵机一动转身走下一楼，搬起客厅的茶几堵在了门口，还同时把一个花瓶放在了茶几上，让花瓶一半在茶几上、另一半悬空——只要有人推门，花瓶就是一个极好的报警器。

一切安排妥当，我颇有些得意地转身离开。刚走了几步，我看到了那间通往天台的卧室——虽说好奇害死猫，可我还是走了进去。

我再次使劲推了推卧室与天台连接处的玻璃门，纹丝不动。无奈之下我只好站在门前，可怜吧唧地看着窗外偌大的天台，而天台的远处依然是那些沉默的远山。

林吉贤——你真的是丁教授给我的暗示吗？你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回到了书房。桌上那些书已经没有研究的必要了，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关于林吉贤线索的记述。我把这些书全都堆在了地上，然后来到那四排书架前，逐一地看了起来，希望能从中发现关于林吉贤的任何眉目——掉进海里的人总希望能抓到任何可能的木板，现在的林吉贤对我而言，就是那唯一的木板。

太阳看倦了我无聊乏味的行为，恨恨地躲到了山下，只给屋子里留下了一片昏黄。

我揉着发疼的脖子，一无所获地走向了厨房。把食物放进微波炉后，我打开了电视，然后躺在沙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声音——吴丽丽，你什么时候才能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