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哪里也不想去，如果无须再踏出这所房子半步，我想我会很快活。我甚至不怀念工作，只盼着跟斯科特一起安全、温暖地待在这个安乐窝中，没有人打搅。

最近天气不佳，晦暗阴冷、寒气入骨的阴雨已经接连下了好几周，狂风呼啸着从林间刮过，淹没了火车的轰鸣声，再也听不见“轰隆隆”的车声蛊惑着我奔赴他乡了。

今天我哪儿也不想去，不想逃，连上街也不情愿。我想待在这儿，跟我丈夫窝在一块儿，打个电话让他提早下班，趁着下午时分做爱，然后边看电视边吃冰激凌。

当然，待会儿我必须出门，因为今天约了卡马尔。最近我一直在跟卡马尔聊斯科特，聊我以前犯的错，我是个多么不称职的太太。卡马尔说，我必须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到别处寻求快乐。他说得对，我明白；但事到临头我又转念一想，见鬼去吧，人生苦短啊。

我想起我们全家在那年复活节学校放假期间去圣马尔盖里塔度假。当时我刚满十五岁，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个比我年长许多的男人。对方大约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出头，他约我次日一起去航海。当时我哥哥本在场，对方也邀请了他，不过一向护着我的本又端出了哥哥派头，声称我们不该去玩儿，因为他不相信那家伙，那是个变态佬。当然了，那中年男子确实变态。但当时我恼火至极：还能上哪里找到乘坐私人游艇环游利古里亚海的美事？哥哥告诉我，以后这种机会多的是，我们的生活将充满奇遇。于是我们没有赴约，那年夏天本的摩托车在A10大道上失控，我们便一直没能一起扬帆航海。

我想念与本在一起的时光；我们两人无所畏惧。我把关于本的一切都告诉了卡马尔，我们也正在一寸寸地逼近真相，赤裸裸的真相——那些关于麦克的前因后果。对卡马尔倾吐是安全的：鉴于医患保密协定，他不能对任何人透露。

但就算没有这种约束，我觉得卡马尔也不会告诉别人。我打心底里相信他。但我始终没有把真相一股脑儿全告诉他，并不是怕他的反应，怕他对我有什么看法，而是因为斯科特。如果我把不能告诉斯科特的事告诉卡马尔，感觉像是一种对斯科特的背叛。按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斯科特不忠，跟卡马尔交心应该算是小菜一碟吧；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感觉更糟，因为这不是玩虚的，这是我的心声，而我并未向斯科特倾吐。

我仍然有所保留，因为显而易见，我不能把自己的感觉通通告诉卡马尔。我知道，治疗的意义恰在于此，但我做不到，我不得不讲得云遮雾绕，不得不将某个情人或前男友的事情安到另一个头上。但我觉得没关系，因为那些男人的姓名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们给我的感觉——窒息、饥渴、不得安生。为什么我不能得偿所愿？为什么他们不能干干脆脆把我想要的给我？

好吧，有时候他们确实满足了我，有时候我所要的只是斯科特。如果我能学会抓住此刻的感觉，学会享受当下，一心关注手中的幸福，而不是朝秦暮楚、心思飘忽，那一切都会风平浪静。

晚上

与卡马尔相处时，我不得不打起精神。当他用褐色的双眼凝望着我，当他把双手搁在腿上，两条长腿交叠在一起，我又怎么管得住自己不开小差，不去想我们两人能如何百般缠绵呢？

我必须打起精神。卡马尔与我已经聊过本死后发生的事，我离家出走之后的事：我在伊普斯威奇待了短短一阵子，在那里与麦克相识。当时麦克在一家酒吧之类的地方打工，回家路上开车来接我。麦克真心替我难过。“他甚至没有急吼吼地……知道吧。”我说着笑了起来，“我们到了麦克住的公寓，我开口要钱，他直愣愣地盯着我，仿佛我脑子有毛病。我告诉他说我够年龄了，但他不买账。他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我十六岁生日，那时他已经搬到了霍克汉姆附近的一所老宅。那栋小屋位于死胡同的尽头，也算是坐拥一圈土地，离海滩大约有半英里远，老宅的一侧环绕着一条旧铁轨。夜晚时分，我毫无睡意地躺着（当时我们经常嗑药，一天到晚嗨得很），想象自己能听见火车的轰鸣声；我一度深信自己会起身去寻找点点灯火。”

卡马尔挪了挪坐姿，缓缓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表示我必须说下去。

“跟麦克在一起的时光真的挺快乐，我在他那里住了……天哪，总共有三年左右吧。我离开的时候已经十九岁了。没错，十九岁。”我说。

“既然你在那儿挺快乐，那为什么要离开？”卡马尔问道。我与卡马尔的对话居然已经到了这里，我还没有料到这么快就会到这里呢。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故事编好，我做不到，故事讲得太快了。

“麦克抛弃了我。他伤了我的心。”我说。这是真话，但也是谎话。我还不准备把真相对卡马尔倾囊相告。

到家时斯科特不在，我取出了笔记本电脑，破天荒第一次在网上搜了搜他。十年来头一次，我寻找着“麦克”的下落，但我没有找到。世上有成百上千个克雷格·麦肯齐，但偏偏没有一个像是我的“麦克”。

2013年2月8日，星期五

早上

我在林间散步。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眼下差不多已经快到破晓时分。除了头顶树丛中的喜鹊偶尔“叽喳”几声，四周一片死寂。我能感觉到喜鹊们在审视我，全都目光如炬，老谋深算。一群喜鹊。“一是忧，二是喜，三是小丫头，四是小小子，五是银，六是金，七是一个永远不能提起的秘密。”童谣我也会唱几首。

斯科特不在家，到苏塞克斯去了。他是昨天上午走的，要到今晚才会回来。我可以为所欲为。

斯科特出门前我告诉他，普拉提课后我会跟塔拉一起去影院看电影，到时候我的手机会关机。我也跟塔拉打了声招呼，提醒她斯科特可能会打电话查岗。这次塔拉总算开口问我在玩什么花样，我只是眨眨眼冲她一笑，她也放声大笑起来。也许她挺寂寞，耍耍小花招能给她的生活加点儿料。

接受卡马尔的治疗时，我们聊起了斯科特和笔记本电脑的事。那件事大约发生在一周前。最近我一直在找麦克，上网搜过几回。我只不过想知道他在哪里，做些什么。时下互联网上几乎能搜出所有人的照片，我不过想看看他的模样。但我没有找到，于是当晚早早便上床睡了。斯科特在熬夜看电视，而我则忘了删除网页浏览记录。纯属低级错误——通常我在关机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删除网页浏览记录，无论我上网浏览了些什么内容。我知道斯科特总有办法查出我的动向，人家毕竟是技术专家嘛，但那样终究会多绕几个弯，所以大多数时候他也懒得去费神。

不管怎么样，总之那天我忘了删记录。次日斯科特便跟我惊天动地大吵了一架，斯科特追问“克雷格”是谁，我搭上克雷格有多久了，在哪里结识此人，他又有哪点不如“克雷格”。我一时犯傻，告诉他克雷格是我的旧友，结果害得事情更加难以收拾。卡马尔问我是不是怕斯科特，我听了真的火冒三丈。

“他是我丈夫。”我厉声说道，“我当然不怕他。”

卡马尔看上去被吓了一大跳，其实我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我没有料到自己会如此生气，会如此护着斯科特。

“梅根，很多女人都怕自己的丈夫。”卡马尔说。我本想开口说话，但他抬手示意我噤声。“你提到了他的种种行为：查你的电邮，查你的网页浏览记录。从你的口吻听来，这一切似乎司空见惯、非常正常，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梅根。侵犯他人隐私到了这种地步并不正常，通常会被视为一种精神虐待。”卡马尔说。

我笑了——他的话听上去真煽情。“如果对方不介意的话，又算得上什么虐待？”我告诉他，“我就不介意。”

他对我微微一笑，笑得颇为凄然。“你不觉得你应该介意吗？”他问道。

我耸耸肩。“也许吧，但事实是，我确实不介意。他爱吃醋，占有欲强；他就是那种人。这些并不妨碍我爱他，而有些架并不值得吵。我行事通常很小心，不留蛛丝马迹，所以这通常不是个问题。”

卡马尔微微摇头，动作轻得几乎难以察觉。

“作为医生，你不是来对我评头论足的吧。”我说。

治疗结束后，我问他是否想跟我喝一杯。他一口拒绝，声称那很不妥。于是我跟着他回了家——他所住的公寓就在诊所所在的那条街的街尾。我敲敲他家的门，等他开门时，我问道：“那这样妥当吗？”我伸手搂住他的脖子，踮起脚尖吻他的嘴唇。

“梅根，”他的声音跟天鹅绒一般轻柔，“别这样。我不能。别这样。”

欲迎还拒，欲拒还迎——其中百般滋味妙不可言。我是多么想要挽留住这种感受，不让它从指间溜走。

凌晨时分我起了床，感觉头晕得很，脑子里一团乱麻。我不能独自毫无睡意地躺在那儿，心中一味权衡得失。于是我起身穿戴整齐出门散步，结果走到了这儿。我四下溜达着，想着“他”与“她”的台词，想着诱惑与释放，想着如果我能安下心，选择坚持而非纠结，那岂不是再好不过。如果我苦苦追寻的东西永远也得不到，那怎么办？如果世间并无此物，那怎么办？

清晨寒气入骨，我感觉指尖隐约泛青，心里只盼着躺在林间任由寒意侵袭。可惜不行，离开的时候到了。

回到布伦海姆路的时候已经快到早晨9点钟。绕过街角，我一眼就望见了她，她正推着婴儿车向我走来，她家宝宝居然破天荒没有哭闹。她望望我，点点头，有气无力地对我露出笑容，我却没有搭理。通常我会装出客气的样子，但今天早上我感觉自己回归了本色，整个人飘飘欲仙，即使勉强也装不出来。

下午

下午我睡着了，醒来时焦躁不安，感觉满心内疚。没错，我确实内疚，只是内疚得还不够。

我想起他在夜半时分离开，又一次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们绝不能再犯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他穿上衣服，拉上牛仔裤；我则躺在床上笑出了声。因为上次他也这么说，还有再上次，再上上次。他狠狠地望了望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眼神并非恼怒，并非轻蔑，那是一种警告。我心神不定。我在家里走来走去，无法安生，怀疑似乎有人趁我睡着时潜入了家中。家里的一切都在原位，但却感觉有些异样，仿佛东西被人小心翼翼地动过，仿佛家里还藏着什么人，总是恰好躲开了我的视线。我把通往花园的落地玻璃门反复查了三次，但门锁得好好的。斯科特怎么还不回来呢？此刻我需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