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三节

一天夜里,科伯恩去凯悦酒店告诉基恩·泰勒,他需要在明早拿到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伊朗里亚尔。

他没有说为什么。

泰勒从盖登那里搞来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百元美钞,然后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城南的一个地毯商,约定了兑换汇率。

泰勒的司机阿里很不情愿带他进市中心,尤其是在夜里,但一番争论后,阿里同意了。

他们进入地毯商店。泰勒坐下,同地毯商喝茶。又进来了两个伊朗人:一个人据说将负责换汇,另一个人则是这人的保镖,看上去像是小流氓。

地毯商说,上次通话后,汇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有利于地毯商的变化。

“你耍我!”泰勒怒不可遏,“我不会同你们这些人做生意!”

“这是你能拿到的最优汇率。”地毯商说。

“是个屁!”

“你带着那么多钱来城市的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

“我可不是一个人。”泰勒说,“还有六个人在外面等我。”

他喝完茶,站起身,缓缓走出商店,钻进车子。“阿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朝北行驶。泰勒指挥阿里找到另一个地毯商——商店开在王宫旁边的一个伊朗犹太人。泰勒进门的时候,那人正要关门。

“我想把美元换为里亚尔。”泰勒说。

“明天再来吧。”那人说。

“不,我今晚就要。”

“要换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我必须今晚换。”

“干什么用?”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

地毯商人点点头。他同EDS公司的人做过交易,他知道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我看看怎么帮你。”

他将商店后部的弟弟叫出来,支出去。然后他打开保险箱,取出所有的里亚尔。他和泰勒站在那里数钱——商人数美元,泰勒数里亚尔。几分钟之后,一个孩子抱着一堆里亚尔进来,放在柜台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泰勒意识到,地毯商正在尽量收集货币。

一个年轻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将摩托停在外面,提着一大袋里亚尔进来。他进店的时候,有人偷了他的摩托车。年轻男子扔下袋子,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追赶小偷。

泰勒继续数钱。

这是处在革命风暴中的德黑兰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约翰·豪威尔变了。每过一天,他身上正直美国律师的气质就减一分,刁滑伊朗谈判家的气质就增一分。最大的变化是,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贿赂。

梅赫迪——一名偶尔为EDS公司工作的伊朗会计——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在伊朗,很多事都是靠友谊达成的。要成为达德加的朋友有几种办法。我可以每天在达德加门外坐着,直到他开口同我说话。我成为他朋友的另一种办法是给他二十万美元。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安排这种事。”

豪威尔同谈判组的其他人商讨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梅赫迪是想充当行贿中间人,就像“深喉”做过的一样。但这一次,豪威尔并没有当即拒绝为了保罗和比尔重获自由而行贿。

他们决定接受梅赫迪的提议。他们可以揭发达德加接受贿赂,使他身败名裂。或者,他们可以相信梅赫迪能做好安排,给钱了事。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确认,达德加是否可以被买通。

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同梅赫迪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个会计同“深喉”一样神经质,不允许EDS公司的人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他总是在凌晨或深夜同他们见面,要么在他家,要么在小巷里。豪威尔一直强烈要求达德加释放明确的信号——只穿一只袜子来开会,或者领带系反了。梅赫迪则提议模糊处理,比如让达德加为难美国人。有一次,正如梅赫迪预计的那样,达德加确实让他们很为难,但达德加迟早都会为难美国人。

让豪威尔为难的不止达德加一个人。豪威尔每隔四五天就会与安吉拉通电话,她想知道他何时回家。他不知道。保罗和比尔总是向他打听实质性的进展,但他进展缓慢而不确定,他无法给他们明确的时间表。这让他备感沮丧。当安吉拉开始问他最晚什么时候能回来时,他只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梅赫迪的提议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梅赫迪将豪威尔介绍给一个自称与达德加相熟的律师。律师不需要贿赂,只要求正常的律师费。EDS公司聘用了这名律师,但下一次会面时,达德加说:“没有人同我有特殊关系。如果有人说他们跟我很熟,不要相信他们。”

豪威尔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就是那律师在说大话?还是说,EDS公司的谨慎让达德加有所警觉,放弃了索贿的要求?他不得而知。

1月30日,达德加告诉豪威尔,他对EDS公司的伊朗合作伙伴阿波尔法斯·马哈维感兴趣。豪威尔开始准备EDS公司同马哈维交易的材料。

豪威尔现在相信保罗和比尔纯粹是商业人质。达德加对腐败的调查也许是真的,但他现在知道,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所以,他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才能继续羁押他们。伊朗人起初想要美国人答应建造的电脑化福利系统,或者把他们的钱要回去。给他们福利系统意味着重新商议合同,但新政府对重新商议合同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很可能明天就会下台,无法保证完成交易。

如果达德加不接受贿赂,不相信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也没有收到他的上级下达的释放他们的命令,那留给豪威尔的只有一个选择:支付保释金。侯曼博士还没能促使达德加降低保释金。豪威尔现在开始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把一千三百万美元从达拉斯弄到德黑兰。

他逐渐了解到,德黑兰有一支营救队。美国公司的老板竟然会发起这样的行动,这令他无比震惊。但他同时也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能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那就会有人准备好了将他们弄出伊朗。

莉兹·科伯恩担心得都快疯了。

她同托妮·德沃兰奇克和托妮的丈夫比尔坐在车里,他们正要前往格伦威尔大街的皇家东京饭店,那里距“秘方”餐馆不远。莉兹和托妮同玛丽·斯卡利在“秘方”喝代基里酒时,玛丽的一句话搅乱了莉兹的整个世界——她说:“我猜他们都在伊朗。”

那句话之后,莉兹就一直活在恐怖之中。

杰伊是她的一切。他是美国队长,是超人,是她的整个生命。她不知道没了他,自己怎么过。一想到要失去他,她就六神无主。

她常常给德黑兰打电话,但从来没有找到他。她每天都打电话问梅夫·斯托弗:“杰伊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还好吗?他能活着离开伊朗吗?”梅夫努力安抚她,但不会向她透露什么,所以她要求同罗斯·佩罗说话,梅夫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她就会打电话给她母亲,哭诉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沮丧。

德沃兰奇克夫妇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竭力帮她摆脱焦虑。

“你今晚干什么去了?”托妮问。

“去购物了。”莉兹说。

“买了什么?”

“买了。”莉兹哭起来,“我买了一套黑礼服,以防杰伊回不来。”

在等待行动的日子里,杰伊·科伯恩对西蒙斯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天,梅夫·斯托弗从达拉斯打来电话,说西蒙斯的儿子哈里非常担心父亲,想同他说话。哈里打电话回父亲家,负责看守农场的保罗·沃克说他不知道西蒙斯去哪儿了,建议哈里给EDS公司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哈里很焦虑,斯托弗说。西蒙斯在电话里安抚了儿子。

西蒙斯告诉科伯恩,哈里有些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他从未提起过布鲁斯,很久之后科伯恩才知道西蒙斯有两个儿子)。

西蒙斯常常谈起自己的妻子露西尔,以及他退休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非常亲密,西蒙斯似乎后悔自己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妻子。“珍视你的妻子吧,”他劝科伯恩,“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荒谬的是,西蒙斯的建议给科伯恩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嫉妒西蒙斯和露西尔有过的伉俪情深,他也想这样,但他知道自己同莉兹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不禁怀疑自己的真爱其实另有其人。

一天夜里,西蒙斯笑道:“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西蒙斯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西蒙斯会解释,有时候不会。这一次,西蒙斯给出了解释——西蒙斯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觉欠罗斯·佩罗的情。

突袭山西战俘营的后果是苦涩的。尽管突袭队员没有带回一个美国战俘,但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西蒙斯希望美国公众能如此看。在早餐会上,他同国防部长梅尔文·拉尔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消息发布给媒体。“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行动。”他告诉拉尔德,“他们是美国战俘。帮助自己的同胞是美国人的传统。上帝啊,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很快就发现了拉尔德在怕什么。媒体和公众将这场突袭看成是失败——因情报错误而导致的另一场灾难。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美国营救战俘行动失败。罗伯特·道尔参议员提出表扬这次行动的议案时说:“一些战俘已经在战俘营里熬了五年。”肯尼迪参议员答道:“但他们还活着!”

西蒙斯去白宫接受了尼克松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将由国防部长拉尔德授予奖章,但只能得到嘉奖绶带,这只比优异表现绶带好一点,军队戏称其为“绿条子”。得知这一点后,西蒙斯怒不可遏。他打电话找参谋长韦斯特摩尔兰德将军。接电话的是代理参谋长帕尔默将军。西蒙斯将“绿条子”的事告诉了帕尔默,然后说:“将军,我可不想让军队难堪,但我的队员很可能把嘉奖绶带贴在拉尔德先生的屁股上。”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拉尔德给其他队员授予了四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五十枚银星勋章,没有“绿条子”。

突袭行动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他们是从新来的战俘口中了解到的)。这次行动的重要副作用就是战俘营——战俘们被永久地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被关闭了,所有美国人被送到两个大监狱,那里没有足够的牢房单独关押战俘。不过,世界将这次行动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西蒙斯觉得自己的队员们蒙受了极大的不公待遇。

他痛苦失望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周末,罗斯·佩罗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说动了军队,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队员们从世界各地召集起来,将他们介绍给他们试图营救的战俘们。那个周末,西蒙斯觉得他的队员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感激。而这都拜罗斯·佩罗所赐。

“所以我来了。”西蒙斯告诉科伯恩,“我他妈的当然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科伯恩想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出生那会儿的事,他非常明白西蒙斯为何会感激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