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特·狄克斯坦选定的目标是法国的一家核电站，只是因为他的法语相比欧洲各国语言（英语除外）来说是他唯一讲得还算可以的，而英国又不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之内。他搭乘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前往目的地，乘客中有各色各样的学生和游客。窗外掠过的乡野是蒙着尘土的南方葱绿，更像加利利，而不像狄克斯坦幼时的“故乡”埃塞克斯。他长大之后遍游各国，像任何常客一样随意搭乘飞机，但记忆犹新的仍是英格兰东部南临大海、西部紧靠帕克湖地平线的那个时期。他还能记得，在他完成受戒礼及父亲去世后，开始自认为成了男子汉的时候，那条地平线是如何突然退去的。那时，和他同龄的男孩子已经在码头上或者印刷厂谋到了工作，娶了当地的女孩，在离父母居所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找到房子，住了下来，他们的抱负就是喂养一条夺冠的猎犬，看着西汉姆联队赢得奖杯，并且买上一辆轿车。但是，年轻的纳特却琢磨着去加利福尼亚或者罗德西亚或者香港，当一名脑外科医生或者考古学家，或者成为百万富翁。一方面，他比大多数同龄人聪明；另一方面，对那些人，外语是怪异的外国话，更像是学校里的代数课，而不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当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他是犹太人。狄克斯坦童稚时代的棋友哈利·切斯曼智力体力俱佳，而且脑子很快，但他自视是伦敦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相信自己会永远如此。狄克斯坦心中明白——尽管他不记得有谁当真对他这样说过——犹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出生，总能一路进入最好的大学，开创例如动画这种新型产业，成为最成功的银行家或律师或制造商，而如果他们不能在出生国做到这一点，就会移居其他地方从头干起。狄克斯坦在回首童年的往事时会觉得奇怪：一个受了几个世纪迫害的民族居然如此坚信自己的能力，凡是想干的，就一定能够办成。就像他们需要核弹时，就要出去搞到。

传统是一种令人惬意的东西，却无法给予他方式和方法上的帮助。

核电站在远处隐隐出现。随着汽车驶近，狄克斯坦意识到，那个反应堆比他设想的要大，占了十层楼的体量。他原以为是可以塞进一间小屋的东西呢。

可以看出外围的安全防范只是属于工业范畴而不是军事级别。主体建筑的周围是高高的篱墙，但是没设电网。在导游进行着常规讲解的时候，狄克斯坦盯着门房里边，警卫只有两台闭路电视屏幕。狄克斯坦心想：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五十个人弄进院子，而不会让警卫感到有什么异常。他略有不快地认定，这表明他们还另有防备。

他随其他人下了车，穿过停车场那条柏油碎石路，走进接待大厅。这栋建筑物的设计是为了让公众接受对核能的这样一种观念：养护极佳的草坪和花圃，有很多新栽种的树木，处处都涂着白漆，不见烟尘，一切都清洁和自然。狄克斯坦回头朝门房望去，看到一辆灰色的欧佩尔轿车停到了路上。车中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下车对警卫说了些什么，警卫看似指点着方向。车里有什么东西在阳光下闪烁。

狄克斯坦随着旅游者的队伍进入休息室。室内有一只玻璃柜，里面放着该核电站的橄榄球队赢得的奖杯。墙壁上悬挂着一幅该建筑物的航拍照片。狄克斯坦站在照片跟前，将其中的细节部分牢记在脑子里，随意琢磨着他该如何突袭这地方，而头脑深处则担心着那辆灰色欧佩尔轿车。他们由四名身穿神气制服的电厂女接待员引导着在厂里转了一圈。狄克斯坦对叶轮发电机、围墙上布满控制盘和开关的宽敞控制室，以及专为保护鱼类使之返回河流而设计的吸水系统都不感兴趣。他不清楚，欧佩尔车里的人是否在跟踪他，果然如此，而这又是怎么引起的。

他对传输港兴趣极大。他问女接待员：“燃料是怎么运到的？”

“用卡车。”她狡黠地回答。参观的人群联想到装铀矿的卡车在乡间驰骋，都咯咯地惊笑起来。“没有危险的。”她在得到预期的笑声之后，马上接口说，“直到进入反应堆之前，根本就没有放射性。燃料从卡车上卸下之后，直接进入升降机，提到七层楼上的燃料库。从那儿以后，一切就都是自动的了。”

“交接的数量和质量是如何检测的呢？”狄克斯坦问道。

“那是由燃料制作厂完成的。交付的燃料在那里封装，这里只检查封印。”

“谢谢。”狄克斯坦点着头说，心中暗自高兴。整条系统并不像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珀法坲先生所宣称的那样严密。狄克斯坦的头脑里开始形成一两条谋划。

他们参观了正在工作中的反应堆装载机。在全部遥控之下，该机器将燃料从贮存库装进反应堆，又把装燃料槽的水泥罐提起，进行燃料更新和替换，最后自动关闭水泥罐，把用过的燃料倒进充满水的管道，注入冷却池。

这时，讲着一口地道的巴黎法语的女接待员，用奇怪的引诱腔调说：“反应堆有三千个槽罐，每个槽罐里各有八根燃料棒。燃料棒能连续使用四到七年。装载机每次启动要更换五个槽罐。”

他们继续前进，观看冷却池。在二十英尺深的水下，用过的燃料被装入容器，然后冷却，但仍有很高的放射性——因此被封进五十吨的铅炉中，每个铅炉里封装二百个单位放射性物质，然后经过公路或铁路运输到再加工处理工厂。

在休息室中，女接待员为大家提供了咖啡和糕点，狄克斯坦借机回忆着刚刚学到的东西。他想到，既然最重要的是得到铀，他可以偷取用过的燃料。现在他明白为什么没人提过这样的建议了。拦截卡车轻而易举，这他能够独自办成，但如何把一个五十吨的铅炉偷运出法国到达以色列而不被任何人注意到呢？

从电站里盗取铀也不是什么可取的主意。是啊，他得以进来侦查，甚至还受有导游的引领的观光，这一事实就表明了这儿的安保相当松散。但是电站内的燃料被封锁在一个自动的遥控系统内。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在提炼核燃料并进入冷却池的过程中下手。随后，他的思绪又回到该如何使偷运盛有放射性物质的巨大铅炉通过一些欧洲港口的问题了。

狄克斯坦心想，应该有办法闯进燃料储存库的，然后就能手工操作，把那些东西装进升降机，再取下来，放到卡车上，随即将车开走。但那种做法会在一段时间内被掌控目标电站的部分或全部工作人员察觉，而他得到的指令是把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一位女接待员要给他重新斟满杯子，他接受了。他相信法国人会提供优质的咖啡。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开始讲述核安全问题。他身穿一条没熨过的裤子和肥大的毛衣。狄克斯坦观察到，科学家和技术员全都有类似的外观：他们的衣装是旧的，搭配不佳，但穿在身上舒服，如果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蓄着胡须，那通常也是漫不经心而并非浮华虚荣的表现。他觉得那是因为工作人员个性的力量一般来说微不足道，而富有内涵的头脑才是一切，因此没必要给人留下外观上的印象。不过，也许这正是一种浪漫的科学观。

他没怎么在意那番讲述。威兹曼学院的那位物理学家讲的要简明得多。“没有放射性安全水准这样的东西。”他说，“这类提法让你觉得放射性如同池中的水，如果只有四英尺深，你就安全；如果到了八英尺深，你就会淹死。但实际上，放射水准更像是高速公路上的限速——每小时三十英里比八十英里要安全，但依然不如每小时二十英里的车速，而彻底安全的办法则是根本不坐进汽车。”

狄克斯坦的脑子又转回到偷铀的问题上。恰恰是秘密这一要求，使他设想的每一个方案都行不通。或许整个事情注定要失败。他想，毕竟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对，这样说，还为时尚早。他回到了首要的原则。

他需要在燃料流通过程中下手：这一点从他今天的所见中已经十分清楚。看来，燃料在这一端并没经检测，而是直接装入系统的。他可以拦截一辆卡车，把从燃料中提取到的铀拿到，装载之后重新加封，然后贿赂或威胁司机，把空壳运走。那些没用的东西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每次五罐一步步地进入反应堆。最终，反应堆的输出已经全空。他们会做调查，进行试验。但是在提空的燃料消耗殆尽，而新的真正的燃料进入，从而使输出上升之前，不会得出什么结论。很可能，没人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那些不中用的东西进入后处理程序，提炼出来的铀将少得可怜，到那时候——该是四到七年之后了——特拉维夫的踪迹早就难以辨认了。

但他们会很快就弄清真相。不过，东西是如何运出这个国家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然而，他总算有了一个可行的谋划，心中感到振奋不少。

讲解结束了。其间有一些散乱的提问。随后，参观团就返回到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对他说：“这是我的座位。”他冷冷地盯着她，直到她走开。

从核电站回来之后，狄克斯坦一路向车后窗外望着。大约一英里之后，那辆灰色的欧佩尔汽车从一处转弯开出来，跟在大轿车的后边。狄克斯坦高兴的心情消失了。

他被发现了，要么在这里，要么在卢森堡，很可能是在卢森堡。发现他的人大概是亚斯夫·哈桑——没有理由相信他不是间谍——或者是别人。他们跟踪他应该是出于一般性的好奇，因为他们无法——有办法吗？——确知他的目的何在。他只能甩掉他们。

他在镇子内外靠近核电站的地方转了一天，或搭公交车，或打出租车，或者驾驶租来的汽车，或者步行。一天过去，他已经认清了那三辆车，那辆灰色的奥佩尔，一台脏兮兮的平板小卡车，还有一部德国产的福特和侦查小组的五个人。那几个人有点像阿拉伯人，可是在法国的这一带，许多犯罪分子都是北非人，有些人会雇用当地的助理。那个小组的规模说明了他何以没有更早地嗅出他们。他们可以不断地更换车辆和人员。到核电站的长长的往返路程是一条乡下公路，路上车辆稀少，这样他们就最终暴露了自己。

第二天，他驾车出城，接着驶上公路。福特车跟踪了他几分钟，随后便由灰色的奥佩尔接手。每辆车里都有两个人。在那台平板货车里应该还有两个人，另外还要加上守在他的旅馆中的一个人。

当他看到一座过街天桥时，那辆奥佩尔还在跟着他。从那地方开始，在四五英里之内，两侧方向都没有岔路。狄克斯坦在路旁把车停下，从车里出来，打开了车顶棚。他向公路上望了几分钟。那辆灰色的奥佩尔在前面消失了，一分钟过后，福特车也驶了过去。福特车该在下一个岔道处守候，而奥佩尔会从公路的对面返回，看看他在做些什么。对于眼下这种境况，教科书里讲得一清二楚，他们的做法也正是那样。

狄克斯坦希望那些人照书中所预料的去行事，否则，他的招数便难以奏效。

他从后备箱里取出一个可折叠的用以警示的三角徽记，放到后车轮后面。

那辆奥佩尔在公路的对面驶了过去。

他们的做法和书中所写一般无二。

狄克斯坦开始步行。

他走下公路时，搭上了看到的第一辆公共汽车，一路驶到一个镇子。路上，他在不同的时间一辆接一辆地看到了那三辆监视车。他让自己感到一种提早的胜利：他们正在落入圈套。

他从镇上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到他那辆车停下地点的附近，不过是在公路的对面。奥佩尔驶了过去，随后那辆福特在他身后二三百码的地方停了下来。

狄克斯坦拔腿就跑。

他在农庄的野外工作了几个月，身体状况很不错。他奔向过街天桥，快步过去，沿着公路另一侧的路边疾跑。他喘着粗气、汗流浃背，只用了三分钟便钻进了他撇下的那辆车。

从福特车里下来一个人，开始追他。那人此时意识到中了圈套。福特车启动了。那人朝回跑去，在车子加速时，跳了进去，车子摇晃着驶向了慢行道。

狄克斯坦坐在车里。几辆跟踪的汽车现在都在公路的对面，要一路行驶到下一个路口才能调头回来追他。以六十英里的时速，要花上他们十分钟，也就是说，他至少比他们早五分钟上路。他们追不上他了。

他发动汽车，朝巴黎驶去，哼起一支西汉姆联队看台上的曲调：“放松，放松，放——松。”

莫斯科执政者听到阿拉伯人拟造原子弹的消息时，气急败坏。

外交部惊慌失措，因为他们未能早些获悉，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恼火是因为他们不是第一个得到情报的，而党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的忧虑则是出于最不愿意看到的又一轮在外交部和克格勃之间谁该受责的争吵，前者在克里姆林宫已经有十一个月把生活搅得一团糟了。

所幸，埃及人选择的暴露消息的方式只限于一定数量的藏头露尾。埃及人想要表明：他们没有外交上的义务要将此秘密工程告诉其盟友，他们所要求的技术援助，于成功并非不可或缺。他们的姿态是：“噢，告诉你们一声，我们正在建造核反应堆，以便获取制造原子弹的铀，目的是把以色列从地球表面清除，你们看，愿不愿意给我们伸手帮忙呢？”这条周围饰以美妙外交的信息，是在埃及驻莫斯科的大使与外交部中东司代理司长的例行会面将要结束时传达过来的。

接到这一信息的代理司长十分谨慎地考虑着应该如何处理。他的首要职责当然是把这一消息汇报给他的上司，上司再报告书记处。然而，获得新闻的功劳会归于他的上司，而上司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从克格勃身上捞分的机会。代理司长有没有办法从这件事中得到好处呢？

他深知在克里姆林宫中最佳的晋升之阶，是让克格勃对你承担一定的义务。他如今处在对那些小子们施恩的有利地位。如果他警示他们这条埃及大使的消息，他们就有时间做好准备，假装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原子弹知道得一清二楚，正要由他们自己揭示这一消息呢。

他穿好外衣，打算出去到电话亭里给他在克格勃中的一个相识打个电话，以防他自己的电话被监听——他随后便意识到这种做法有多愚蠢，因为他要接通的是克格勃，正是他们监听电话嘛。于是他脱下外衣，使用了他自己的电话。

接他电话的克格勃值班员对这一套系统同样在行。在位于莫斯科环形大道上的克格勃新大楼里，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首先叫通了他上司的秘书，要求在十五分钟后紧急约见。他谨慎地避免和上司本人直接说话。他挂掉了十几个打进来的乱哄哄的电话，吩咐秘书们和传讯的人们急匆匆地在大楼里跑上跑下，取来备忘录并凑集档案。可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日常事务。可巧，中东政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日程已经在头一天打印，此时正在复印机的流程中。他把会议日程取了回来，在其上端加了一句话：“埃及武器库的最新进展专项报告。”后面是加在括号里的他自己的姓名。然后他要求把新的日程复印，但头一天的日期仍然保留，并于当天下午由专人分发到各有关部门。

之后，当他确信半个莫斯科都会知晓与这条消息有关的是他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人的时候，他这才去见他的上司。

就在那一天，还传来了一条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消息。作为埃及情报机构和克格勃之间日常交换情报的一部分，开罗发来了一份通告，说是一名叫作纳特·狄克斯坦的以色列间谍已经在卢森堡被发现，现正处于监视之下。由于当时的环境，该报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克格勃里只有一个人回味着这两条消息之间微妙的可疑之处。

他的姓名叫大卫·罗斯托夫。

大卫·罗斯托夫的父亲原是一名级别不高的外交官，由于缺乏关系，尤其是与秘密机构的联系，而使前程受阻。他儿子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便形成了他这一生做出一切决策的特征——刀枪不入的理性。他加入了当时叫作人民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克格勃前身。

他在去牛津就读时，就已经是一名间谍了。当时苏联人刚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运动尚未弄清，在那个理想的时代，英国各名牌大学纷纷向苏联情报机构敞开了大门。罗斯托夫成功地挑选了两三个优胜者，其中一个直到1968年还在从伦敦发出秘密情报。纳特·狄克斯坦是他未能成功发展的人选。

在罗斯托夫的记忆中，年轻的狄克斯坦当时可以算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的秉性适合做间谍。他内敛、专注，不肯轻易相信人。他还很有头脑。罗斯托夫仍然记得，在河畔的绿白相间的住宅里，同他、同阿什福德教授和亚斯夫·哈桑辩论过中东问题。罗斯托夫也还记得他与狄克斯坦之间对弈的那一场苦战。

不过，在他看来，狄克斯坦毫无理想主义色彩。他没有福音教派的那种精神。他在自己的信念中求得安生，但他绝无改变其余世界的愿望。大多数二战的老兵都是这样。罗斯托夫会抛下鱼饵，“当然，如果你当真想加入世界社会主义的斗争，你就得为苏联工作”，而老兵们都会说一声“屁话”。

离开牛津以后，罗斯托夫在驻一系列欧洲国家首都的苏联使馆中工作过——罗马、阿姆斯特丹、巴黎。他从来没有脱离克格勃进入外交圈。多年来他逐渐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开阔的政治目光，无法实现他父亲的殷切寄托——他该成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青年时期的真诚消失了。总的说来，他依旧认为，社会主义可能是未来的政治体系，但这一信条已经不再在他心中热情似火。他信仰共产主义就像大多数人信仰上帝一样，若是证明他错了，他也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失望之极，何况，这不会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改变。

在他成年之后，他以更大的精力去追求更狭窄的抱负。他成为了一名技术熟练的超级特工，熟谙在情报游戏中的旁门左道。而且——在苏联和西方同样重要——他学会了如何掌控官僚体制，以便为自己的胜利赢得最大的荣誉。

克格勃的第一总局是一种总部式的机构，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而大多数外勤特工属于第二总局，那是克格勃最为庞大的部门，负责颠覆、摧毁那些经济间谍以及策反任何被认定具有潜在政治敏感性的内部警务。第三总局是主要负责反间谍活动和执行特殊行动的部门，在世界各地招募最勇敢、最聪明、最卑鄙的特工。但它原先一直叫作“斯莫士（Smersh）”，后因该名称在西方造成许多令人尴尬的宣传而弃之不用。

罗斯托夫在第三总局工作，他是那里的一颗明星。

他有上校的军衔。由于他曾从一座名为“沃慕伍德灌木丛”的英国监狱中解救了一名被判刑的间谍而获得了勋章。多年来他有了妻子、两个孩子和一个情人。情人叫奥尔加，比他小二十岁，是个来自摩尔曼斯克的北欧金发碧眼美女，在他所遇到的女人中最能令他销魂。他深知，没有与他难分难解的克格勃的特许，她不可能成为他的恋人，他同样知道，她深爱着他。他们彼此相像，都知道对方是不动声色的野心家，由此也使他们的激情愈发狂热。在他的婚姻中已不再有爱情，但还存在其他的东西：亲情、同伴、稳定，以及这样的事实：妻子玛利亚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他笑不可支直到躺倒在地的人。还有那两个儿子：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并聆听偷运进口的披头士音乐的尤里·大卫多维奇；公认有着世界冠军潜质的国际象棋神童的弗拉基米尔·大卫多维奇。弗拉基米尔已经申请到第二数理学校学习，罗斯托夫相信他会成功。他的专长使他有资格入学，而且父亲身为克格勃的上校也会增添一些砝码。

罗斯托夫已经身居苏联精英的高位，但他觉得还有再晋升的余地。他的妻子不必再站在普通百姓的队伍中在市场里排队，而是与上层人士一起在别里奥斯卡购物；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个大公寓，在波罗的海海边有一座小别墅，但罗斯托夫想要一辆有专职司机的伏尔加轿车，在黑海度假地再拥有一座别墅，这样就可以在那里安置奥尔加，应邀观赏私人放映的西方颓废电影，并在年龄见长的时候享受克里姆林宫的医疗服务。

当下，他前途茫然。他今年五十岁了。他将这些年差不多一半的时光都花费在了莫斯科的一张办公桌上，另一半时间则与他的行动小队外出执行任务。他已经比其他仍在国外工作的特工年长了。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他有两个待选方向。如果他放慢脚步，并且听凭他以往的业绩被人淡忘，他就会进入设在西伯利亚新别尔斯克的克格勃第311培训学校给未来的特工授课，以此终结他的生涯。而如果他在情报游戏中赢得非比寻常的分数，就会晋升到一个负有全责的岗位，然后被委派到一两个委员会里，在苏联情报机构中开始既具挑战性却又平平安安的前程，然后就可以为奥尔加弄到伏尔加轿车和黑海别墅。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他需要努力施行另一项伟大的行动。当纳特·狄克斯坦的消息传来时，他思虑了片刻，不知这是否就是他的机遇。

他一直以一名数学教师眼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去上艺术学校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情感关注着狄克斯坦的生涯。早在牛津的时候，他就听说了他盗取一船枪支的故事，于是他就把狄克斯坦登记在克格勃的档案中。多年来由他本人和别人依据偶遇、传闻、猜测以及出色的旧式间谍手段，陆续对那份档案加以补充。该档案清楚表明，狄克斯坦如今是摩萨德的一名最难对付的特工。若是罗斯托夫能够把他的头颅用一只大浅盘带回来，前程就有了保证。

但罗斯托夫是个小心谨慎的行动人员。当他有能力挑选他的目标时，他总要挑取易于上手的。他不是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人，而且恰恰相反。他的一个更重要的才干，就是在机遇的任务分派之时隐身不现的能力。他和狄克斯坦之间的竞争将会令人不快，难分伯仲。

他会兴致勃勃地阅读从开罗来的有关狄克斯坦在卢森堡的行踪的进一步的消息报道，但他会小心翼翼地不去卷入其中。

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到达铤而走险的地步。

中东政治委员会开始了对阿拉伯核弹制备行径的研讨。那是克里姆林宫十一二个委员会之一，在这些感兴趣的委员会中都有同样派系的代表，他们都会就同样的事情发言。因为议题之大，压倒了出于派系的考虑，结果也会一致。

该委员会有十九名成员，但是两名在国外，一名生病，还有一名就在开会的当天被卡车轧了，这倒无关大局。只有三个人举足轻重：一个来自外交部，一个是克格勃的人，还有一个是书记处的代表。其余的人中就有大卫·罗斯托夫的上司，他按照一般原则召集了全体委员，而罗斯托夫本人则充当助手（正是出于这一类的迹象，罗斯托夫心中有数，他知道自己正被列于为下一步被提拔的候选人）。

克格勃对阿拉伯人的“制核行动”持反对态度，因为克格勃的势力是秘密的，而核弹会把决定权移到公共层面，从而超出了克格勃的活动范围。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外交部却表示赞成——核弹会赋予他们更多的工作及影响。党委书记处则加以反对，因为假如阿拉伯人在中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苏联人又如何在那里站得住脚呢？

会议开始后，所有议员首先阅读了克格勃的报告——《埃及武器库的最新进展》。罗斯托夫可以清楚地想象出，报告如何从一个打到开罗的电话这样的小背景中抽取出一件事实，继而引发出众多的猜测和废话，才敷衍成一篇要读上二十分钟的报告。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做过类似的事情。

外交部的一名小人物随后拖拖拉拉地阐释了他对苏联的中东政策的理解。他说，不管犹太人定居出于何种动机，以色列的复国显然是由于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支持，而资本主义的目的则是在中东建立一座前哨阵地，借以对其石油利益虎视眈眈。对此分析的任何质疑都在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进攻的事实下不攻自破了。苏联的政策是支持阿拉伯人对这一殖民主义余孽怀揣的理所当然的敌对情绪。他说，当前，尽管从全球政治来看，苏联推进阿拉伯人掌握核武器有失谨慎，然而，他们的核武器一旦上马，这仍是苏联支持政策的直接延伸。他的发言没完没了。

这番冗长的陈述让大家全都厌烦了，显而易见，随后的讨论就不那么正式了：如此这般，事实上，罗斯托夫的上司说道：“是啊，可是，废话，我们不能把原子弹给那帮疯子。”

“我同意。”书记处的人说，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他们拥有了核弹，他们就会使用。那就会迫使美国人进攻阿拉伯国家，不管用不用核武器——我宁肯说，会用的。这样，苏联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抛弃盟友，要么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又一个古巴。”有人嘀咕着说。

外交部的那个人说：“对那种形势的回答可能是同美国人签订一项条约，只要双方要同意，约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不会在中东使用核武器。”如若他能就此启动一个项目，他的工作就会在二十五年内有了保障。

克格勃的人说：“那么，如果阿拉伯人扔了原子弹，算不算我们毁约呢？”

一个穿白围裙的妇女拉着一辆放茶水的小车走了进来，会议休息了。这时，书记处的那人站在小车旁边，手里拿着茶杯，嘴里含满水果馅饼，讲起了一个笑话。“仿佛在克格勃里有一名上尉，他的傻儿子对党、祖国、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和人民这些概念难以理解。上尉就告诉那孩子，把他的父亲想成党，把母亲想成祖国，祖母想成联盟，他自己就是人民。可那孩子还是不明白。那父亲一怒之下把孩子锁进父母卧室的柜橱里。当天晚上，男孩还在柜橱里锁着，父亲开始跟母亲做爱。男孩从柜橱的钥匙眼往外看着说：‘这下我明白了！党强奸了祖国，而联盟在睡觉，人民只好站着受罪！’”

大家哄堂大笑。送茶的女士厌恶地摇着头。这个笑话罗斯托夫以前就听到过。

人们不情愿地回到会议上之后，书记处的那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拒绝给予他们所要求的技术援助，他们能不能造出核弹来？”

克格勃拿出报告的那个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能够得出肯定的答案，首长。不过，我从我们的一位科学家那里得到一份针对这一点的背景简报，看来，制造一颗粗糙的核弹实际上并不难，从技术上说，跟制造常规炸弹差不多。”

外交部的人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假设，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依旧能够造出来，也许只是会慢一些。”

“我可以做些自己的猜想。”主席尖锐地说。

“当然。”外交部的人赶紧附和。

克格勃的人继续说：“他们唯一的难题是获得铀的供应。他们到底有没有，我们毫不知情。”

大卫·罗斯托夫兴致勃勃地聆听着所有的发言。在他看来，委员会只可能得出一项决议。会议主席这时确认了他自己的观点。

“我对这一形势的解读是这样的。”他开始说，“如果我们帮助埃及人制造他们的炸弹，我们就能够继续和加强我们现有的中东政策，增进我们在开罗的影响，而且我们还处于得以控制核弹的地位。如果我们拒绝帮助，我们就疏远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很可能会处于这样一种形势：他们拥有了核弹，可我们却控制不了。”

外交部的人说：“换句话说，既然他们反正要拥有核弹，最好由一根苏联手指放在触发器上。”

主席气恼地瞪了他一眼，继续说道：“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书记处做如下建议，埃及人应该得到他们的原子反应堆的技术援助，这样的援助总是捆绑着一个观念，即苏联人掌握该武器的最终控制权。”

罗斯托夫不动声色地露出笑意，这正是他所预料的结论。

外交部的人说：“就这样提议吧。”

克格勃的人说：“我附议。”

“全都赞成吗？”

大家一致同意。

委员会开始进行日程上的下一项议题。

直到会议之后，罗斯托夫才猛然想到：如若埃及人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比如说缺乏铀的情况——造不出他们的核弹呢？他们已经出了十分地道的一招，把苏联人诱进了提供他们所需援助的陷阱。

罗斯托夫对他的家庭还有一丝亲情。他那种工作的优越性在于：每到他已经厌倦他们的时候——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确实烦人——他就到国外去一趟，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思念他们，如此便又可以容忍孩子们几个月。他喜爱大儿子尤里，尽管那孩子对低俗音乐的看法和对离经叛道的诗人们的富有争议性的观点与他格格不入；但小儿子弗拉基米尔才是他真正的掌上明珠。弗拉基米尔小时候长得十分可爱，别人还以为他是女孩呢。从一开始，罗斯托夫就教那孩子玩逻辑游戏，用复杂的句子跟他说话，和他讨论远方国家的地理问题、引擎的机械原理，以及无线电、花卉园艺、水龙头的操作方式和政治党派的工作情况。他进到任何一个班，都会在班上拔尖——不过罗斯托夫如今认为他可能在第二数理学校找到同样优秀的对手。

罗斯托夫知道，他在试图向那孩子灌输他自己未能实现的抱负。幸运的是，这种愿望和孩子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孩子知道自己聪明，喜欢做聪明人，而且立志要当一位伟人。弗拉基米尔唯一不愿意的是，他不得不做共青团的工作，他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罗斯托夫常说：“也许那是浪费时间，可是你要是不能在党内取得进步，你在任何领域再努力都不会爬到什么地位。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制度，就要爬到上层，然后从内部去改变。”弗拉基米尔接受了这一忠告，去参加共青团的会议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坚定不移的思维方式。

罗斯托夫驾车穿行于高峰时段的车流之间，往家中驶去，期待着家中平庸又愉快的夜晚。他们一家四口会一起吃晚饭，然后观看英勇的苏联特工智胜中情局的电视连续剧。在上床之前，他会喝上一杯伏特加。罗斯托夫在家门外的马路上停好车。他住的楼层里居住着上层官员，有差不多一半的人拥有像他这样的苏联制造的小轿车，可是这里并没有配车库。照莫斯科的标准，公寓算是宽敞的，尤里和弗拉基米尔都有各自的卧室，没人会睡在客厅里。

他进门的时候，家中正在争吵。他听到玛利亚气得提高了嗓门，还有摔碎了什么东西的响声，接着是一声叫喊，随后他听到尤里用污言秽语称呼他妈妈。罗斯托夫把厨房的门猛地打开，站在那里，手里还提着皮包，脸色阴沉得铁青。

玛利亚和尤里隔着厨桌面面相对。她极少这么生气，简直要发疯得落泪了，儿子则一脸成年人的难看的怨怒。母子二人中间是尤里的吉他，它的颈部已经折断。罗斯托夫登时想到，是玛利亚摔的，但随后就想，这不是争吵的起因。

他们当即向他诉说起来。

“她摔断了我的吉他！”尤里说。

玛利亚说：“他用这种腐朽的音乐给家里丢了人。”

这时，尤里又用同样的秽语骂他妈妈。

罗斯托夫放下皮包，迈步上前，扇了那小子一记耳光。

尤里在那一掌的打击之下，往后倒退了几步，面颊因为疼痛和屈辱而变得通红。那小子和他父亲一样高，骨架还要宽些：自从那孩子长大成人以后，罗斯托夫还没有这样打过他。尤里当即还了手，打出了一拳。要是击中的话，会把罗斯托夫打昏的。罗斯托夫以多年训练有素的本能迅速横向跨步，尽量轻柔地把尤里放倒在地。

“出去。”他平静地说，“等你想好向你妈妈赔礼道歉的时候再回来。”尤里爬起身。“永远不会！”他高声叫道。他走了出去，把门“砰”地甩上。

罗斯托夫摘下帽子，脱掉大衣，坐到了餐桌旁边。他拿起摔坏的吉他，小心地放到地板上。玛利亚斟了茶，递给他：他接过杯子的时候，手在发抖。最后才开口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拉基米尔考试没通过。”

“弗拉基米尔？那跟尤里的吉他有什么关系？什么考试没通过？”

“就是第二数理学校。他没被录取。”

罗斯托夫呆呆地瞪着她。

玛利亚说：“我心情坏透了，尤里还笑。你知道，他有点嫉妒他弟弟。跟着，尤里就弹起了西方音乐，我想不可能是因为弗拉基米尔不够聪明，准是家里的势力不够，说不定因为尤里，他的观点和他的音乐，让人家认为我们不可靠，我知道这么想很愚蠢，可是我在火头上摔断了他的吉他。”

罗斯托夫已经听不进去了。弗拉基米尔没有被录取？不可能的。那孩子比他的老师都聪明，普通学校培养不了他了。适合非凡聪明的学生的就是数理学校。何况，那孩子说考试不难，他觉得能得一百分，他总是在考试时心中有底的。

“弗拉基米尔在哪儿？”罗斯托夫问他妻子。

“在他的房间。”

罗斯托夫沿走廊走过去，敲起卧室的门。没有回应。他走了进去。弗拉基米尔坐在床上，眼睛盯着墙，脸涨得通红，上面留着条条泪痕。

罗斯托夫说：“你在考试中得了多少分？”

弗拉基米尔抬头看着他父亲，脸上蒙着一层稚气的疑惑。“一百，满分。”

他说。他递过来一张纸：“我记得题目，也记得我的答案。我从头到尾检查了两遍，没有错。我在规定时间之前五分钟离开了考场。”

罗斯托夫转身要走。

“你不相信我吗？”

“相信，我当然相信你。”罗斯托夫告诉他。他走进客厅，电话装在那里。他给学校打了电话。校长还没下班。

“弗拉基米尔考了满分。”罗斯托夫说。

校长安慰着说：“很抱歉，上校同志。许多天才少年都申请入这所学校——”

“他们是不是全都考了满分呢？”

“我恐怕不能泄露——”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罗斯托夫生硬地说，“你知道我会弄清楚的。”

“上校同志，我喜欢您，我也愿意您的儿子上我们学校。千万别为这事惹起轩然大波，给您自己添麻烦。如果您的儿子一年后愿意再申请，他会有绝佳的机会入学的。”

人们一般不提醒克格勃军官别给自己惹麻烦。罗斯托夫有点明白了。“可是他毕竟考了满分啊。”

“好几个申请人都在笔试中考了满分——”

“谢谢你。”罗斯托夫说。他挂断了电话。

客厅很暗，但他没有开灯。他坐在他的扶手椅中，思忖着。校长完全可以随便告诉他，所有的考生全都得了满分，但是在那种关键时刻，谎话是不易脱口而出的，回避倒是更为妥当。然而，追问结果会给罗斯托夫惹麻烦。

事情就是这样。这个梗已经拔出了。差一些的孩子反倒因为他们的父亲具备更大的势力而占据了位置。他告诫自己，别对制度发疯，要利用这种体制。

他还有他自己的梗需要拔呢。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上司菲利克斯·沃伦佐夫的电话。菲利克斯的声音听着有点怪，但罗斯托夫没去管它。“听我说，菲利克斯，我儿子没考上数理学校。”

“我听了很难过。”沃伦佐夫说，“毕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进那所学校的。”

这不是所期望的回答。此刻，罗斯托夫注意起沃伦佐夫的声腔。“你怎么这么说？”

“我儿子考取了。”

罗斯托夫好一阵没有吱声。他事先甚至不知道菲利克斯的儿子也报了名。那孩子很机灵，但远不如弗拉基米尔聪明。随后，罗斯托夫镇静下来。“那就让我第一个恭喜你吧。”

“谢谢。”菲利克斯尴尬地说，“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噢……是啊，我不打扰你的欢乐心情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那好吧。再见。”

罗斯托夫挂掉电话，把话筒轻轻地放到机座上。如果某个高官或政要的儿子走后门入了学，罗斯托夫还能据理力争：什么人的档案里都有些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唯一不能对着干的是比他位高的克格勃的人。他对推翻这一年里的晋升奖励无能为力。

如此看来，弗拉基米尔要明年再考了。可是还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的。反正到明年的这时候，他得坐上一个更高的位子，让这个世界上的沃伦佐夫们没法把他拱掉。到明年，他处理整个事情就会不一样了。他会从一开始就调来那个校长在克格勃的档案。他会弄到考生的全部名单，对可能构成威胁的任何一个人下点功夫。他要监听电话，拆看信件，发现谁在施压。

但是，他首先要进入那个权势地位。如今他意识到，他对自己生涯的洋洋自得迄今为止一直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对他这样做，他美好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

看来，他为明后两年某个时刻周密策划的手段不得不提前启动了。

他坐在昏暗的客厅里，设想着第一步行动。

过了一会儿，玛利亚走了进来，一语不发地坐在了他身边。她给他用托盘端来了吃的，问他想不想看电视。他摇了摇头，把吃的推开了。过了片刻，她悄悄地去睡了。

尤里在半夜时分微醉地回来了。他走进客厅，打开了电灯。他惊奇地发现他父亲坐在那儿。他惊恐地向后退去。

罗斯托夫站起身，看着他的大儿子，想起了他自己青少年时期成长中的痛苦，那些滥发的怒气、明晰却狭窄的是非观、快速蒙羞的狭隘和迟迟不肯认错的逃避。“尤里，”他说，“我想为动手打你向你抱歉。”

尤里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罗斯托夫用一条胳膊搂住儿子宽宽的肩膀，引着他向他的卧室走去：“我们俩，你和我，都有错。”他接着说，“你母亲也有错。我不久又要出差，我要想法给你带回来一把新吉他。”

他想亲吻他的儿子，但他们已经像西方人一样害怕接吻了。他轻轻地把儿子推进卧室，关上了房门。

回到客厅之后，他想到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他的计划已经在脑海中成型。他坐回到扶手椅中，拿出一只软铅笔和一张纸，动笔起草一篇备忘录。

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自：欧洲司副司长

抄送：欧洲司司长

日期：1968年5月24日

安德罗波夫同志：

我的部门首长菲利克斯·沃伦佐夫今天不在，我觉得下述情况十分紧急，等不及他回来了。

据在卢森堡的一名特工报告，他在那里见到了以色列的行动间谍纳撒尼尔（“纳特”）·大卫·约翰森·狄克斯坦，化名爱德华（“爱德”）·罗杰斯，绰号“海盗”。

狄克斯坦1925年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特普尼，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其父卒于1938年，其母亡于1951年。狄克斯坦于1943年加入英军，在意大利作战，晋升中士，后在莫利纳被俘。战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研读犹太语。1948年，他尚未毕业即离校，并移民巴勒斯坦，几乎立即开始为摩萨德工作。

最初，他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参与了盗窃及秘购武器的行动。在五十年代，他发动了对以加沙地带为基地、受埃及支持的一股巴勒斯坦自由战士的攻击，并亲自负责用饵雷炸死了该组织的指挥官阿里。在五十年代末及六十年代初，他是追杀逃亡的纳粹分子的暗杀小队的一名领导人。他指挥了1963年至1964年间对为埃及工作的德国火箭科学家的恐怖行动。

在他的档案中“弱点”一栏写有“未知”字样。看来他在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都没有成家。他对饮酒、吸毒或赌博没有兴趣。目前掌握到他并无绯闻，根据其档案记录，有推测认为：可能由于纳粹科学家在他身上实施了医学实验，导致他的性功能被冻结了。

在战后的1947年至1948年我们同在牛津大学期间，我本人和他有过密切接触，曾和他一起下棋。我创建了他的档案。我以特殊的兴趣追踪着他后来的行径。他如今行动出现的那片土地是我二十年来专注研究的地区。我怀疑在您的委员会的十一万下属中是否有谁比我更有资格来对付这个令人生畏的犹太行动特工。

因此，我建议您指派我来弄清狄克斯坦所负的使命，并且，如果情况适当，制止他的活动。

大卫·罗斯托夫

（签字）

致：欧洲司副司长

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抄送：欧洲司司长

日期：1968年5月24日

罗斯托夫同志：

批准你的自荐。

尤里·安德罗波夫

（签字）

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自：欧洲司司长

抄送：欧洲司副司长

日期：1968年5月26日

安德罗波夫同志：

为我最近到新别尔斯克短期公差中您和我的副司长交换备忘录一事。

我自然完全同意罗斯托夫同志的关切及您的批复，尽管我认为他如此匆忙行事并无正当理由。

罗斯托夫作为一名外勤特工，当然不会和他的上级具备同样开阔的视野，目前形势的一个方面，是他未能引起您注意的。

对狄克斯坦的最新调查是由我们的埃及盟友启动的，而且确实直到此刻仍由他们单独进行。出于政治原因，我不会建议不假思索地将他们排除在外，而罗斯托夫似乎认为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充其量只能对他们予以协助。

不消说，在协助时会涉及的情报机构之间的国际联络，应由处长一级而非副处长一级来处理。

菲利克斯·沃伦佐夫

（签字）

致：欧洲司司长

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抄送：欧洲司副司长

日期：1968年5月28日

沃伦佐夫同志：

安德罗波夫同志要我处理您5月26日的备忘录。

他同意考虑对罗斯托夫设想的政治内涵，但他不肯将主动权置于埃及人的手中，而我们只是“合作”。我刚刚与我们在开罗的盟友交谈了，他们已同意由罗斯托夫指挥调查狄克斯坦的小队，条件是应由他们的一名特工充当小队的正式成员。

马克西姆·毕克夫，主席个人助理

（签名）

（铅笔附录）

菲利克斯：在你得到结果之前，不要再以此事烦我。务必对罗斯托夫保持警觉——他想得到你的职位，除非你的想法成型，否则我就将此任务交给他。尤里。

致：欧洲司副司长

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抄送：欧洲司司长

日期：1968年5月29日

罗斯托夫同志：

开罗现已提名一特工参与你的调查狄克斯坦的小队。事实上他就是在卢森堡最初发现狄克斯坦的人，名叫亚斯夫·哈桑。

马克西姆·毕克夫，主席个人助理

（签名）

皮埃尔·波尔格在给培训学校的讲座中，总是这样说：“主动联系，始终要主动联系。不仅仅在你需要的时候，而且在每一天都要尽可能地联系。我们需要了解你在做着什么——而且我们可能会有生死攸关的信息要告诉你。”随后，学员进了酒吧，听到纳特·狄克斯坦的经验之谈：“绝不要为不足十万美金的事主动联系他们。”

波尔格对狄克斯坦很恼火。他本来就容易发火，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的时候尤其如此。所幸，怒气绝少干扰他的判断。他对卡瓦什也很恼火。他能理解卡瓦什要在罗马会面的原因，埃及人在那里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因此卡瓦什很容易找到借口造访那里，但是他们何以要在浴室见面就毫无道理了。

波尔格坐在自己在特拉维夫的办公室里生着闷气，因为他为狄克斯坦和卡瓦什以及别的未知情况而忧心忡忡。他坐在那里干等着消息，直到他开始想到，他们不会主动联系，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于是他气得发疯，把铅笔折断了，把他的秘书也轰了出去。

罗马的这家浴室，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地方注定充满了形形色色可疑的人。何况，波尔格并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他穿着睡衣睡觉，从来不去游泳，在商店里也从来不试衣服，除去早晨的一次迅速的淋浴之外从来不会赤身裸体。此时，他站在蒸气浴室里，腰间围着他能找到的最大的浴巾，觉察到自己除去手和脸，周身白皙，肌肉柔软发福，一绺正在发灰的头发垂在肩头。

他看到了卡瓦什。那个阿拉伯人身材高瘦，肤色深棕，体毛不多。他们的目光远远相遇，随后如同秘密情侣似的，虽然并肩而行，但谁都不看谁，就这样进了摆着一张床的私人浴室。

波尔格离开众目睽睽的环境，轻松了许多，急不可耐地要听卡瓦什的消息。阿拉伯人开动了机器，使床震动起来：嗡嗡的噪声淹没了可能有的窃听器。两个人紧靠着站立，压低声音交谈。波尔格感到很窘，便转过身体，不面对卡瓦什，这样就只好扭过头去说话了。

“我已经派了一个人去卡塔拉。”卡瓦什说。

“难得啊。”波尔格大大松了一口气，照法语的读音说出这个字眼，“你的部门根本就没参与这个项目嘛。”

“我有个表兄弟在军事情报局。”

“干得漂亮。派去卡塔拉的是什么人？”

“萨曼·侯赛因，是你们的一个人。”

“好，好，太好了。他发现了什么？”

“施工已经完成。他们建成了反应塔，外加一个管理人员的工作区，还有一座简易机场。他们的进展比想象的要快得多。”

“反应堆本身呢？那可是关键。”

“他们现在正做着呢。很难说需要多长时间，有相当数量的精密活计呢。”

“他们会有那份能力吗？”波尔格心存疑窦，“我指的是那一套复杂的控制系统……”

“据我的理解，控制方面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你只消把金属棒插进原子堆，核反应速度就会慢下来。反正，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另一项进展。萨曼发现那屋里挤满了苏联人。”

波尔格说：“噢，妈的。”

“因此我现在估计，他们将要拥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杂七杂八的电子学。”

波尔格坐在那把椅子上，一时忘记了浴室、震动床和他自己的柔软白皙的躯体。“这可是个坏消息。”他说。

“还有更坏的呢。狄克斯坦暴露了。”

波尔格瞪着卡瓦什，如同遭了雷击：“暴露了？”他说，好像他不懂这个词的意思，“暴露了？”

“是的。”

波尔格感到愤怒和绝望交替而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他怎么成功地……钻进去的？”

“他被我们在卢森堡的一名特工认了出来。”

“他在那儿干吗呢？”

“你应该清楚。”

“先别提这个了。”

“显然只是一次巧遇。那特工叫亚斯夫·哈桑。他是个小角色——在一家黎巴嫩的银行工作，同时密切注意到来的以色列人。当然，我们的人认出了狄克斯坦这个名字——”

“他用了真实姓名？”波尔格难以置信地说。事情越来越糟了。

“我不这么看。”卡瓦什说，“那个叫哈桑的原先早就认识他。”

波尔格缓缓地摇着头。“你可不要认为由于我们的幸运就成了上帝的选民了。”

“我们将狄克斯坦置于监视之下，并且通报给莫斯科。”卡瓦什接着说，“当然，他相当快地就摆脱了监视小组，但莫斯科正在使出大力气重新找到他。”

波尔格一手托着下巴，视而不见地盯着贴砖墙上颇具异国风情的中楣。似乎有一个世界级的阴谋，总的说来是在阻挠以色列的政策实施，具体来看则是要阻止他的计划。他真想放弃这一切，回到魁北克去，他想用钝器击打狄克斯坦的脑袋，他还想把冷静的目光从卡瓦什英俊的面孔上抹掉。

他做了一个抛掉什么东西的手势。“真棒。”他说，“埃及人在反应堆上一路前进，苏联人在帮助他们；狄克斯坦暴露了；克格勃组织了一个小队来对付他。你意识到了吗？我们可能会输掉这场竞赛。之后，他们就会拥有一颗核弹，而我们却没有。你认为他们会使用吗？”他这时握住卡瓦什的肩膀，摇晃着，“他们可是你的人民。你告诉我，他们会把核弹扔到以色列吗？你拿你的屁股打赌，他们会的！”

“别嚷了。”卡瓦什平静地说，他把波尔格的一双手从肩头拽开，“在一方或另一方取得胜利之前，还有一条长路要走呢。”

“是吧。”波尔格转身要走。

“你要联系狄克斯坦，警告他。”卡瓦什说，“他现在在哪里？”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皮埃尔·波尔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