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郊区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异常地安静。城里也没有多少车。当马赫回到韦尔德市场时终于知道了原因。大厅上方的公告板宣布下午四点半时将有重大的政府新闻宣布。工作人员都下楼集中，准备收看广播。马赫来得正是时候。

宣传部早就发现，在人们下班前公布重大新闻的做法比其他方法好得多。由于人们都在工作岗位上，周围全是熟人和陌生人，所以对公布的新闻只好全盘接受，没有私下怀疑或思考的时间。而且，广播时间是精心安排过的，这样工人在听过广播之后可以早一点回家，4点50，比如说，而不是5点。这样即使连起初反感这种做法的人也起码可以从中沾到一些恩惠。威廉大街的宣传部雇佣的心理学家比记者还要多。

刑警总部的人都集中到了大厅中。军官和职员，打字员和司机，全都挤在一起。大厅四角，四台大型电视机已经全部打开，屏幕上是一幅帝国地图，中央是一只纳粹老鹰。电视中播放着贝多芬的交响乐。接着是各种画面：猎猎飘扬的鲜红万字旗；胜利大道上的阅兵；火箭升天；康拜因在东普鲁士金黄的麦浪里收割；戴着褐领巾的金发男女儿童；鲁尔的工人炼出一炉钢水；红脸蛋的巴伐利亚农村少女在摘苹果；大型远洋邮轮徐徐下水……在过去，人们只能从“人民收音机”里听到音乐，没有画面。每隔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一名男播音员：“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然后又是庆丰收式的画面。

马赫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标准程序了？1938年，他和同学们被从教室里领出来，收听德国军队开入维也纳的新闻。在昏暗的中学室内运动场里，他们的校长，一名一战退伍老兵，泪流满面，女老师们都在拿手帕擦着激动的泪水。

1939年。那时他在汉堡的家里。和母亲坐在客厅里。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1点。电台里直播了元首对国会的演说，德国军队已于清晨开始对波兰采取行动：“……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就以身殉国……如果英国准备打一年，我们就打一年；如果英国想打两年，我们就打两年；如果英国想打三年，我们就打三年……Und wenn es erforderlich ist，will ich zehn Jahre kaempfen（如果有必要，我愿意打它十年）！”如雷的掌声。17岁的马赫注意到他母亲在哭。感到难为情，他把目光移向了别处。他望着父亲身穿帝国海军军服的照片。感谢老天！终于打起来了。现在我可以像你一样去打仗了。

下一次演说他是在海上收听的。1943年4月，苏联投降！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战略方面的天才！头一年夏天国防军发动“蓝色战役”，夺占了高加索和巴库，斯大林的战争机器因为没有石油而干涸了。接着，克莱斯特率领四个强大的装甲集团军挥师北上。秋天，莫斯科沦陷。冬天，列宁格勒沦陷。讲和。割让乌拉尔山以西全部土地。1943年6月22日，夏至节那天，国防军的120个师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300万市民全部出动。

接着是1944年。英国求和！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反情报工作方面的天才！马赫记得头一年所有的潜艇都被召回大西洋沿岸各基地，安装新型密码机。整整一年里只有14条船驶回英国。英伦三岛大饥荒。饿死三十万人。接着，利斯特元帅从高加索挥师南下，占领土耳其和波斯，同隆美尔在巴勒斯坦会师。印度发生反英大暴乱。英国议会提出不信任案。丘吉尔下台，国王退位。德军进驻伦敦。

1946年。10月3日。美国同意停战！这全要归功于元首在科学方面的天才！当年夏天，美国用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但是元首向美国本土发射了一枚A10型洲际导弹，在纽约市上空凌空爆炸。在那之后，从战略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被美国集团和德国集团之间的冷战所代替。只有在乌拉尔山的东方，由于残存的苏联不断派出游击队袭击新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才导致德国重新对其发动“惩戒”战役，最后变成20年来无休无止的边境游击战。死亡、胜利、战争、报复。一次次新攻势：秋明、阿克纠宾斯克、库尔干、车里雅宾斯克……但是战争结束之后还是有这样的新闻广播。1951年帝国元帅戈林的去世和他的国葬仪式，当时电视里播放了一整天哀乐；1962年希姆莱也得到了同样的最高规格待遇。他出访芬兰时，座机在波罗的海上空1万米处神秘爆炸。

“德意志人！请准备收听特别公告！”

马赫看看周围的观众。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有些人在喃喃交谈。可能是同苏联的停战。那些儿子、兄弟或丈夫在东方前线服役的人脸上露出了盼望的神情。他看见了耶格尔，在同VA1部（法律部）的一个女秘书开着玩笑。他看到马赫在注意他，笑眯眯地挤了一下眼睛。

一阵急促的鼓点。电视画面切换到一座建筑的外景。播音员：“现在我们即将从外交部进行现场直播。”

画面又换了。一只雄鹰站在地球上，散发着光芒。站在这个布景前面的是外交部首席发言人德莱克斯勒。此公长着两道浓密的黑眉毛，尖嘴猴腮，活像一只大马猴。马赫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在一亿多德国人里面，难道戈培尔就找不出那么一个长得比较不像罪犯的发言人吗？

“女士们先生们，我受命向你们发布外交部的公报。”德莱克斯勒开始对外交部新闻中心的记者讲话。他戴上眼镜，把稿子平摊在念稿台上，然后开始说话。

“在爱好和平及世界安全的元首和大德意志帝国人民长期的善意要求下，在欧洲联盟的支持和配合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代表元首本人，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阁下发出正式邀请，邀请其对德意志帝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本着坦率和诚实精神进行会谈，以实现德国和美国的最终和解。邀请已被接受。美国大使于今天上午通知外交部，肯尼迪总统将于九月在柏林与元首会晤。希特勒万岁！德国万岁！”

一阵鼓点。画面再度切换到帝国地图和纳粹老鹰。电视里开始播放国歌。全体人员立正。马赫可以想象得到此时德国各地的情景。在船坞和工厂里，在火车上和汽车上，在办公室、学校和商店，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歌声直冲九霄：“Deutschland，Deutschland ueber Alles！Ueber Alles in der welt！”……马赫的嘴唇也跟着一起动，但是没有出声。

“又是一堆操蛋的活儿，”耶格尔说。他的脚高高跷在桌子上，吧嗒吧嗒地抽着一支雪茄。“谁要是说‘元首日’就是保安工作的噩梦，那才是扯淡。肯尼迪来的时候，全城警察都得累个臭死，连想都不用想。”

马赫笑着看他：“我想，马克斯，你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历史性意义。”

“我操它的历史性意义。我只想到我的睡眠。现在炸弹已经像炮仗一样到处乱响了。看看这个。”

耶格尔把腿从桌子上挪下来，开始翻腾他面前的一堆卷宗。“你在哈维尔湖玩儿的时候，咱们这儿有人却得埋头干活。”他翻出一个信封和一张打字报告。这是份PPD档案——里面放的是死者遗物。耶格尔从信封里抽出两本护照，递给马赫。一本护照属于一个党卫军军官，保罗·哈恩；另一本是个年轻女性的，护照主人名字叫玛格达·福斯。

“漂亮妞儿，是吧？”耶格尔说。“他们刚结婚。从斯潘道开车去坦珀尔霍夫。到地中海去度蜜月。男的开车。路过瑙讷大街，一辆卡车横冲过来，把马路挡住了。里面跳出来几个人，拿着枪。新郎慌了，改成倒档。嘭！撞上了路灯。正在换一档，砰！恐怖分子开枪了。一枪打中脑袋。嗝屁了。小玛格达跳出车，准备逃跑。砰！又一枪。新娘也完蛋了。蜜月也完蛋了。什么都完了。两家子人还在斯潘道高高兴兴地给新人祝酒，吃吃喝喝呢。两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告诉他们。”

耶格尔用一块脏手绢擤了擤鼻子。马赫看着新娘护照上的照片。确实很漂亮。金发，深蓝色的眼睛。24岁。死得真可惜。“谁干的？”他把护照递回去。

“波兰人。”耶格尔一根根地竖起手指头。“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高加索人。格鲁吉亚人。俄国佬。红军。无政府主义者。谁知道呢？谁都有可能。那个倒霉死鬼把婚礼告示贴在了兵营的收发室，谁都能看到。盖世太保逮了一个清洁工，一个厨子，正在弄口供。这些兵营的佣人都是外国人。今天下午他们都被带走了。可怜鬼们。”他把护照塞回信封，然后扔到了抽屉里。“你今天混得怎么样？”

“来块巧克力。”马赫把那个瑞士巧克力盒子递给耶格尔。小小的办公室里传来了叮叮咚咚的音乐声。

“好吃。”

“关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

“关于什么？《风流寡妇》？元首最喜爱的轻歌剧。我妈简直迷得发狂。”

“我母亲也是。”

每个德国的家庭主妇都为之发狂。弗朗茨·雷哈尔的《风流寡妇》。讲的是一个虚构的欧洲小国外交官受命勾引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年轻孀妇的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的完美结束。1905年在维也纳首演，甜腻得像这座城市闻名于世的奶油点心。元首在学生时代就发狂地喜爱这出歌剧。雷哈尔在1948年去世，元首特地派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了葬礼。

“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耶格尔用他那大爪子从盒中抓起一颗巧克力，丢进嘴里。“谁送给你的？一个秘密的爱慕者？”

“我从布勒的信箱里拿来的。”马赫咬开一颗牛奶巧克力，一股粘稠的樱桃汁流进了他的嘴里。“想想吧。你孤零零一个人，没有朋友。有人却从瑞士给你送来一盒昂贵的巧克力。没有任何留言。一个八音巧克力盒，演奏的是元首喜爱的音乐。谁会这么做？”他吞下另外半块巧克力。“也许里面下了毒？”

“哦！老天！”耶格尔赶忙把嘴里的巧克力吐到手上，然后掏出手绢擦去嘴边和手上浓褐色的唾液。“说真的，扎维，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你是不是心智不健全啊？”

“我在系统性地消灭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马赫强迫自己拿起又一颗巧克力。“不。比这更糟。我在大吃大嚼国家安全案件的证据。双重的害处。破坏司法制度，同时增加自己的体重。”

“说真的，你该休息了。我说你应该马上把这盒巧克力倒到楼下垃圾筒里。然后跟我一起回家，和汉内一起吃晚饭。你看上去有一星期没好好吃过东西了。盖世太保把文件都拿走了。验尸报告也直接送到阿尔布雷希望特亲王大街。这个案子结束了。对咱们俩来说。”

“听着，马克斯，”马赫把约斯特的坦白告诉了他，包括看见格洛布斯和尸体在一起。他掏出布勒的记事本。“这里面有几个名字我要查一下。谁是施图卡尔特和路德？”

“我不知道。”耶格尔的脸突然沉了下来。“我不想再听跟这有关的事儿了。”

一道石砌楼梯通向刑警总部大楼半黑暗的底层。在楼梯口，马赫犹豫了。他手里拿着那盒巧克力。往左拐是总部大楼的水泥中庭，楼里所有的垃圾都集中到那里的几个垃圾箱中。往右拐，一条稍微明亮一些的走廊通往资料库。

他把巧克力盒夹在腋下，向右边走去。

刑警总部的资料库在锅炉房旁边，天花板上密如蛛网的暖气管道让那里闷热无比，到处是被烤热的灰尘和故纸味道。在半明半暗的灯火下，杂乱地堆放着一堆堆、一摞摞、一捆捆的资料和档案。

资料管理员是一个身材肥胖、面目凶恶的妇女，穿着特大号的黑色党卫军制服。这位胖女神以前是普洛岑西监狱的女看守。她要马赫出示证件，尽管十多年来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这里一两次。她照例仔细查看了证件，仿佛以前从未看过似的，然后凶巴巴地瞪着马赫的脸，然后把证件递还给他，同时翘了翘肥胖的三层下巴，表情介乎于感谢和冷笑之间。她竖起一根胖手指，第五百次警告他：“里面不许抽烟！”

马赫从离管理员最近的架子上拿下一本《Wer Ist's？》，一本足有一千页厚的德国著名人物名录指南。他还拿了一本党内发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人事指南》，哈尔德就是在这书里找到了布勒的资料。他抱着两本书，找了张灰尘少些的阅读桌坐下，把头顶上的阅读灯打开。墙那边，托普父子公司生产的大锅炉发出嗡嗡蜂鸣。除此以外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这里真是个被遗忘的角落。

这两本书里面，马赫觉得那本纳粹党人事指南更有用一些。这部书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版。他经常在下午和傍晚来到资料室，在暖烘烘的屋子里翻阅早年的人事指南，看那些人的面孔是如何一年年地变老。早些年的人事指南上净是些如今已经入土的老家伙：波罗的海“自由军团”战士，啤酒馆暴动参加者，冲锋队队员，鼻梁折断、脖子比脑袋还粗的打手型人物，直瞪瞪地盯着照相机，仿佛是犯人在接受警察局的拍照。这些人里看上去最顺眼的，也是摆出一副19世纪乡下老农去城里照相馆的土包子样。

但是从40年代末开始，这些老家伙一个个地消失了，人事指南上开始出现精明强干的技术型官僚。施佩尔那样的人物。知识分子。工程师。博士。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和专业训练。彬彬有礼，笑容温和，目光冷硬。

找到了一个路德。教名：马丁。不过这个马丁·路德同志看上去并不像那个赫赫有名的同名历史人物。他长着布丁一样的圆脸，黑发，戴着一副牛角眼镜。马赫掏出笔记本。

出生：1895年12月16日，柏林。1914-18，服役于德国陆军运输部门。1933年3月1日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柏林市议会中担任达勒姆区代表。1936年进入外交部。先是“Dienststelle Ribbentrop”（里宾特洛甫办公室）的主管。1940年出任外交部与党卫队之间的联络官。然后调到“Abteilung Deutschland”（德意志人事务部）。1941年7月提升为外交部助理国务秘书。1955年退休。

简历只有疏要的几行字，但是马赫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这个人的形象。野心勃勃的街头政客，干巴巴的官僚。就像几千名在纳粹党掌权后一星期内突击入党的官僚一样，政治投机分子。

他翻到施图卡尔特那一页。威廉·施图卡尔特（Wilhelm Stuckart），法学博士。人事录上的照片是在摄影室里拍的标准像，看上去像一个自负的影星。一头灰色卷发，向外凸的颧骨，酒色之徒的多肉嘴唇。马赫继续做着笔记。

1902年出生于威斯巴登。在慕尼黑及法兰克福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28年以“magna cum laude”（马赫记得这个拉丁文词组好象是“优等成绩”的意思）毕业。1922年在慕尼黑入党。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里担任多种职务。1933年担任斯德丁市长。1935-53年任内务部国务秘书。著作：《德国种族法评注》，1936年。1944年授予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荣誉军衔。1953年退出公职，从事法律业务。

这个家伙和路德截然不同。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像布勒一样的“老战士”；一个年纪轻轻就飞黄腾达的人。31岁就当上了足足有30万人口的斯德丁市长……突然间，马赫想起最近似乎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些内容。什么地方来着？他想不起来了。恩……《Wer Ist's？》没有提供更多的资料，只是说施图卡尔特没有结婚，而路德结过三次婚。马赫在笔记本里找到两页空白的纸，画下两道线，分成三栏，在顶端分别写下布勒、路德和施图卡尔特的名字。然后是三个人的简历，提升日期，职位。这是他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分析出一些看上去似乎毫无关系的人之间的某种联系。

他们出生的年代很接近。布勒64岁，路德68岁，施图卡尔特61岁。都在30年代出任公职，分别是39年、36年和35年。职位也差不多，布勒和施图卡尔特是国务秘书，路德是助理国务秘书。都在50年代退休：布勒是1951年，路德1955年，施图卡尔特1953年。他们肯定彼此认识。布勒在上星期五同另外两人见过面。那么，还能分析出什么线索呢？

马赫往后一仰，把腿翘在桌子上，看着天花板上交叉纵横、落满灰尘的暖气管道。

他想起来了！

马赫收回腿，坐了起来。

在资料室入口报刊架上，有成叠的《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报》和党卫队官方报纸《黑色军团》。他找出前一天的《柏林日报》。翻到讣闻那一版。昨天晚上他还看过。

“忠诚的纳粹党员，久经考验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威廉·施图卡尔特同志，前内政部国务秘书，于4月13日因心脏病不幸在柏林去世，享年62岁。施图卡尔特同志一生忠于党的工作，终生服务于党和帝国。1922年……”

地面似乎在微微旋转。管理员抬头凶巴巴地盯着他。“你怎么了？不舒服？”

“我很好，谢谢。帮我个忙，好吗？”他拿起一张纸片，写下施图卡尔特的全名和出生日期，“帮我找找这个人的资料。”

她看了看纸条，伸出手来：“证件。”

他掏出工作证。管理员舔了舔铅笔，在查询登记表上记下证件上的12位号码。这样刑事警察手里就会有一份记录，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扎维尔·马赫在4月15日下午申请查阅有关威廉·施图卡尔特的资料。在盖世太保要求他停止办理布勒案件整整八个小时之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又一条罪证。对此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管理员走到一座大档案柜前，仔细看了看标签，拉出一个小抽屉，飞快地翻动里面的卡片索引。“斯特鲁普，斯特伦克，斯特鲁斯，施图普纳格尔……”

马赫插嘴说：“你跳过去了。”

管理员冷笑一声，抽出一张粉红色的纸片。“施图卡尔特，威廉。有一份档案。被人拿走了。”

“谁干的？”

“你自己看。”

马赫凑过去。施图卡尔特的档案在菲贝斯的手里。VB3，性犯罪部。

中午的威士忌和傍晚的灰尘让马赫觉得干渴异常。走廊外有台饮水机，他接了一杯凉水。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像耶格尔每天这时候要做的一样，锁上抽屉，拿起帽子和大衣，下班回家，和老婆孩子呆在一起。不过对马赫来说这不是一项选择。安斯巴赫大街空荡荡的公寓，吵闹的邻居，头一天的报纸，这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他的生活圈子已经缩小到如此可怜的范围，唯一的消遣就是工作。如果他不选择这个，那还有什么可干的呢？

而且还有件事。工作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让人上瘾的麻醉剂。永远有更多的迷团要解开。谁是魏斯一家？那具湖边尸体是谁？布勒和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有什么联系？是这些迷一般的问题在支撑和推动着他的生活向前迈进。所以，没有选择。

马赫把纸杯扔进垃圾桶，向楼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