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赫发现他的公寓大门挂在破碎的铰链上直晃荡。他站在门口，手握手枪，侧耳倾听。没有动静。公寓里静悄悄的。他的公寓也被搜查过，但是要仔细得多。所有被搜过的东西都丢到了客厅中央，推成了一座小山。衣服、书籍、鞋子、往日的信件、照片、瓷器、家具……全都胡乱地堆放在一起。看上去就像是有人要用这些东西点一个火堆，但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在那堆杂物最上面，是一个木镜框。马赫的照片，20岁时拍摄的。他正在与潜艇部队总司令邓尼茨海军上将握手。他捡起镜框，走到窗边，拂去上面的灰尘。他都不记得这张照片了。为什么要把这照片丢在这儿？是警告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每艘潜艇离开威廉港之前，邓尼茨都要亲自到潜艇上为乘员送行。一个令人敬畏的人，严厉而正直，握手有力，声音嘶哑。“狩猎顺利！”他对马赫大声喊道。他对每个人都这么说。照片上有五个人，在指挥塔下面一字排开。鲁迪·哈尔德站在马赫的左边。另外三个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战死了，尸首埋葬在U-175号潜艇的残骸里，长眠于冰冷的大西洋深处。狩猎顺利。他把照片扔回到那堆东西上面。

干这活儿需要很长的时间。时间，怒气，以及对搜索工作不会被打断的确信。一定是在他被关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的那段时间里干的。只有盖世太保才有权力来搜他的房子。他想起“白玫瑰”成员在韦尔德市场附近一座大楼上写的口号：“一个警察国家是一个被罪犯掌管的国家。”

他们检查了他的邮件。一堆长时间未支付的账单——他们看到这个会兴高采烈的——和前妻的一封信，发信日期是星期二，前天。他简单潦草地看了看信的内容。她说她决定不让他去探望皮利，因为那会使孩子心绪不宁。他最好同意，否则的话她可能不得不对帝国家庭法庭陈述她的理由。她相信，为了孩子和他本人着想，不必走到这一步。署名是“克拉拉·埃克哈特”。这么说她已经恢复了婚前的娘家姓。他把信揉成一团，扔到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面。

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搜查浴室。马赫冲了个澡，刮了胡子。他在镜子里仔细检查了身上的伤痕。胸口上一大道瘀青，后背和腿上有更多的瘀青；喉咙上一道青紫色的勒痕；看上去没有实际那么糟。他爸爸以前说什么来着？他小时候每次受伤，爸爸都用这话给他止疼：“你会活下去的，孩子。”没错。你会活下去的。

他光着身子走进起居室，在那堆东西里翻出了干净的衣服、一双鞋、一个手提箱、一个皮革旅行手提袋。他原以为他们会把他的护照拿走，但是在那堆杂物的最底下找到了它。护照是1961年颁发的。当时他去意大利出差，把一个犯罪团伙成员从米兰押回来。他的照片上面盖着纳粹雄鹰的钢印，对页是内政部长塞斯-英夸特笔走龙蛇的签名，要求各国政府“对持有该护照的大德意志帝国公民予以通行便利”。照片上的那个人要年轻许多，脸蛋饱满一些，面对镜头微露笑容。天哪，他想，三年间我老了十岁。

他换上干净衬衫，然后用刷子把制服刷干净，又穿了上去。他弯腰把换洗衣服放进行李箱时，眼角扫过了一样东西。魏斯一家的照片。他把它拣起来，叠成小方块，就像他五年前发现这张照片时的样子，然后塞进钱包。如果他们问，他就说这是自己的家庭照片。他提着手提箱，环视房间一眼，然后走出门外。他尽可能把那扇门关好，虽然它已经被盖世太保给撬坏。

在维滕贝格广场的德意志银行总行营业处，马赫向坐在柜台后面的出纳员询问自己的户头上有多少钱。“4277马克38芬尼。”“全取出来。”“全部吗，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您打算关闭这个户头？”那个戴无框眼镜的出纳问道。“全部。”

马赫看着那人点出4277马克的钞票。5、10、20、50，高斯、李比希、申克尔、巴赫。100、200、500、1000，俾斯麦、齐柏林、瓦格纳、歌德。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建筑师和音乐家，诗人和政客。在帝国受到官方崇拜和颂扬的偶像们。钞票上面压着一小堆硬币。他把钱接过来，塞进自己的钱包里，与那张照片放在一起。

十年没有提升，加上七年的离婚赡养费，这一小叠钞票就是他的毕生积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刚才说什么了吗？”出纳员好奇地看着他。他刚才一定是把自己的念头给嘟哝出来了。“没有。谢谢你。”马赫拎起手提箱，走到营业厅门外，拦了辆出租车，让司机去韦尔德市场。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做了两件事。先打电话给科隆的汉莎航空公司总部，询问他们的保安处头子曼弗雷德——以前是一个刑警警官，和他熟识——检查一下星期日和星期一往来于柏林和苏黎世的所有航班，看看有没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乘客。

“马丁·路德？”曼弗雷德听起来很困惑。“你还想查别的什么人吗？查理曼大帝？沃尔夫冈·冯·歌德？”“别开玩笑。这事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我知道。”曼弗雷德答应马上去查有关信息。“听着，如果你厌倦了跟在救护车后面的生活，我这里永远有你的位子。”“谢谢！也许吧！”

挂上电话之后，马赫把那盆早已枯死的植物从文件柜顶上拿了下来。他拔出那棵吊兰，把钥匙藏在土里，把吊兰塞回去，然后把花盆放回了原来的地方。

五分钟后，曼弗雷德打来了电话。

阿图尔·内贝的套间在四楼。秘书和副官办公的外间铺着奶油色的地毯，奶油色的墙壁，隐蔽式的射灯，黑色的皮沙发，不锈钢和玻璃茶几。六十年代最时髦的装饰风格。墙上是托拉克雕塑作品的油画：躯干如赫克利斯一般强壮的男人将巨石推上山顶，庆祝帝国高速公路的诞生；女武神与“无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拉夫人”这三个恶魔战斗……托拉克教授的雕像以其大而无当的惊人尺度而赢得了不少笑话：“教授今天无法接待来访者——他正在那匹马的左耳朵上工作”。

内贝的副官奥托·贝克，一个脸蛋光滑的海德堡和牛津毕业生，抬头看着走进办公室的马赫。“我要和全国总指挥先生谈话。”“他现在谁也不见。”“他会见我的。”“他不会。”马赫凑近贝克的脸，一拳捶在桌子上。“去问他。”他听到内贝的女秘书在贝克身后问：“需要我去喊保安吗？”“等一会儿，英格丽。”从牛津的党卫军行政管理学院毕业的家伙，都喜欢装出英国绅士那种遇事不惊的派头。贝克慢条斯理地弹去制服袖子上一个看不见的斑点。“什么名字？”“马赫。”“啊，那个著名的马赫！”贝克拿起电话。“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想见您，全国总指挥先生。”他看着马赫的脸，点点头。“好的。”贝克按下桌子里面一个按钮，电动门闩咔嗒一下打开。“五分钟，马赫。他和全国领袖先生有个会面。”

通往内间的大门是用实心橡木做的，厚达15厘米。里面拉着百叶窗，外面的光线几乎透不过来。巨大的办公桌上亮着台灯，内贝正俯身阅读桌上的什么文件。他戴着放大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只巨大的蓝眼睛，像死鱼一样。他抬头看看马赫。“啊，谁来了啊？”内贝摘下放大镜，“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马赫。我猜，两手空空？”“很不幸，是的。”

内贝点点头。“我听值班警官说，现在全帝国的警察局都关满了拿不出证件的流浪老头儿跟老酒鬼……足够格洛布斯忙到圣诞节的了。”他向后一仰，舒服地靠到椅背上。“就我所知，路德这个老滑头才不会急于露面呢。他肯定会找什么地方躲几天。这才是你的希望所在，马赫。”“我求您一件事。”“说。”“我想出国。”

从内贝那老年人的躯体中爆发出一阵与其年龄不相衬的狂笑。他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捶着桌子：“你的材料已经够详细的了，马赫，可是那里面却没提到你有这么好的幽默感。哈哈哈！太妙了！谁知道呢？大概你还是会活下来的。也许哪个集中营司令官愿意把你当宠物养呢。”“我想去瑞士。”

“哈哈哈哈！”内贝抹去笑出来的眼泪，“当然！当然！那儿的风景特别引人入胜。”“我从汉莎航空那里得到证实。路德在星期天下午飞到了苏黎世，星期一晚上搭乘最后一班航班返回柏林。我相信他在那里有一个银行帐号。”内贝的大笑以一个喷嚏告终。“证据？”

马赫把信封放到了内贝的桌子上。“我昨天晚上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发现了这个。”内贝打开信封，仔细地读着信纸上的文字。他抬起视线：“这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一把钥匙？”马赫望着内贝身后的油画。施穆茨勒的《农庄少女耕田归来》，帕都瓦的《元首发表演讲》。纳粹正统派画家创作出来的高级垃圾。

“啊，我懂了。”内贝又靠回椅背，用眼镜腿敲着腮帮子。“如果我不让你去，我就得不到那把钥匙。当然，我可以省掉好多麻烦，直接把你扔给盖世太保，他们能劝你把钥匙交出来——而且很快。但是呢，那就意味着格洛布斯和海德里希，而不是我，发现保险箱里的秘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吃力地站了起来，走到百叶窗旁边。他把叶片稍微卷起来一点，透过缝隙观察外面的景象。马赫看到他的眼睛从一边扫视到另一边。

最后他开口说话。“很有诱惑力的讨价还价。不过为什么我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幅场面呢：我站在赫尔曼·戈林机场的登机处，眼泪汪汪地向你挥舞一条白手绢，然后你上了飞机，一去不复返。”“我猜，如果我保证我会回来，也不会对您起作用？”“这取决于我的智力水平。”

内贝走到桌子旁边，再度阅读那封信。他按下内部通话按钮。“贝克。”副官马上出现在内贝的办公室里。“马赫，把你的护照给他。贝克，你拿着它去内政部，让他们发一个立即生效的出境签证。有效期24小时。从今天晚上六点开始，明天晚上六点失效。”贝克望了马赫一眼，走了出去。

内贝扬起那颗满布皱纹的脑袋：“这是我的条件。瑞士刑警总监，施托伊利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从你下飞机开始，直到再度上飞机为止，他的人会监视你。不要尝试摆脱他们。如果你明天下午六点错过了返回柏林的班机，你会马上被瑞士警方逮捕，引渡回德国，直接送进达豪。如果你想逃到伯尔尼，躲进哪个外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他们也会在路上把你拦住。归根结底，你又能去哪儿呢？昨天发表那个声明之后，美国大使馆是不会接纳你了。他们会把你推出大门，送给瑞士警察，也就是送给我们。英国、法国、意大利，他们一直听我们的话。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听美国的。嗯，还剩下中国大使馆，我想。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不会到他们那儿去寻找机会。归根结底，他们也对美国人百依百顺。我若是你，宁愿去试试从集中营里越狱的可能性。等你一回到柏林，你就把你发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我。这么安排如何？”马赫点点头。“很好。元首管瑞士叫‘饭店服务生的国家’。我推荐‘Baur au Lac’，塔尔大街上的‘湖滨饭店’。能够俯瞰湖景。非常豪华。很适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度过一晚。”

回到办公室后，马赫给湖滨饭店打了电话，预订一间房间，接着向汉莎航空订了一张往返机票。不到一个小时，他的护照就被人送回来了。出境签证贴在内页，上面盖着标志着欧洲最高权威的紫色图章：站在纳粹万字上的展翅雄鹰。签证上的日期一栏由某个官员用钢笔写上了时间。

如同第三帝国其他事物一样，出境签证的有效期也取决于你的级别，尤其是政治上的可靠性。党的高级官员是十年；党员五年；普通群众一年，如果没有不良记录的话。剩下的人什么也拿不到。马赫前往外部世界的签证有效期是一天。也就是说，在当局看来，他几乎跟第三帝国的那些“政治贱民”——发牢骚者、社会寄生虫、怠工者、秘密犯罪组织成员——归为一类了。

他给刑事警察经济调查部打了个电话，请求和“瑞士银行方面的研究专家”通话。他们找到了一位。马赫提到了佐格的名字，问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电话那一头的人笑着说：“你想要多少资料？”“从开头说起吧。”“请别挂。”那个人把听筒放在一边，马赫听到翻检资料的哗哗声。

佐格银行是1877年成立的，创办者是一个德裔法国人，路易·佐格。至于赫尔曼·佐格，在施图卡尔特那封信上签名的家伙，是路易的孙子。他现在仍然是银行的主管。柏林方面注意这个人已经超过二十年了。1940年代，赫尔曼·佐格和一些不太可靠的德国公民有过密切往来。财政部和党卫队经济管理总局的调查人员怀疑他为这些德国主顾窝藏了价值上亿帝国马克的艺术品、现钞、证券、金砖、珠宝和宝石——全都是原本应当由德国政府充公没收的财产。但是他们尝试了很多年，都没法进行进一步调查。这家银行的嘴巴就像一整块花岗岩一样严，没有缝隙可钻。

“关于赫尔曼·佐格本人，有哪些材料？”“很少。五十四岁，已婚，有一个儿子。他在苏黎世湖畔有一座房子。名望甚高，深居简出。在瑞士政府里有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马赫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已经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支了。他抓过一张纸。“请再把他家的地址说一遍？”

马赫正在给耶格尔写一张留言条，这时他回来了。他用后背把门顶开，怀里抱着一大摞文件，汗流浃背。两天没挂的胡子令他看起来显得凶巴巴的。“扎维！感谢上帝！”他越过那堆文件，惊喜地瞪着马赫，“我一整天都在试着找你！你到哪儿去了？”“到处转转。这是什么？你的回忆录？”“施潘道的枪杀案。新娘和新郎。今天早上你听到大叔的话了，”他学着内贝那尖声尖气的嗓音，“‘耶格尔，你可以回去正常上班了。’”

他把那摞材料丢在桌子上。窗户咔嗒作响，一阵灰尘被吹进办公室。“目击者的证词。家属的陈述。验尸报告。他们从那小子身上挖出了十五颗子弹。”他伸伸腰，用拳头揉着眼睛。“我得好好睡上一个礼拜。实话跟你说，这辈子我从来没有吓成昨天晚上那样。我的心脏可受不了。喂，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马赫拿下那盆死花，挖出钥匙。“我要赶飞机。还有两个小时。”耶格尔看着他的行李箱。“别告诉我。让我猜猜……去黑海度假！在海边弹巴拉拉卡琴！”他抱着胳膊，把腿踢得笔直，模仿哥萨克人跳舞的样子。马赫微笑着摇摇头。“你不觉得自己像一头熊吗？”“我？像一头熊？”还没等马赫转过身来，他就跳出了门外。

奥伯瓦尔大街那间小酒吧的主人叫菲舍尔，是个退休警官。酒吧里满是烟气和汗味，还有劣质啤酒和炸洋葱圈的味道。光顾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警察，下班回家之前喝上一杯。每天六点之后，吧台和散座上全是绿制服、灰制服和黑制服，火车座式的木头包厢里也坐满了这帮家伙。现在还早，酒吧里一半座位是空的。

狐狸和熊碰到了许多熟人，他们热情地对两人打着招呼。“喝！马赫！去度假，呃？”“嘿！耶格尔！下回刮胡子的时候站得离剃刀近一点儿！”耶格尔坚持要请客。马赫在酒吧的角落里找到了一间空包厢，把行李箱塞到桌子底下。

他环视四周。有些人已经认识十年了。兰斯多夫的一帮卡车司机，成天耍牌，满脑子下流故事；乌尔特广场重案组的一帮酒鬼。他不会怀念这帮人的。瓦尔特·菲贝斯孤零零地坐在吧台上，转着手中的酒瓶子。他还没从对施图卡尔特的哀悼中走出来。活像一个肝肠寸断的伤心寡妇。

耶格尔回来了，端着满满两大扎黑啤酒。“干杯！”“干杯！”耶格尔擦去嘴边的泡沫。“好香肠，好啤酒，好机器——德国送给世界的三样礼物。”每次他们俩一块儿喝酒，马克斯总要说这句，马赫每次都想指出这一点，但总是把话咽回去。

“那么，那飞机是怎么回事儿？”对于耶格尔来说，“飞机”这个词总是和浪漫的异国情调联系在一起。他去过的离柏林最远的地方是黑海的一个家庭度假地，在戈培尔施塔特——过去的名字是雅尔塔——附近。去年夏天，他和汉内参加了“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的一次“大旅行”，回来之后吹嘘了半年。

服务员给马赫端来了一盘“Zanderfilet”，他望望盘子，冲着耶格尔扬起眉毛。“我要的。你总得正经吃点什么东西。”耶格尔拦住服务员，又要了一大扎啤酒。马赫一直没有开口，直到服务员把啤酒端来，然后转身离去。他偷偷地转动脑袋，用眼角的余光看看周围。“德意志一瞥”。他的背后是墙。对面的包厢是空的。酒吧那头传来一阵大笑。

“我要去瑞士。内贝给了我二十四小时签证。你刚才在办公室看见的那把钥匙，是我在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里找到的。是苏黎世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钥匙。”

耶格尔睁大了眼睛。“那些艺术品一定都藏在那儿！记得格洛布斯今天早上说的吧？他们把艺术品走私到瑞士，在那边出售。”“不止这些。我后来又找到了那个美国女孩。施图卡尔特星期六晚上给她打了电话，想要叛逃。”叛逃！那个连提都不能提的可怕行为！这个恐怖的词就像一具死尸一样吊在他们眼前晃荡。

沉默半响，耶格尔才开口：“那么说，盖世太保一定全都知道了。他们肯定窃听了她的电话。”马赫摇摇头。“施图卡尔特可不傻。他给她家对面的电话亭打电话。”他喝了一大口啤酒。“马克斯，你还不明白吗？现在我就像摸黑下楼梯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栽下去。先是从湖里捞出来一个‘老战士’，然后又牵扯出施图卡尔特的死亡。昨天晚上，目睹格洛布斯在现场的唯一证人，约斯特，那个军校学员，被党卫军带走了。现在又是施图卡尔特要叛逃。接下来会是什么？”

“你从楼梯上摔下去，把脖子摔断。接下来就是这个。”“很准确的预言。不过你还不知道最坏的那部分。”马赫告诉他盖世太保的那个卷宗。耶格尔看起来极度震惊。“耶稣基督！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过留在国外不回来。我甚至把所有的存款都取出来了。不过内贝说的很对：没有别的国家敢和我沾边。”马赫喝完了啤酒，用叉子拨弄着土豆泥。“你能帮我办点事吗？”“说吧。”“那个美国女人的公寓今天早上被人撬开了。你能不能问问舍讷贝格的民警，到那里去看看。我把地址留在桌子上了。还有，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她了，让她遇到麻烦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没问题。”“还有，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皮利？”他递给耶格尔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他从银行取出来的半数钞票。“不是很多，不过我需要剩下的那些钱派用场。留着这个信封，直到他长大一些、能理解这一切的意义时再交给他。”

“哦，老天！伙计！”耶格尔瞪圆了眼睛。他站了起来，俯过身子，双手放在马赫的肩膀上。“总不至于糟到那个地步吧？你在吓唬我，是不是？”马赫凝视着他。过了几秒，耶格尔勉强挤出笑容，把视线转到别的地方。“好吧，那么……”他把信封塞进衣袋里。“老天！”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说，“要是我的哪个孩子向盖世太保告密……我非得给他一顿好揍不可！”“错不在那孩子，马克斯。”

责备。你怎么能责备一个十岁的孩子？那孩子身边需要一个父亲。这正是党提供给他的——坚强有力、可以信赖、有人陪伴——所有这些，都是马赫亏欠那个孩子的。还有，儿童团鼓励小孩向政府汇报他们家庭里的各种秘密。不，他不会，也不能责备自己的儿子。

耶格尔也变得意气消沉起来。“再来一杯？”“抱歉。”马赫站了起来。“必须走了。下次我请你。”耶格尔也站了起来。“你回来之后，扎维，和我们住几天。女孩们去德意志少女团的营地了，好几周不在家。你住在她们的房间。咱们想办法来对付这个军事审判。”“窝藏一个反社会分子，这对你在当地党支部的评语可不大好啊。”马赫苦笑。“去他妈的党支部。”这句话饱含愤懑。耶格尔伸出他那熊爪子一般的大手，马赫一把握住。“照顾好你自己，扎维。”“照顾好你自己，马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