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老城区选了一家餐厅吃饭。洁白的亚麻布餐巾，沉重的雕花银餐具。侍者在他们身后站成一排，姿势优雅地揭去每一道菜上面的银罩，就像魔术师在变戏法。如果说湖滨旅馆的房间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的话，这顿饭会花掉另外一半。不过马赫不在乎。

她不像他以前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不像德意志妇女联盟大力培养和宣传的那种女人，生活重心只围绕着“孩子、教堂和厨房”——丈夫的晚饭总是热气腾腾地及时上桌；丈夫的制服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烫平整；五个孩子一个个喂得像斯特拉斯堡鹅一样红润肥胖。不，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国家社会主义的女孩痛恨化妆品、尼古丁和酒精，夏莉·麦吉尔则滥用这三样东西。她的眼睛在烛光下尤其动人。夏莉喋喋不休地对他讲纽约的事：国外的新闻报道，她父亲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涯，约瑟夫·肯尼迪的弱点，政治，金钱，男人，她自己。

她在1939年春天出生于华盛顿（“和平时代的最后一个春天，我父母总爱这么说”）。她父亲在珍珠港事件后离开柏林，回到华府。她母亲总是试图成功打入美国的电影圈子，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50年代中期，迈克尔·麦吉尔被派往新西伯利亚，残存的苏联的首都，出任大使。那个地方对四个孩子来说太危险了，所以他们被留在了美国。夏莉进了弗吉尼亚几家学费昂贵的女子学校，每次都因为违反校规被踢出校门：抽烟，吐痰，骂人，刻意违反她所知道的每一条校规。

“我去了纽约，想当一名女演员。这想法行不通。接着又去试着当记者，还可以。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了结了我父亲的一桩心事。然后——你猜怎么着——跟老师谈恋爱了。”她摇了摇头。“一个人能有多傻呢？”她娴熟地弹掉一节烟灰，“还有酒么？”

他把瓶子里最后一点葡萄酒都倒到了她的杯子里，然后又要了一瓶。轮到他发问了。“为什么来柏林？”“想摆脱纽约。我母亲是德国人，所以比较容易拿到签证。我必须承认，‘世界欧洲报导’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响亮。在三流写字楼里租一间办公室，两个胡子拉碴的男人，一台电传机。老实说，谁能拿到德国签证，他们就招谁。甚至像我这样的。”她喝多了，眼睛水汪汪的，看着马赫。“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个老师。”她打了个榧子，“最基本的观察错误，你说是不是？”

“什么时候结束的？”“去年。我到欧洲来显示自己不是一事无成。特别是对他。所以我被人排斥的时候感觉特别糟糕。老天！还要回去面对那帮家伙……”她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侍者忙走过来，为她又倒了一杯。“可能我有恋父情结。你今年多大？”“四十二。”“正好在我喜欢的年龄范围里。”她透过眼镜冲他笑了笑。“你最好留神。你结婚了吗？”“离婚了。”“离婚了？这么说我大有希望。给我讲讲她。”

她的率直让他放松了警惕。“她曾经是……”他更正了自己的错误，“她是……”他停住了。你如何来概括一个和你结婚九年、离婚七年、向当局告发你的妻子呢？“她不像你。”他能说的也就是这个了。“什么意思？”“她没有自己的见解。别人想什么，她就想什么。她没有好奇心。她充满怨气。”“对你？”“当然。”“她在和别人交往吗？”“嗯。一个党的小官僚。比我更适合她。”“你呢？你有对象吗？”马赫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高音报警信号。下潜，下潜，下潜。

离婚之后，他有过两段短暂的浪漫关系。住在他楼下的一位女教师，还有大学里教历史的一位年轻女教授。后者是鲁迪·哈尔德的朋友。有时候他怀疑鲁迪把给他找对象当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之一。每段关系都持续了几个月，直到她们厌倦了约会前最后一分钟从韦尔德市场打来的电话：“这边有急事，抱歉……”。

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应该去当个侦探。”她冲他做了个鬼脸。“你的回答太少了。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侍者又倒了一轮酒。等他转身走后，夏莉说：“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讨厌你。”“啊哈！那套制服。一下子就把人给暴露了。”“那套制服，没错。今天下午我在飞机上看见你的时候，简直认不出你了。”对马赫来说，这也是令他今晚心情颇佳的原因之一。他不再随时在镜子里和橱窗外面看见穿黑军装的自己。不再有人看见他走近就害怕地躲开。“告诉我，他们在美国怎么评论党卫军？”她翻翻眼睛。“哦，拜托，马赫。别破坏这么好的一个夜晚。”“我是认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必须耐心哄劝，才能得到答案。“好吧。刽子手，”她最后哦终于开口，“施虐狂，恶魔人格。那类评价。这可是你要问的。不是针对你个人，你知道。还有别的问题吗？”“还有一百万个。一辈子也问不完。”“一辈子！好吧，问吧。反正我今天晚上没有事。”

他一下子想不起来要问什么了。好像思维瘫痪了一样。从哪个问题开始呢？

“东方的战争，”他说，“在柏林，我们只听到胜利。不过国防军每天晚上都用专列从乌拉尔那边运回一口口棺材。所以没人知道在那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哪儿读到过，五角大楼估计，从1960年之后已经有将近10万德国人死在了那边。苏联人死得更多。德国空军日复一日地轰炸苏联的城市，不过他们还是不断从你们身后冒出来。日丹诺夫和贝利亚说得对，他们已经没有别的地方可退了。你们不敢使用核武器，因为五角大楼早就宣布，对苏联的核攻击就是对美国的核攻击。你们的领导人不敢引发一场全世界的核大战。”

“还有什么？”他竭力在脑海里搜索着最近几天报纸上的头条信息。“戈培尔说，德国的宇航技术远远压倒美国。”“我想这个大概是真的。佩内明德比我们早许多年就发射了人造卫星。你们在刻赤把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天的时间，也比我们早。”他想起了战时从广播中听到的那些敌国领导人名字。“温斯顿·丘吉尔还活着吗？”“没错。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加拿大，写他的回忆录。女王也住在那儿。”她看到他错愕的表情。“伊丽莎白不承认她伯父的王位。他们在渥太华有一个小宫廷。统治着……我想想……牙买加，巴哈马，还有加勒比海上的几个小岛。”

“犹太人呢？按美国人的说法，我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她摇摇头。“你为什么非得问这个？”“寻找真相。请告诉我。这很重要。”“真相？你怎么知道真相长得什么样？”她突然提高了声音，餐厅里的人都回头看她。“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德国人是从外空间来的生物。这里没什么真相。”“很好。那就把你们宣传的那些东西告诉我。”

她怒气冲冲地把目光转向别处，但是又转了回来，瞪着他。他没法直视她的眼睛。“好吧。他们说你们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光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婴儿。他们说，你们把犹太人从家里抓出来，有些人当场被打死。剩下的人被塞进牲口车，运到东方，一路上有好几十万人冻死饿死病死。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被你们赶往更东边，没人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下场。有几个犹太人穿过战线，逃到了乌拉尔山东边，逃到了苏联。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他们。可怜的干瘪小老头。他们讲了些很疯狂的故事。森林里的集体处决，集中营里的人体试验，焚尸炉，拿人油做肥皂。还有在波兰东部的一些集中营，几百万人走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他们说有几百万欧洲犹太人被你们杀死了。然后德国大使出面，衣冠楚楚，对电视媒体说这些都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造谣宣传，是为了掩盖俄国人自己的大屠杀。没人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不过和你说实话，除了犹太人以外，大多数美国人对此都漠不关心。”她靠回椅背上，“现在满意了？”“我很遗憾。”

“我也是。”她掏出香烟，突然停了下来，瞪着他。“这就是你约我出来的原因，对不对？跟那瓶威士忌无关。你想从我这儿获得信息。”她咯咯笑起来，“老天！我还以为我在利用你呢，哈哈哈！”

在那之后，他们变得亲切而随意起来。无论之前两人之间存在什么芥蒂，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给她讲了他父亲的事，他如何子承父业，进入海军，如何在战后加入刑警部门，并且从警察工作中深得乐趣。“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穿那个。”“什么？”“那套制服。”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哦，理由很简单。1936年，德国刑事警察和国际刑警组织被并入了党卫队系统。所有的警官都被授予党卫队名誉军衔。所以我面临选择：或者穿上那套制服，成为侦探，想法做一点好事；或者不穿那套制服，什么好事也做不了。”照现在那些事情的发展速度来看，不久之后我就没有选择了，他想。她点点头。“明白了。我想你这样做很对。”

他觉得很不自在，对他自己感到憎恶。“不，夏莉，不是这样。那不过是一堆胡说八道。”晚餐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喊她的名字，尽管她一直要他这样做。“过去十年里，我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说，包括我自己。不幸的是，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一套了。”“但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最糟糕的那些事——是在战争当中，而你当时不在那里。你告诉过我，当时你在海上。”

他低头看着盘子，沉默不语。她继续为他辩解：“而且无论如何，战时的情况是和现在不一样的。战争当中所有的国家都干过坏事。我的国家往日本老百姓头上丢了一颗原子弹，一下子炸死了25万人。英国人轰炸了汉堡和科隆。还有苏联，美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是苏联的盟国。老天，你知道斯大林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吗？”

她说的不假。在德军像浪潮一样向东推进时，苏联政权的滔天罪行被一桩一桩地揭露出来。在卡廷森林里发现了成千上万具波兰战俘和老百姓的尸体。在文尼察、明斯克、基辅和里加，国防军和党卫军发现了无数个万人坑，里面埋着苏联人撤退前被匆忙杀害的“政治嫌疑犯”尸体，有老人，有妇女，还有中学生。在臭名昭著的“Holodomor”，即1932年人为制造的那场乌克兰大饥荒中，斯大林故意饿死了350万乌克兰人。可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了150万俄罗斯“富农”。1936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则杀掉了将近200万人。还有1939年到1941年的种族大清洗，从波罗的海三国、卡累利阿和乌克兰流放了上百万少数民族……没有人知道确切的遇难人数。

电视里经常播放关于苏联大屠杀的纪录片：手举内务部囚犯号码牌的波兰老太太和爱沙尼亚少年，以及他们已经半腐烂的尸体；活骷髅一般的劳改犯；牲口车里的行尸走肉；堆积如山的头骨；被推土机匆忙掩埋的死尸。还有那些被集体处决的伏尔加德意志族妇女和儿童：在“蓝色战役”末期、苏联军队总崩溃前夕，在战犯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他们被疯狂而绝望的NKVD部队集中起来，双手反绑，脖子上勒着电线，连成一串，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挨了一枪。那些行刑场、万人坑、审讯室、北极圈里的古拉格……现在都被德国当局改成了“布尔什维克罪行纪念馆”，以悼念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100万受害者。德国和欧洲的学生被组织起来，去卡廷和沃洛格达参观那些可怕的场所，过去关在古拉格里的前政治犯充当导游和讲解员。在莫斯科还有一所党卫队历史研究所，专门研究斯大林时代的罪行。

她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连我都明白这一点。”

他没有看她。“没错。你跟我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战时’，‘俄国佬是他们当中最坏的’，‘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又能干什么呢’。这套说辞我们已经悄悄嘟囔了十多年。为自己辩护，我们所做的仅此而已。而且还要偷偷地说。”

她把那只手抽了回去，点了一支烟，然后用手指翻弄着小巧的金色打火机。“我第一次来柏林的时候，我妈妈给了我一张名单，全是当年她在德国的熟人和好朋友。其中许多人是演员和艺术家。我想那里面有不少是犹太人的名字。我按着名单去找这些人。所有的人都不见了。不是消失了，而是好像他们根本就没存在过似的。”

她用打火机轻轻叩打着桌布。他注意到她的手指修长纤细。没有做美甲。没有戴任何戒指。“当然了，我母亲那些朋友的房子里，现在住着人。大多数是老年人。他们以前一定彼此认识，对不对？但是他们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失踪的人，然后继续去看电视，喝茶，听音乐。这些犹太演员，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点踪迹也没有留下。”“你看看这个。”马赫掏出钱包，抽出那张犹太人家庭的照片。它和餐厅那豪华的环境一点儿也不协调，仿佛是从某人阁楼里的破烂堆中翻出来、或者在跳蚤市场地摊上摆放的那种破烂。

他把照片递给她，她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一绺头发从她额头上垂下来，她用手把它拨开。“他们是什么人？”“我和克拉拉分手后搬到了现在的公寓。它是好多年以前装修的，已经有点破破烂烂了。我在卧室的壁纸后面发现了这张照片。我后来把整个公寓都仔细搜了一遍，但只找到这么一张照片。他们姓魏斯，是犹太人。但是我想知道得更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儿？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他把照片拿回来，重新叠成小方块，塞回钱包。“你会怎么做呢？”他说，“如果你一辈子都在与犯罪做斗争，结果突然发现真正的罪行是你为之服务的那些人犯下的？每个人都跟你说不要担心，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你会怎么做呢？”她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表情看着他。“我想你快要发疯了。”“或者更糟，精神错乱。”

她坚持要付一半的帐单，不顾他的抗议。离开餐厅时已经是午夜了。他们默不作声地朝饭店走去。天穹上已经布满了繁星，鹅卵石街道下面，苏黎世湖已经陷入沉睡，轻柔地拍打着堤岸的石头。她挽着他的胳膊。“你问过我，大使馆的那个男人，奈丁格尔，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问题很失礼，抱歉。”“如果我的答案是‘是’，你会不会很失望？”他犹豫了片刻。“哦，他不是。他倒是很想。对不起，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像自吹自擂。”“不是自夸。我相信许多男人都想成为你的情人。”“我还没遇到……”还没……她停了下来。“我二十五岁了。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喜欢谁就与谁交往。”她转身面向他，用手指轻轻摸着他的脸。“老天！我讨厌亲一个我够不着的人。你呢？”她一把搂过他的脑袋。多奇怪啊，马赫事后想，一个人能这么长时间生活在对过去、对你的世界、对你自己的无知中。而且要这么做真是太容易了。你只需要沿着别人为你准备好的路走下去就是了，永远不必抬头环视四周——从襁褓到裹尸布，一切都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进行。去它的吧。他要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对这一套说再见了。

他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步履轻盈。他搂着夏莉的腰。他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等等，等等。”她在开心地大笑，两只手环绕着马赫的脖子，“够了，不要再问了。要不我该怀疑你是为了问问题才和我交往了。”他们走进了他的房间。马赫关上了门。夏莉一把抓住他的领带，把他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他张口要说什么，她把一根手指放到了他的嘴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