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穹上五彩缤纷，令人目眩神迷。美丽的红紫色星云大团大团地爆发，天蓝色的彗星和桔黄色的流星划过天幕，消失在天际线上，然后在一片翠绿色的云海后面爆炸。

在蒂尔加滕公园的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正在接近高潮。带降落伞的照明弹点亮了柏林的夜空，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紫的、粉的……好不热闹。马赫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的空袭场面。

马赫在菩提树下大街等待左转弯信号灯时，一大群东倒西歪的冲锋队员从他面前走过。其中有两个人，搭着肩膀，踢起大腿，在把黑夜照成白昼的巨大水银路灯下跳着康康舞。其他的人醉意醺醺地敲着大众轿车的外壳，斜眼歪嘴，耷拉着舌头，吃吃傻笑，活像一群人猿。马赫换上一档，小心翼翼地驾车躲开了这帮醉汉。当那个跳舞的家伙开始模仿芭蕾舞演员用足尖旋转时，从那帮醉汉当中爆发出一阵粗鄙的大笑。

马赫开车回到了韦尔德市场。所有的警员休假都被取消了。每扇窗户都亮着灯。在大堂里，有些人向他高声打招呼，但是马赫没有搭理他们。

他沿着楼梯走到地下室。

苏黎世银行的地下保险库，帝国档案馆的地下文件库，现在又是刑警总部的地下室……想到这里，马赫不禁莞尔。我现在变成穴居人了。同时还是个掘墓者，专门发掘故纸堆的盗墓贼。

看守资料室的那个母夜叉还没下班，脸色凶恶地坐在她的窝里。难道她从来不睡觉吗？他又一次出示了证件，母夜叉一本正经地把马赫的名字记录下来。

资料室里有几个警探，正坐在房间中央的大桌子旁边抄抄写写，翻弄着吕宋纸的旧文件。马赫在屋子最远的一个角落里找到把椅子，坐下来，扭开手边的台灯，把灯罩拉低，然后从上衣里掏出从帝国档案馆拿来的三张纸。

这些文件都是质量很糟糕的复印件。帝国档案馆的复印机年代太久了，原件放歪了，所以字迹都是斜的。马赫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埋怨鲁迪。鲁迪一开始怎么也不答应帮他复印：看到海德里希的邀请信内容之后，他那种中学生似的活泼劲儿立刻一股脑消失了。马赫几乎是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复印机旁。一复印完，鲁迪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储藏室，把文件塞回箱子，把箱子抱到铁架上。在鲁迪的坚决要求下，他们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后门离开了帝国档案馆。

“我想，扎维，咱们从现在开始应当尽量不见面。”

“当然。”

“你知道……这些事儿……”哈尔德止住了脚步，一脸愁苦相。在他头顶上，蒂尔加滕公园发射的焰火乒乓爆炸。

“别难过，鲁迪，我知道。你有老婆孩子……”

见鲁迪神色紧张地环视左右，马赫知道他怕有人盯梢，于是没有握手，也没有和他告别。说完这句话，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现在，三份文件摆在马赫的面前。

第一份：海德里希最初发出的那份邀请信。

帝国保安警察及党卫队保安处总指挥11月19日，1941年

国务秘书施图卡尔特，内政部

柏林

亲爱的施图卡尔特博士：

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帝国元帅阁下催促我，在所有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协调配合下，在组织、技术和物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对欧洲的犹太人问题进行最后解决，并且尽快向他提供一份草案，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随信附上帝国元帅来信的复印件。

考虑到该事项的极端重要意义，以及必须在政府相关各部门之间对未来的最后解决工作进行协调，我提议为讨论该问题而举行一次会议。考虑到自从10月10日起犹太人就已经被从帝国及保护国的领土上迁往东方，涉及到运输安排问题，因此该事尤为紧迫。

因此我邀请你与我和其他官员一道（名单附上），于1941年12月9日中午12时整，在格罗斯-万湖56-58号的国际刑警组织办公处举行午餐会。

希特勒万岁！

最下面是海德里希那蜘蛛一般的签名。

第二份文件是复印件的复印件，因此许多地方都看不清，字迹就像古墓里的古代铭文一样难以分辨。这封信是赫尔曼·戈林给海德里希的指示，日期是1941年7月31日：

为了补充我在1939年1月24日所布置给你的任务，即通过适当手段移民和疏散的方法解决德国犹太人问题，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犹太人的问题。

无论哪个政府部门被牵涉到这项工作中，他们都应尽力配合你的工作。

我还责成你在不远的将来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在组织、技术和物资方面拟定了什么样的计划，以及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文件三：一份受海德里希邀请参加会议的名单，一共十四个人。施图卡尔特是上面的第三个；布勒是第六个，路德是第七个。马赫还认出了其他的几个名字。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其他十一个人的名字，然后走到服务台。原先在大厅里的那两个警探已经走了，服务台后面一个人也没有。马赫敲着母夜叉的木头窝，喊道：“有人在家吗？”

从一排文件柜的后面传来了玻璃瓶碰撞的清脆声音。这么说这就是她的秘密。她肯定忘了他还在这儿。过了一会儿，母夜叉蹒跚着重新露面了。

“关于这十一个人，咱们这儿有多少资料？”

他想把名单递给她，但是她却抱着胳膊瞪着他。马赫注意到她的制服上油渍麻花的。

“没有特别许可的话，一次不许查阅超过三份资料。”

“别理它。”

“这是不允许的。”

“上班时间喝酒也是不允许的。你浑身酒臭。现在把资料给我。”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对应一个号码。每个号码都对应一份档案。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保存在韦尔德市场，只有那些健在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刑警打过交道的人，才在这里有记录。但是，通过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部信息库，以及《人民观察家报》的讣告（每年装订成册出版，名字叫《已故人士名录》），马赫能够找到不少东西。他查阅了每个名字的下落，一共花了他两小时。

第一个人是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阿尔弗雷德·梅耶。根据刑警总部关于他的档案，梅耶由于身患多种精神疾病，在1960年自杀，当时他还在接受精神治疗。

第二个人是格奥尔格·雷勃兰特博士，也来自东方事务部。他在1959年死于交通事故。他的轿车在斯图加特到奥格斯堡的高速公路上被一辆大卡车压扁了。肇事司机逃跑了，一直没有找到。

埃利希·纽曼，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国务秘书，在1957年吞枪自尽了。

罗兰·弗雷斯勒博士，司法部的国务秘书，后来是帝国人民法庭的最高法官。1954年，他在柏林人民法庭上被一个疯子用刀捅死了。曾经进行过调查，法庭警卫如何让一个持械的疯子如此靠近庭长，但结论是没有人失职。那疯子当场被法庭警卫开枪打死。

看到这儿，马赫跑到走廊里抽了根烟。他把烟深深地吸到肺里，然后慢慢地呼出来，仿佛在做痊愈治疗。

格哈德·克罗弗，冲锋队区队长，帝国总理府的代表，1963年5月宣告失踪。他妻子报了案。柏林南边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在水泥搅拌器中发现了他的尸体。

弗里德里奇·克里青格。这个名字很耳熟。当然了。马赫记得电视里的新闻镜头：炸成一团废铁的轿车，儿子搀扶着寡母。克里青格，前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一个月前在他慕尼黑寓所外面被炸成碎片。马赫记得那是3月7日的事。没有哪个恐怖主义团伙声称对此负责。

从《人民观察家报》的讣告来看，有两个人死于自然原因。党卫队旗队长阿道夫·艾希曼，帝国中央保安总局派来的代表，1961年死于心脏病发作。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朗格博士，拉脱维亚党卫队保安处的头儿，1955年死于脑肿瘤。

海因里希·缪勒。这是另外一个马赫熟悉的名字。巴伐利亚小警察缪勒，盖世太保的头头，1962年坐飞机和希姆莱一起出访时，在1万米高空爆炸了。

党卫队区队长卡尔·肖恩加特，波兰总督区党卫队保安处的代表，从柏林动物园地铁站的站台上掉入轨道，被开过来的列车压死了。日期是1964年4月9日，差不多一星期之前。当时没有目击者。

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奥托·霍夫曼，RuSHA（种族和重新安置部）的头子，1963年12月26日被人发现用晾衣绳在施潘道的公寓里上吊自杀。

就是这些了。当时和海德里希一起开会的那十四个人，如今有十三个已经死了。第十四个人——路德——则踪影皆无。

作为提高公众警觉性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宣传部制作了一系列卡通画片，来让公众提高对恐怖主义的提防。有人在二楼的告示板上贴了一张。一个小女孩收到一个包裹，于是开心地打开。接下来的几幅画面里，她拆去一层一层的包装纸，最后发现自己手里拿的是捆绑到一起的两个炸药筒，上面还连着一个定时器。最后的画面是一声爆炸，旁边写着注释文字：“警告！不要随意打开陌生包裹，除非你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

非常好的笑话。每个德国警察的座右铭都是这个。不要打开陌生包裹，除非你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不要随意提问，除非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Endloesung。最后解决。Endloesung，Endloesung。马赫半走半跑地穿过走廊、奔向办公室的时候，这个词在他的脑袋里搅来搅去。

Endloesung。

他打开耶格尔办公桌的抽屉，在乱七八糟的一堆杂物里面翻找。在韦尔德市场，耶格尔做事一团糟的习惯是众人皆知的，经常因为工作松懈而遭到申斥。马赫一边翻找，一边祈祷他不要把那些申斥记在心里。

他没有。

上帝保佑你，马克斯，你这个老家伙。

他关上了抽屉。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在自己的电话旁边有一张黄色的纸条：“紧急情况！立刻与值班警官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