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之路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不停写信给天文的习惯。

    很小就出社会工作了,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环境里,我一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孩子,甚至有点自闭。

    从小没有和母亲在一起,也没见过父亲几次,一直以来,都是住眷村和卖爱玉冰的养父母一起,那段日子,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门岁时去日本读书,忽然面对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我像走到了黑暗的隧道对这世界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就读侨校时不断被欺负,我既不想上学,又不想回家,只能在学校附近的四之谷车站望着纷落的樱花。枫叶,一次又一次地强忍泪水。

    为了逃避,我有了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在一间中华料理店端盘子,当时的我,13岁。

    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学会了看来来往往的人,学会了忍耐,亦学会了独立。

    直到高中毕业,一个意外,我进入了这个圈子。

    娱乐圈。

    娱乐别人的圈子。

    也许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使找许多言行及做法,都令这个娱乐别人的工作所不容。不过,我好像还是一意孤行的居多。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天文。

    她找到我,在电话中告诉我要找我拍一部戏,戏中需要说些日文,角色正是我的年纪,然后我们约在一处茶艺馆。

    我梳了一个光光的头发,露出额前的一个小疤,那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在阁楼玩,不小心摔落泥地所留下的记号。

    17岁,天文常说:“十七之女天之骄。”眉亦带霜。

    而我是一只眼神闪烁的小动物,完全的兽类。

    在茶艺馆里天文说着故事。

    一个17岁的日本女学生,在动乱的时代,看到樱花的凋零,感到樱花实在太美,生命实在太灿烂,于是纵身投入瀑布。

    这个新闻在当时,对青春的男女们来说实在是太浪漫的情怀……

    这就是后来的《悲情城市》。

    当时的我正陷入此生第一次的苦恋,对我来说拍一部电影,和追求永生永世的承诺,简直是不能比拟的,因此初时虽答应演出,后来却为了这段情感,失踪了。

    我的失踪带给电影公司的迷惑,实在是自己从来没想到的。

    可是,这段苦恋,却也如樱花般飞快的调逝了。

    我这一生一直没有感受过真正的爱,即使和家人,也因为长久的分离,而无法培养深深的情感,因此这第一次的付出,在爱和被爱之间,我受了重伤。

    我没有跳进瀑布里,我还是过下去了。

    亲生父亲,在我踏入这个行业后不久,于福和桥车祸意外过世。

    当时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姐姐和母亲都在国外,清晨6时,我和父亲一生挚友,一起去台大认尸c

    永远忘不了,那180多公分的身躯,躺在那冰冷的铁造平台上,那安详的睡容。

    那时,我以为我哑了,三天,我无法说话。

    这些亲情。爱情。工作叠出来的层层苦痛,唯一能让我倾诉的,就是天文。

    因为《悲情城市》擦身而过,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连给了。

    却在1991年的夏日,侯导为拍摄一夜名为《天地有情》的酸雨公益广告,又找到了我。也是我正正式式的和侯导及他的工作人员合作。

    拍摄的地点在十分寮,饰演我新婚先生的是林强。

    那也是我第一次和林强见面。

    拍摄完很久以后,我都还常常在忙完的深夜里,拿出录影带,看看泼墨似的吊桥、山水。天地,一个自己亦陌生的自己,带着伞,在细雨中,跨过铁路,走向平凡的幸福。

    那阵子,我很爱哭。

    大型的八开杂志不停地攻击我,甚至影射我的家人,种种难听的字眼,惊心动魄的印刷在笑得明艳照人的女郎杂志封面上。

    那一阵子,我几乎不敢踏出家门寸步,深怕看到超级商店里整排的书架上,那些关于自己的传言。

    为家里买了房子,高额的贷款,使我不停地来往秀场、工地,赚到了钱,又立即付出手,我没有埋怨,只想要一个正常的家。

    然后接演了《七亿新娘》连续剧,一边演,一边为唱片做宣传,一边又作秀跑场。

    我在给天文的信上说:‘俄知道,再这样下去,我会死,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的躯体,麻木地向前。”

    我有时很悲观,有时很乐观,有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就会对着天傻笑,相信这些很快就会过去。

    那阵子,我和天文见的越来越多,侯导有空时亦会在,大都是我说他们听,那时的我,像个老孩子。

    我还记得候寻常说:“好好练身体吧,将来才能拍戏。”

    侯导一直都很关心每个演员的身体状态,因为没有身体,就没有意志,就不能和社会这个大怪物作战。

    给天文写信成了我的习惯,我像对自己说话一样,不停地写信,常常是厚厚的一叠,也不再看就寄了出去,天文甚少回信,她只是让我知道,她是在的,而且会一直在的。

    1993年,生日才过,为苏芮姐拍了一支电视录影带,导演是柯一正,歌词是为了纪念苏姐已逝的父亲。

    堆积了这许多年对父亲的愧疚、悔恨,都在拍摄时哭得不能自已。

    幼时父母离异,我其实恨过他的,恨他不成器,恨他太风流,又恨他太有才气,恨自己崇拜他。

    更恨他抛下了我们。

    却没想过,神会以这样的方式将他一生带走。

    1993年7月,找只身一人到香港发展,回台北时,和家人发生了争执,我搬离了家,一个人在东区找了一幢大的旧公寓,又开始了自闭的生活。

    在香港宣传时,常常无法适应,夜里失眠,想着自己才不过这般岁数,却仿佛很老了,但又是个孩子,只要有明天,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佳一般,我常对自己说:“只要有明天啊。”

    宣传到一半时,我忽然厌倦了一切,决定到英国游学。

    当时候导及天文拿了许多和台湾历史有关的书籍,包括《幌马车之歌》。《马克思和他的女人》。《沉尸。流亡、二·二八》等等。

    在英国,我每天早晨9时上课,3时半下课,写完作业,我就细细读这些书。

    1993年尾,何平导演找我演出帼道封闭》其中小女贼一角,初次接触真正的电影,定装时,被拔光了眉毛,回到家,哭了许久,才发觉真正的电影,是绝不能有半点虚饰,亦万万不能顾着自己偶像身份的。

    1994年初,电影因故意外停拍,我却和何平成了好朋友,他介绍了许多关于电影的西方书籍,我像打开了另一扇窗,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久后,天文告诉我,侯导想拍较现代的电影,会找我饰演一角。

    晚上回到家中,收到天文的传真,当天候导们正准备出发去京都,为平安建都12叫年庆祝活动,其中一项贤人会议演讲。

    侯导还笑他自己是“闲人”、“咸人”。

    从英国回台湾后,我停下了好多工作,在一片混沌期中做了一张语无伦次的专辑唱片,然后,我终于开始正视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偶像歌手,我好像从来没有开心过;只是努力地迎合,也曾经有一段日子,只要有排行榜等等竞争活动出现,我就忧心自己能不能上榜。上电视。拍照。玩游戏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在音乐上的制作,而每一次出现时的焦点,又总是在如何把自己穿的更争奇斗艳上。

    这段日子,我和家人常一起吃饭,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家庭,随着生活物质没有了负担,我却不得不开始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我到底想做些什么?

    恰好此时,日本一家颇具名气的唱片公司联络上我,我决定放下一切,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在日本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自己打扫,洗衣服,看书写字,偶尔做些采访,谈的也大都是音乐,很多日本媒体知道候孝贤导演将找我拍戏也都好奇不已,但我却只想回到真正的平凡。

    7月,日本难得的酷暑,侯导希望我回台北,讨论些细节。

    回台北后,却听到一些语言,以及许多人反对侯导选用我做女主角的话语。

    我习惯以沉默对待。

    此时,知道电影要以戏中戏方式表达,我饰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位是40年代的真实人物,也就是一年多前读《幌马车之歌》中令自己印象十分深刻的蒋碧玉女士。

    7月底回东京,约好12月底回台北专心为电影筹备。

    8月19日,天文将剧本留在茶艺馆,我一个人点了杯洛神茶,很专注地看完,随后留了张字条给天文及俟导,只留了数字,认为蒋碧玉女士的部分十分完整,却对另一角色——梁静有些疑问。

    20日下午天文急急找我,约我去沟通,一见她,一向少话的她就说:“今天让我说一点。”她说候导认为不该给我看剧本,使我有了先见的自觉,又问我:“是不是不能接受?”

    我答不是,其实在接触到梁静这个复杂的角色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她应该是更深。更赤裸的,但我知道天文及候导对我的关怀,因此在写剧本的时候,多少为我考虑了种种可能,包括多年建立的偶像身份提否担心会被破坏。

    我告诉天文:“因为我会是一个好演员,所以请让她真实吧。”

    天文也告诉我:“我们相信你,但实际发生时会如何,是不知道的,所以你一定要抱着专心做事的态度,不要为周遭动摇。”

    对日晚,收到她清扬的字体。

    当时的谈话,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了你可以彻底表露不必遮掩。

    说老实话,在这之前,我跟侯导都担忧你会有所谓形象的顾虑而有所保留,而我们又都是绝不勉强入的,如此明白了你的心境和状态就好办了。

    这两天,侯导会开始调整修改剧本。

    当天曾提到“冰山”的比喻,若是演员够真实,够结榥的话,他只是站在那里,可信度已有了一半。再来,只需几笔一勾,就出来了,譬如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像,他是感觉到石头里有个大卫在那儿,他只是把大卫显影(唤)出来。

    我认为候导使用演员比较接近这种方式,侯导不太喜欢用过多的事件跟设计来塑造演员,以他自己来说是“瞬间的真实”达到“片段呈现全部”的效果。

    他是看到你里面的那个大卫,你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两件,一是专注,一是毫不保留,让他能把大卫唤出来。

    尽量坦诚、率直。

    天文,1994年8月21日晚。

    8月26日,回东京,夜里辗转难眠,租来的小屋虽布置的十分温暖,我却没有安全感,有晚睡到一半,还感觉和式的糊纸门被缓缓拉开,一抹魂走到我面前,俯身望我,我睡在地上,只感觉他十分巨大,却毫无害意,甚至有隐隐的哀伤,这件事后来转述给侯导听,他便告诉我落碧玉在祭钟浩东时,也是这样的感受。

    9月中,虽应该开始入秋,却依然是热得惊人,我从东京回台,天文约了我,但到茶艺馆时却只有候导在场,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侯导很直接地对我说:“不拍了,太麻烦了,以后再拍吧。”

    我很清楚一切,没说什么,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大哭起来。

    其实,不拍电影真的没关系,可是天文和侯导是不是就此放弃我了呢?

    从一开始要拍电影以后,就有许多人反对,认为我并不适合,而其余各种猜测也纷纷而至。

    我只是没说、没想,“到底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令别人如此看我?”

    回到家后,订了数天往返回本的机票,告诉自己:“把一切忘了回日本去吧。”

    只是觉得好疲倦。

    但这世上真是有奇迹的。

    在纽约一直从事美术视觉的黄文英,很喜欢侯导的作品,于是自荐地为候导做这次的视觉工作,在筹备前期,侯导早已把剧本寄去纽约给她,却没想到,不久后她竟然做回了相当完整的场次设计及整理。

    就在决定回日的前两天,天文又约我出来,一见到我,就说;“可以拍了,可以拍了。”

    那一天,第一次当着侯导及天文的面哭了出来:“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不拍电影没关系,可是,请你们不要放弃我…”

    天文看着我,低低地说:“你也真是的。”侯导在一旁说:“拼了吧!就是把事情做好什么也别管。”

    那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永远是笑容的天文红了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