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白色的年代

    l月11日,出发广东惠阳,电影拍摄进入最后的部分。40年代的中国,中日战争爆发时期;

    浩东和碧玉相识于1937年,当时碧玉才17岁。

    1940年他们结合了热情与理想从上海。香港到达广州投身加入抗日的行列。

    初到惠阳,不知人心路途的险恶,只是天真地寻找国民党党部,却被判为“日谍”要枪决他们,此时碧玉与萧太太俱已怀孕,幸好遇到东区服务队的丘念台为他们请情。

    1941年钟浩东与李南峰到民运工作队受训,碧玉则和萧道应夫妇一同在南雄的陆军总医院服务。

    2月,他们的小孩相继出世,却因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们五人能一起到前线的东区服务队工作,不得不将孩子送人抚养。

    19叫年3月,碧玉产下第二胎,二三个月后日军完全占领惠阳。

    1945年8月158,日本天皇终于投降。

    广东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为离香港近,多少会有些文化性的建筑或古物可找,但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仅有一个裕华国货,再走远些,也还算有个小市场,后来又去过老街走走,我还买了一本《毛泽东兵法钢笔字帖》。

    因为米吃不习惯,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与台湾联络不易,潜意识的便压抑起情绪来,任性的不肯去吃饭,每天一早买面包配肉松,吃到五六天后,便觉人很虚弱。

    此时我们前往远处取景,需搭车。乘船,再走山路,带去的物品太重,请了当地的挑夫,其中还有些是妇人,看她们肩挑重物健步如飞,而自己仿如淡水鱼扔到咸水里,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这羞愧也只一刹时,便又死都不肯吃饭。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无止尽的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山上空气好,却很寒冷,我在那里认识了小女孩月华,有时陪她一起去采小野橙来卖给大家吃。

    月华那张晒得黑而坚实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会忆起。

    爬山数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饭,一天下山时,就莫名其妙地对林强和蓝博洲说:“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气太重了。”

    回到饭店,一个人上街找止痛药,遇到彤彤和小勤,问我,我说下腹痛,可能是生理期,结果彤彤给了我八颗“普拿疼”。

    夜晚一时多,窗口还传来摩托车声,发现自己便血,之前存的止痛药无效,腹痛如绞,再吞一颗,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吞了四颗“普拿疼”。

    早晨东哥打电话喊我,说要迟了。我勉强撑上车,车一路颠簸,我的小腹就跟着翻腾,彤彤跟大伙说是女孩的毛病,大伙就不以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觉得昏沉沉得更厉害,终于痛得没了意识。

    此时拍戏,是南华医院的场景,还有数天,我们就要回台湾,旧历年快到了,时间算得非常紧张,若跟不上进度是万万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医,听了是生理痛,打了止痛针,吊了盐水,又回山上拍戏,下午开始呕吐,意识模糊中听到林强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诊吧。”

    第二天一早诊出是肠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时膀胱过度燃烧引起的,医院给了一堆药,打了四个小时的点滴,东哥忧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性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实好想台北,整个人就有点放弃似的作践自己身体,我一直都是这样,从小,不喜欢,不接受就忍受,用自虐的方式来达到压抑的发泄,我一直都是这样坏脾气,如今停了拍摄,眼看时间不够,大伙是如何着急?

    医院开了轻度癌症止痛药,我每天5时起身,花500元人民币请医院的姑娘为我打点滴,因为手施的血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后吃了止痛药拍戏,这期间导演都没说过什么。

    晚上回房间再打二小时点滴,三天后,手背上都是紫色的小针孔。

    l月24日,终于拍摄完毕,我们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罗浮车站转香港,其余多数工作人员则搭车直接到香港机场与我们会合。

    l月24日,回到台北,快过年了。

    1946年荐与钟回到台北。8月钟浩东接掌基隆中学校长一职,上任当天,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因发烧到脑部,死了。

    此时蒋碧玉正身怀着第三胎。

    12月,第三个儿子出世,孩子满月,他们挨了满月酒。之后,到他们家中走动的人口就渐繁了起来。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变”。

    “二·二八事变”的发生其实源自台湾光复,当时的年轻人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却也未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光复后不久陈仪就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战胜的国民党军亦未到台湾,接着物价飞涨,军人借身份之名对人民频频欺侮,于是台湾的知识青年便在不同乡县各自组成不同的治理台湾的组织。

    这段时期到“二·二八事变”的当中,基隆中学学生上街游行纪念“五四”,却受到警察、特务殴打,各地的反抗活动也涌起或屡被阻扰。

    学生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干涉中国内政,要求和平的气氛越来越烈,国民政府的贪污,物价飞涨,缉捕人员的暴力也跟着高涨。

    到2月27日,国民党的“缉私”人员数人在淡水一代取缔“走私”时向一个妇女烟贩施暴,并夺走其身上所有香烟现款,引起过路群众不满,赤手空拳与其搏斗,并在晚上9时,包围了警察局,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终于暴发。

    2月28日,愤怒的人群要求全省加入与国民党政府斗争,到处罢工、罢课,这完全是对当时体制的失望,却在未来的历史中屡屡被误以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争斗。

    下午,发布戒严,国民党到处射杀路人,宪兵队分乘卡车在铁路局前向群众猛烈扫射。

    一直到深夜,枪声都仍在四处响起。

    1947年3月,白色的年代。

    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反苏为主提出“支持各国自由”的口号。

    国共内战炽烈,3月9日台湾宣布戒严法,屠杀仍在进行。

    1948年,钟浩东办《光明报》,为启蒙一般民众对祖国的政治认识。

    年底,大陆局势急转直下,一般都认为国民党一定会垮。

    1949年,上海失守,蒋氏父子退守台湾。

    8月,一场大逮捕展开。

    《动员临时激乱条款》强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书籍。人士都严格查禁,反共体制建立。

    8月底蒋碧玉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军法处,蒋碧玉亲眼看到钟浩东身被两个难友搀扶走过押房,他身上伤痕无数,眼球黄肿,头上扎着毛巾,显然吃足了刑求的苦,这时蒋碧玉才知道港东原来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策划了全球性的反共大协作体系,台湾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日,军法处来人通知,要蒋碧玉家人到殡仪馆领尸。

    棺材是公家的,殡仪馆却大敲竹杠,要价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钱。

    浩东的尸身领回后,才发现棺板间夹着两封遗书,一封是给母亲的,一封则是留给蒋碧玉的。

    《动员临时条款》压抑了所有的热情,白色恐怖蔓延全岛,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5O年代的终身监禁犯才在坐满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台湾,电影到2月上旬补拍了一天戏才算正式杀青,我的舅父打电话给我,说“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各自结合起来要求政府道歉、赔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加入?”

    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在当时被开了六枪,尸体弃人基隆河,我的母亲,我们的家族,曾经是教科书上万恶不赦的共匪。

    反共大陆是什么?台湾独立又是什么,还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借口。

    我拒绝了参加,我舅舅说他了解。

    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先生终于正式为“二·二八事件”向国人道歉。

    电影拍完了,历史过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仇恨或讨回什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成形都流过血,如今连德国都统一了,只剩下个老中国和狂乱的台湾岛,拍这样背景的电影,只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我们,记取老教训,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们有经济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难民或儿童,却无法将自己国土的人视为平等,难道那个年代的苦难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了电影,透过蒋和梁,我省视了这个身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体游戏,追逐金钱,在理想和功利问患得患失,我们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