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坐在大门上,然后又爬树

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坐在威勒库拉庄外面。皮皮坐在院子门这边柱子上,安妮卡坐在院子门那边柱子上,汤米坐在院子门上。这是八月底一个温暖的美好日子。院子门旁边那棵梨树把它那些树枝远远伸出去,低低垂下来,孩子们不花什么力气,坐在那里伸手就能采到最熟的金黄色八月梨。他们又啜又啃,把梨的子儿吐到街上。

威勒库拉庄正在小镇和乡下交界的地方,马路也正好在这里变成乡村大道。镇上的人喜欢到威勒库拉庄过去一点的地方散步。因为那里的景色最美了。

三个孩子正坐在那里吃梨,一个小姑娘沿着从镇上来的路走过。她看见他们就停下来问:

“你们知道我的爸爸打这儿走过吗?”

“不知道,”皮皮说,“他什么样子,长着蓝色的眼睛吗?”

“不错。”小姑娘说。

“戴黑帽子穿黑鞋吗?”

“不错,一点不错。”小姑娘赶紧说。

“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个没见到。”皮皮斩钉截铁地说。

小姑娘很失望,一声不响地走了。

“喂喂喂,”皮皮在她后面叫,“他是个秃顶吗?”

“不是,他头一点也不秃。”那小姑娘生气地说。

“他倒运气。”皮皮说着吐了一颗梨子儿。

那小姑娘急急忙忙往前走,皮皮又叫:

“他有一对超级大耳朵吗,一直搭拉到肩膀上的?”

“没有,”那小姑娘说,接着吃惊地转过身来,“你是说你见一个人走过,摆动着他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我没见有人走过摆动着他的耳朵,”皮皮说,“我只知道人人走路都摆动腿。”

“嗨,你真傻,我是说你是不是见有人走过,长着那么大的一对耳朵。”

“没有,”皮皮说,“没有人会长那么大的一对耳朵。哈,那太荒唐了。像个什么样子呢?是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耳朵。”

“至少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她想了一下又补充说,“在中国就不同,有一个。有一回我在上海见过一个人,耳朵大得可以当雨披用。下雨他就钻到耳朵底下,又暖和又舒服。啊,这真是个快活好时光!我当然说的是那个人。要是天气太坏他还请朋友和认识的人到他的耳朵下面来搭起帐篷。外面劈劈啪啪下瓢泼大雨,他们安坐在帐篷里唱他们伤心的歌。因为他有这么一对耳朵,大家都喜欢他。他的名字叫海上。你真该看看海上早晨跑去上班的样子,他晚上不肯睡,所以早晨总是到打钟上班才赶到。他跑着的时候,后面张开两只耳朵,就像两张黄色的大船帆,你真想不出有多好看。”

那小姑娘早就停下来站在那里听皮皮讲话,这时听得嘴都张大了。汤米和安妮卡连梨都忘了吃。他们只顾着听她讲。

“他孩子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最小一个的名字叫彼得……”皮皮说。

“不对,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汤米插进一句。

“他太太也这么跟他说。‘中国小朋友的名字不叫彼得,’她跟他说了。可海上这个人的脾气天下第一倔,他说这孩子要嘛取名叫彼得,要嘛连名字都不要。说着他坐在墙角里,把耳朵拉过来蒙住脸发脾气。他太太当然只好算了,因此这个孩子的名字就叫彼得。”

“噢,真的吗?”安妮卡说。

“这是全上海最可怕的孩子,”皮皮说下去,“他吃东西那么麻烦,他妈妈头都疼了。你大概知道吧,中国人吃燕窝?他妈妈就坐在那里,捧着一盘燕窝喂他吃。‘来吧,小彼得,’她说,‘咱们为了爸爸吃一大口,’可彼得只是闭紧嘴唇摇头。最后海上气得说了,他要不为爸爸吃掉这燕窝,就再不弄东西给他吃。海上说到就一一定要做到。因此这个燕窝从五月吃到十一月,每顿饭打厨房里拿出来,又拿回厨房去。七月十四那天,妈妈问是不是可以给波得吃个肉馅饼,海上说不可以。”

“胡说八道。”路上的小姑娘说。

“对,海上就是这么说的,”皮皮说下去,“‘胡说八道!’他说。‘只要不作对,这小鬼就不会吃不下这个燕窝。’可彼得就是闭紧嘴唇,从五月闭到十月。”

“他不吃东西怎么能活这么久呢?”汤米很惊讶。

“他活不了,”皮皮说,“他死了。就为了作对。十月十八死的。19日下葬。20日一只燕子飞进窗子,在桌上那个燕窝里下了一个蛋。它就这样利用这个燕窝,什么也不浪费。不坏!”皮皮高兴地说。接着她看着路上那小姑娘,想着心事。那小姑娘简直弄糊涂了。

“你的样子多怪呀,”皮皮说,“到底为什么呢?你不会以为我坐在这里吹牛吧?到底怎么回事?是这么想你就说吧。”皮皮卷起袖子吓唬她说。

“不不不,一点也不,”那小姑娘慌忙说,“我不说你吹牛,绝对不说,不过……”

“不不不,一点也不,”皮皮说,“我正是在吹牛。我吹牛直吹到舌头发黑,你不知道吗?你真相信一个孩子不吃东西能从五月活到十月吗?当然我很清楚,三四个月不吃东西没问题,不过这是从五月到十月啊!这是胡说八道!你完全应该懂得这是吹牛。你不该让人逼着你相信他们胡说八道。”

于是小姑娘头也不回地走了。

“人的头脑竟会这么简单,”皮皮对汤米和安妮卡说,“从五月到十月,真是太荒唐了!”

接着她又在那小姑娘后面大叫:

“我们没见过你的爸爸!今天我们一整天没见过一个秃顶。可昨天有17个走过。手拉着手!”

皮皮的果园实在可爱。说实在的,它保养得太糟了,可是有一大片从来不割的可爱青草,有很老的玫瑰树,开满白的、黄的和淡红的玫瑰花。这些玫瑰花的品种也许不怎么好,可是香气扑鼻。这里还有不少果树,最好的是一些很老很老的橡树和榆树,爬起来简直没说的。

汤米和安妮卡的果园里可惜就少可以爬的树。他们的妈妈老怕他们爬树会掉下来跌伤。因此他们从小到大没怎么爬过树。这时候皮皮说:

“爬上那边一棵橡树怎么样?”

汤米听见这主意高兴极了,马上从院子大门上跳下来。安妮卡有点犹豫,可看见树干上有大树瘤可以停脚,她也觉得不妨爬爬,一定很好玩。

离地几米橡树就分成两叉,交叉的地方像个小房间。三个孩子马上在那里坐下了。橡树在他们头顶上张开浓密的树叶,像一个绿色的大天花板。

“咱们可以在这儿喝咖啡”皮皮说。“我这就进屋去烧。”

汤米和安妮卡拍手叫好。

皮皮很快就烧好咖啡。小面包她头一天就烤好了。她站在橡树底下,动手把杯子扔上去,汤米和安妮卡赶紧接。可杯子一再让橡树接了过去,两个杯子打破了。可皮皮又跑回家拿来新的。接着轮到扔小面包,小面包在空中飞了半天。至少它们一个也没打破。最后皮皮用头顶着咖啡壶上树,口袋里放着一瓶牛奶,还有一小盒糖。

汤米和安妮卡觉得从来没喝过味道这么好的咖啡。他们不让每天喝咖啡,只有人家请才喝。现在总算有人请他们喝咖啡了。安妮卡洒了点咖啡在大腿上,先是湿而暖,接着是湿而凉,可她说完全没关系。

等咖啡喝完点心吃好,皮皮把杯子扔到下面草地上。

“我要看看现在的瓷嚣质量好不好,”她说。一个杯子和所有三个碟子都经受住了考验。咖啡壶也只摔坏了壶嘴。

皮皮一下子又决定再爬上去一点儿。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她叫道,“树窟窿!”

树干上有个很深的窟窿,让树叶遮住了,孩子们原先没看见。

“噢,我也可以爬上去看看吗?”汤米说。可是没听到回音。“皮皮,你在哪儿?”他不放心地叫起来。

接着他们听到皮皮的声音,可不在他们上面,却在底下,远远的。它听着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

“我在树里面。这个树窟窿一直通到地面。我打这儿一条小树缝看得见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噢,那你怎么上来呢?”安妮卡大叫。

“我上不来了,”皮皮说,“我只好在这里站到老。你们得把吃的打那窟窿扔下来给我。一天五六次。”

安妮卡一听,哭起来了。

“着急什么,干吗难过?”皮皮说,“你们两个不如也下来吧。咱们可以玩坐地牢。”

“怎么也不干!”安妮卡说。为了稳妥点,她干脆爬到树脚下。

“安妮卡,我打树缝里看到你了,”皮皮在村里大叫,“留神别踩到咖啡壶!这是一把很好的卫生旧咖啡壶。少了咖啡壶嘴可不怪它。”

安妮卡走到树旁边,透过一道小缝缝看到了皮皮的食指指尖。她于是放心得多,可还是着急。

“皮皮,你真不能上去吗?”她问道。

皮皮的手指头不见了,一转眼她的脸已经在上面树窟窿里伸出来。

“我真想出来也就能出来。”她抓住树窟窿上面的树叶说。

“上来那么容易?”汤米说,他还在树上。“那我也想下去坐一会儿地牢。”

“不过我想,”皮皮说,“首先咱们还是去拿把梯子来。”

她爬出树窟窿,很快地滑到地面上。接着她跑去拿来一把梯子,带着它使劲爬上树,再把它放到树窟窿里。

汤米乐得发疯,简直急不可待地要下去。树窟窿很简,爬到那里十分费劲,可是汤米很勇敢。他也不怕爬到那个黑树窟窿里。安妮卡看着他钻进树窟窿不见了。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看见他。她打缝缝拼命往里看。

“安妮卡,”她听见汤米说话,“你怎么也想不出在这里有多好。你一定也得进来。有了梯子就一点儿也不危险了。下来一次,你就什么也不再想要。”

“真的吗?”安妮卡问。

“百分之一百不假。”汤米说。

于是安妮卡哆嗦着两腿重新爬上树,最后一段路不好爬,皮皮帮着她。她一看见树窟窿里那么黑,就缩了回去。可是皮皮抓住她的手鼓励她。

“安妮卡,不要怕,”她听见汤米在树窟窿里说,“我看见你的腿了,你要是摔下来,我一定能接住你。”

安妮卡没摔下去,安全地下到底,来到汤米身边。皮皮转眼也下来了。

“不是妙极了吗?”汤米说。

安妮卡只好承认是妙极了。里面根本不像她原先想的那么黑,因为那道缝缝里漏进光来。安妮卡靠到缝缝那儿,看是不是真能看到外面草地上的咖啡壶。

“咱们以后要躲就躲到这儿来,”汤米说,“没人会想到咱们在这树里面。他们要是到这儿周围找,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看到他们。于是咱们就笑。”

“咱们可以从缝缝里用小棍子捅他们,”皮皮说,“这一来他们就会以为有鬼了。”

孩子们想到这里,高兴得三个人抱成一团。这时候他们听见当当响,汤米和安妮卡家打钟叫他们去吃晚饭了。

“多讨厌,”汤米说,“我们得回家了。不过我们明天一放学就回到这儿来。”

“来吧。”皮皮说。

于是他们爬上梯子,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接着他们爬下树,皮皮第一,安妮卡第二,汤米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