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二十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而这一自觉的历史进程又是以童话为先导，以童话取得的实绩而全面展开的。

1923年，叶圣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这也是中国童话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正如鲁迅所说，《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的路”。叶圣陶的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早期的《小白船》、《芳儿的梦》为代表。这类作品清丽、柔美，充满诗意。一类以《稻草人》、《古代英雄石像》为代表。这类作品深沉、凝重，讽喻现实，具有很强的教育性。

从中国童话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叶圣陶注重教育类的童话显然对后来者的影响更大一些。像三四十年代的陈伯吹、贺宜、金近，五六十年代的洪汛涛、黄庆云等等，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他的作品里获得过启发。叶圣陶另一类注重诗意的作品，虽然由于中国现代历史特殊的原因常为人们所忽略，但作为一种风格流派，它也明显地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四十年代的严文井、五十年代的葛翠琳和八十年代的冰波（当然他们也同时受到过安徒生等外国童话作家的影响）。《稻草人》为中国童话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天翼是继叶圣陶之后又一位具有指标意义的人物。他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童话的巅峰之作。张天翼在关注现实上继承了叶圣陶教育类童话的传统。其作品不仅勾勒出生活的表层现象，也触及到社会的内部肌理，涵盖面既广且深，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但如果从艺术创新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角度看，张天翼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中国“热闹派”童话的先河。张天翼的作品，人物之夸张，想象之大胆，语言之诙谐，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表明中国童话已开始进入到成熟的时代。张天翼作品对后来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五十年代的任溶溶和八十年代的郑渊洁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从张天翼特色鲜明的艺术实践中寻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和作品的着力点。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童话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由于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处于被侵略的危难之中，山河破碎，人们饱受战乱之苦。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直接反映现实，注重唤起整个民族的向心力，渴望和平，向往光明，作品的时代特色都较强。除了张天翼的作品，较有影响的作品还有陈伯吹的中篇《阿丽思小姐》，贺宜的中篇《凯旋门》，严文井的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金近的童话集《红鬼脸壳》等。这些作家的作品为中国童话的发展、丰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诞生，童话创作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五十年代初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十余年间，童话创作掀起了一个高潮。一些建国前就已成名的宿将，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纷纷推出了各自的力作。

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张天翼和严文井。张天翼推出了中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推出了中篇童话《“下次开船”港》。这两部作品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国童话创作上取得的两项重要成果。

《宝葫芦的秘密》在中国童话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开创了童话写作的新途径。作品同时写了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虚虚实实，假假真真，圆满地解决了从现实世界到幻想世界、从幻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之间的过渡、衔接。其最突出的特质是写实成分的加入。写实成分的加入，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张力，同时也从反方向强化了作品幻想的氛围和力度，这使得童话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成为了可能。二十世纪末中国儿童文学界出现的“幻想文学”创作热潮，其核心特质即是“写实”的加入。由此也可看出《宝葫芦的秘密》的开拓意义。

《“下次开船”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品成功地将“形而上”的幻想形式与带有本体意味的哲学思考结合了起来，使得幻想中的人物事件，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成为了一种隐喻和象征。再就是作品的抒情性。浓郁的抒情色彩给重讽喻的中国童话提供了另一种成功的参照。

与张天翼、严文井相比，洪汛涛和葛翠琳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创作之路。洪汛涛和葛翠琳在五十年代迅速成为重要的童话作家，得益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民间故事资源的利用、发掘和再创造。洪汛涛的《神笔马良》、葛翠琳的《野葡萄》，其间浓郁的传统民间故事的色彩和东方阅读方式的设置，显示了传统民间故事之于童话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任溶溶是另一位重要童话作家。他的童话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幽默、风趣、诙谐，浑然天成。任溶溶与张天翼虽然同属热闹一派，但他与张天翼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张天翼的童话更强调“讽刺”，任溶溶童话则更注重“幽默”，而“幽默”恰恰是中国童话长期缺位的品质。也正是因为此，任溶溶《没头脑和不高兴》等不多的几篇童话成为了中国童话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存在。

另一位要提到的重要童话作家是包蕾。包蕾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作品是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全新创作的幽默诙谐的《猎八戒新传》。该作除了在当时深受读者欢迎，更为后来的写作者开启了一条童话创作新路。比如九十年代末周锐创作的系列童话《幽默三国》等。

与此同时，另一批作者脱颖而出，佳作竞相问世。宗璞推出了《湖底山村》，孙幼军推出了《小布头历险记》，黄庆云推出了《奇异的红星》，彭文席推出了《小马过河》，方惠珍、盛璐德推出了《小蝌蚪找妈妈》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以浓郁的民族气派见长，或以诙谐幽默著称，或以稚拙感、准确的心理把握为读者欢迎，或以抒情与哲理的巧妙结合让人称道。它们从各自的角度为中国童话增添了新的色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新时期。新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代”的痕迹。这一特征反映在作家的身上是再明显不过了的。孙幼军可以说是这一特殊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六十年代的《小布头历险记》儿童心理把握准确，语言风趣，讲究稚拙感，注重动作性。他八十年代的《亭亭的童话》等又深入到幼儿心理的揣度和描摹，笔触细腻；而同一时期的《怪老头儿》等则力图对生活中的“悖论”，给予积极的“扬弃”或“认同”，于荒诞中显出人生深层意蕴。他不抛弃传统，又不作茧自缚、囿于传统。在中国童话发展史上，他是一位承上启下式的重要人物。

新时期是中国童话的又一个全面收获的时期。在新时期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郑渊洁。郑渊洁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作品带来了久违了的游戏精神。在郑渊洁以前，我国童话的美学品格从总体上来说，多偏重于深沉、凝重，而郑渊洁的童话则全然以热闹、轻松——“玩”的面貌出现，以“玩”促就心理能量的释放。在他那里，喜怒哀乐可以尽情地宣泄。郑渊洁作品的出现，相当程度上吻合了儿童的游戏本能。而这正是郑渊洁所以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冰波和周锐是新时期另外两位重要作家。冰波童话的最大特质在于清丽、唯美、抒情。他的《窗下的树皮小屋》等作品，讲究细节和细部的描述，讲究情绪的流变和感知的呈现；注重氛围和意境的营造，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由于这类童话呈现的是与“热闹派”童话完全不同的艺术质地，因而，作品一经发表即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好评和赞誉。周锐的作品有热闹特质，但与郑渊洁等人的热闹又有明显的不同。他的《九重天》等作品强调传统元素，注重志怪小说等叙述手法的借鉴与运用，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意蕴。他的作品还特别注重以精心设置的对话推动人物性格和整个故事的发展，人物对话成了他作品的一个关键词。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童话在中国独树一帜。

新时期有影响的童话作家还有宗璞、叶永烈、吴梦起、刘兴诗、赵燕翼、鲁克、孙幼枕、吴梦起、葛冰、张秋生、郭明志、朱奎、路展、方圆、冰子、彭懿、武玉桂、杨楠、诸志强、金逸铭、班马、郑允钦、倪树根、稽鸿、王晓晴等。

进入到二十世纪末，除前面提到的冰波、周锐、张秋生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新一批童话作家开始崛起。

金波、汤素兰、张弘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金波是一位知名老诗人，这一时期转入童话创作后，佳构连连。他的《乌丢丢的奇遇》等作品具有浓郁的古典童话意蕴，意境优美，节奏舒缓，字里行间浸润着咀嚼人生后的感悟和慨叹。汤素兰是新一代童话作家中的重要一员。她的创作风格多样，但最具艺术个性的应是其唯美抒情风格的作品。她的《红鞋子》等作品构思精致，幽雅柔美，寓深刻的人生思考于有形的故事叙述之中，具有相当的艺术穿透力。张弘是新一代童话作家中的又一位指标性人物。她的作品在数量上不算突出，但她的艺术探求精神和文体意识在她这一辈的童话作家中颇不多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的探求多能在“超前”与“既定”之间找到平衡点，有相当的艺术水准，代表作有《上古的埙》等。

此外，北董、杨红樱、黄一辉、肖定丽、范锡林、葛竞、李志伟、杨鹏、王一梅、王蔚、保冬妮、晏苏、萧袤、吕丽娜、安武林等都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童话作家。

由于政治、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大陆与台湾迄今仍处于分隔状态。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文化的中华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台湾文化也明显带有自身的特征。台湾童话作为台湾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有其特殊性。台湾童话的全面发展和成就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代表性人物有木子、孙晴峰、管家琪、方素珍、林世仁、张嘉骅、唐琮、卜京、王家珍、赖晓珍、王淑芬、刘思源、张文哲、张如均等。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中国童话的发展历史并不长，迄今不足百年的时间。但在这不足百年的时间中，中国童话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辉煌。这是一代又一代童话作家传承接力竭尽心血不懈努力的结果。

期待着小读者们从中国童话的阅读中获得滋养、美感和快乐。

孙建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