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里屯前史

三里屯前史

冯唐

冯唐 @ 2008-2-10 12:55:13 1

1984到1990,我在白家庄中纺街上的北京市八十中学度过了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六年。中纺街西北不到三里,就是后来著名的三里屯。

那时候,三里屯还只是一堆没脸没屁股的六层红砖楼,除了离住着各种外国人的使馆很近之外,和北京其他地方,和中国其他城市解放后建设的街区一样,有个花坛,有个意气风发的雕塑,有几棵杨树或者柳树,没有其他任何突出的地方了。

那时候,我那个中学是朝阳区唯一一个市重点中学,号称朝阳区的北京四中。从生物学的角度,那是个伟大的中学,物种多样化,出各种不靠谱的人才,羽毛球冠军、清纯知性女星、不嗑药也对汉语有突出贡献的足球解说员、著名央视五台中层干部等等。我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年纪也都不大,分别是体育优待生、大字比赛学区获奖者、学校业余广播员、校团委副书记。后来,还连续出了几届北京市高考状元,那时候,我已经毕业很多年了,著名央视五台中层干部也快因为他的家事国事更加著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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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到1990年,在北京市,中纺街和三里屯在第一和第二使馆区之间,尽管没有任何酒吧,但是已经是个挺洋气的地方了。我曾经想,三里屯和三元里什么关系。一个答案就是,这两个地方都和洋人有关,我们过去在三元里抗击过英军,我们将来或许在三里屯抗击美军。将来学生学历史的时候,这两个地名类似,好记。

我的同学,三分之一来自外交部,三分之一来自纺织部。这些同学都散住在中纺街和三里屯一带。

外交部的子弟经常带来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比如能擦掉墨水痕迹的橡皮,介于二八和二六之间的可变速自行车,可以画出图形的卡西欧计算器。我问他们,他们爹妈在国外通常都做什么,典型答案是,“我爸是北欧一个国家的武官,基本工作是滑雪和看当地报纸。”这些子弟,常年一个人住在三里屯一个巨大的房子里,最多有个又瞎又聋的爷爷奶奶看管着,仿佛被外星人留在地球的后代。纺织部当时还没被撤销,纺织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纺织部的子弟从穿着就可以看出来,脚上的耐克鞋、彪马鞋都是原装进口,款式都是王府井力生体育用品商店里没有的。当时正牌耐克鞋一双最少一百多块,当时我中午饭在学校食堂吃,八块五包一个月,有荤有素,有米粥或菜汤。他们还有防雨的夹克衫,轻薄保暖的羊绒衣,大本大本人肉浓郁的内衣目录。现在回想,他们出入学校,雨天不像落汤鸡,冬天不像狗熊,心神中明白人事,他们仿佛锦衣日行的仙人。

我属于那剩下的非外交部非纺织部的三分之一。我那时候懵懵懂懂,还不知道录音机有贵贱之分,能出声儿就好,能听新概念英语录音就好,就像不知道人有贵贱之分,长腿、长奶、带毛就好。幼时的影响根深蒂固,我现在还是分不清B&W和漫步者音箱的区别,还是不知道人有贵贱之分。

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其他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少年时,没有现在意义的三里屯,我们饱受贫穷但是没有感受贫穷,长大之后心中没有对社会的仇恨,有对简单生活甚至简陋生活的担当。“我们穷过,我们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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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有游戏厅,没有棋牌乐,没有进口大片,除了念书,我常常一个人溜达。

出校门左拐,沿中纺街向西,最先遇见的是饴糖厂。不用看都知道,臭味浓重。那是一种难以言传、难以忍受的甜臭,刚开始闻的时候,还感觉是甜的,很快就是令人想吐的腻臭,仿佛乾隆到处御题的字。与之相比,我更喜欢管理不善的厕所的味道,慓悍凌厉,真实厚道,仿佛万物生长着的田野。我从小喜欢各种半透明的东西:藕粉,浆糊,冰棍,果冻,文字,皮肤白的姑娘的手和脸蛋,还有高粱饴。但是自从知道饴糖厂能冒出这种臭味之后,我再也不吃高粱饴了。

饴糖厂北行五十米,是北京联合大学机电学院。我们简称为机院,当时的校长常常恶毒地暗示,如果不好好学习,我们很有可能的下场是对门的机院。

饴糖厂旁边是中国杂技团,不起眼的一栋楼,从来没有看见有演员在楼外的操场上排练,可能演员们也怕饴糖厂的臭味吧。总觉得杂技排练应该是充满风险的事情,时不常就该有一两个演员从杂技团的楼里摔出来,打破窗户,一声惨叫,一摊鲜血,一片哭声,然后我们就能跑下教学楼去凑热闹,然后救护车呼啸而至。但是,中学六年,这种事情一次都没发生。

杂技团北边是假肢厂,做胳膊、腿之类的,塑料的、硅胶的都有。我曾经晚上翻墙进入假肢厂的仓库,偷过好几条胳膊和大腿,留到现在,还没派上用场。

杂技团北边是三里屯汽车配件一条街,听说当时北京街上被偷的车都在这里变成零件,然后一件一件卖掉。后来,在三里屯北街火了之后,这里去了汽配商店,添了粉酷、法雨之类东西,就成了三里屯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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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配街往北,就是三里屯北街,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三里屯。

我们的中学体育老师,军事迷,精研中日战争史,总说“二十一世纪,中日必有一战”,他觉得他有责任为中华民族准备好这场战争,总说“人种的强壮与否是关键”。一年十二个月里,除了六、七、八、九月四个月,他都逼我们长跑。

我们跑出校门,跑到朝阳医院,跑到城市宾馆,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跑到兆龙饭店,跑回校门。

跑到三里屯南街和三里屯北街的交汇处,每次都接近体育老师所谓的“极点”,一使劲儿,肺叶就被吐出来。每次坚持着,耷拉着舌头东张西望,看着三里屯长起来。现有交汇处东南角的小卖铺,然后有三里屯北街的临建房,然后临建房开始卖酒,然后小卖铺砌成啤酒杯的形状。

野蛮体育老师后来得了痔疮,痔疮后来厉害了,对我们的管束越来越松。上课就把我们撒出去跑步,回来就自己踢球,下课前不再集合。体育老师自己坐在一个破硬质游泳圈上,晒太阳,痔疮在游泳圈中间悬空,不负重不受压,他的表情愉悦幸福。

我们不着急回学校踢球的时候,在极点到来之前,不跑了,到三里屯街角的小卖铺一人买一瓶北京白牌啤酒,牙齿开瓶儿,躲进三里屯北街的花坛,蛋屄蛋扯,就啤酒。

有人说,他在这附近常常见到黑人,伸出手来,手掌赤红,仿佛猩猩。

有人说,他家的北窗正对着某使馆,阳光好的时候,里面的人出来晒太阳,只包裹乳房和下体,裸露其余,从窗子里看过去,比鱼肚还白皙。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突出,瞳孔扩张,鼻孔一张一合。武官的儿子说,他有他爸带回来的望远镜,下午别上课了,一起去北窗瞭望。我们说:“同去,同去。”

有人说,看多没劲啊,最好能摸,最好能抱。“初冬天,刚来暖气,抱个人在被窝儿里,美啊。”

估计在简陋的环境里,理解力发育也晚,我当时实在无法理解在被窝儿里放另外一个人的好处,就像我无法理解体育老师痔疮的痛苦一样。我只是在旁边安静听着,喝着啤酒,觉得岁月美好,时间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