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春天，我就有点怀旧，想我们家的四合院。今年也不例外。前几天，看门的张叔叔打电话说：“院子里的花都开了，可好看了，可惜你和你妈都不在。” 谁都以为四合院里的生活一定高雅得一塌糊涂，而所谓书香门第更是在院子里赏花、观月、吟诗、品茶、作词，饮酒，呼吸得每一口空气都有文化味道。

其实未必。

小的时候，我们家四合院基本上是块自留地，院子中心有一个圆的大花池，花一棵没有，全让我们家人种了花生。收花生对我来讲是一大快乐，爸妈把花生从泥里拔出来，我负责把花生从根上揪下来，弄得浑身是泥，满脸是土。我外婆是个有洁癖的上海老太太，每次看见我父母允许我当花生农民都非常有意见。她总是站在客厅门口，半开着沙门喊：“妞妞，进来吧，进来吧。”

除了花生我家四合院里还种了丝瓜和苦瓜。这两种菜都是我外公喜欢吃的，当时在北京几乎买不到，想吃就得眼巴巴地等着外地的亲戚朋友带来，所以干脆自己种。丝瓜的花儿是黄的，特别大，我喜欢摘丝瓜花戴头发里。我家阿姨说我，花都让你揪光了，爷爷吃什么丝瓜！爷爷却笑呵呵地说；让她去，让她去。苦瓜的籽是甜的，我们家不吃青色的苦瓜，一定要等苦瓜发黄了才摘下来吃。我总是等着大人把苦瓜切开，然后我把里面红色的籽用舌头舔出来，弄得满脸都是籽，一个大花脸。外婆很看不惯我这付吃相，总是非常不理解地看着我说：“妞妞，上海的大白兔奶糖不比这个好吃啊？”

“文革”的时候解放军到我家来挖了个豪华防空洞。洞内的墙是青砖，洞口是水泥，还有一个瓦楞铁的盖子。解放军砌了两个洞口，一个大的豪华洞口，有水泥台阶和扶手，说是给老人用的。另外一个直上直下的，有几节埋在砖墙里面的梯子，这是给院子里其他人用的。 胡同里经常有演习，只要喇叭里响起警笛声，大家都要钻防空洞。街道委员会还会来检查，不钻防空洞是要处治的。我天天盼着演习，只要警笛一响，我就学着解放军的样子，先把我外婆从有台阶的洞口搀扶下去，然后我自己再跑上来，从小洞口重新趴下去。我外婆怕我摔着，总是喊：“妞妞啊，不要再出去了，不是已经下来了嘛。”我当然觉得爬梯子好玩，每次都要两次进洞，还非常认真地跟我外婆解释说，解放军叔叔说的，有台阶的洞口只给外婆和外公用。我外婆总是叹口气，小声嘟囔说：解放军真多事，教小孩这些干什么。

除了我外婆，彭嫂是四合院里另一个中心人物，她是带我长大的阿姨。彭嫂胖胖的，浓眉，小眼，样子有点凶。外婆不太喜欢她，但是就是离不开她，一来她很会做家务，二来我跟她几乎形影不离，最重要的是彭嫂做一手好菜，没了她我们的伙食水平会降低一大块。“文革”的时候，彭嫂在四合院里造了一把反。她找我外婆谈话，说她是这个四合院里唯一的无产阶级，我们一家除了我都是封资修，所以她应该带领我们所有人做早请示、晚汇报。我外婆已经被红卫兵抄家吓破了胆，立刻同意了，但是心里一定恨死了这个会做饭的造反派。彭嫂任命我当她的助手，每天早上摇铃，把大家都聚集到饭厅里对着毛主席像唱《东方红》，然后吃她做的绿豆粥，煎的葱油饼；傍晚再摇一次铃，这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吃她炖的肘子，炒的豆豉苦瓜，豆瓣苏，还有香喷喷的白米饭。我外婆只吃米，不吃面，我们家永远要把面票换成米票，这些都是彭嫂的活儿。那时候，三天两头有最新指示发表，然后大家都要戴上毛主席像章上街游行庆祝，彭嫂总是带着我一起去，她在高喊口号的空隙中总是忙着把我们家的面票都换成米。

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回忆四合院而不想到“文革”，想起外婆，不想抄家；想起彭嫂，不想起游行；想起爸妈种花生，不想他们离婚。也许这些把美和丑，快乐和伤感，善良和罪恶都拧在一起的记忆正是我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