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我们的二中越来越像座围城。

记得刚考进二中的时候我高兴得要死，进来之后我开始担忧。尽管大树底下好乘凉，但背靠着大树自己却不是大树的滋味很不好受。围城里的人按成绩被明显地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政治书上说的“现在我国阶级制度已经消灭但阶级现象依然存在”。

二中的校训之一：宁可在他校考零分，也别在二中不及格。

学校体贴倍至地为我们把小卖部办得有声有色，上至衣帽鞋袜下至图钉纽扣应有尽有。最近我甚至看到了一缸待售的金鱼。

学校就这么温柔一刀地斩断了我们所有出校的理由。于是我们只好望着四角的天空日复一日地伤春悲秋，感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

铁门紧锁，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君能有几多愁，欲语泪先流。《铁窗泪》风行一时不是没有理由的。

周六的最后一声铃响如同出狱的宣告。我们火速离校，乘车几经颠簸到家，打开门，带着满腔心酸满腔大难不死的心情大呼一声：“我终于回来了！”虽没有胡汉三的阴阳怪气，但至少有逃离苏比坡的悲壮。

电视是围城中的我们与外界的惟一联系，并且我们只被允许在七点到七点半的时间中看中央一套的节目。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爱国越来越血气方刚慷慨激昂，幻想某天杀上战场为国捐躯。因此也出现了一批战争狂热分子，见着哪个国家不顺眼第一句话就是：给我打！当然并且幸好地球不是绕着他们转的。

偶尔七点半过后老师没来，我们就能多看会儿电视。但遍地开花的综艺节目只会加剧我们心里的不平衡。因为那些所谓的明星们正在回答“一年有几个星期”之类的问题，而我们却在研究能量守恒和怎样在正方体上切出一个六边形来。

围城拥有很多耀眼的光环，比如“全省重点中学”，“全省校风示范学校”，“青少年科学创新重点学校”等等，我只知道校门口挂着十多个长短不一的牌子。其中最有分量的还是“Ｓ大学数学实验基地”的牌子。我记得在举行挂牌仪式时，我们坐在操场上，对着主席台上Ｓ大学的校长和成千上万个副校长死命地鼓掌。我也很拼命地拍手，但我纯粹是因为觉得当时的气氛很搞笑很离谱所以劳我双手大驾。牌子挂出来以后二中依然是二中，没有任何改变。对我而言它的重要性还比不上食堂门口挂出的“今日供应鸡腿”的牌子。

围城里多雾，很多时候都是城外阳光普照城内烟雨蒙蒙。学了一年的地理知识告诉我们地面状况间接影响着局部地区的天气，很可能是因为二中有个很大的湖和城外有条小得我都不好意思称它为江的沱江。也很有可能是开水房的老伯们工作效率太高引起水蒸气外泄——事实上二中的开水永远是供不应求的。再有可能就是二中的绿化太好了，植物强烈的蒸腾作用让我们月朦胧鸟朦胧。

提到二中的那个湖，我想起它是未名湖。但请不要以为它与北方那座高三学生心目中的天堂有什么关系，它是真正的未名——没有名字。但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如果它有了名字就一定会是“奋斗湖”，“努力湖”，或者是真正的“为民湖”。那对我的耳朵没什么好处。

烟雨蒙蒙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把女生看得不太清楚，因为如果说女生是校内的美丽风景的话，那么二中的旅游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我们都崇尚“朦胧美”，“距离美”。痞子蔡有一个精彩的理论：女人的美丽同她的寿命成反比。借用他的话：红颜美人多薄命，二中女生万万岁。男生戏称女生楼为“寿星村”。二中有几句流传已久的打油诗：二中女生一回眸，吓死对面一头牛；二中女生再回眸，二中男生齐跳楼；二中女生三回眸，哈雷彗星撞地球。虽说这几句话很刻薄，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经受得了时间考验的东西就有其可取之处。当然，在女生眼里我们也不怎么的，个个都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有一拼。

围城里的生活是平静的。算了，做人不要太虚伪，我直说了吧，围城里的生活是沉闷的，某某老师戴顶假发就会成为一级新闻。并且二中里消息的传播速度足以推翻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学说，且中途变异之快，类似于遭到强烈核污染的生物。举个例子，Ａ君无意中说的一件芝麻屁事在经过一个上午之后再由Ｃ君传回Ａ君的耳朵时已变得面目全非，以致于Ａ君难以置信地问：真的吗真的吗？然后Ｃ君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再举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某天小Ｄ告诉我下午不上课，而当我顺藤摸瓜寻根究底之后才发

现消息的来源竟然是我，而我只记得自己早上说过下午最后一节课提前十分钟结束以便进行大扫除。

也许是某个伟人也许是我说过，郁闷的环境出文人，沉闷的环境出哲人。我们开始变得很哲学，没事儿爱跑到宿舍楼顶上朝天疾呼问一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类的深奥问题。然后就会听到对面的女生楼扔过来一句：“谁家的疯狗给我牵回去！”

对面女生历来就很嚣张。她们住小洋房而我们住红砖楼，她们的衣柜比我们的大两倍，她们有张很大的写字台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小资产阶级得很！事实再一次证明了当今世界仍有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成天吵着改变学校住宿条件的却都是些头发长而什么什么短的不知足的丫头。我们解释说这是男生适应能力强而她们却说是我们历来就不讲究。

晚上熄灯之后窗外惟一的风景就是女生楼飘忽的烛光，星星点点犹如鬼火。毫无疑问，她们正在捧着琼瑶进入角色，很难想象这些白天疯脱了型的丫头片子晚上如何摇身一变扮演纯情少女或是多情少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烛光的多少与第二天上课睡觉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二中的文科不怎么的，但它却带有浓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出书，叫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划掉，再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我想如果老师们去古代卖矛和盾的话一定会生意红火。最难得的是他们可以对着讲台下百余只疑惑的眼睛而始终目光坚定。这种目光对峙的较量每每都是我们败下阵来，老师的坚定不移也最终让我们相信：是我们弄错了。

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返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同样，既然政治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接纳、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赴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做困兽之斗。

在这所省重点里，我们所做的试卷不是用“张”来计算的，用“吨”有些夸张，但用“斤”应该没人反对。学校复印室如果对外开放的话其工作速度足以令外面的复印公司全部倒闭。尽管我们万分心疼那台老复印机，但它没有遇上我们这样的主人，所以它必须每天忙够八个小时。而我们的累与复印机的忙可以建立起一个以复印机的工作时间为自变量的直线上升函数，它忙我们也忙，正所谓“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们虽不至于忙到普京似的“上班的时候女儿们还没起床，下班的时候女儿们已经睡着”的地步，但估计也差不远了。老师叫我们做题要快点快点，我们恨不得叫时间慢点慢点，但“事与愿违”这个词并不是祖宗随便造出来玩的，时间的飞速流逝常常让我们扼腕三叹。

二中的校训之二：高一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据说高二的版本是：高一已经过了，高三已经来了。

我们一直有个美丽而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却是我们最珍爱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个一张半页的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接着赶紧借朋友的去影印一份。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你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是万分之一或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存在我们就义无返顾。我们相信这个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每天期望老师能金口玉言。

二中的校训之三：做一百分的习题，涨一分的高考成绩。

一到夏天学校的花就开了，开得灿烂开得夺目开得让我们想拍手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滨江路两旁的树木上开满了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粒落下来，像

六月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的冤案”。

滨江路是寝室到教室的惟一通道。有人说，如果要杀二中的学生，只要堵在滨江路，保你杀个一干二净，因为二中的逃学率为百分之零。当然，类似这样的统计还有很多，如百分之零的留级率，百分之百的毕业率，百分之百的及格率等等。就是这些百分之零和百分之百让我在一年里丢掉了全部的骄傲。

但毕竟满地的鲜花给了我们一个好心情。老师说，你们的一天是从走上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开始的。我听了很受用，但小Ａ说，我们正踩着鲜花的尸体。一句话把我恶心得不行，一脚踩下去都马上提起来。

花落到地面上就变成了黄色，日复一日地提醒着敏感的我们：工业盐酸是黄色的，浓硝酸也是黄色的。小Ａ每天路过都会对我说：盐酸带黄色是因为含有三价铁离子，而浓硝酸带黄色是分解产生的二氧化氮溶于硝酸的结果。这不能怪小Ａ，他爱化学爱得要死。他曾经弯着眉毛脸上带着些许挑逗的表情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化学是我永远的爱人。”弄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由于学校的花儿们二中得了个全省绿化先进单位的称号。我并不认为这是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得好，就正如我不认为二中的高升学率不是因为教学条件好而是因为身边有无数个强劲的对手一样。学校会繁花似锦完全是因为类似新加坡的高额罚款。“摘花者罚款一百元”的白色木牌随处可见，就犹如万绿丛中的一堆白骨。“花到堪折直须折，莫到无花堪折枝”的古训在这里被驳得体无完肤。不仅不能作为摘花的理由，连平时说说也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老师们对花儿近乎病态的关爱让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上辈子一定是美丽的花仙子。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我高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留下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里。

高一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十七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Ａ说，你又老了一岁。小Ａ总是这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一定涂着黄油”的理论。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