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岳麓書院演講筆錄 6

江堤整理

談文學

我談文學也不是從理論上來談,我僅僅是說我體驗過文學的這種生活。

我也很放肆,幾十年來,我搞過音樂講座——我五線譜都搞不清楚的,(哄堂,掌聲)

我還開過拳擊和摔跤講座,(哄堂)

也講過地質學、林學和昆蟲學。所以我今天談文學同上述的講話一樣,都是不作準的。

為什麼不作準呢?我早在開始的時候就已申明過我的局限性。

老實說,我所依仗的力量是“童叟之言,百無禁忌”。

在各位專家面前放肆,放了一些童叟、幼稚、木呐的論調,相信不啻會得到原諒,甚至還希望得到喜歡。

文學在我的生活裏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繪畫。

我一生的70%的時間部花在木刻上,在學校,我教木刻。

為什麼我喜歡文學,喜歡雕塑,而繪畫擺在最後呢?因為繪畫可以養活前面三樣行檔。

文學也好,雕塑也好,都養不活自己的。(掌聲)

等我積蓄上可以的時候,就可以搞文學,搞雕塑——費錢又費時間。

文學,一支鋼筆就行了,但是稿費太少了。(掌聲)

文學給我帶來很大的快樂,我在義大利家裏的三樓寫文章,寫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

我女兒就問我你笑什麼?我說寫到了得意的一段,是關於家鄉的事情。

文學讓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別人能給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給的。

我相信科學,政治講科學,也就民主了。

我的第一篇文學“著作”,是70多年前寫在故鄉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

大概是五歲還是四歲。全文是:“我們在家裏,大家有事做。”旁邊還畫了兒個京劇的臉譜。(掌聲)

“稿費”很豐富,挨了一頓痛打。(哄堂、掌聲)

新木的房子用墨書寫起來,簡直“入木三分”,書法酣暢,所以70多年後的今天還留在那裏。

房屋的板壁是我背負的文學的十字架的那種神聖感的紀念。

好些朋友問我,為什麼寫東西不用秘書,不用錄音和電腦?

我不明白寫文章用秘書用答錄機用電腦,怎麼還能寫出來。

或許將軍和老革命家敍述回憶錄的時候需要秘書,文學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語句的講究,

有上下旬音韻的節奏,有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夠醞釀出來的那種情調和氣氛,它不能光是講故事,

它要進入情境進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鴉雀無聲地促湧出來。

要是有第二個人坐在旁邊,那就受到干擾了。

有一位陳恕先生,他在介紹《尤利西斯》的時候,說喬伊絲的文筆:

“在文學上精心推敲,使得每一個字都有音樂的韻味。

從結構上說,人物,語言和主題的陳述、再現和發展,酷似一首交響樂。

此外,他還模仿音樂、聲樂和樂器,精巧處理字和音節,節奏形式都是以聲樂配置而精心設計的,

母音、輔音、短語和節拍,經過細心安排,使之達到聽覺的效果,

高音及音色都和木管、銅管、打擊音樂相諧調,傳到聽眾的耳際和腦際,變成和諧音樂。

他對中心賦格的處理,使行動的敍述部分,編輯在精心設計的重複的旋律中。”

也就是說,他在寫東西的時候想到的是音樂,音節,文字的排列。

我喜歡講究的文學,喜歡有許多層次的音樂背景的交響樂式的文學,

所以有時候我故意找所謂的背景和層次來欣賞,我也如此這般地看待現實生活與人物。

這是一個講故事的開場白,底下的文學就是故事了。

“文革”以前,我跟人在邢臺地區搞“四清”,地委書記叫做賀耀明(音),常常給我們作報告。

他的報告雖然長,但是不討厭,有不少精彩的插話和故事。他說了這麼一個故事:

地委大廚房有一個70多歲的老炊事員,是個老共產黨員,沒有文化。解放前讓國民黨抓去受盡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

國民黨行刑的人問他:“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他說:“是。”

“那麼你清楚你的領導是哪一個嗎?”

他說:“清楚啊。”

“你瞭解你的組織活動嗎?”

他說:“我怎麼不瞭解,當然瞭解呀。”

“那麼好吧,把你瞭解的都說出來,我們就不再讓你受刑了。”

他說:“上級交待過不讓說!”(掌聲)

後來他還在做炊事員。他沒什麼文化,不需要像李玉和那樣,一邊唱一邊講道理,

就是那麼簡單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說出來了。

1959年我帶了一個聰明而又逗皮的學生

——現在他已經是老教授了,原來在長沙,現在在哪裏我不清楚了——回到鳳凰,督促他搞畢業創作。

他原本搞得很隨便,畫幾筆,弄幾個銅版畫,將他在電影學院裏的女朋友像當作畢業創作。

我很生氣,就強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鄉鳳凰。住在我家。

幾天以後,我就和本地一個美術青年陪著他到鄉下總兵營去。

總兵營在離鳳凰70多裏地的高山上,出發的那天下著大雨。出城之後溯江而上,到了堤溪。

堤溪是我小時候翹課的重點風景區。(掌聲)

河兩邊是懸崖,摻雜著竹林和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樹木,太陽要到中午才照得到這條河流。

河淺而寬,以樹雜著無數石條,直到彼岸的稱為跳岩的設備過渡行人

﹝解釋:這個聽得懂吧,石頭豎著,人踩在上面一個一個過河的﹞,兩邊各有小碼頭,是遠鄉趕集必經之道。

雨下得大,離城五裏已經泥濘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濘上,有如溜冰,於是我們停憩在小石碼頭對陣的兩座小木屋前。

木屋主人,擺著個小香煙攤,天晴天兼賣茶水。

我從背包裏取出早就準備好的防滑用的“鐵馬”,乘休息之便,綁在草鞋底下。

木屋的主人30來歲,是位清臒的文雅人,給我抽出床墊底下的稻草搓繩子,順便問我是哪裏人,到哪裏去。

我說是北門文星街黃家的子弟,他興奮起來,他告訴我他是我父母的學生。

認識,那就好辦了,也就變成了有交情的朋友。

我說好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他說他會在後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葉,好了,等我們回來在溪邊好好地喝一次茶。

兩個月以後我們回來了,一路想念等著我們的那個茶亭主人和那一壺好山茶,

過了跳岩,小木樓的門上了鋪板了,可能是主人進城去了。

我們坐在木樓前的石階上,真是書上所說的悵然良久。喪氣地走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裏。

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長了野漆樹。幾天之後我從街上回家,見路邊停著塊門板。

門板棉被底下蓋著個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邊輕輕地抽泣,說著:“兒呀兒呀,你怎麼這麼蠢。”

吃飯的時候我想起這件事便告訴母親,母親說她早聽到了。

這個人在堤溪幫公社賣香煙,前幾天過路趕場歇腳的人順手偷了他兩塊多錢,

他想一想沒有錢交公社的賬了,便一索子吊死在樓上。

這麼說來,這位朋友“掛”在樓上的時候,我們坐在樓下,還在想念他那一壺好茶。

那個時候為一兩塊錢,逼死一個人的說法,現在沒有人會相信了。這是一個故事。

還有一個故事。

1960年前後,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我那幫學生跟我到遼寧金縣①朱家屯的一個黑嘴子漁區體驗生活兩個月,

我把我四歲大的女兒帶在身邊,讓她有機會見習見習這個世界。

黑嘴子那個地方,只有漁汛的時候漁民才來這裏捕魚作業,平時都在五六裏七八裏的家裏,這兒到時候使荒無人煙。

漁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便成了一個熱鬧的場所。

有一天來了一個十六七歲的農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兒,她一見她就喜歡得不得了,

硬說要帶她回五里遠的家裏去,說有一樣好東西要送給她。

我想好東西大概是海裏面撿來的貝殼什麼的,於是一位年輕的漁民和我及我的女兒便跟著她上路了,

要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路越走越遠越陡,穿過好多麥田,來到一個靜悄悄的村莊,大夥都在地裏勞動。

女孩開了村邊一個小院子的大門,又開了堂屋的門,所有的炕上都在培著白薯秧子。

女孩太過興奮,房門費了好大的勁才打開,炕上仍然是秧苗。

她小心踩上床沿,打開鎖著的小壁櫥,從裏頭捧出個大紅包。

她高興得發抖,小心關照我女兒別焦急,

一層兩層三層四層打開了一個嬰兒拳頭大的、蓋著四個小紅點的白饅頭。

饅頭已經硬得像石頭了,女孩子滿臉通紅地叫著,你吃呀,你看多白的饃饃。

女兒很為難。她咬不動,她看著我。

我連忙就說,是啊,多好啊,謝謝姐姐了,我們帶著回去慢慢吃吧。

就這樣,我們和那個女孩子就告別了。那種歡心,那種笑容,我永遠難忘。

①金縣在旅大市中部東臨黃海西臨渤海。哈大及金州至城子坦鐵路在境內交會。

1963年,學校派我去參加中央文化工作隊。

一共有幾十個隊,我去的是遼寧隊,以中央樂團為主,兼插了幾位歌劇舞劇院、京劇院、話劇院同我們這些畫畫的人。

一邊參加“四清”,一邊送文化下鄉。在遼寧蓋平縣①到營口的鐵路沿線一帶,一共泡了一年。

有一次下大雪,我們在一個名叫朱家屯的村子裏開展工作,時間是三天。

搞美術的教老鄉畫畫,搞戲曲音樂舞蹈的教老鄉唱歌跳舞。第三大夜裏舉行個聯歡會,各村的老鄉都來看熱鬧。

除了文化工作隊是演出的主體上外,工作隊的女同志居然在三天時間內將村裏好看的人姑娘都調動起來,

在那麼短的時間中訓練她們演了一場歌舞,老鄉們看了之後,讚歎不已,都說搞得這麼熱鬧,真了不得。

①蓋平縣舊縣名。1965年改名蓋縣。在遼東半島西北部。

第二天還是大雪,我們到別處去了,是步行,全隊幾十人扛著抬著行頭,很辛苦,人漸漸疏遠在雪地上了。

我陪著一個女大提琴手,她幫我背回箱,我幫她背大提琴,呼呼呵呵,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走得很不成樣子。

她說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演出之後,我們女班出了一件大事。

我說不知道。

她說演出之後回到住處,快半夜了,突然有人急迫地敲門,原來就是那位大家都說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孩。

一見到我們,她就抱頭痛哭,把我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說她騙了我們。她說長了這麼人,從來也沒有過過像這麼三大這樣的好日子,把她當人的日子。

她說我對不起你們工作隊,我不過是想親近你們,我不是貧下中農的女兒,我是富農的女兒,我騙了你們。

這位女大提琴手就告訴我了,她說,老黃,我是團支書,這個事情撞到我的頭上,

“四清”裏面有一“清”是清理階級隊伍,事情性質這麼嚴重,你看我彙報不彙報。

我給她打了那麼久一人多高的大提琴,已經累得像個爺爺了,還拿這段新聞來壓我,

我原本應當罵這個狗婆娘活該。因為我太累了,快斷氣了,這架倒楣的千刀萬剮的大提琴。

我就說你前陣子不是常常說你到了更年期嗎,記性不好嗎,你怎麼現在記性這樣好啦,你不會忘掉嗎!(哄堂、掌聲)

她走在前頭,聽了我的話,她曬曬地偷笑。

我想好了,笑就好辦。那個年月,有大多的這樣的故事。一個火車就是一火車這樣的故事,想起來真是沉重不堪。

改革開放以後,我碰到過兩個故事。

我到上海去,好多年好多年沒有去了,就是前兩年的事情。我住在廣東人開的一家飯店裏面,離市區很遠。

我叫了部計程車。不料開車的是位女士,年輕的。她對我很好奇,就問老先生你是幹什麼工作的?

我說教書。

教哪一種書?

我說畫畫。

她說畫畫,你是老畫家啦,我丈夫也是個畫畫的,你不知道,他真是有天分呀,畫得好極了,

畫什麼像什麼,可惜你不能見到他,個天真可惜哇。

我說你先生在哪裏工作?

她說在紙廠做出納,我現在不讓他做出納了,叫他辭了工作,在家裏畫畫,我開車養他,

過幾年,他就會像你一樣,是個很好的畫家啦,你等著看。

我就說你可了不起。

她說畫畫需要時間,我不讓他幹苦力。

到了飯店,我付了車錢,我說你稍微等一下,我上去一下馬上就下來。

我從房間裏拿出一本畫冊,又問了她先生叫什麼名字,祝賀他成功,將畫冊送給他。

前幾年我去了一趟廈門,我在廈門集美學校讀過書,那裏有我許多同學和熟人。

於是,朋友帶我到各處去懷舊,弄得有聲有色。大家去了一趟鼓浪嶼。

鼓浪嶼和以前不一樣了,有條街是專門賣旅遊紀念品的,當然離不了古董古畫。

朋友跟老闆是熟人,便想到古董店去坐坐也必定會有意思。

老闆是個熟人,不俗氣,他不常常提到當官的朋友和生意,說開這個店一半是為了好玩。

我是相信的,另一半不說我也可以理解。

倒茶水的是位穿著很體面的小胖子,年紀二十上下,笑眯眯的,倒起茶來十分麻利,

一杯一杯地放在客人面前,一閃就不見了。

老闆似乎看出了我們的神氣,就告訴我們說,這是街上的孩子。

什麼叫做街上的孩子?

老闆補充說,就是我們街上長大的孩子。

他指指這個,腦子有點問題,弱智,人很善良,把這條街所有的鋪子都當自己的家,

家家也都把他當自己的孩子,懂規矩,懂禮貌,知趣,走到哪家在哪家吃飯,

全街人養他,給零用錢,給衣穿,從來不鬧脾氣,跟遍街的孩子都好,

又指指對門的那個鋪子,你看看,他又在那裏給人倒茶了。

他住在哪裏呢?問他。

他是有家的。有個爹,是退休工人,媽早就死了。最近廈門市政府給他爹分了一套房子,在市區的三樓。

我們不讓他走。對他爹說搬到廈門這孩子會病的,人地兩疏,彼此不熟悉,要重新熟悉新環境,不容易適應,

沒地方去的話,街上的孩子會欺負他。後來他就留下來了。大夥正設法給他們父子倆整修房子,讓他們過得好些。

看起來這個世界日子過得好一點的時候,人就會重新想起愛這個東西。日子不好過,愛無所依託。

我從來不相信江青講的:“寧願要社會主義的草。”

都吃草,那還叫社會主義嗎?(掌聲)

生活好了,人們要重新整頓失落的東西,包括愛、文化、道德甚至包括交通秩序,一切都將自自然然進行,

不吹牛,不宣揚,不虛張聲勢,有一天連宣傳好人好事的工作都沒有必要了。

想想那位做司機的年輕妻子,想想鼓浪嶼那條街的愛心,豈知乎稍加筆墨渲染就會玷污了它。

讓這種平安寧祥的生活繼續進行下去吧,千萬別去打擾它。

像契訶夫告訴我們的:“好與壞,都別叫出聲來。”

很多年前,我跟聶紺弩先生走在街上,我告訴他有個很好的故事。

他說故事並不重要,要看誰來說。

看起來那個偉大的“誰”是很重要的。

我少年時代聽家父說過,他聽我的太祖母談起過龔定庵①那是那一篇《病梅館記》引起來的,

她說龔瑤人的人品是從自己的文章裏養出來的。

大婆是個瞎子,我一兩歲的時候見過她。我長大以後,時常想起這句話。

自己的文章,伴著自己的經歷,培養自己。

卓別林從滑稽演員到大師,契訶夫從寫滑稽文章的契洪茄,到大師的契訶夫,

人格和氣質都是從自己的文章中脫穎而出的。

(①即龔自珍,1792-1841,字(王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學史家。)

我不懂文學規律,寫起小說來提綱都沒有。

畫畫也不打稿,我是個外行,是界外的人,所以膽子特別大。

其實膽子的問題呢,前幾年我住院已經把膽囊取掉了,

所以朋友就笑我,給我寫了副對聯的上聯,求對下聯,到現在沒有人對上。

這個上聯是這樣的:“無膽比有膽者膽大”。

膽子大並非藝術,沒什麼了不起,我心無大志,作品馬馬虎虎,只是勞動態度還過得去。

論勞動態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麼長處。謝謝!(掌聲)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