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环保中国:拼出来的明天会怎样

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一段时间,以为我已经将故乡淡忘了。

我来自内蒙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一处在地理上不及在人们心理上遥远的地方。

生活在那里的十几年,故乡的珍贵只是生活的场景因此还未能真切地感受到,然而当我成了异乡的游子,回忆之中,那故乡的一切才慢慢清晰而生动起来。

天是高的,让人在地面上行走总会有一种通透而自由的感觉;天是蓝的,云是立体而纯白的,加上地平线上的那种嫩绿,更是时常提醒我自己是大自然中的一部份。不像在北京,在钢筋森林中行走,常常觉得自己象是一部只会呼吸的机器。

在故乡的时候,每日清晨似乎都是在鸟叫声中醒来,即使是在冬日,听不见鸟叫,也时常在睡梦中听到家人“又下雪了”的惊呼,然后看到窗外白茫茫的世界,沉醉一会儿才慢慢起床。

这样的清晨在北京是不多的,总是闹钟刺耳的鸣叫才把自己从昏睡中叫醒,然后在脑海中盘点好今天要干的一二三件事,最后沉重而无奈的起床。

故乡的景观是天然的,而都市中的所谓景致都是人造的,不过声光电而已,属于玩给现代城市人的一种视觉魔术。故乡的远处和近处都是绿的草和清的水,而都市中的视线总被奔忙的人群阴挡,缝隙中看见的颜色是灰。

在故乡考大学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学习的背景也美的惊人。由于我的母校被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环抱,因此背书和上自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樟子松下坐在细细的白沙上你问我答。后来考上了大学到了北京,四年校园生活之后,成为了北京工作人流中的一员,那一切和绿色和草香和鸟叫有关的生活都成了回忆,直到有一天我都以为将它们忘了。

搞不清这种遗忘是因为忙碌还是因为麻木。

这种遗忘似乎停留了好久,直到有一次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唤起了我内心沉睡的故乡。

那次是采访我的内蒙同乡电影演员斯琴高娃,不知怎么搞的,这次采访后来成了一次内蒙人的聚会,腾格尔来了,舞蹈家敖登格日勒来了,我的同行斯琴塔娜也来了。

有内蒙人的地方自然有歌有舞,腾格尔坐在钢琴旁,敖登格日勒站到了房间的中央。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觉得什么,一直欢笑着,然而音乐一响,一切都不同了。

钢琴上传出的是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敖登的精彩舞蹈也随之开始,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草香,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天上白的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

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下,直到转成嚎陶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与声援的抽泣声。

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现代人在城市中的奔忙会淡化和掩饰一些什么,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保持着童年时我们共同拥有的那份绿色。

然而推开窗去,北京象很多城市一样,依然被灰色包围着,时常被三级四级的低劣空气环境围绕的人们,因此拥有的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今天的人们如此强烈的怀旧,不仅是因为童年的珍贵还因为从前我们都离自然更近一点。

我们在城市中得到的越多,对这个城市越会产生一种反叛。也许今天我们在城市中忘情地拚搏,正是为了明天愉快地离开城市。

我们毕竟是自然的动物。

然而二十多年的改革,让我们拥有富裕生活的同时,环境保护这个词汇也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之所以熟悉这个词,实在是因为环境已经到了不保护就无法生存的边缘。

我们前进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是富裕的生活。可什么是富裕的生活?难道是未来我们都要戴着口罩点钱,然后一起奔向少的可怜的青山绿水吗?

环保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拚出来的明天会?难道我们非要用今日勤奋的劳作制造一个恐怖的未来吗?

母亲河的乳汗开始有毒

1996年5月底,我随《新闻调查》摄制组去拍摄《淮河水》这期节目。

之所以拍摄这期节目,是因为国家规定,这一年的7月1日凌晨之前,关闭淮河沿岸的所有小造厂。

出发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年来,淮河早已变了颜色,污染的程度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水质分为五类,一、二、三类,人类可以直接右或是经过净化之后饮用,而四类水为农田灌溉,五类水为工业用水,但可怕的是,在淮河的有些段落,经常性的水质是在五类以外,也就是说,连工业用水的资格都没有。这个调查结果,我目瞪口呆,对于生活在淮河两岸的百姓来说,这可是一条母亲河啊!然而母亲有毒的乳汁,做子女的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尤其想到,在全国,象淮河这样情况的河流还有不少,那里的百姓呢?

我们的第一站是安徽的蚌埠,这是淮河中下游的一座中等城市,一进城,便看到传说中的一景,好多人的自行车后面都有一根粗粗的木棒,上面挂着两个塑料水桶。原来由于淮河水质的糟糕,自来水也自然不被当地人信赖,因此靠着大河买水吃成了蚌埠人无奈的选择。

这就是淮河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沿着淮河进行的这次采访,触目惊心的事太多,我们看到由于上面排污,导致河里的鱼成千上万地快速死亡,看着渔民悲愤的表情,我不知道,这些以养鱼为生的人们,他们的明天会怎样?

在一个村子里,由于小造纸厂和小皮革厂众多,因此污染严重,使得地下水遭到侵害,肝病开始盛行,肝炎此起彼伏。还有一个村子在几年的征兵活动中,竟没有一个合格的。污染已经如此近距离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在淮河的一条支流沿岸,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问孩子,河水是什么颜色的?孩子回答:黑色。这个答案令人心碎,然而面对孩子们生活中的那条河流,我知道,孩子们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老师要接着问:河水是什么味道的,那答案就很难统一了,因为那样一种近乎到了极致的臭味,孩子们很难寻找到准确的形容词来描绘它。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我想够了。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不计后果地自毁家园呢?

其实小造纸厂也好小皮革厂也好,并不能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有质的提高。少数人可以温饱而已,但代价却是如此惨烈。说到底污染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

淮河两岸的经济并不发达,当地人确实还没有想出其它致富的好招,加上穷怕了,于是利用身边的资源优势,就干起了小造纸厂小皮革厂的行当,短期的利益让他们忘了长远的隐忧,贫穷是这种遗忘症的原因。

可怕的是,当上面三令五申要求关停并转淮河两岸小造纸厂的时候,这些小厂接到甘肃、黑龙江、宁夏等地的电话,问他们的设备可不可以低价卖给他们。显然在贫穷面前,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害的生产方式在其它地区还准备卷土重来。

其实就在本地,人们也还是打算卷土重来的。贫穷的阴影太大了,眼前的机器一转,有看得到的金钱来到眼前,而机器停止转动,即使眼前的河水变清,被贫穷折磨久了的淮河人又怎么能快乐呢?

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穷着似乎离青山绿水近一些,想富起来,自己的家园就要遭秧,这个难题该怎样破解呢?有人会轻易交出一份答案:上那些既无污染又有效益的产业,但这显然是书斋里的构想。如果你到了淮河边,看到那儿的基础,看到那儿的观念,人们就知道,支招总是容易的,但就象风中的诺言一样,总是轻易被吹散,路是长的,没有立竿见影的办法。

在河南项城市,有一座巨大的味精厂,生产的莲花牌味精闻名全国。采访中我们得知,对于项城市来说,周口味精厂的存在非同小可,全市相当份额的税收要靠这个厂,再加上解决的就业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帮助,产品知名度等一系列因素,周口味精厂是当地的英雄企业。

但味精厂偏偏是个重污染行业,当它是本市的英雄时,却同时也是下游的罪人。采访中我们在挨着周口味精厂的邻县看到,这一段河水乌黑恶臭,政府办公大楼上的国徽早已因为河水污染物的蒸发而锈迹斑斑,整个县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巨大的污染环境中。

周口味精厂不是不想治理,也拿出了相当多的钱。在1996年采访时,厂长也曾拍着胸口在我们摄像机前承诺:一定要加紧治理,否则就……

但没想到这豪迈的语言只是个骗局,那一次采访过后的第二年,我们节目再访淮河,1999年三访淮河,都发现味精厂有明显的暗道向外偷送不合格的污水,污染仍在大规模地继续。。

从某种角度来说,国家的有关法规在这里早已成为一纸空文。

但奇怪的是,周口味精厂的靠山偏偏是当地政府的有关部门,味精厂的确是一块肥肉,如果割掉了,那是会让有些人伤心的。

一次停掉所有的小造纸厂,虽然他们后来还会屡屡死灰复燃,但即使他们全开着可能也抵不上一两个大型企业的污染程度。但杀小的容易下手,面对贡献大的污染企业,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里有地方利益,有保护民族产业等各种理由,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贫穷,还是下不了决心杀死那只唯一下蛋的鸡。

因此我忧虑:当污染源到了贫穷这个层次的时候,环保中国就不是个短期的行为。反反复复,在污染中前进,在前进中治污,想一夜间山青水秀那是痴心妄想,但如果放纵人们为改变贫穷而宁可牺牲环境的欲望,那整个中国,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离环保更远,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按理说,经过治理,淮河应该清多了,但我的同事每次采访回来,都会告诉我,小的污染企业经常死灰污染,大的污染企业生产照常,淮河沿岸的人们依然忧心忡忡,按规定,2000年是淮河水变清的年份,但是现状,让我依然为淮河哭泣。

其实,环保应当是我们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城市中,环保正日益成为一种时尚,按理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时尚只是一种潮流,它未必就是一种踏踏实实的行动。

有一年初秋,我们《东方之子》全体成员痛感市内空气污浊,长期工作远离自然身心疲惫,因此集体相约去郊外登山。

所有人一致同意,真是一个很环保的主意。

到了郊外,看到平日难得一见的青山,大家兴致颇高,马上开始争相向山顶爬去,虽是初秋,但北京的天气依然炎热,毕竟久不锻炼,大部队到了半山腰便一个个气喘吁吁,矿泉水的消耗量急剧增大,喝过之后,塑料瓶便是随手一丢。

多次补充水分之后,我们终于登到了山顶,放眼望去,那座混浊的城市在很远的地方,而眼前,是绿树满山和城里白的多的云,山风吹过,身处山顶的我们都体会到一种亲近了自然的快乐。

可是快乐了一会儿,大家就发现,我们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来自云南的摄像师奚志农。大家有些着急,这位平日里以环保为事业的朋友本是爬山的高手,怎么今天落后了?惊异之后,我们惭愧地发现了原因。

奚志农背着一个大大的口袋终于登上了山顶,而在他背的口袋中,装的是他一路拾起的被我们随手扔下的矿泉水瓶子。

小奚没有责备我们什么。虽然很多人马上和他开上了玩笑,但相信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自责和不安。

我们这群人,大多也是号称环保的,喜清山爱绿水,对污染深恶痛绝,但这种对环保的追求却多少有些时尚的因素。

而对于奚志农来说,环保是事业是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宗教但却没有时尚的成份。

有奚志农在车上,空调是不让开的,在他自己的家中,七月流火,屋里依然是电风扇而不会让空调进门,出门吃饭,他会从包中拿出自己的那副筷子,而不用一次性木筷,因为他觉得,那可以少砍很多树木。

他和环保工作者一起去青海的可可西里,为保护藏羚羊而努力,在家乡云南,他看到美丽的滇金丝猴受侵害,便上到中央领导下到新闻媒体四处呼吁,希望滇金丝猴的家园不被侵犯,写到这里,很多人知道,我们面对环保这个词汇的时候,当然是做不到奚志农这样,他简直是入了迷,甚至有种把环保当宗教的迷狂。可能是小奚的种种环保举动在我们这些刚刚以环保作为时尚的人当中还过于前卫,因此有相当多的人会觉得小奚的环保热情是不是有点“戏过了”。但我相信,以小奚为另类,不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口口声声抱怨环境如此糟糕的同时,还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真正地纳入到环保之中,环保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嘴上的呼吁而不是生活的内容。

也因此,真正的山青水秀还离我们很远。

在美国有一位我们的女同胞,周末的业余生活中有一个特殊的功课,那就是开车上路,每当遇到她认为有可能尾气超标的汽车便记下车号,然后向有关部门投诉,这种举动没人觉得不妥,对她自己,也自然成为一种习惯。

在瑞士,每个周末,当我们采访之余来到日内瓦湖边的时候,都能看到有人远路驾车而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面包,细心地喂完湖鸟之后悄悄离去,这样的场面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叹不已,于是明白:为什么在瑞士可以二十天不用擦皮鞋,为什么有人笑称:你随手照张相片,回去之后就可以当明信片使。

写下这些,不是想指责谁,因为我本人也一样,生活习惯中环保行动远远不如环保意识,也许环保于我也还只是一种时尚而不是行动,但我知道,只有当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开始一种环保生活的时候,民众的环保意识才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力量,它会变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让政府和有污染行为的企业在这种力量面前去做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有利的事情,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嘴上的环保,那就无法形成一种监督的力量,那环境的改善要迟缓得多。

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富人在海边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正在晒太阳,富人便问:你这么穷怎么还这么懒?穷人反问:努力工作为什么?富人答:挣钱啊!穷人又问:挣钱干什么?富人答:过悠闲的生活。穷人问:那什么是悠闲的生活呢?富人答道:比如,每个周末可以到海边晒晒太阳。听了这话,穷人乐了:你看,我现在不正在海边晒太阳吗?

这个故事有很多问题,我对其中反讽勤劳致富以便显示很现代的思路不以为然,但面对环保这个话题,我却有了另一种担忧:如果所有的人都勤快起来,但却都不注意环境的保护,那明天,当我们致富之后,还有没有哪个海滨可以度假?还有没有暖洋洋的太阳可晒?

答案不一定乐观。

人心的污染也许比环境的污染更可怕

在中国,人心的污染相信比环境的污染开始的更早程度更可怕。

我们都在课本中知道,五十年代路不拾遗、家不闭户的传说,但谁能告诉我,这一切从哪一天开始变了样?

师道尊严是我们的传统,尊师重教一直是让中国人自豪的美德,但在浩劫来临的时候,为什么人性的善在一瞬间被恶征服?是谁首先拿起皮带,抽向自己的老师,是谁重演了历史中的酷刑来对付自己的长辈?

作为一个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年轻人,我一直不知,狂热为什么能如此调动人性中恶的一面,如果说环境的污染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人心的污染为什么却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然后给自己和民族留下惨痛的记忆?

还好,那个时代历经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结束的只是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在人性中留下的大片污浊却不是一两个十年能够治理好的。

更何况又来了新的污染源,比如钱和各种诱惑与利益。

我们印象很深的是:十年浩劫结束,我们这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华民族是从学习“你好”、“对不起”、“再见”等简单文明用语开始走上清洁人心之路的。

倾斜的礼仪大厦开始重建,进程比毁坏这座大厦要慢得多,更何况又加上新的污染源。

在一个公共汽车上,一个小偷正在偷别人的钱包,结果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发现了,然后惊呼:有人偷东西!。小偷一惊抽回了手,由于车上没有人出面管,车一停,小偷下了车。公共汽车又开始行驶,小朋友的母亲开始埋怨儿子:你多管什么闲事?就你能,以后看见这种事不许说话,听见没有?儿子困惑地点点头,母亲才满意地收嘴。

北京市有一个三口之家,有一天,两个歹徒冲进家中,开始公然抢劫,这三口之家不肯束手就擒,和歹徒展开了搏斗,撕打声响遍楼道。但是当男主人向邻居大声求助的时候,邻居们却一直袖手旁观,直至主人公一家在一位冲进来的朋友帮助下征服了歹徒,事情才告结束。

当我们的节目在播出主人公对这一细节的回忆时,我一直在想:中国人是信奉“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的,但是,从今以后,这一家还可以信任他们的邻居吗?

在北京的街道上,隔一段路程就有一个盖住地下公共设施的井盖,但是在有一段时间里,有井盖的地方成了陷人坑,有一些人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井盖偷走卖掉,挣点昧心钱,然后把灾难留给别人。

不用问也知道,靠卖井盖是拿不到多少钱的,但是为不多的钱牺牲别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也在所不惜,人怎么啦?

还有很多的官员,在这个信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国度里,高唱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走上了为官之路,而一旦开始上路,“公仆”来了,人民就得让路,贪污、腐化,挥霍民众钱财,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天下百姓,“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竟一时间蔚然成了风,这股风污染的不是一两个人的心灵,而是一种形象和一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当然,还有很多污染的例子出现到了国外,比如说几位领导出国为一个引进项目考察,本来应当公平竞争,但是当其中的一家企业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诱惑之后,领导便当场拍板。不多的一些美元最后却让国家损失成千上万,我猜想行贿的外国人一定会在暗中嘲笑:瞧这几个愚蠢的中国人!

采访《公交优先》节目的时候,我听公交公司的人讲,国内的无人售票车效益不好,原因是上车的人经常向里面投半截纸币或是游戏机币,结果又得派专人管理,无人售票车名存实亡。

没想到在美国的时候,我又听到了类似的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有一些美国停车场,有自动的停车计时仪器,向里面投一枚硬币,就可以把车停在里面。本来一切便利,可是有一天,美国人惊异地发现:好多计时器里面都有一种他们不认识的硬币,后来一调查才知道,这是中国的五分硬币。原来有一些聪明的中国人发现,咱们的五分硬币能和美元的硬币通用,而计时器分辨不出来。咱们的五分硬币与美国的那枚硬币比起来,赚得便宜可不少,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后来甚至有人回国后,回美国时带上几盒子的五分硬币,然后还自以为是地夸口:中国人就是聪明。

在美国听着别人和讲着这样的故事,心情自然可想而知,即使在动笔的时候,我也是沉重地写下上面的文字。想要别人尊重你,非得从自重开始,先还要考虑别人看我们的眼光,就先看看自己的内心,种种污染的痕迹已经够让人触目惊心了。除了以上我简单写到的,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可以轻易地看到无数心灵污染的画面。这二十多年来,或者说这三四十年来,由于运动,由于金钱的介入,由于法律一时还不够完善,约束都成了给别人的东西,而对自己的则是放任。可能大家都穷怕了,加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把我们每个个体真的当人看,于是一时间,大家都不再为别人着想,一心只惦记自己又何惧为别人为社会带来危害,于是中国人的心灵大河,日益污浊,让人看过便心生伤感。

当我们终于明白环境保护对于我们未来的重要性的同时,内心的环保也该格外注重。如果说,环境被污染破坏的是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人心的被污染,破坏的则是我们生存的理由。后者的污染危害远大于前者。因此,面对未来,我们不仅梦想青山绿水,更祈祷人心的清洁纯净,那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否则,前方没有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