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道之争 二 从杨朱到老庄

消极无为,是道家的重要思想,也是道家区别于儒、墨、法三家的紧要之处。儒家主张推行仁义,墨家主张推行兼爱,法家主张推行法治,他们都要做些什么。道家却主张什么都不做,而且认为越做越糟糕。只有什么都不做,才能实现天下太平。

这种观点,老子有,庄子也有。这里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老子》一书的作者是谁,没人能够肯定。以前有说是李耳或老聃的,也有说是太史儋或老莱子的,至今也没弄清楚,我们且不去管他。《老子》一书写于什么时候,也不清楚。但我赞同许多学者的看法,应该成于孔子之后,庄子之前,比墨子和杨朱还要晚一些。《老子》其书,也有各种版本。过去流传的版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却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高亨、池曦朝先生认为,前一种是道家传本,后一种是法家传本(《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这个我们也不管,还按大家熟悉的版本来。总之,诸如此类的笔墨官司,我们都不在这里打,随大流。反正本书所说的“老子”,就是《老子》一书的作者。至于他是谁,这里暂不讨论,后面我会谈点看法,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庄子是什么人,却大体上是清楚的。庄子名周,字不详,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与孟子同时而稍晚。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当过蒙地的“漆园吏”。这“漆园吏”是什么意思?是漆园这个地方的小吏,还是看管漆树园的小吏,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庄子一生都很穷,长期住在“穷闾厄巷”,也就是贫民区。他也经常没有饭吃,饿得面黄肌瘦。有一次,庄子大概实在是饿得受不了啦,就去向监河侯借米。这位“监河侯”,按照唐代学者成玄英的说法,就是魏文侯。魏文侯说:可以。寡人正好要收税。税金收上来以后,借给你三百金(很多钱),行吗?庄子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庄子说,鄙人来的路上,有一条鱼困在车辙里,向我求救。鱼说,我是东海一名小官(东海之波臣),现在困在陆地上,快要死了。先生能不能弄一小盆水(斗升之水)来让我活下去?鄙人说:可以。鄙人正好要去游说吴越之王,我让他们把西江引过来救你,行吗?鱼听了鄙人这话,冷笑一声说:那先生就到干鱼市场去找我吧!

这个故事,见于《庄子·外物》。《外物》是《庄子》的杂篇之一,而杂篇又出于庄子后学之手,其中不少是寓言。所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并不清楚,也不打算处处区分庄子和庄子后学。但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并不荣华富贵,则可以肯定。其实庄子要想富贵,也有机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说他曾经拒绝楚威王的拜相。这事《庄子》的《秋水》(外篇之一)还有更详细的描述。《秋水》说,当时楚国两位大夫千里迢迢来到濮水(在今河南省濮阳县),找到正在河边钓鱼的庄子,转达楚威王的意思,说是我们大王想把国境之内的事来麻烦先生(愿以境内累矣)!这意思很清楚,就是要请庄子当楚国的国相了。庄子没有直接回答,一边继续钓鱼,一边头也不回地问:听说贵国有一种神龟,死了三千年。贵国的大王宝贝得不得了,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珍藏在庙堂之上,有这事吧?那么请问:作为一只乌龟,它是宁愿去死,留下骨头享受荣华富贵(死为留骨而贵);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生而曳尾涂中)呢?两位大夫异口同声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后面那种。庄子说,二位可以回去了,我会继续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的。

类似的说法,杂篇中的《列御寇》里也有。《庄子·列御寇》说,有人想聘用庄子,庄子对使者说:先生见过那用来做牺牲的牛吗?披着绸缎,吃着好料。可是,等到它被牵入太庙,准备杀了来祭祀祖宗时,它就算想做一只孤独的小牛(孤犊),还能够吗?

我们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来证明庄子的这种想法。这故事也记录在《庄子》的《秋水篇》,说的是庄子和惠子的事情。惠子就是惠施,大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公元前310年,宋国人,与庄子同时,两人还是好朋友,也都是先秦诸子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庄子是道家,惠子是名家;庄子不做官,惠子做大官。惠子曾经当过魏国(也就是梁国)的国相,还随同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朝见齐威王,使魏齐互尊。《庄子·秋水》说,惠子当了魏国的国相,庄子去看他。这时,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夺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大为恐慌,派人在全国境内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听说,就去见惠子。庄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鹓鶵(音渊除,凤凰的一种)。这种鸟儿,不是梧桐不栖,不是竹实不食,不是甘泉不饮。它从南海飞往北海的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好抓住了一只死老鼠。见鹓鶵从它头上飞过,以为抢饭碗的来了,就对着鹓鶵一声“吓”。现在,老兄也要因为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其实这话说得还算客气,更不客气的话记录在《列御寇》。《列御寇》说,宋国有一个人叫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的时候,宋王给了他几辆车子;回来的时候,因为得到秦王的赏识,车子增加到上百辆。这人回到宋国,就去见庄子,对庄子说:住在贫民区(穷闾厄巷),编着草鞋子(困窘织屦),饿得面黄肌瘦(槁项黄馘),这是鄙人比不上先生的。但是,与万乘之主只不过见上一面,就能得到上百辆车子,这是鄙人的一点点长处。庄子说,是啊是啊,鄙人知道秦王的规矩。秦王有病找医生,能够把他的痈呀疖子呀弄破治好的,赏车一辆。如果用舌头去舔他的痔疮,就能得到五辆。可见,事情越下作,赏赐就越多。先生究竟为秦王做什么了,居然得到这么多车子?

显然,在庄子看来,再高的官位,也不过一只死老鼠;靠投机取巧巴结上司而升官发财,则等于舔痔疮。即便是堂堂正正地被聘做官,也等于是死得只剩下骨头,还不如像乌龟那样拖着尾巴在泥巴里打滚,或者做一只孤独的小牛。这是什么人的观点?隐士的观点。前面说过,所谓隐士,就是“有本事”却“不做事”,或者说“不做官”。庄子有本事,是没有问题的。他不肯做官,也是肯定的。所以,庄子至少在思想上属于隐士这一类人。

老子呢?司马迁说是“隐君子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不过司马迁说的老子,却未必是《老子》的作者。《老子》一书作者的身份,其实是搞不清的。我们只能猜测他是隐士,姑且算作“疑似”。不过,真正的隐士(比如前面说到的荷蓧丈人),恐怕是连话都不会多说的,更不会和别人辩论。所以,严格地说,老子和庄子都顶多只能算是“隐士哲学家”。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同为“隐士哲学家”的杨朱的观点,他们的态度如何呢?

当然会赞成或者同情。

前面说过,杨朱的观点,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老子怎么说呢?老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庄子又怎么说呢?庄子的说法,是“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庄子·在宥》),几乎如出一辙。在这里,贵和爱,都是动词。放在第一个字,叫“动词前置”。若,按照《小尔雅·广言》的解释,就是“乃”。所以“贵以身为天下”,就是“贵自身超过贵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就是“爱自身超过爱天下”。如此,老子这句话,也包括庄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请参看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甚至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话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吓一跳。有没有搞错?可以托付天下的,难道不是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难道能够是把自己看得比天下还重的“自私鬼”?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把天下交给他们,放心吗?

其实,如果了解道家,尤其是熟悉《老子》一书,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老子式思维”。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是“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反过来表述观点。这样一种“反向思维”,在《老子》一书比比皆是。比如“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老子·第四十一章》)。也就是说,明白就像隐晦,前进就像倒退,高尚就像卑下,洁白就像污黑。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大公若私”、“为公若己”,越是重视爱护自己,就越是可以托付天下。

问题是我们不能只顺着老子的逻辑来,还得看有没有道理。依我看,老子的说法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天下不是某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也是每个人的天下。所以,重视爱护天下,就是重视爱护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而且,这种重视和爱护,就应该从自己开始。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不爱护,怎么能指望他重视别人、爱护别人,重视天下、爱护天下?不信你看那些视死如归的“侠客”或者“江湖好汉”,自己脑袋固然别在腰带上,别人的脑袋又何曾放在眼里?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真正贵天下、爱天下的,也一定是贵自己、爱自己的。

结论是:爱护天下,请从爱护自己做起。

这样一说就清楚了。爱护天下,既然必须从爱护自己做起。那么,要拯救天下,也就只有先拯救自己。如果人人爱护自己,人人重视自己,或者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矣”。

不过这里仍有问题,因为老庄的说法与杨朱并不完全相同。老庄的“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都是前提,最后还是要“寄天下”和“托天下”,只不过“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庄子·人间世》),先救自己,后救天下而已。杨朱所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则不同,是说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不需要做出牺牲拯救天下时,天下才真正太平了。但仔细想想,这种表面上的不同,也就不成问题:如果人人都可以寄托天下,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天下,天下还需要拯救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行:如果人人都不需要被人寄托,天下还需要寄托吗?人人都可以拯救自己,天下还需要拯救吗?

这就有了第二个结论:最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和寄托的。

这也正是庄子的观点。在《大宗师》篇(《天运》篇也有),庄子说,泉水干了(泉涸),鱼儿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鱼相与处于陆),相互用湿气呼吸(相呴以湿),相互用唾沫滋润(相濡以沫),哪里比得上生活在江湖之中,自由自在,彼此相忘,互不相识呢(不如相忘于江湖)?众所周知,相濡以沫,一直被视为我们民族的美德,庄子对此显然也并不否定。然而在他看来,这并非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是根本用不着这样。因为相濡以沫的前提,是泉水干了(泉涸)。那么,泉水不干,岂不更好?所以我曾经说,我无比敬重见义勇为的人,但决不希望人人都成为这样的英雄。因为一旦有见义勇为,就同时意味着有灾难和犯罪。从这个角度讲,能够“相忘于江湖”,确实比相濡以沫还好。人人“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和时代,就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杨朱的说法与老庄并不矛盾,反倒顺理成章。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简单地否定。

于是又可以得出第三个结论: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的时候,确实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且,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也就用不着去管别人的“瓦上霜”。不过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青山长绿,泉水长流。可惜,谁也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么!也因此,我们仍必须高度肯定相濡以沫,肯定见义勇为。何况春秋战国时期,人祸也并不比天灾少。频繁的战争,频繁的动乱,频繁的宫廷政变,哪一天消停过,又哪有什么“相忘于江湖”?恐怕只有“相斗于战场”。这才有了众多思想家的争鸣,即都希望为这个有病的社会和动乱的时代,找到一个医治的办法和救助的出路。

那么,道家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满意吗?

不满意,甚至更不满意,早就不满意了。孟子推崇尧舜,墨子推崇大禹,庄子则是连尧舜禹都要否定。在庄子看来,事情就是从尧舜禹开始坏起的。而且,追根溯源,这笔账还得算到三皇五帝头上。在《天运》篇,庄子编了一段老聃与子贡的对话,可以看作儒道之争的一个案例。这故事讲,子贡问老聃: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但享有盛名却是一样,为什么先生偏要说他们不是圣人呢?老聃说,年轻人,你靠近一点,我来告诉你。黄帝治天下,还算行,因为他让人心纯一(使民心一)。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平等的,一样的,谁也不把自己的亲人看得比别人重要。即便亲人去世,也不特别悲痛。帝尧就有问题了。他治天下,让人们亲亲(使民心亲)。结果是每个人都只亲爱自己的亲人,疏远别人,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帝舜的问题又大。他不但让人们区别亲疏,还让人们互相竞争(使民心竞)。小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一点点大就知道区别人我,害得许多孩子都早夭。夏禹的问题更大。他治天下,让人心变坏(使民心变)。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人有心而兵有顺),还认为理所当然,是杀盗贼而不是杀人(杀盗非杀人),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自己(自为种而天下耳)。结果是什么呢?是“天下大骇,儒墨皆起”,世道人心大乱,儒家、墨家都跑出来了,蛊惑人心,害人不浅。究其所以,就因为“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奇怪!事情不是从尧舜禹开始坏的吗?怎么怪到三皇五帝那里去了?原来问题就出在“治”上。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的“乱”。这就是道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

由此可见,儒、墨、道三家的社会观和历史观可谓有异有同。相同的是,他们都认为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不同的是,他们对出问题的原因看法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孔子和墨子认为是缺少爱,老子和庄子认为是瞎折腾。

老庄是反对折腾的。老子有句名言,叫“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烹煎小鱼,应该怎么样?文火慢熬。小火,少油,慢慢煎。水过地皮湿,火到猪头烂。功夫到了,鱼骨头都酥了。如果频繁地用锅铲翻,还不得翻成渣子?治理国家,也如此。不要折腾,不要胡整,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老子·第七十五章》说:老百姓为什么肚子饿?就因为统治者收税多(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百姓为什么难治理?就因为统治者做事多(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老百姓为什么不爱惜生命,就因为统治者太想万寿无疆(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既贪生怕死,又贪得无厌,当然就有为,就折腾,就做事多。做事多,怎么就难治呢?因为“君有为,民多欲;君行暴敛,民多盗贼”,这是“历史之必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想想也是。君是人,臣也是人;官是人,民也是人。你能攻城掠地,我就不能偷鸡摸狗?你能横征暴敛,我就不能多吃多占?这可真是“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庄子的说法就更有意思,他告诫统治者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庄子·胠箧》说,人们为了防贼,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柜子、箱子、袋子用绳索捆得紧紧的,锁扣锁得牢牢的。这也顶多就能防范那些小偷小摸。要是来个江洋大盗,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统治者也一样。他们筑城墙,建军队,设政区,立法度,讲道德,怎么知道就不是为那些“窃国大盗”准备的呢?

所以,正如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任何人拯救的社会,最好的管理、领导、统治,也应该是看不见的。这就叫“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版本写作“太上,不知有之”。太上,有人说是远古,也有人说是最好,其实都一样。因为在老子和庄子看来,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最古的时代。不知有之,就是民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领导人;下知有之,则是民众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领导人而已,并不发生什么关系,等于没有。这是最好的。次一点,是领导人和老百姓相互讨好,叫“亲而誉之”。再次,是统治者威胁老百姓,老百姓害怕统治者,这叫“畏之”。最差的,就是统治者侮辱老百姓,老百姓仇恨统治者,这叫“侮之”(《老子·第十七章》)。事情到这个份上,那就是乱世了。

老庄所处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乱世。乱的原因,在老庄看来,则是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在瞎折腾。老子和庄子都认为,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整个天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频繁的战争和奢靡的生活固然是折腾,制度的建立和道德的建设,甚至包括科技的发明和文明的进步,也都是瞎折腾。只有把这些统统废除、抛弃,人类才能回到他们理想中那个最美好的时代和社会。这就是老庄的主张:无为。

那么,他们的“无为”又有什么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