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面子 三 吃得开与玩得转

面子与本钱

显然,争面子就像做生意,也是要有点本钱的。

可以用来作本钱的东西、事情和条件很多。一般说来,但凡别人没有而只有自己才有,或虽然别人也有,却不如自己多、好,或不如自己先有,都可以视为“本钱”。比方说,阿Q看过杀革命党,未庄的其他人没有看过,这就是本钱。阿Q也因此而有面子,可以有资格向他人炫耀,有资格在讲述中将唾沫飞到赵司晨(一个在未庄也多少有点面子的人)脸上,有资格在讲述中扬起右手,照着王胡的后颈窝上“直劈下去”。该王胡虽然先前曾轻而易举地痛打过阿Q,这回却不但不敢还手,而且还“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就因为这一回阿Q的面子实在颇大之故。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唯我独有”的东西,也要别人认为有价值才行。比如孔乙己懂得“回”字的四种写法,别人不懂,照理说也应该算是本钱的,可惜别人不买账,也就不算。又比如,阿Q的头上有癞疤,别人没有,但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连阿Q自己也不觉得是面子,当然也就无足夸耀。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这i种东西,或日三种条件,在上古确非一般人所能有,因此孟子说:“天下有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也就是说爵位高的,年纪大的,德行好的,这i种人,是天底下面子最大的。不过,这只是上古的事。后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年纪大,德行好,也未必有面子。六七十岁的农民,见了二三十岁的县官,也得下跪叫“太爷”;品德高尚的书生,也远不如贪官污吏吃得开。于是,可以用作“面子本钱”的,就只剩下一种,即社会地位(爵)。

社会地位,一般以“富贵”与否为标志。“富贵”二字虽常联语,但其实是两件事。富指有钱财,贵有地位。贵者或许多富(也不尽然),富者却并不都贵。子民之中,富莫若商,但从“士农工商”的次序看,则商之地位还在农工之下。古时候,商人再有钱,也不得穿漂亮衣服,只有花钱捐官以后才能摆谱,即富不如贵之证。

所谓“贵”,又包括两方面。一是官位显赫,或拥有可以折算成官位的各类头衔,如“相当于某某级”的职称等。其所以是面子,在于它的拥有者是“人上人”。“人上人”既然“高人一等”,他人便只能“低眉”而不敢“面对”,自然是极有面子。所以,一家公司哪怕只有三五个人,那负责人也一定要自封为“总经理”;而副职如果享受正职待遇,则名片上一定要注明是“正处级”或“正司级”,以免别人小看了自己。

再就是血统高贵了。或出身名门望族,或世代为官为宦,或皇亲,或国戚,或者姓了某一高贵的姓(如爱新觉罗)也行。上古可以作诸侯、大夫的都是贵族,故官位与血统都统一于“爵”。后代的帝王,在酬劳功臣时,也有既封官又赐姓的。可见姓氏、血统,也是一种面子。屈原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杜甫说自己是大将军杜预之后,一以神为祖,一以王为祖,一以将相为祖,虽然有点“一代不如一代”,但以血统为面子的精神,却也一以贯之。反正姓孔的都是孔圣人之后,姓岳的都是岳武穆之孙。只有姓秦的不敢夸口,因为秦始皇并不姓秦,秦侩倒实实在在地姓秦。然而姓郑的却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郑和之后。其实郑和是太监,哪来的后代?但既然姓是面子,也就顾不得许多。曹操的“祖父”曹腾不也是太监?曹操不也照样姓曹?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不也照样考证出曹操是西汉相国曹参之后?

这个道理,连阿Q也懂。比如姓赵,在未庄原本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何况后来又出了一个秀才。于是,阿Q为脸上有光故,在灌了几碗黄汤后,竟然不识好歹地公然宣布自己也姓赵,而且“细细地排起来”,比秀才还要长上三辈。这种僭越的言论,自然不能为赵太爷所容忍。于是阿Q便被叫去训斥了一通:“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姓也者,“人之所生”也。生在某姓,即姓某,不存在“会不会”、“配不配”的问题。但赵太爷既然认为阿Q不配,未庄其他人也自然认为不配,最后大概阿Q自己也默认了不配,便从此不敢姓赵。

不过,上述本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家族的面子,也就五代而已。到头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一点面子也没有。同样,原来一点面子都没有的,也可能飞黄腾达,封王封侯,身价百倍,这就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之,面子的大小有无,是会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是很快,甚至是很有戏剧性的。就说阿Q,因为曾经见过革命党一“面”,成了“准革命党”,便在未庄人还弄不清什么是“革命”,稀里糊涂既敬且畏时,短时间地由“阿Q”升格为“老Q”,在“天下有达尊者三”中占了“齿”这一条。后来,“成与维新”了,赵家也有了“柿油党”的“银桃子”,阿Q却没有,于是又再次沦为无“齿”之徒,最后还掉了脑袋。

面子与实力

阿Q得了面子又丢个精光,说到底,还是因为实力不够,因此面子的得失,便完全身不由己。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阿Q既无姓赵的资格,又公然宣布姓赵,结果什么也姓不成,反赔了地保二百文酒钱;在别人面前连孙子都不如,偏偏还要说什么“儿子打老子”,结果是下回打得更凶。

可见面子的背后是实力。赵太爷能不准阿Q姓赵,是因为他地位高;王胡敢打得阿Q满地找牙,是因为他力气大。阿Q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像他这样要啥没啥的,还死要面子,最后必然是里里外外都赔得干干净净。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如果自己的面子都来路不明,又哪里管得了别人?赵太爷说阿Q不配姓赵,阿Q便不敢再姓赵;阿Q说王胡不配抓可以咬得很响的虱子,王胡就不抓了么?

可惜还是有人喜欢做阿Q。公元1873年,年轻的同治皇帝将举行亲政大典。依照国际惯例,西方各国使节届时都要来朝觐皇帝陛下。这下子朝廷头疼了。朝觐的时候,要不要洋人行三跪九叩之礼呢?要,实力雄厚的西方列强早已开罪不起;不要,则大清皇帝和帝国的“脸面”又将置于何地?当然,不要西方各国使节来朝觐,也是不行的。惹又惹不起,赔又赔不起,躲又躲不掉,简直是走投无路。

幸而这时出了个名叫吴可读的宝贝。此人很有些阿Q精神。他’上了一份奏折说:洋人无异于禽兽。让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等于是强迫禽兽遵行五伦。能让其行不荣,不能让其行不耻。而且臣认为,如洋人也像国人一样行礼,那才是咱们中国的奇耻大辱哪!也就是说,你洋鬼子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么?你还不配!这样听起来,颇有些像赵太爷训斥阿Q“不配姓赵”。所以吴御史的这份奏折,便博得了满堂喝彩。于是朝贺之时,国人行三跪九叩的“文明”之礼,洋人行免冠鞠躬的“野蛮”之礼。一场差点又要酿成大祸的外交争端,就这样顺利的解决,而泱泱天朝大国,也总算保全了“体面”。

遗憾的是,吴御史和满朝文武都没有想到:第一,列祖列宗可都是让“禽兽”们行过三跪九叩之礼的。据统计,从圣祖康熙到高宗乾隆,一百四十多年间,欧洲各国使节觐见皇帝达十七次,十六次都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岂非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第二,譬如在阿Q,原本是想姓赵的。赵太爷说他不配,自然是赵太爷有面子。然而那些“如同禽兽”的洋人们,又何曾想过要“姓赵”?既然没有,你又哪来的面子?

好在不会有人说穿这些,——就是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当然,吴某人的高论也不宜公开发表,或通报给洋人。洋人智商再低,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禽兽”。此论一出,势必战乱重开。何况也没有必要。吴某人之所以要发表这一番高论,无非是要为大清朝廷屈就洋人找到一个说法,自己给自己一个精神安慰,当然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但并非所有的面子都只是一个说法,一种安慰。有些东西,便既“好看”,又“好吃”;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比方说,一个读书人,不论十七八,还是七八十,未有“功名”之前,都只能叫“童生”,身份待遇与一般小民无异。科举考试及格,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以后,地位便大不同于以前。单是一领“蓝衫”,便可以在乡下人婚丧嫁娶的酒宴上混吃混喝。因为能请到身着蓝衫的秀才到酒席上,在乡下人看来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如果中了举人,立马就是“老爷”。可以做“学官”,或当“候补县”,或在家以“乡绅”身份结交官府,包揽讼词,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如果中了进士,便是“天子门生”。皇上传见,礼部赐宴,金榜题名(名单用黄绫榜公布),树碑立传(名单由礼部出资勒石于太学),光宗耀祖(由礼部发银树牌坊于宗祠)。选作京官的在“天子脚下”,分发各省的则尽快候补,叫“榜下即用”,又称“老虎班”,立马就是“县团级”。可见面子有时也是实惠,而且身份越高,面子越大,实惠也越多。小老婆要“扶正”,临时工要“转正”,知识分子要“升职称”,道理都在于此。

当然也不尽然。也有没什么实惠的(比如“顾问”之类的虚名虚衔),还有要往里赔钱的(比如婚礼丧礼的大操大办)。大操大办婚礼丧礼有什么意义呢?莫非不办婚礼就不是合法夫妻,不办丧事阎王爷就会退货?这道理谁都明白,可谁都得大操大办,因为谁不办谁没面子(趁机敛财者除外)。

这就怪了。一一点实惠都没有的东西,争它作甚?

原来,面子本身就是实惠。

面子与实惠

面子的最大实惠,是有面子就吃得开。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有了它,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难为易,左右逢源,甚至化敌为友,化险为夷。比如林冲得罪了高太尉,无端地被判发配沧州。初进牢房时,被差拨骂了个狗血喷头。及至亮出柴进书函,差拨立马变成了“哥们”,说道“既有柴大官人大书札,烦恼做甚?这一封书直(值)一锭金子。”看来,面子也是明码实价的。柴大官人一封书信就值一锭金子,要是亲自出面,那还得了?

其实,不但江湖,便是官场、商界,但凡是人的圈子,面子都是打通关节的法宝。只要面子足够大,那么,别人见不到的,你见得到,别人办不成的,你办得成,甚至刑律王法,也可以通融。往往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有关部门正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时,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出“面”了,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千斤化作四两,一风吹个干净。实在通融不了,也不会当面硬梆梆地顶回去,或者会多少给点小小的通融,比如打板子时打得轻一点,分配牢房时分得好一点。相反,如果没有面子,那么,你到衙门里去办事,见到的便多半是一张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要办的事也是能拖就拖,先放半个月再说。所以人们常说:“十个公章,不如便条一张”;而中国人一旦要出门办事,谋生啦,求职啦,打官司啦,便总要请有面子的人写几封介绍信(古时叫“八行书”)揣在身上,以免到时候吃瘪。面子如此神通广大,岂能说它不是实惠?

何况面子还能生面子。

面子生面子的事,历史上很多。比如一个人做了大官,那么他的母亲、正妻,便可以讨一个封号,成为“诰命”;他的子弟,则或可以“任子”,或可以“袭爵”。任子,就是可以保举子弟为官;袭爵,自然就是让子侄承袭官位了。即便不能任子袭爵吧,至少也有光可以沾。这就叫“封妻荫子”。连带已经去世的祖宗,哪怕先前再寒酸的,也大大地体面起来。祭祀的规格,自然跟着升级;家族的祠堂,往往也要重修。这就叫“耀祖光宗”。甚至只要中了秀才,也能“光耀门庭”,不但父兄妻子,便是本家、邻居、乡亲,也理所当然地跟着有面子,如未庄的赵姓即是。

这也不奇怪。面子既然是面子,当然就会有“覆盖面”。一个人的面子越大,其“覆盖面”也就越大。近一点的,七大姑八大姨,姐夫妹夫小舅子,都跟着沾光;远一点的,族人乡党,后代子孙,也受其荫庇。总之,一个人有了面子,则与之有关系的人,也能跟着有面子。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丢了面子,则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也难免要跟着丢脸。所以,一旦发生“侵面事件”,奋起力争的,也就往往不止于丢面者本人。

面子的这一性质或功能,真可谓“造福全人类”。因为自己没有面子的人,只要有关系,或扯得上关系,也可以借面子来打通关节,或用来做吹嘘的资本。你想,谁还没有个三朋四友、乡里乡亲?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能没有个体面的祖宗?“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有韩愈、韩信这一文一武两个大人物,普天之下姓韩的,岂非都很荣耀?赵高的名声不好,就说赵匡胤;李莲英的名声不好,就说李世民。甚至外国人也可以拉扯进来,比如姓高的便可以说高尔基是“吾家尔基”。实在找不到体面的同宗,还可以拿老师和朋友来说事,比如自称“胡适之的朋友”、“齐白石的学生”。没上过他们的课?那总读过他们的书吧?这就可以称为“私淑弟子”。私淑,是只要内心景仰就可以的。比如孟子并不得从学于孔子,仍算是孔子门徒,就因其“私淑”之故。这就没有谱,人人都可以沾光了。结果弄得那些正儿八经的学生,便只好特别声明自己是“亲炙弟子”。

这很可笑,也靠不住。就说凤阳,那可是出了“万岁爷”的。然而怎么样呢?凤阳花鼓有云:“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也不怎么样么!凤阳真正繁荣昌盛起来,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靠的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和凤阳人民自己的艰苦奋斗,没朱元璋什么事。

但面子是只讲“面”不讲“里”的。只要扯得上关系,就有面子。鲁迅先生举过一个例。一个小人物,忽然有一天很兴奋地对众人讲,某某大人物和我说话了。众人羡慕,问他和你说什么?该小人物答日:他说“滚!”

这当然也很可笑。但可笑归可笑,揭示的道理却很深刻。那就是:任何面子,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和有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有面子;和没面子的人有关系,就没面子。总之,一个人面子的大小有无,要由别人、由他和他人的关系来决定。其中,量级大的一方,总是决定着量级小的一方。所以,一个人,如果面子够大,那么,他就有资格决定别人面子的大小,甚至是否有面子,比如赵太爷之决定阿Q是否姓赵,假洋鬼子之决定阿Q能否革命等等即是。也就是说,面子有时也是一种权力,至少是决定面子,或授予、剥夺面子的权力,当然也是实惠。

面子法则

这就不但是“吃得开”,而且是“玩得转”了。

事实上,面子大的人,最让人羡慕之处就是“玩得转”。因为他既然能够决定别人是否有面子及面子大小,也就等于掌握了别人社会生命和政治生命的生杀予夺之权,一般人岂敢怠慢,又岂能不买账?自然上下亨通,左右逢源,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这样的好事,哪个不想?

所以,中国人都要有面子。

不过,面子这东西,也不是想要就能要得到的。除要有实力外,还得懂规矩。面子法则条款甚多,头一条就是“人抬人高”。任何人的面子都是相对的,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关系之中。当两个人真正“面对面”,或有了一定关系时,面子的大小一般都不会相差太远。就算有差别,面子大的一方也能把另一方带起来。比如皇上驾临某一农舍,则该农舍的面子,便不比县衙小;穷丫头嫁给了阔老爷,也至少是个“如夫人”。如,即“相当于”。太太如果是“一品诰命”,则“相当于正部级”的姨太太,便好歹也是个“从一品”。这就是面子的“增值原则”。

因此,获得面子的办法,除攀附有面子者外,抬高对方的面子,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因为依照“相关原则”和“等值原则”,只有面子大小相等的人才能“面对面”,因此抬高对方,也就等于抬高了自己(同理,如果对方贬低了自己,则一定要贬低对方)。比如赠书赠字画时称对方为“方家”、“法眼”就是。对方是“方家”,自己当然也不会是“外行”;既然能人对方的“法眼”,则自己的书画也就必是“精品”无疑。

何况,对方受到你的尊重、抬举、吹捧,一般的说,心里总是高兴的。如果他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就会有所回报。而且,依照“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原则,那回报往往还很丰厚,比如你称我为“方家”、“法眼”,则我也称你为“天才”、“大师”。这就是面子的“回报原则”。反正这种“礼尚往来”的勾当,多半会是一个合算的买卖。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欲取之,必先予之。那些会做人的,都懂这个道理。

即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也要懂得如何照顾对方的面子。要知道,任何人都是要面子的,也都是有面子的,只不过大小有所不同罢了。但面子再小,也不等于没有。如果自恃地位高,来头大,面子无与伦比,颐指气使,趾高气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碰巧对方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也可能“不吃那一套”,甚或“撕破了脸”来对着干,这就会把事情弄糟,自己也很可能下不了台。

所以中国人在谈判、发言、讨论问题时,即便自己有理,提出意见前也总要先说“刚才某某的发言很有道理”,或“阁下果然英明之至”云云,然后再在“但是”、“不过”后面做文章。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摸不着头脑,甚至以为中国人爱说假话,言不由衷,或故弄玄虚。殊不知,前面那些拐弯抹角的话,既不是假话,也不是废话,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如果开场便说“我不同意”,则对方必然会觉得扫了面子,脸上“挂不住”(也就是面子会“掉下来”),心中大起反感,对话也就无法进行。可见这种谈话方式,完全是用心良苦,一片好意,而不是耍花招和耍滑头。

懂得这些原则,大体上就不怕没有面子了。

有了面子,还得会用。有面子不用,同然是傻瓜,乱用也是糊涂。面子有如人情,都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人情用多了要亏损,面子用多了要磨损,何时用,何时不用,用多用少,都要掌握分寸。如果面子原本不多不大,又在不该用的时候胡乱用掉了,那就是浪费资源。如果那面子原本就是借来的,又用在不该用的时候和地方,比方说,随随便便给别人用了,到该派大用场或者自己要用的时候再也借不来,岂不糟糕?总之,面子必须用得其时,用得其事,用得其所,这就是面子的“适时原则”。

可以借用,这也是面子的一大特点。因为面子是有覆盖面的。这就像发光体,光芒总有外延。于是光照之下,资源共享,利益均沾。有关系的人既然可以“沾光”,自然也可以“借光”。所以,自己面子不够时,可以借面子,比如和领导合影,请名人作序,吹嘘自己曾和某某一起吃饭等等,都是。当然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请有面子的人出面说情,写条子打电话,插手干预。但这样做代价比较大。最好是借用之后而“物主”并不知情,或不怪罪。不过借得多了,也难免露馅,最好是少借为妙,适可而止。这就是面子的“适量原则”。

面子不管是借来的,还是自己的,使用的时候都要掌握好尺寸。用小面子办大事,事情办不成,还会被人看不起,是丢面子的事;用大面子办小事,或者会被人认为是“小题大做”,或者会被人认为是“仗势欺人”,同样是丢面子的事。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面子的使用也一样。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能“提着牛刀去杀鸡”。这就是面子的“适度原则”。所以,每个人平时都要有足够的储备,这才能择其适用者而用之。储备不足,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