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官场的趋同性法则

什么叫官场的趋同性法则?

楚王爱细腰,宫人多饿死,这个就是官场趋同性法则的最朴素描述。

中国文学史上,建安七子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七子之中,有一位叫王粲,此人有一桩怪癖,嗜好学驴叫,他死的时候,魏文帝曹丕亲自去吊丧,并对参加丧礼的人说:“王粲活着的时候,最喜欢听驴叫,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就让我们每人学一声驴叫,以寄哀思吧。”

说完,曹丕“一驴当先”,仰脖长鸣起来。皇帝已经学过驴叫了,其余的宾客,也只能一个挨一个的,依次上前,七长八短地各学了一声驴叫。

魏晋风流,尽多怪事,皇帝领头学驴叫,臣民诸人,岂有一个不叫的道理?这个学驴叫的社会现象,就是最典型不过的趋同性法则的作用。

趋同性法则是说:官场中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印象,你可以不喜欢,却绝不可以拒绝,必须要在某种风格或形式上,与所有的人保持一致。如果机关里的人都是西装领带,偏你是光膀子穿条大裤衩,这事不用别人说,你自己也觉得别扭。同样的,如果机关里的人员都不太在意自己的衣装,偏你衣冠楚楚,就连领导都瞧你不对劲儿。

除了外表之外,趋同性法则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上。你必须——你只能——你一定要和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习性和爱好,否则的话,你就会显得极为另类,与众人格格不入。

通常情况下,这种趋同性的外在识别标志,主要是“酒、色、财、气”等较为直观的方面,但内在的,却体现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与精神状态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谁片面地把趋同性理解为不良嗜好的趋同上来,那么你多半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些什么。

首先说酒,历史上官场向来是酒徒出没之地,这是因为官方不事生产,只是负责资源的调配工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感,所以吃吃喝喝,就成为了官场上必不可少的程序模式。一个酒量好的人在官场上通常会拥有着较高的声望,但如果在这方面走过了头,那就得不偿失了。

在酒文化上走得太远的,当推大唐诗仙李白。杜甫作《饮中八仙歌》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单只是这诗仙的傲骨,就令后世景仰不已。

然而话又说回来,李白一生仕途坷坎,恰恰是这个酒误了他。盖因这位大诗仙嗜酒如命,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嗜酒症,唐玄宗传他入宫,他居然喝得酩酊大醉,是被人抬进去的,到了宫里后又让杨贵妃亲手煲汤,权臣杨国忠磨墨,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高力士替他脱靴子……替这几位想一想,这种丢人现眼的差事偶一为之,还马马虎虎,倘若李白得到了重用,难不成大家以后要天天这么侍候他吗?

别说李白,就是皇帝唐玄宗都不好意思这么个享受法,李白的仕途前程,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官场之上,酒固然不可或少,但如果因酒误事,那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了。

除了酒之外,色是官场上最闹心的事物。须知孔子曾经说过:“食色,性也……”意思是说,好色是男人的本性。无论官场还是职场,都是凡夫俗子的扎堆之地,一大群臭男人聚在一起,虽然一个个道貌岸然,冠冕堂皇,但肚子里转来转去的,莫不是美色这件事。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低俗的话题上表现得过于清高,这就无异于对别人的羞辱,以后必然会有麻烦。幸运的是,绝大多数男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多不是“不够色”,而是“太色了”,色过了头,自然会搞到惹火烧身的程度。

明朝时的大才子解缙,曾经做到大学士的位子,因为明朝没有宰相,大学士就相当于宰相了,所以解缙也算是尽抒了生平的抱负。可是有一次,他去驸马府上拜访,偏巧驸马不在家,按说这时候解缙就应该转身离开了,可是公主久闻解才子的大名,心里好奇,想亲眼看看大才子长什么模样,就留下解缙,自己隔着帘子,坐在内室,一边吩咐小丫鬟上茶,一边仔细地瞧解缙的模样。

女人偷看男人,这情形是很微妙的,如果解缙稍微理性一点,正襟危坐,让公主瞧个清楚,这事也就过去了。他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还在意一个女人偷看吗?可是那解缙,被公主看着看着,突然狂性发作,当场索要纸笔,赋诗一首,曰: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

这首诗写得固然风雅,固然有趣,可是却充满了对公主的戏弄和挑逗。往轻里说,这首诗的意思是在暗示公主芳心寂寞,往重里说,则意味着他在暗示公主对他有情有义,无论是轻是重,对公主来说都是件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公主看了这首诗后,当场就发作起来,一状告到了皇帝座前。

当时的皇帝是成祖朱棣,这是一个性格极为阴沉的皇帝,听了公主的哭诉,他假装不以为然地斥责公主说:“你看你,好歹是个皇家公主,你偷看解缙这个登徒浪子干什么?这都要怪你自取其辱,算了算了,以后注意点儿就是了。”

听起来皇帝很是大度,无意追究解缙调戏公主的过错。其实不然,没过多久,朱棣就另找了个名目,将解缙削职为民,捉拿入狱。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棣忽然问锦衣卫统领纪纲:“解缙还活着吗?”

纪纲支吾了两声,退了出来,就开始揣摩皇帝的心思,却是越揣摩越是不得要领,听皇帝的意思,无喜也无悲,不知道皇帝到底是希望解缙活着,还是希望解缙死掉。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活着,自己却悄无声息地把解缙弄死了,岂不是惹出大祸来?可如果皇帝希望解缙死掉,自己却让解缙好端端地活在大牢里,这事的后果也同样严重。

那么这事如何处理呢?纪纲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带着酒菜去了大牢,见到解缙之后,就殷勤劝酒,让解缙喝得大醉,然后剥光了解缙的衣服,将他丢在雪地里,活活地冻死了。然后报说解缙因为不耐寒冷,冻死在狱中。这样一个处理法,不管是皇帝希望解缙活,还是希望解缙死,都没自己的责任了。

纪纲的心肠固然歹毒,可是追究起来,解缙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居然有胆子调戏到公主的头上,这也是才子难以逃脱的宿命。但是说到底,男人碰到这个色字上,因其本性所在,难免要吃大亏,所以应以慎之又慎为保全自己之上策。

再说财,官场,尽是求财之所,古人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这话听得刺耳,却是实情。但正因为是实情,所以古往今来,但凡栽在仕途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这个财字。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倘若失去水准风度,甚至为同类所不齿,那就失之下作,时日不久了。

五代的时候有个安重霸,是简州刺史,此人贪婪无度,盯上了州内一个卖油郎,于是他每天把卖油郎叫来,安重霸自己坐着,让卖油郎站着和他下棋,这棋一下就是一整天,卖油郎站得两腿绵软不说,还耽误了卖油的生计,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奉上银子,安重霸眉开眼笑地收下,这才放过卖油郎。

比之于安重霸更没品的,是明朝一个叫郑仁凯的刺史,此人好歹也是一个刺史,却盯上了手下一名衙役穿的新鞋,他故意找个事由,让那衙役爬树,衙役要爬树,就得先脱了鞋。等衙役爬到了树上之后,堂堂的刺史大人,竟然趁机偷走了衙役的鞋子。衙役下树后找不到鞋,只好跟郑仁凯诉说,却遭到郑仁凯的破口大骂:“老子堂堂的刺史大人,难道是为你守鞋的人吗?”

像安重霸、郑仁凯这种下作的手段,百姓知道的不多,只是成了官场的笑料。这是因为,官员们相互竞争,相互挤兑,如果竞争对手竟然是使用如此的下作手段,当然不见容于官场。而饶是百姓脑子再聪明,也想不到堂堂的官员,竟然会龌龊到这种程度。

事实上,官场上的道德法则,与百姓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在武则天时代,由于武则天取李氏天下而代之,就不断地找借口诛杀李氏派系的官员,另行委派新官。但派去的这些官,却是素质极差,只顾大捞特捞,全不体谅女皇登基的不易。所以武则天无奈,只好再将这些贪婪过度的新官一个个地杀掉。就这样,武则天等于是为做官的人设置了一个陷阱,往往是一个新官到任还不到三个月,就已经是身首异处。

于是朝中的大臣们就坐在一起交谈,大家都说:“仕途如此险恶,一个官做不到三个月就丢了脑袋,这让大家还怎么做官?”

这时候有个人接口道:“三个月杀一个官算什么?如果只做一天官就杀头,这招还可能管点用,但哪怕是做官做到满一个月才杀头,这官还是要做的。”

众官听了,哈哈大笑。众官之所以笑,是因为这句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以官取财,本是飞蛾扑火,玩儿的就是心跳,这是世上的贪官共有的心声。人在官场,断不可与贪官同流合污,但如果一个仕途中人适应不了这复杂的人性,也万难立得住脚。

最后一个是气,所谓气,就是任性使气。官场中人,最忌讳的就是气字。要知道,人类的社会,就是彼此相互让渡生存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你让我一步,我也让你一步,纵然你不肯让我,我也没必要非和你争长论短,怕就怕心里咽不下一口气,但凡受到一点委屈,就大吵大闹地发作起来,这种孩子气的性格,往小了说,意味着自毁前程;往大了说,保不准会带来天大的麻烦。

汉武帝年间,有一名武将叫灌夫,骁勇善战,名震天下,有一次,他在参加丞相的宴请之时,因为一言不合,与邻座争执起来,起初只是小吵小闹,后来是大吵大闹,最后闹到谁也无法下台,竟然吵到了汉武帝的座前。这时候灌夫的政敌趁机发难,最后,竟然导致了灌夫被灭族——如果他事先知道吵架的后果竟然有如此之严重,恐怕就是有人当面抽他的嘴巴,谅他也不敢吭一声。

官场之上,由于一点点细微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不测的后果,所以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灌夫那样大吵大闹固然不妥,但如果遭受别人欺凌的时候不敢吭声,也同样不妥当。

那么,人在官场之上,到底应该怎么办,才是最为妥当的呢?

趋同性法则告诉我们:在符合人际关系法则的前提下,你顺应大流,这多半不会有什么差池,但如果官场之上出现了有违人际关系法则的“潮流”,那么这种潮流多半长不了,你不妨来一个特立独行,反而易于赢得别人的尊重。

明朝嘉靖年间,官场上盛行摆派头,按理来说,知府见了刺史一级的官员,是不需要下跪的。但是有许多知府级别的官员,被刺史的派头吓倒,见到刺史就不由自主地下跪,于是官场上迅速盛行这一礼节,几乎没有人能够例外。

偏偏有个叫应贾的小知府,有一次和两名知府同时去见一个刺史,进去之后,那两个知府立即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只有应贾昂然不跪,以正常的礼节见过上司。刺史见到这种情况,大为惊讶,就立即向吏部禀报,举荐应贾,并称应贾为“山字知府”,因为应贾两边的人都跪下了,唯独他不肯下跪,这三个人呈现的姿势,就好似一个“山”字。

汉代的灌夫因为负气而被灭族,而明朝的应贾同样也是“负气”,却反而升官,强究起来,都是官场的“趋同法则”在起作用的结果。可如果不知道这一法则的人,就会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人的运气。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所谓的运气,不过是你的所行所为,恰好符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