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汴京城中人心惶惶，百姓于城中发动暴乱。当时恰逢皇帝宋钦宗出宫，就在皇帝一帮人等正行进时，只听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之声，无数人手执木棍，向着宋钦宗的车驾冲了过来。宋钦宗骇得魂飞魄散，连声叫：“哪位爱卿，快救朕一救？”

这时候就见一个头上刺着罪犯纹青的男子，冲上前来，对宋钦宗说：“皇上，我能够救得了你。”宋钦宗问道：“你是谁？”那男子回答说：“我叫王伦，是刚出狱的犯人，现在我需要皇帝你将宝剑赐给我，好让我发号施令，弹压民乱。”于是宋钦宗急忙解下随身佩带的宝剑，交给王伦。可是王伦又说：“陛下，只有这柄宝剑还不够，你大小也得封我一个官，否则的话，我吩咐下去也没人听啊。”

情急之下，宋钦宗就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封王伦为兵部尚书的圣旨，于是王伦捧着宝剑，转身离开，迎向蜂拥而来的暴民，厉声呵斥，将正处于暴乱状态的民众全部喝退，传旨安抚，混乱的局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百姓们的情绪也慢慢恢复了平和。

功高莫过于救驾，计毒莫过于绝粮。王伦虽然是一个刚刚出狱的犯人，可是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于危难之中救了宋钦宗的性命。所以暴乱平息之后，宋钦宗召开御前工作会议，商议如何重用王伦。

可是没想到，御前会议一召开，所有的大臣们异口同声，都在声讨王伦竟然“要挟”皇帝的罪行，并声称王伦在平息暴民的时候没有一点功劳，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所以，王伦不但无功，而且罪状极重，只不过考虑到他对皇上也是一片忠心，就不再追究他的过错了，将其赶出京城，贬为平民，这事就算过去了。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都有一颗勃勃的雄心，他们年轻，他们气盛，对自己的能力从未曾有过丝毫的怀疑，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如果他们知道了王伦的故事，就会于惊愕之中发现这世上还存在着一个让他们意外的规律。这就是，在官场上，能力是靠不住的。

能力怎么会靠不住呢？难道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推进，不都是需要有智有识之士的推动才能实现的吗？如果能力靠不住，这人类社会还会向前发展吗？

确切地说，社会结构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群体的博弈中往往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有能力的人，未必能够成功，没有能力的人，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中国有句老话，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瞎家雀固然不会饿死，那有本事的家雀，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吃得饱。

自古以来，官场之上，尽多混饭吃的无能之辈。唐朝的时候，中书省有一个叫阳滔的人，此人的职务是替皇帝撰写上谕。这是一份要求标准极高的工作，才学见识若是少了一点，便难以胜任。然而这阳滔却是才疏学浅，文笔极差，每当皇帝吩咐他写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跑到宫中的档案库，找一份内容差不多的，抄吧抄吧，拿去蒙混皇帝。有一天，皇帝又让阳滔写上谕，偏巧管档案的官员出去了，档案库的门锁着，这时候就见阳滔发了狠，找来一柄斧头，“哐哐”砸开了门，进去后找到一份差不多的档案，抄了抄总算是完成了任务。

无论是官场还是职场，如王伦那样有本事的人，未必能够站得住脚，像阳滔这样没本事的蠢货，也未必就一定会被淘汰。如果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现象找到一个根本原因的话，那么只能说：官场上的博弈态势，是由处于局中的群体意志所推动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事情一旦由偶然性来主宰，那结果就不再是明晰的，更不是唯一的了。

进一步而言，整个社会分工降低了个人能力的价值，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而是由集体合作共同推进的。以现代工程为例，比如说盖一幢摩天大厦，参与这项工程的人数以万计，每一个人看起来似乎都是不可缺少的，可真要是缺了他的话，丝毫也不会影响到整个工作的进程。群体性工作具有着下倾的特点，这就意味着降低对个人能力的依赖，如果有人认为缺少了他，工作就会无法完成，那就请他走开好了。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群体化合作中也不占丝毫分量。

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人的能力相差无几，谁也不敢说自己有力挽狂澜的大本事，一般情况下，人们很难找到鹤立鸡群的优秀人物，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那么容易在群体中胜出一筹，所以如果有谁期望依靠自己的本事让别人刮目相看，而自己未经过苏秦那种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历练的人，是不会实现这个愿望的。

既然官场上的能力靠不住，那我们应该靠什么？

按照孔子的意思来说：靠的是仁。仁远乎哉？欲仁，斯仁至矣。

按照孟子的意思来说：靠的是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往矣。

但如果你想达成于孔孟所要求的境界，或者哪怕你只是希望那样做，那么至少，你也要趟过厚黑的文化之河。不知道什么叫厚的人，就无法知道什么叫仁，不了解什么叫黑的人，就无法知道什么叫义。

但无论是厚黑还是仁义，把话说透了，只不过是一句：坚持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