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流，名士风范。当时有号称竹林七贤的七位名士，其中有两个人叫嵇康和山涛。这嵇康虽然胸有才学，但眼见世道污浊，藏而不用。友人山涛却向朝廷举荐他。嵇康知道消息之后，怒不可遏，立即作《与山巨源绝交书》。这篇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作。在信中，嵇康将自己的风骨人品，做了无限的拔高，对山涛趋奉权势的卑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与挖苦。简单说来就一句话，自从这篇文学作品问世以来，嵇康个人的声望，迅速地涨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倒霉的山涛，却顺流直下跌入谷底。

一番好心好意，竟落了个如此结果。这件事，再怎么往轻里说，也是嵇康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恩将仇报。但是山涛其人，却没有因此而怨恨嵇康。当嵇康死后，他以父执辈的身份，收留了嵇康的儿子，教育孩子长大成人。

像山涛这种朋友，品性高贵，不计冒犯，是每个人都渴望结交的。嵇康运气好，结交上山涛这样一个任你辱骂而绝不怨怼的挚友。可同为魏晋时代的另外两个名士，郭淑与郭侃兄弟，就明显地缺乏交朋友的眼光。

说起来郭淑、郭侃兄弟，在交朋友方面的眼界，远比嵇康更高，他们的好朋友是东晋皇室——东武公司马澹。再怎么说，司马澹的名头也比山涛大得多了，而且有权有势，岂是山涛那种书呆子比得了的？

所以郭氏兄弟颇以自己的朋友为豪。时值东晋八王之乱，赵王司马伦乱政，于是郭淑、郭侃兄弟来到司马澹的府上，像往常一样地饮酒聊天。酒过几巡，大家都有点醉意，郭氏兄弟就流露出对赵王司马伦乱政的不满。司马澹听了，点点头，抽出刀来，出其不意，将郭淑的脑袋砍了下来，又一刀将郭侃的脑袋也砍了下来。然后司马澹将这两颗人头装在匣子里给赵王司马伦送去，并说：“郭家兄弟出言不逊，竟然敢诋毁赵王，我东武公司马澹不惜大义灭亲，举刀杀友，以表达我对赵王的一片忠心。”

堂堂的东武公司马澹，为了邀宠，不惜杀害最要好的朋友。最令人寒心的是，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郭氏兄弟之所以敢在他面前吐露心迹，除了对他的信任之外，最主要的是私室秘谈，不为人知，如果不是司马澹自己说出来，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但在东武公司马澹的眼里，挚交好友的性命，竟然还比不了权奸的一声廉价的嘉许。

现在我们知道，魏晋风骨中，为什么要首推嵇康了。单以他交朋友的眼光，就无人堪可相比。有了山涛这种大度的朋友，还愁不流芳千古吗？

而郭氏兄弟枉为名士，眼光奇差，千挑万选了之后，竟然选择了人面兽心的司马澹为友。可知人在江湖，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话，最是不假。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如果不在择友的眼光上稍加注意，就有可能遭遇到像司马澹这样的朋友，满腔的热血，青春的韶华，大好的头颅，成为卑鄙小人邀功取宠的筹码。

关于年轻人择友的法则，儒家始祖孔夫子曾经说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初入官场的年轻人选择朋友，有三个对自己有益的标准，也有三个对自己有害的标准。对自己有益的三个标准是：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信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对自己有害的三个标准是：和心术不正的人交朋友，和善于逢迎阿谀的人交朋友，以及和惯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

我们仔细思考孔子的这番话，就会发现内中深藏着厚黑的大智慧。比如嵇康选择了山涛，正是因为山涛其人正直，诚信而且广见博闻。嵇康瞅准了山涛这一点，只要抓到山涛的短处，就大肆地喧闹起来。可是因为山涛其人正直诚信，明明知道自己被缺德的朋友利用了，出于维护自我尊严的需要，非但不能气恨于心，报复对方，反而要宽宏大度，还要替对方抚养遗孤，满肚子的委屈无处诉说，只能把苦水咽到肚子里。

相比于险阴的东武公司马澹，像山涛这种人是官场中人最渴望交结的，这样的人受其学识道德及名声所限，任何时候也不会做出不利于朋友的事情，即使是被朋友出卖了，也不敢稍有抱怨。然而，官场人却显然疏忽了这样一件事：山涛的这种做法，却也是因应了厚黑学的基本法则，为自己选择不败的人生。

要知道，山涛的做法，是化被动为主动，与其被动地去选择有益于自己的朋友，莫不如让自己成为官场上最抢手的香饽饽。不是说像“友直，友谅，友多闻”这样的朋友难找吗？那干脆我成为这样的人好了，我这边都直了，谅了，多闻了，谁还好意思伤害我？就算是有谁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别人也饶不过他。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找到“直，谅，多闻”的朋友，你必须先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就必然缺乏识别这种人的眼光，难免会择友不慎，遭遇到与郭淑、郭侃兄弟同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