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德柏的黑狱坐了七年，他抗战有功，得过胜利勋章的。

□有功又怎样？李鸿他们有功到国际去了，英国给过他们勋章呢，还不照关不误。

■龚德柏和李鸿他们，都被关在钦定的“锦衣卫”，龚德柏是能文之士，他追忆出许多细部黑暗，一定都写出来了。

□真的，都写出来了，像他写《保密局的酷刑》：

我须将保密局的酷刑先行叙述。盖以后每一案件，几与酷刑均有关系也。他们第一件酷刑叫“老虎凳”，即一很坚固之长板凳。每捕来一人，若觉其重要，或有证据证明其重要，则先上“老虎凳”。其法将受刑者之头用带紧紧束住，再绑在“老虎凳”之将军柱上，使其不能动摇。其次将腿部平放在凳子上，两脚向前。若这样绑后，尚未使他们获得所需要的供词，则用砖一块，放在脚下，使脚向上，而脚后之筋为之延长，使人非常痛苦。若仍不招供，则再加一砖。至此，任何人均无法忍受，非招供不可。若再不招，则用大棒重打腿部前方（从前官家打屁股，系用小板打后方，与保密局所打处完全相反）。不论任何铁汉，只要一棒，无不鬼哭狼号。但有被打数十棒而不招供者。被打过的人，两腿均成黑色，不但不能行路，即解小便亦非常费力，因为身体上的机关均发生障碍而失灵了。我在最初数月内，亲眼看见这种被打的人在百人左右。或系同号，或见其由门前抬过。与我同号而被打最惨的一人，则为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刘被打七小时（中间当然有停打的时候），三十九年五月二号晚九时上老虎凳，至次日上午四时，始抬至我住的四号。看守将门打开，刘即倒入室内，动弹不得。他占了我的地位，我只得坐以待旦，由次早起，刘大小便均是我同一共党施姓，抬之出入。刘之狼狈情形，使人为之可怜。

刘是福建人，上海震旦大学毕业，法国留学生，为电机工程专家。他之被捕，系他儿子由匪区来函，嘱他保留台湾电力公司的一切财产，不要破坏，以便共党攻下台湾后接收。这函被检查人员检得了，为之照相，仍将原信交刘，看刘如何处置。刘得函后，并未呈报政府，保密局认他通匪，遂将刘逮捕。

在南所大约四五天工夫，刘出了南所。我们以为他获释了，为之庆幸。但他并非获释，而是转至武昌街一段八十八号，即台北市警察局对面监狱（现已废止）拘禁，六月十三日即枪毙。较吴石之枪毙仅后数天。刘可说是无妄之灾。

另一被打得最惨的，则为前长春警备司令新七军军长李鸿，李住三号，与四号正对面，故我目击得很清楚。其余如吴石案中被牵连之陆军中将陈宝苍，虽被打得最厉害，但不如刘李二人之狼狈，则为次等了。

上老虎凳后，又被打数十或二三百，尚不肯招供之人，则连老虎凳在身，一齐吊在空中，这叫“坐飞机”。受到这种刑法的人，比较少些。我问过房间之人，只有警官学校教官吴星全（发音如此），他坐过飞机后两只手完全不能动弹，吃饭、大小便都要别人帮忙。经过月余，左手渐渐能动作，于是用左手吃饭，把饭碗摆在地板上，人俯在地上，照狗那样吃。不过多一只左手，能把饭送入口中而已。

龚德柏追忆提到李鸿等人的案子，他写道：

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四人，迄五十一年十月我记述此事时止，仍在桃园监狱，既不判刑，亦不释放，仍坐无罪之牢。因为李等四人，既不是匪谍，也不犯他种罪过，保密局已完全清楚。因为酷刑逼供无效，诱骗与严刑逼其部属，使诬供李等是匪谍亦无效；甚至保密局同志潘德辉、吴颂阳二人，系由保密局派至李鸿军中做情报者，亦不肯诬供李鸿等是匪谍。保密局曾调潘吴两人至南所，派人与他们情商说：“请你帮帮忙，供述李等是匪谍，局方也好结束该案，你也有升赏。”但潘吴二人（不同时审问）则一致答称：“我凭良心，实在不知李等是匪谍。若昧良心说话，天理难容。”于是诱供骗供，方法用尽，仍无结果。

直到一九七五年蒋介石死了，蒋经国宣布减刑，李鸿等四人列入开释名单，要放人了，总要有个罪名、有个刑期，这时才发给他们判决书。罪名是“阴谋颠覆、进行策反”，判处无期徒刑。但因他们已经坐了二十五年牢，又获减刑，所以，才活出牢门。而不肯诬攀他们的潘德辉、吴颂阳各判七年，罪名是“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早巳出狱。潘德辉出狱后还来拜访过我，他说他太太受到拶指的刑求，也被关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