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初中时代我一直在换座位，不知算不算缘分，三次都和陈辉同桌。一开始我是不满意的，他黑黑瘦瘦，个子不高也不够帅，十来岁的时候谁都想跟好看的男孩子坐在一起对吧？我那时已算班上个头蹿得比较高的女生，没和后排四肢发达打篮球的男孩子同桌一度让我非常沮丧。

但好在陈辉对我还算不赖，没像其他男生一样喜欢用圆珠笔在我的袖口和衣领上“无心”地戳几道，且他也算得上和我有老交情——小学时我们已是同校。我也就渐渐自我消化了这份沮丧。

多年后的同学聚会，我们聊起陈辉，大家都有些茫然失措。那些往事明明近在眼前，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过一样，大家却默契地选择沉默。过了半晌不知谁说：“追悼会那天郑爽去了吗？”

一片安静。

我小声说：“郑爽一定很伤心的，那时候上晚自习他们在课桌下面偷偷拉手，还是我在旁边帮他们盯着老师。”

又是一片安静。

而我始终记得那些鲜活的画面，很多年来清晰无比。那时陈辉不止一次在晚自习上跟我讲，他周末偷偷跑去郑爽家讨论作业，没忍住又拉她的手。郑爽就穿着睡衣坐在床边笑。

“美死了，你不懂。”他跟我说。

我不相信，说睡衣怎么可能美，而且郑爽笑起来一向傻不拉几的。

“说了你不懂的呀！”我记得他很愤慨，还把转到地上去的笔捡起来使劲在本子上敲着，“我说的美，是她最后也用手指勾住了我。你懂吗？”

当时我感到一点点伤心，也可能不止一点点。

我这个同桌，从来抄我的作业也可以考班上前三名。政治考试前一天，他回家花了一晚上把整本书全背了下来，我问的任何问题都没能难倒他。小学时他在我隔壁班，全年级的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三班有个天才一般的聪明少年，奥林匹克竞赛拿了很多个奖。后来我们一起念奥数班，他坐在我前排，我总嘲笑他怎么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丑，他也不生气，考试时依然让我抄他的试卷。这个习惯延续到初中我们同桌，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把他很丑的签名一道抄到试卷上去。

有一回我写日记，把暗恋他的事用我以为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拼音缩写写了进去。他看我从头至尾用手捂着日记本，就非要抢过去看。我大惊，死活不让，但最后还是被他抢去。他拿着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合上扔给我，声音变得支支吾吾，问我：你这篇写的是什么？老实说我不记得当时回他什么，总归是含混而没有说服力地搪塞了两句，整节晚自习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话。后来我们再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到底看没看懂那些歪七扭八的字母。这么多年我从没有问过他，如今想起来倒真是有些后悔。

“追悼会那天郑爽说家里有事，就没有过来。”有人说。

我“哦”了一声。那么如果陈辉知道的话，应该会很伤心吧。

我记得接到消息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无聊地刷着网页。接通宋的电话后，我站在那个曾经拍过《建国大业》的阳台上狂哭不止。倒是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伤心欲绝，什么叫难过得浑身颤抖。

我也有过几次恋爱，但都没有这样过。

大学有一次实习路过杭州，我带了七个女生去见陈辉。他在离西湖不远的一条小吃街等了迷路的我们很久。等到了，什么也没说，带着众人挑了一家店进去坐好。我让他也坐，他摆摆手跳着出门，跑到不同的摊位上买了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一趟趟端到我们桌子上。我记得那里面有很难吃的臭豆腐、很难吃的烤肉，还有很难喝的血汤。我们没有吃完，他看着余下的不少食物有点难过，叹了一声“哎”。吃完走出街口，才发现他骑了自行车。我说你们学校离这里很近哦，他说，挺近的。我说那你骑车要骑多久，他说，也就两个小时吧。我们推着车在不知名的街道上乱逛，车筐里装着他买来的八瓶不同口味的饮料，走走停停的当口，他忽然很严肃地说，贺伊曼你相不相信吧，我研究过了，杭州一共有七十六家运动品牌店，大部分还都打六折以下。女生们发出惊呼，我则是笑死了。想起他上学时就总爱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贺伊曼你信不信，你说，你信不信我吧。还会拿着圆珠笔使劲在纸上戳，或者中了邪一样不停画圈。当年我要挟他说要把他去郑爽家的事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也是不停地戳纸，等到整个本子都被他戳烂了，就从抽屉里掏出一张饭卡，求我去食堂随便刷。

他一点谎话也不会编，没起头就会脸红，也从来没有对人使过坏心思。他说得没有错，后来我们当真去逛了杭州的运动品牌店，每一家都是五折起。在肯德基里吃饭，我拍了一张他黑瘦的侧脸，以及挥舞在镜头前企图阻止我的双手。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手机里，每翻看一遍就觉得恍若隔世。

那夜他得知杭州所有KTV都不营业后，骑着车满街帮我们找宾馆。等我们安顿下，已经是凌晨两点多。我问他如何回去，他说骑车啊，这个点街上没有人，可以骑很快，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然后他果真就朝我招招手，朝我的几个女朋友招招手，骑上车走了。

后来我们很久没有联系。等到再见，就是那一年冬天同学聚会的时候了。那天我和他一道送一个女生回家，深夜的路上烧烤摊还没有散，他说了些很伤感的话，但具体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清晰的是路边的烟花兀自燃放，卤肉推车的玻璃窗里亮着暖黄的灯。而突然他就转进一家游戏厅，买了几个币，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我好像从没见过他那么活泼，就抱着胳膊站在身后看着，也是那时忽然发现他好高，比初中和我坐第三排时高了至少二十厘米。

至于最后一次见到他，也是在同学聚会上。

我们火锅吃到一半，他急匆匆地冲进包厢，先是一个劲地道歉，说实在没有时间，下午要飞去日本。边说边给自己倒了几杯酒，对着空气碰一碰仰头喝下。大家愣了一愣，随即开始调侃。我们说不能走，去什么小日本啊，连老同学都不要了。他不停地说对不住了，来年一定好好地聚，由他来组织。后来我们也就放他去赶飞机。如今想起一阵失神，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要送他去机场。看着他一路小跑着离去的背影，谁也没想到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日本地震的时候，大家在群里焦急地喊他，他没有回应。但那时候冥冥中仿佛有感应，知道他一定没事。果然，他很快安全回国，高高兴兴地在网上跟我们报平安。听他说以后可能要去美国，所有人都认定他前程大好。

四月份，他在QQ上叩我，得知我来上海，叫我什么时候再去杭州玩，不然毕业后就不会再有像他这么好的免费导游陪我。我说好，你也要来上海。他说，好。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对话。

六月的时候，我随他父母一起去了他的学校。和当时答应他要去那里看看，已经相隔了整整三年。从市区到学校的路途很长很长，我这才明白他说骑车一个半小时根本是骗我。一路上他父亲把他的骨灰盒捧在怀里，低声呢喃，谁也听不清到底在说什么，而他母亲一直靠在别人身上，虚弱得像一道影子。

沿着教学楼开去宿舍的路上，车速缓慢得仿佛随时要停下来。我盯着窗外，看着他曾待过的学校。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骑了几小时的单车去西湖边找我。夏至刚过，晌午的校园热闹起来，而车内安静得可以听见窗外的蝉鸣。快到宿舍门口的时候，他父亲忽然低下头说：辉，我们到你住了四年的地方来了，你快看一看，然后安心跟我回家吧。听到这话的瞬间，似乎猛然有一瓢冰水灌进我的胸口，连呼吸都有些困难。而他母亲听见后突然坐直，看着远处怔了一怔，“砰”地重新栽倒在旁边人身上，大哭着，身子颤抖如同落叶。

窗外不断有刚刚放课的学生经过，也有人骑车从矮矮的斜坡上驶下来。我和同行的宋盯着远处亮白而模糊的一块空地，谁也没有说话。

很久我都不愿和人提起当时的场景，自己也不愿意再想起。但我们都明白，唯独遗忘悲痛的过程最为漫长和艰辛。那时我远远看着躺在灵柩里的陈辉，妆使他被湖水浸泡后变得模糊的五官清晰明朗起来。天地无声，而他亦十分安静，一如当年晚自习上在我的注视下歪着头沉沉睡去。只是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