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克英先生相识至今约二十几年了，称其为友是他退休之后。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里，我和克英先生的关系，是典型的首长与小兵的关系。那时克英先生虽然也算年轻干部，但却是我领导的领导的领导，隔了好多级呢。我们那几位新干部在机关食堂里见了克英先生的面，如蒙点头一笑，都有受宠若惊之感，回家后都要忍不住向家人学说单位领导如何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云云……

后来与克英先生逐渐亲近起来，还是因为克英先生在领导阶层中，又属文人之列。文化的亲和力和笼罩力即便是在革文化命的时代，也是感受得到的。克英先生兴趣广泛，谈吐博学，常有高瞻远瞩振聋发聩之论，偶尔还流露出一两句当年“领导不宜”的观点，使我们与他之间那种上下级式的交谈成为推心置腑的沟通。在我一向的回忆中，和克英先生的交谈是那个时代我为数不多的精神快乐之一。

真正把克英先生看作一个文人雅士还是在他无官一身轻以后，从他的书画词赋中才发现他多年藏而不露的学养、性情，和他做人做事的自在——天养地护的仙风道骨同时又充满生活的情趣——那种即入世又出世的状态真令人羡慕，不知他是生来如此还是因笔墨之趣，陶冶而成。遥想我等枯燥寡趣之辈解甲归田以后，还不知该如何孤独乏味、行尸走肉呢。我虽离退休还早，但心中已有垂暮之态，克英先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心仪的榜样。尽管我们很少相聚，但看他的诗文墨迹，神交遥遥，神往切切，既感慨，亦鼓舞。我以我半老之心，揣摩那些已经步入老年的人们，在茶余饭后的清灯之侧，将克英先生的诗词闲自读来，必有沐浴朝阳之感，会更加乐观于生活。一个人能如此孜孜不倦，随情尽致，修养自己也修养他人，在我众多的朋友中，唯克英先生是也。

——《诗词重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