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年改革，让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快速前行，虽然很多数据用除法，人均与世界很多国家相比依然落后，但经济总量一路攀升。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这样一个态势，除去高兴和冷静，我们还应当准备什么？

恐怕得迎接越来越多的表扬与批评的声音，而且会是很多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甚至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表扬与批评。

我在节目中，多次引用过这样一段话——

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拼争，1949年10月1日，中国终于结束了挨打的时代；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中国人结束了挨饿的时代；

面对未来，或许，我们会迎来一个持续时间不会很短的挨骂时代。

这种判断从何而来？

是我们自身存在很多问题吗？

不可否认，我们当然会有很多问题，环境、人权、民主……很多问题我们自己早已意识到，并在陆续改变之中，即使别人不说，我们也会努力，甚至有时与别人说不说没太大关系，因为这些事情的进步与改进，与我们自己的幸福有关。

因此来自外界的很多指责之声，表面上与这些事情有关，其实又无关。

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归根结底，来自于：你强大了，你与别人有了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让人无法回避而又必须面对你，这个时候，你的优点与缺点都在别人眼里放大，别人内心的疑惑或担心甚至是战略目的，都会以日常夸张的表扬与批评显现出来。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同时存在，就是一个有趣的印证。

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聊天时会说：“东方睡狮醒了，但肯定不咬人，俺们和平发展！”以此打消对方的某些疑惑。可往往发现，对方的疑惑还在，他会说：“你是说狮子不咬人，可问题是，我知道，狮子天然有咬人的能力啊！”

显然，他还坚持着某种“中国威胁论”，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毕竟在世界历史上，新兴崛起的国家，没咬人一口的不多。

然而一转身，你又很容易听到另一个外国人在某个对话或论坛中，正在强调：以中国的体制、人口、贫富差距及众多社会问题，中国必崩溃！

你又得告诉他，因为一二三四，所以不会；可他，还会傲慢地摇摇头，坚持说“会”。

当然，按这些人一次又一次的“中国崩溃论”来看，中国早已崩溃好几回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一会儿被“表扬”得让你摇头，一会儿被“批评”得让你摇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中国，正复杂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想想也正常。大家习惯的还是一个问题丛生、弱不禁风或闭关锁国内乱不断的中国，而一个强大起来，拥有泥沙俱下的活力，年轻人一般的中国，出现在世界面前，也就是近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事情。

于是，中国在世界的面前，被妖魔化与被夸大美化都显得正常。

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与感受，也就在注视中国的目光背后，注定长久停留。

我们可能还得适应，有些人不喜欢中国，更多的人开始喜欢中国人民，但绝对所有的人都喜欢中国人民币。

情感是一回事，利益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国外的朋友玩儿得比我们好。经济利益面前，夸你甚至夸张地高估你都正常；政治利益或偏见面前，骂你甚至没道理地骂你也正常。

我们都要心平气和地去面对这注定来到的复杂局面，别被夸得找不到北，也别被批评得乱了方寸。如何面对世界，其实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全新课题。甚至从某种层面说，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正是中国走向大国的一个考验。或者说，它就是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的一部分。

十年来，我经历了下面一些事情，它或许与此有关，或许无关，却都是我们共同成长当中不可回避的一部分。

悉尼奥运的赛场之外，很多“法轮功”在闹事，该怎么办？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全程参与直播，开幕前几日，就已到达悉尼，并开始拍摄很多专题，没想到，“法轮功”的黄颜色，成了工作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烦恼。

那个时候，距离国内整顿“法轮功”没两年，人家在外头折腾的热乎劲儿还在。奥运会全球瞩目，再加上澳大利亚尤其是悉尼，华人众多，“法轮功”分子更似乎找到了舞台，于是表演开始了！

在很多街道上，穿着黄颜色服装的“法轮功”人士聚集在一起，打着各种横幅与标语，为中国的形象“添堵”。

当时我们电视拍摄对此是相当敏感的，不仅电视直播中，会用延时来解决类似问题，拍摄时，更要注意，一旦不小心背景中出现类似画面，都要马上重拍。

我们已经很小心，可还是撞到了一次。

那一天拍专题，我在悉尼的唐人街进行采访，之后要在此拍一段串场，很简单。拍完，编导却似乎感觉到什么，让我们回头看。很远处，有“法轮功”的旗帜，于是赶紧打开摄像机重放，仔细辨认，果真在背景中发现“法轮功”的画面。没办法，删掉重拍，此后，该编导好长一段时间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可能正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敏感与千方百计的躲避，“法轮功”们越发想出风头进画面制造影响，仿佛这样，他们就胜了一局似的。

在闭幕式之前，由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那次奥运上成绩卓著，为感谢当地华人与各方的支持，在一个美丽的海滩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功联欢。这本是一个华人的骄傲时刻，却被“法轮功”分子当成了自己的一个机会，他们聚集到此，开始闹事破坏气氛，这样一种不堪的举动，招致当地华人与留学生们的愤慨，自发地与他们论争。想想看，在那个喜庆的时刻，同为华人，却要分成两个阵营，一些人不为中国的成绩骄傲，反而要故意破坏与抹黑，其他人的气愤心情可想而知。

当地的华人告诉我们，其实，这其中，真练“法轮功”的不多，然而为了造声势，经济因素就开始起作用，扮演一天“法轮功”爱好者有不少经济上的回报，于是，很多人就像上下班一样，来扮演这个角色。这种情况不仅在悉尼，之前或之后在欧洲、日本、美国都是同样如此，我们也不止一次遇到过。

知道这个因素之后，我们猜想，悉尼奥运会时他们的折腾，估计花了不少费用。当然也让一些不太好找工作的人挣到了不少钱。

在开闭幕式或精彩赛事之前，那些没有票的游客或体育爱好者都会早早地来到悉尼歌剧院与悉尼大铁桥周围，占一个好位置，因为这里有很多块大屏幕、有美丽的风景，再加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好，因此，这里是没票游客看奥运的首选之地。

“法轮功”们知道这一点，于是在闭幕式前很早的时候，就组织了许多人来这里，把好位置都占了，这样一来，后来的各国体育爱好者就很愤怒，于是形成对峙。

其实“法轮功”人士就想通过这样的行为，激怒各国游客，然后骂中国，以此来破坏中国形象。可我想，绝大多数各国游客，恐怕还是会谴责“法轮功”本身的行为，因为人家不一定关心别的什么，但这种不礼貌甚至恶劣的行为，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人家的快乐生活。

看到这种局面，我一度甚至很愤怒地想：应该把这种行为直播出去，让全世界看看，这就是有些人甚至还出钱支持的所谓“教派”从事的行为？

当然，这念头一闪而过，可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想，不无道理。2005年，我去拍摄《岩松看台湾》，在台东的花莲，当晚要直播台湾少数民族的“丰年祭”，这是当地一年一度的重要文化活动。可在直播前，却发现，“法轮功”们拿着横幅来了，于是，我们的那一场直播取消，改拍专题。

其实，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来找摄像机的，他们的行为很不堪，当地人及游客也烦，然而，他们知道你敏感，躲着他，于是，他就想办法找你的摄像机，想进画面。这期间，他们也干过干扰卫星、弄居民电视、打电话进民宅等让人气愤的事情，让你不堪其扰。

当然，这其中，也有轻松的故事。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面，有一些“法轮功”人士定点来上班，作息时间还颇严格。使馆内一位外交官告诉我：中午午休，经常是一听“法轮功”的声音，就知道到点儿了，于是，起床上班。也就是说，那几位上班的“法轮功”人士成了非常准时的闹钟。听过之后，我乐了，这可是不错的一种心态。

其实，我在想：慢慢地，大家不那么敏感了，看到它，不过轻蔑地一笑，该干吗干吗，他们会不会如同泄了气的皮球，渐渐地蹦不了多高，也再没了气力呢？毕竟要想做进一步出格的事，在哪儿都会有法律管着他们。

我称之为“脱敏”。

而需要脱敏的，绝不仅仅是面对“法轮功”的黄颜色。

看到示威的人群，我们笑起来了，看样中国还真是大国了

以前，在报纸、电视上看到示威的人群，总觉得，这是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专利，他们国家的领导人一出访，目的地国家从机场到住地，准有示威者如影相随，或许因为人权，或许因为环境，要不就是失业者，总之，都有理由，总能制造出相当效果。

当时，我们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东道主怎么当的，人家国家元首来访，是客人，结果你这儿还管不住，那么多人上街骂人，你这主人当得多没面子。

开放的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儿，事情没那么简单。东道主有时也得给示威者一个面子，而示威者也是一种表演一种表达。

道理是这个道理，却还没太往咱自己这儿想。不过，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你与人家关系日益密切，在中国面前表达一下、示威一下的事情也开始增多。

刚开始别说“遇到”，连听说都很紧张和尴尬。在印象中，最早有相关内容的报道，是在九十年代，江主席出访美国时，大学演讲，现场外有人闹出了动静，但里面的演讲继续进行，这一个小插曲，让记者们意识到，以前文字中见识的场面，开始更多地与咱有关系了。

2008年，有一次，我去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在该国首都的著名大学演讲。

演讲是这一天的下午，我中午就早早地到了学校，然而一到了那儿就发现，比我到得还早的，是一大群准备好的示威者，仔细一看一了解，示威者是由几拨人构成的。有“藏独”，有“法轮功”，有其他目的的，剩下的很多人是看热闹性质的，阵势不小。不过，警察已经在礼堂与示威者之间留出了一个隔离带，中间大约有五六十米的距离。我到的时候，由于离领导人演讲还早，示威者喊口号的频率还很低，围观的人也不多。

有趣的是，不久你会发现，反对示威者的人群正在旁边逐渐壮大，一面又一面五星红旗开始出现，虽然过程中偶有冲突，但总的看，还算和平相处，各自不同的口号与标语旗帜，表达着各自诉求。骂，是一种自由；爱，也是一种自由。

在离演讲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人群中的声浪开始加大，而聆听演讲的人们也注定只能在预留的通道中通过，都能看到周围人群的动作与声音，大家好像也习以为常，甚至很多人是和陪同的人边聊天边步入礼堂，根本没关注周围的人群。现场聆听演讲的人既包括这所大学的师生，也包括我方与该国的外交人士、知名人士。

离演讲越近，外面两拨人的争锋越发热烈，有趣的是，这个时候，打着五星红旗的阵营越发壮大，气势与声浪上都压住了另一拨。没办法，这一边，心很齐，而那一边，毕竟是几拨人凑的，估计统一语言都难。

对于我来说，已不会像几年前那样，遇到此事会紧张和尴尬，反而看到了另外的一些内容。不看到抹黑者，就不会看到更多的捍卫者；不看到各种各样的杂色旗，也看不到那么多面五星红旗激情地飘扬。而同样，不直面这样的场景，也不会强烈地意识到：不过如此！过去认为很敏感，避之不及的事情，一旦用自信作支撑，脱了敏，它也就再无力量。我在想，恐怕不仅我个人，对于媒体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应该都是如此。这就是成长，这就是成熟。好孩子也许是夸出来的，而真正的成年人，却是能面对表扬不心浮气躁，面对批评也心平气和，甚至能一笑面对杂音。

一点小遗憾，是由于这个场面不够好看，又或许我们的成长和成熟还有空间。室外的直播报道没法做了，但一会儿，领导人也从容地从通道中走进礼堂，自信并一点儿不为所动地演讲完毕。非常成功，宾主尽欢。

而场外的两拨人群，也在警察划出的线外表达着自己的声音。当演讲成功结束，前一阶段还弄出动静的所谓示威者早已化整为零，慢慢散去。或许，他们自己也开始觉得无趣吧。又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工作结束，下班了！

过程中，我和同事开起了玩笑，“还真是大国的样子，走到哪儿，也有示威的了。估计将来走到哪儿如果没有示威者，还挺不适应的，怎么，瞧不起中国？”

其实想想真是，如果你没什么实力，与人家没什么关系，估计表扬没有，批评与示威也同时没有。有时，成人礼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场面，要适应，还要面对，这阵势，恐怕只会是越来越多，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各个阶段。

几个月之后，温家宝总理出访英国，在大学演讲时被现场一位年轻人扔了鞋子，没想到，温总理坦然面对，事后还替扔鞋者求情，认为不必重罚。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件事，中国媒体都给予报道，还上了《新闻联播》。之后的评论众多，不过，都是对这种自信、开放、放松的一种肯定。期间，有媒体问到我，我的看法很简单：这就是脱敏的一个过程，你越是轻松幽默地面对它，它也就不再有多大的力量，应对得好，还能让自己的形象更多地加分。

还是2008年那次采访，在大学演讲之后，领导人去另外一座城市，在一个文化景点外面，也有一些示威者，被该国警察用公共汽车给隔在了外围。采访开始前，我去上厕所，正在那儿解手，见一中年人举着一面什么旗，站在我身边展示，我没有停止解手，反而侧着脸对他轻视地一笑，仰头示意他举高点儿，让我看看……

对方一见我不仅没当回事儿，反而逗他，立即没了劲头，收了旗，红着脸跑了，我在他身后哈哈大笑。原来很多东西都是纸老虎，之所以有的时候好像很可怕，是因为你对他在意，“抬举”他，于是他变本加厉，而如果你放松地面对他，不知，他会不会很沮丧甚至很受伤？

抵制家乐福还真是一堂与民主有关的好课……

2008年1月，包括吴建民与我在内的几位，应国务院新闻办之邀，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持续一天的座谈，原因是大家都是国新办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任教老师，国新办想听听我们对政府新闻发言人队伍成长发展以及当前相关局势的看法。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一天的座谈上，我们一致地认定：由于2008年有北京奥运会，因此之前必有不平静的大事或麻烦，指望风调雨顺平静度过是不可能的。

这种判断不仅来自直觉，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与世界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判断。仅以奥运为例，我在座谈会上说，夏季奥运二十九届，绝大多数欧美轮流办，欧美之外只有四届，亚洲三届，社会主义国家两届，中国仅此一届。因此，恐怕在一些人眼里，我们是非主流，是突然的进入者，是红色的异类；因此，在这样的潜在暗流驱动下，各种希望北京奥运不那么顺畅的人们，就会会聚在一起，制造动静，制造麻烦；因此，要做好迎接大事大麻烦的准备。

遗憾的是，还真被我们言中。

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时隔几天之后，媒体开始报道。这时，距离北京奥运火炬采集仅有几天时间，显然，事情的发生绝非偶然，一场以北京奥运为目标的麻烦事儿拉开了序幕。

事件发生时，在国新办的主办下，八位中国媒体代表与阵容相当的八位日本媒体代表进行针对中日关系的媒体对话。本来话语间就针锋相对，拉萨事件瞬间成为焦点。日本媒体代表都希望以后类似事件能最快速透明地公开，其实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一样。但当时，拉萨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境外记者团才前往拉萨报道，显然错过了最佳时机。这期间，谣言、谎言、别有用心的语言就有了市场。不过，也正是这次事件带来的反思，促使一年后发生乌鲁木齐“7·5”事件时，快速透明的报道得到人们的高度肯定。

拉萨事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几天之后，在希腊奥林匹克诞生地，北京奥运火种采集，虽然现场火种采集顺利，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讲话时，还是受到“藏独”分子的干扰，这个小小的细节已经开始让人感觉不安。

又是几天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全球火炬传递出发仪式，仪式由我和杨澜主持，当我们看着胡锦涛主席亲手将出发的火炬交到刘翔手中时，我们还想不到，走出国境后，这火炬要经历怎样的风雨，这风雨又将在国内激起怎样的波澜。

这次北京奥运的全球火炬传递，是一次创举，经历国家之多，路线之长，均创纪录；也正因此，很多想给北京奥运添麻烦的人，就把火炬境外传递当成了突破口。

开始还顺利，到了英国伦敦就已经麻烦很大，冲击火炬的人增多，警察与他们的冲突已经显现出来。虽然情况有些混乱，可由于英国首相及皇室成员都出面，对火炬传递给予了支持，因此，中国国内民众并未对英国段的传递有太多指责。不过这个时候，国内民众对火炬传递的关注已经开始升级，不安、自尊、爱国、愤怒与期待，诸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就在这时，火炬到达巴黎，不幸的是，这几乎是接近失控的一站，于是，中国人的愤怒情绪爆发了。

火炬传递在巴黎失控，中国火炬手金晶在轮椅上火炬被抢，还有巴黎市政府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刺伤了中国人的心。另外还有一点，在欧洲，法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年由于互设“中法年”，双方关系亲密，然而火炬传递，却让中国人很受伤，怎么走得最近的伤我最深？

几天后，事情向另一个方向转变，手机短信上不断显示：家乐福的大老板支持“藏独”，赞助“藏独”，我们要抵制家乐福。

信息不断转发，网络上更是如此，抵制家乐福由口号变成行动，由北京波及全国。

那几天，刚刚开播的《新闻1+1》天天在评论火炬传递，我们对“藏独”及境外某些势力指望借拉萨事件搞乱北京奥运的行为展开了辛辣而有力的评论，但同时，对突然而至的“抵制家乐福”，我个人又有另外的看法。在搜狐网的体育评论中，我写了一篇很短的评论，文章的主题并不是该不该抵制家乐福，而是在其中顺手写了几句与此相关的看法，在此，登出该文章，为维持原貌，一字未改。

最近好多人收到了这样的短信——鉴于法国巴黎在奥运圣火传递中表现不佳，加之家乐福赞助“达赖集团”，因此号召大家5月1日抵制家乐福，坚决不去购物，让他们看看中国人的强大和团结。

5月1日我肯定不去家乐福，然而却不是因为抵制，而是要去三亚为圣火到来做准备。去不去家乐福是个人的事，即使许多人因为抵制而没去家乐福，相信那一天，家乐福也会人不少。因为对于个人来说，日子也不应有政治的干扰；更何况，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等于太给别人面子。而且，家乐福里的职工大多是中国人，这不是另一种内讧吗？再加上，我们这么做，不是和我们很讨厌的那些人，采用了相同的方法吗？

在奥运火炬的传递中，的确有很多西方人，干得不漂亮干得很糟糕。当我看到火炬所到各地，华人华侨自发护卫火炬的情景时，我深深地被他们所感动。然而我又替他们有些不平，有些国家有些城市有些人，原本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并可以做得更好，让奥运火炬的传递更安全更顺畅更不被干扰，但现实是，他们没有做到。当然可以拿出很多理由，但一个城市的市长挂出横幅来迎合火炬阻挠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相信：他尽力了呢？

但是奥运火炬并不是北京的，它属于世界也属于全人类，有人捣乱，它捣的也是全世界的乱，我们完全可以更平静更从容一些。当看到身边有些人很委屈很“生气”的时候，我总是劝他们说：你一生气，人家就真的达到目的；而如果你不生气，并继续执著地做好自己该干的事，继续在奥运火炬传递中点燃激情传递梦想，那么捣乱者就会被人们以小丑的形象来留在记忆深处。用我们的平静与大气，给他们一个这样进入历史的机会吧！

不管有什么风雨和不平静，都能继续微笑地享受火炬传递，享受奥运盛会的光荣与梦想，你就一直是强者。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然而，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告诉我，有问题了，你评论后面跟帖的评论成千上万，骂你的多，快把这文章撤了吧！

我上网看了看，乐了，大多数骂我的逻辑是你反对抵制家乐福，就是支持法国，就是不爱国，就是汉奸！诸如此类。几乎很少有说理的，不过还是有同意我看法的人，在那儿势单力薄地分析道理，然而，在铺天盖地的骂声中，理性极其微弱。

我太理解这样骂声背后的爱国主义，因为几乎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我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有一次与青春荷尔蒙有关的爱国主义激情爆发，像成人礼，也像与这个国家建立休戚与共关系的仪式。

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们用一场“文化大革命”释放了青春的激情，虽然你事后可以感慨：它差一点儿毁了这国家也差一点儿毁了那一代人，但不能怀疑的是，当他们青春之火最初燃烧的时候，是为了领袖的号召和把这个国家变得如想象中的那么好，于是，他们追随革命口号一路绝尘而去。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把自己投入到冷静的思考中，从此，不再年轻。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在1999年经历了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网络与现实中的砖头，表达着他们的青春激情与这个国家的感情。

而对于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们来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不顺利，悲情与委屈，激发出他们的青春与这个国家的关联。因此，我理解这种激情，甚至我曾经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我依然不同意这骂声中的简单逻辑。我突然感觉到：这真的是一堂与民主有关的好课。我不仅不会撤掉这篇原来无意写家乐福事件的文章，反而要认真思考，怎样与激情中的青年朋友交流。他们，是未来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基石，哪怕有百分之一骂我的人能听进去，哪怕有百分之十的人听不进去却可以悄悄地开始自己的思考，那都是一次好的交流。至于被骂，不重要，做了主持人，我就是“骂大”毕业的，更何况，中国的民主进程，注定会有很多人在被唾液淹没的过程中慢慢进步，那么唾液中的人，加我一个。

几天中，有很多媒体要采访我，最后，我在《南方周末》上发了一篇文章，算作是思考的一个结果。

民主的一个核心，是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也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抵制家乐福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但打击别人不抵制家乐福的选择，这事就不对。因为民主社会，每个人都该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而在几天之内，出现家乐福门口停大车不让人进，甚至辱骂到家乐福购物的人，这就更加离谱。

抵制需要理由，抵制家乐福的理由是它的大股东资助藏独，但几天中事实早已澄清，没有此事，属于空穴来风。师出已无名，然而法不责众，大家找个理由一哄而起，完成之后一哄而散，理由反而不那么重要。激情是否可以建立在非事实的基础上？只要心中的爱国激情是对的，起跑线错了也没问题吗？那我们随时可以编造一个理由，然后开始所谓“正义行动”？

青春的激情来得快，去得却并不快。在这次火炬传递中，虽有抵制家乐福这样的事件发生，但“80后”群体开始走进了公众的内心，没有人怀疑，他们与这个国家之间的感情。时间过去了很久，陆续有很多年轻人与我交流那一段日子的感受，心平气和之后，其实大家的想法归于一致，“家乐福”是堂课，应当有助于我们进步。每一次激情都不应当成为上一次激情的简单复制，只有这样，激情才具有最大的价值。

没人会知道，类似火炬传递中的大麻烦会怎样持续下去，然而，“5·12”汶川大地震，改变了这一切，震醒了全世界的良知，人性中伟大的一面被激活出来，全世界与中国开始一起面对灾难，而“80后”更是成为抗震救灾的主力军。2008，似乎就是年轻人的成人之年，从此，中国对于这一代人更加放心。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直播，空前但正常

乌鲁木齐“7·5”事件来得突然，之前，似乎毫无征兆。

我是在7月6日一早知道这条消息的，当时就在想：这次，是否可以更快速地直播？

一天都在为这个新闻做准备，越是了解了更多的详情，内心越是难受，作为一个媒体人，把它报道出去的冲动就更强烈。而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当天的滚动新闻，已经直播报道了这个消息。

经历了2008年的风风雨雨，加上奥运期间境外媒体云集，中国，经历了显微镜般的细致观察，中国的心脏显然比过去强大得多，面对突发性事件，不仅不是不报，而且要快报早报，境内境外都报，这是一种重要并积极的转变。

2008年的瓮安事件，按过去的敏感紧张，很可能压住不报，因为它是群体性事件，又涉及警民关系、暴力冲突，实际上，仅仅沉默了一小会儿，就拉开了透明报道的大门，反而就此成为良性互动的开始。这样的案例效果，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并意识到，一些负面的事件，如果及时透明传递真相，反而会带来正面反馈，这无疑更为决策者与媒体增加了透明的勇气和力度。

于是，7月6日一天，我们都在为晚上的直播做准备，虽也有一些预想中的反复，但在开播前不到三十分钟，我们在直播室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碰头会，决策者孙玉胜副台长表情并不轻松地说：“我既没有接到直播的指令，也没有接到不让直播的指令，仔细考虑一番，我们直播试一试。”

九点半，直播开始，虽然当天的消息对乌鲁木齐“7·5”事件有多条报道，然而长时间的直播，在以往类似事件的处理中，毫无疑问是第一次。更何况，前方记者还并不多，很多细节还未详细掌握，事态依然在发展中。再加上，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自己的评论员对这个类型事件第一次发表长时间的评论和分析，挑战是巨大的，作出这个决策也是有风险的。

然而在人们关注的新闻面前，在中央台已经开始新闻改革之后，在百姓拥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环境下，不冒任何风险是媒体最大的风险。

我们这一天的直播由董倩做主持，我做评论员，共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第二天，总局领导对直播表示肯定，同样，收视率显示，这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比平时平均收视率增长九倍还多，可见观众对此的期待和认可。

之后几天，我们或长或短地继续直播报道，其实，在7月6日直播结束后，本台就已经增派包括张泉灵在内的多路记者前往乌鲁木齐，这一个增派行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不是躲避而是面对，是快速与透明。与此同时，境外的记者也几乎无障碍地赶往乌鲁木齐，真相随之传遍世界，误解与偏见，也因此而减少。

不过，透明与真相，还并不能让乌鲁木齐这座受伤的城市快速康复。

我的父亲是纯正的蒙古族，我的母亲是汉族，在我的身上流淌着民族交融的血，再加上我从小生活成长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此对乌鲁木齐“7·5”之痛感同身受。记得我在节目中说过这样的话：对于乌鲁木齐这座城市来说，外伤好治，内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康复。同样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突然间，心与心之间有了墙，深处留了伤口，怎样三分治七分养，让城市痊愈，是需要这个城市的几百万人口以及所有中国人共同努力的事情，我们必须祝福！

几个月之后，我采访国家民委主任杨晶，谈起民族问题，他的一句话让我永远难忘，他说：“民族团结就像空气，拥有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没有，你试试！”

采访中，这位蒙古族汉子一度潸然泪下，可见他的感情与压力。

脱敏，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清晰痕迹，然而脱敏并不意味着就此麻木起来，什么都无所谓，放弃原则。

恰恰相反，脱敏，让我们更理直气壮地坚守原则，坚守自己的利益。在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与博弈之中，所有事情都韬光养晦已经很难做到，不是你不低调，而是有时候你无法低调。所以，为原则与利益而放声，并慢慢建立中国对世界清晰而有用的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同时，自信，是最好的药，治自己的伤，治别人的偏见。对于那些过去有些敏感，有些忌讳的东西，很多都不必再用藏起来盖起来的方式来处理，面对它，正视它，与公众一起。没什么大不了。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强大起来的不仅是经济，还包括每一颗中国人的心脏。知道了，最快时间了解了，复杂的事情就会变得简单，在进步与慢慢脱敏的过程中，我们依然有大量的工作要一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