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与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堵车高峰相比较，这时的北京街道上畅通无比，甚至顺畅得让人恐惧。我开车去办事，车行至西直门处，在立交桥上看见的一个画面，终生难忘。

由于我车行在高处，向下看，一个居民的院里，一根绳子上正晾晒着两件物品，一件是内裤，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绳上再无其他。我当时就开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桥上，如果我们带了摄像机或照相机，实在该把这一个画面拍下来。因为再没有哪个画面能更好地记录当时的现实，内裤与口罩，一个守护着尊严，一个保护着生命。这可能是危急时刻，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时，正是SARS肆无忌惮的时分，整个中国病了。

初起：广州的怪病

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取、说服和适当地妥协之后，这期节目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如期播出，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被我们在节目中大力呼吁。

这三期节目的播出，是在2月的中旬，几乎绝大多数的媒体还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处于对SARS无法言说的状态中，这三期节目则给了同仁以提示和信心。

并没有打算结束，虽然这三期节目播出完毕，暂时已经无法再继续跟进，但我觉得，眼下没有机会，自己却不能放弃，我们的记者应当在前方留守，继续采访和记录，一旦开闸，我们有第一手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个时候，记录的重要性和价值有多大！

记者想回北京，我开始做她的工作，甚至为她找到了一个选题：广东春节后个别单位出现的民工荒，让她原地制作这个选题并同时采访记录SARS的发展。

最后记者还是放弃，回到北京，这让我至今想起来都有一丝遗憾。这就是一种当时凭直觉的判断，今天回头去想，记者如果能够留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许，这也是我提倡组内民主的“恶果”。可在当时，离开也不太坏。隋笑梅们已用创造了好几个第一的方式初步揭开了盖子，劳苦功高。同时可以宽慰自己的是，早回来的好处是记者们没有感染上SARS病毒，否则无法向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交代。一切的一切，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在我们播出之后，《焦点访谈》也制作了一期节目，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接受采访，谈SARS的事态，播出的节目中，强调的是有挑战但要乐观，能控制不必惊慌。但听说，他在录制时也说了一些“严峻”的话，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大氛围，那些强调形势很危险的“警世恒言”被消解掉了，当然，做主的可不是电视台。

两个月之后，张文康因对SARS防范不力被解职，有他的同事开玩笑说：或许，他用自己的离职，做了自己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些事情吧。当然，这仅仅是个玩笑。

随着《时空连线》与《焦点访谈》的播出完毕，关于SARS的报道戛然而止，一切又恢复了平静，SARS仿佛只是停留在广东的一个固定区域内的传染病，不会远行，全社会在一些乐观的安慰中没有警觉，并且注意力都开始转移。对外，是那战争味道越发浓厚的伊拉克；对内，是3月初马上召开的两会。这可是一次换届的两会，万众瞩目，举世关注，祥和的气氛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田。而这时，SARS这个拥有超高智商的病毒，却开始悄悄地北上，偷偷地长驱直入，它的目标是北京，即将召开两会的中国首都。

爆发：北京的SARS

时间进入到3月份，全国政协会3月3日开幕，人大会3月5日开幕。

其实，SARS已经在之前到了北京，仅比两会开幕早了一两天，假如当时有一些两会代表或委员到医院看其他的病而不幸感染上SARS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这种情况没发生，然而，这仅仅是幸运而已。

两会如期开幕，重大的议题加上换届的内容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当中国的两会刚刚闭幕，美国就像商量好一样，3月20日引爆伊拉克战火，央视等多家媒体开始直播，日夜无休，事无巨细，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这毕竟是人类第一次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展开的战争，中国人自然不例外，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千里之外，哪里想到的是：身边，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事已经迫在眉睫。更加可怕的是，在伊拉克的战争中，有固定的敌人，肉眼可见，而在中国，正在悄悄滋长和蔓延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敌人无法看到又好像无处不在，可能让每一个人在不知情中被“卷入”战争，甚至牺牲生命。

SARS攻占了北京之后，并没有打算收住脚步，它以北京为新的根据地，向其他的方向蔓延；后来证明，宁夏、内蒙、山西等地的SARS病人，大多与北京有关。

其实这个时候，媒体内部已经有所察觉，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事态的严峻性，我在做伊拉克战争直播的后期，已经向相关负责人提出要求：咱们直播SARS吧，伊拉克战争大局已定，美国人都进了巴格达，没什么大变化的可能，而SARS就在咱身边啊。

被请求者恐怕也想如此但又为难：一来当时的央视还没有新闻频道，严重缺乏资源；二来，或许有的人也希望继续转播伊拉克战争来转移人们对SARS的注意力，但哪知道，敌人终将逼得你无法转移；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没有接到发起总攻的号声，没有号声，寸步难行。

然而号声已经不远了。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正紧锣密鼓地筹办新闻频道，试播的日子定在2003年5月1日，为了这个日子，我一边在直播伊拉克战争，另一边以制片人的身份在管着《时空连线》的播出。更重要的是，为新闻频道开播，我们栏目又研发了两个新栏目，《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大家紧锣密鼓地制作样片，为的是尽早通过立项审查，让栏目开始运行。

4月中旬，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那一天，巧了，我带着《新闻会客厅》的样片来让领导审，审片的领导级别高，包括广电总局局长以及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等人，审到一半的时候，中央台跑卫生口的记者急匆匆地跑进审看间，向领导汇报：上面定了，4月19日或20日，全面公布疫情，还可能要直播每天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

这是爆炸性消息，大家都清楚它意味着什么，我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但也说明，SARS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也许，更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不过，无论如何，媒体人该立刻行动了。

当天的《新闻会客厅》样片顺利通过，有趣的是，十几天后开播的《新闻会客厅》最初二三十天的节目，全都是与“SARS”之战有关的内容。

4月20日，总攻号吹响，先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防范SARS不力被免职，这等于“杀一儆百”，让全国的官员警觉起来，行动起来。这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冲锋号。接下来，每天公布SARS病例人数和疑似病例人数，SARS防控，全面走向透明。这属于与国际惯例的全面接轨。

作为媒体人，来不及鼓掌，总攻号吹响，意味着，我们要冲出憋闷很久的战壕。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20日这一天，开始彻底改变媒体与突发事件之间的关系，瞒而不报，将慢慢成为历史。

僵持：全国的非典

最初一两天，人们陷入恐慌。

毕竟一夜之间，SARS病例增加了这么多，而且死了那么多人，这病毒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清楚就已来势汹汹，自己躲得过去吗？这个国家躲得过去吗？

抢购，在当天就出现了，但值得记住的是，抢购仅仅持续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退却了。因为总攻号一响，媒体全部行动起来，各种信息透明而迅速，抢购的人们回家一看电视：山东的菜在运往北京，河北的菜在运往北京，各级领导都表态，物质准备充分，绝不涨价，老百姓将信将疑，又去抢，抢回来看，各地物资援助的新闻持续存在，再去一看，物价还没涨，于是，抢购风转眼即逝。

显然，信息透明是有助于恐慌消失的。

不过，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很多单位陆续放假，中小学停课，平日的北京，拥堵严重，出行效率低下，而这时候，街上见不到几辆车，甚至大白天，在没什么车的街上快速开过，都会有一种恐慌感。以前大片里看到的恐怖场景，成了生活中真实无比的背景，以至于开始怀念北京的堵车时光。

作为媒体，我们不仅无法休息，反而到了最忙的时刻。我和我们栏目组成为央视“SARS直播”的负责团队，伴随着新闻频道在5月1日的开播，SARS直播日日坚持，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二把手，都通过我们的直播表达了“抗非典”的决心和举措。人们也快速地接受了新闻频道，因为什么样的频道宣传手段，也不如需求来得更直接和更具体，这个时候的公众，在恐慌中更是对透明和快速的信息格外渴求。正是在这种媒体与受众快速而透明的互动中，人们了解了疫情防范的要点，家家户户打响了防SARS的局部战争。

一方面我是主持人，要主持相关节目；另一方面，我是制片人，要保证《时空连线》、《新闻会客厅》与《中国周刊》的播出与推出；同时，还要平抚好同事们的心理。

每天下午四点，直播最新疫情，每天新增百位以上的确诊病例，大家的内心也恐慌，于是后来，我拿个本，让大家分析，看谁的选择最靠近准确的数字，以这种带游戏色彩的方式来缓解大家的紧张感；同时，在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天天最早到，一天也没戴过口罩，我要让身边的兄弟姐妹看到一种乐观的信心，虽然回到家里，自己也会担心与忧虑。

2003年5月1日那天晚上，在刚开播的新闻频道里，《新闻会客厅》第一次播出，在我们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开播仪式。我让同事写了四个大字：生于忧患。

是的，没有哪一个栏目没有哪一个频道事先想到会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诞生；然而，街上没有几个人几辆车，恰恰说明人们在家中等待着媒体去做媒体该做好的事情。越是忧患，越该是媒体成长的时候，而如果在忧患的时候，媒体也沉默，那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所以，生于忧患是一种无奈，却也正是媒体的天职。

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自身也是危机四伏，人员流动大，二楼新闻播出区无法停顿哪怕一分钟，再加上我们《东方时空》的一位记者刘洪波已经因感染SARS住院治疗，更加让人担心。如果我们内部疫情发生，如何隔离？播出不许中断，播音区内如何工作？人员尤其播音员们都倒下了，怎么办？

有一天，我碰到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一句：放心，我已做好了播《新闻联播》的准备。我们俩都没笑，其实，谁都知道：如果真到了最坏的局面，这种情况不是不会出现。

连续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没有时间恐慌或担心，这时候的媒体，尽管平日里还经常被人骂，现在却被老百姓发自内心地尊重并需要着，而媒体人也真对得起这段日子里难得的环境自由，他们哪儿有需要去哪儿哪儿有新闻去哪儿，虽然危险，却也真正找到了一种作为媒体人的尊严和成就感。

这几乎是SARS时期，我找到的唯一可用的照片，还是因栏目开播而留下的，可见，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拿起相机的心情。在这张照片上，大家故意戴上口罩，是为了记住那个特殊的出生日：2003年5月1日，而背后的墙上，正是我提出的四个字——生于忧患。

最艰难的时刻就那么十几天，这之后，每天下午四点的直播里，每日新增病例人数开始由百位以上退到百位之内，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点。慢慢地，恐慌与担心进一步减小，社会及生活的秩序开始慢慢恢复。SARS时刻，一段突如其来噩梦一般的日子，即将走到尾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SARS病毒，如同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来，制造了一场大乱，而之后在人们的严格防控中，又悄无声息地走，甚至直到走的时候，人们还没太搞清它的底细。或许，这是一种宿命般地对我们的提醒与警告？

SARS之战中，每个人的生活都被一瞬间改变了。

人与人之间多了关切与温暖，每天手机上，都有很多短信传递问候与鼓励。SARS时期，医患关系没问题了，医生都是白衣天使；媒体负责任地报道，不再“娱乐至死”；网上不吵架了，无处不在互相祝福；甚至低密度的住房和郊区的住房，都迎来了价格的上涨，因为人们在SARS面前，意识到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重要性。

但是，随着SARS战役的结束，人们的脚步又慢慢加速，快速生活当中特有的问题又一一回归，病毒肆虐中立下的“珍惜健康”“珍爱家人”等信念也如同平日里的很多海誓山盟一样转瞬即逝了。没办法，人们都是健忘的，哪怕当初的恐慌是那么的真实。

尾声：提醒总理

当年8月份，SARS渐行渐远，温家宝作为总理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考察工作，他这次主要是为中央电视台建台四十五周年而来。到台里之后接见大家，一个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们与相关领导和台里的其他工作人员，排成几列和总理照相，照相后，他离开凳子要到前方讲几句话，他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停下，回身对原来站在第二排的沈力大姐说：“来，您先坐我那儿，别累着，还得讲一会儿。”这一个举动，透露出温总理的心细。

沈力大姐感动地坐下，全场掌声。

在这段讲话中，温家宝总理讲到：做一个领导，要冷静、清醒。

隔了一会儿，在中央台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温总理和电视台的一些员工坦诚互动。聊了没多久，温总理就决定，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不用进行盛大的开工典礼，“我来了，就是为你们庆祝了，别浪费了。”听过这话，现场有掌声。

面对面座谈时，我本没打算发言，因为觉得气氛不一定合适，没想到，临结束时，温总理点了我的名，于是，我也就针对刚结束的SARS之战，没太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总理刚才谈到做一个领导要清醒，但怎样才能清醒？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个人不太同意，我更接受普利策的说法：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前方海面上有任何好与不好的信息，都要拿着望远镜看到，然后告诉船长和乘客，以便决定这艘大船怎样航行，如果记者只报告前方海面的好消息，而不告诉不好的消息，这艘大船会不会成为泰坦尼克，而领导又怎能做到清醒呢？”

看见总理在笔记本上记着，我继续说。

“过去有人担心，突发事件来了，如果让媒体报道，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制造不稳定，但这次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媒体的快速透明报道不仅不是不稳定的因素，反而是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媒体的透明，也终于让所有人联合起来，从政府官员到科学家，从医务工作者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联起手来，共同打赢了这场战争。总理您如果有时间，该感谢一下全国的女同胞，是她们每天盯着家人洗手通风，而她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已经通过媒体了解了防范的要点。”

最后这句话带点儿玩笑的意思，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我又说：“我个人批评一下国务院的部委，重大政策出台，媒体要采访，或推或拖，等到同意了，新闻成旧闻，也错过了政策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希望能改进。”

我讲完了，总理笑了。针对最后一点“批评”，总理现场办公，让旁边的国务委员华建敏负责落实，华建敏认真地记了下来。

第二天，有人传话给我：有领导说了，你昨天的发言不错。

一转眼，当初那场惊心动魄的SARS之战过去了七年，给人的感觉，就像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回归常态，甚至变本加厉。与SARS有关的各种信息也好像都静悄悄地消失了。

然而人类所遭受的威胁却并未走远，一切都有着奇妙的回声，你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大自然，仍会惩罚你。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余音：SARS真走了吗？

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往往行动效率很高出手很快，但是事情结束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划上休止符，还有很多后续问题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继续救援。我们应当为此提出“后救援”的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人一走茶就凉这样的状况。

其实，SARS的印记并未走远，除去后遗症的患者之外，那些在SARS之中不幸离世的人该怎样面对，要不要对他们的家人有所抚恤？无论死亡的患者还是白衣天使，家属的救助工作开展得如何？而当初的患者们，或轻或重，又是否遗留下心理方面的问题？我们面对他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一个习惯于遗忘的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而面对一个并不遥远的SARS之战，过早地遗忘不仅不该，甚至危险。

除去北京，广东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SARS后遗症患者又过得如何？也许有的地区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但我们是不是也该找到他，如同拯救大兵瑞恩，只不过，是中国版的。我们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