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曾经有人问我:“你恨日本吗?”

我说:“我是东北人,你说呢?”

然而,2007年3月初,我要出发去日本,不是开会,不是旅游,而是制作大型系列专题《岩松看日本》,对于中国媒体来说,这是第一次。

自打香港回归直播报道之后,我几乎再没有过因工作而紧张的时候,但去日本之前,我的紧张持续着。不是准备不足,而是无法判断:观众会怎样看待这次行动?他们能理解吗?因为我清楚,在中国人心里,“日本”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出发之前,我们在网上征集问题和建议,没想到,一个副产品是:我不仅看到了好多人的支持与理解,而且在征集来的问题中,有很多很深很专业,显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于是,我有些明白: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理性从未缺席,而只要你打算做的事儿是该做的,尽心去做好了。患得患失,对不起那些沉默的人们。

在我去日本的行李中,有近百页网上观众的意见与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带着它们,我觉得踏实。

去东京的飞机,上午九点多起飞,我们七点就到了机场,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接到了母亲的短信,很长,我有些诧异。对于母亲来说,发短信是一件颇费气力的事情,我一年到头,也接不到母亲几条短信。

显然,母亲是为我去日本的任务而发。在短信中,她告诫我:涉及日本无小事,百多年的历史,让人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因此到日本做节目时,要把措辞仔细斟酌,最好先落在纸上,以免出问题。

我母亲是一位历史教师,生于吉林,长于辽宁,工作并生活在黑龙江很长时间,出生年份是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死于日本侵华期间,死因据说就与日本人有关。

我知道母亲的心情与担心,我猜想:这不短的短信,该是她几夜未眠的结果。

然而,我们注定出发,因为时间到了,有些事总要去做。

决定比台风还猛

打算去日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虽然将想法脱口而出只是一瞬间。

要感谢“岩松看台湾”时的海棠台风,在台湾的最后一夜,完成所有直播后,由于台风,我们只能闷在宾馆里闲聊。当时,大家已有感觉,这次《岩松看台湾》,注定已经成功,成就感让大家在台风之夜有些小小的兴奋,有人随口一问:“接下来咱们去看哪儿?”

我脱口而出:“去看日本!”

片刻沉默,似乎答案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

“为什么?”

我记得我回答了很多,但核心的一句是:“因为新闻在那里。”

说这话的时候,是2005年夏天。当年的4月份,从北京到上海,从西安到成都,中国接连爆发大规模的年轻人反日游行,中日关系一跌再跌,屡创新低。这局面自然与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相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看日本,的确是一件让大家迷惑不解的建议。

“中日关系不会永远恶化下去,在目前的情况下,媒体能做什么?更何况日本了解我们,而我们并不了解日本,对于未来来说,这是危险的。”

在当时的中国书店里,对日本的介绍,依然停留在美国人的《菊与刀》以及近百年前戴季陶的《日本论》中,而对于现实中的日本,由于过于敏感加之人群中的愤怒,媒体很少多方位地报道。只要写到日本,大部分与历史或教科书问题有关。愤怒,已经遮蔽了我们的双眼,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向前走一步,把爱或恨先放到一边,会不会,打开一扇门,起码增加对一个对手或邻居的现实感知?

我相信,我的解释被大家接受了一部分,但没有人兴奋,因为谁都知道:这该是怎样一次艰难并充满风险的行程。

安倍先来了

有了想法,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出发。

2006年春天,《北京青年周刊》记者采访我,用了一个很刺激的标题:踏破靖国神社。在采访中,我第一次提出“看日本”的计划,并定位于“在爱与恨之前,先了解”。记者自然问我:“什么是合适的时机?”

我的回答是:“2006年年底前,小泉将离任,我相信,新接任的日本首相,不会立即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就是一个时机。”

这些内容,白纸黑字地留在2006年春天的杂志里,不过,当时恐怕连我自己都不敢肯定:这有可能吗?会不会太过天真?

同年9月,小泉离任,安倍晋三接任首相,让人想不到的是,新任日本首相的第一次出访,目的地就是中国。

安倍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我接到“看台湾”时的搭档刘爱民的电话:“岩松,‘看日本’可以出发了吧?”

近几年,由中新社老总刘北宪为“团长”、中国青年报老总陈小川为“政委”的中国媒体代表团,已与日本媒体同行进行了四五次的闭门对话,从最初的唇枪舌剑,到现在能找到一些共同话语,可见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开始。每次如果在日本对话,日本首相都会出面会见,照片上的是鸠山,但一个现象是:每次接见完我们不久,都会传来这位首相下台的消息,至今,我们已见了三位这样的“前首相”。不知道下一次,还会不会有日本首相敢见我们。

“是的,我正这么想!”

从提出建议到出发,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早,还好,相关的准备更早就已动手。

看什么?

去日本看什么?

首先要面对的当然是绕不开的历史问题。那些让我们愤怒的事情,日本到底怎么看?靖国神社意味着什么?日本人有多少种历史观?日本的传媒巨头、前首相又怎样思考这些问题?

这些内容确定之后,就是进一步的选择:我们还要在日本看什么?听什么?

当然要会一会在中国很知名的日本各界杰出代表,透过他们,去感知中日之间的温度,以及对方的所思所想。这其中,慢慢确定下来的有作家渡边淳一、村上龙,演员栗原小卷,音乐人谷村新司、滨崎步,“财界总理”御手洗,政界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安倍夫人安倍昭惠,当然,还有松下老总大坪文雄等人。

真正费脑筋的不是人物的选择,而是还要在日本看什么。

这个时候,我定了一个准则,去日本看那些:日本正在面对,中国现在与未来也会面对而日本又积累了相当经验的领域,让日本成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以便未来顺利前行。这个准则,也成为日后“看美国”时的宗旨。记得自己说过一句话:哪怕对方只剩下一个优点,咱们也要先把它拿过来再说。虽然行动上,是看日本、看美国,实质上,是看中国,看我们未来的路。

中曾根康弘在位期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他也曾参拜过靖国神社,得知中国反应强烈后从此放弃,并至今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他与胡耀邦私交甚好,一直梦想在青藏线上坐一次火车。他的会客厅里有与各国元首的合影,各国都只有一位,唯独中国两位:周恩来与邓小平。

在这样的宗旨下,除去历史问题,接下来确定的是日本的养老,因为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十三,但已经出现未富先老的迹象;而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国民总人数超过了百分之二十,并有数字显示2050年,日本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可见日本老龄化的程度。而日本为此所做的一切,都将成为未来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镜子。

接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垃圾焚烧及环保,日本的防灾减灾,日本传统文化的保护,日本动漫与时尚甚至美食,纷纷被确定下来。让人没想到的是,类似防灾减灾、垃圾处理及环保主题,都在几年后的中国,显示出巨大的价值。

几年后,也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看那些日本不好的东西?日本NHK看中国,就看了很多咱们的不好嘛。其实,这个我也想过,我也知道日本有太多的问题,比如高自杀率,比如援助交际,比如困惑的年轻人,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去寻找那些有助自己成长的养分更重要。我也不愿意在发现别人缺点的过程中,慢慢陷入“别人也不过如此”的自我麻醉中。我们的问题足够多,还是多照照镜子让自己进步最重要。

靖国神社与沉重的历史

面对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面对靖国神社。

当你真正熟悉了靖国神社之后,你就会知道,靖国神社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外在的花园一般的建筑群落,美丽如菊;另一个是内在的,以其中游就馆为代表的荒唐靖国史观,恶毒如刀。

日本人认为:人死后变成神,于是,神社无处不在,是一个祭奠死去者的地方。靖国神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靖国神社的大门上,有硕大的菊花图形,熟悉日本的人知道,只有皇室,才可用此菊花,靖国神社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1978年,包括十四名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在内的所谓“英灵”,被放进了靖国神社并供奉起来,其中包括侵华战争的主谋东条英机与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在亚洲人的心中发生变异,成为日本一些人扭曲历史的重要场所。

在我身后,慢慢走,就进入靖国神社。做报道时,不远处也有日本警察一直警觉地观察,毫无疑问,靖国神社在日本也是一块是非之地、敏感之地。仔细看,大门一样的“鸟居”与日本国旗在同一个水平面上,这里,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吗?

我们的拍摄申请得到批准,但相关的采访要求未获准,然而文字回答告诉我们:上一年靖国神社的入园者超过五百万人次,当然入园并不等同于参拜和进入游就馆,但年轻人比例有所增加这个事实却让人担心。

陪同我们报道的,是中国人李缨,他刚刚拍完纪录片《靖国神社》,正寻求在日本与中国的上映。进了门,他告诉我另一个事实:二战时,这个看似安静而美丽带国家性质的神社里,也曾设作坊,生产军刀,授予战争中的军人。这或许,正是菊与刀结合的另一个荒唐版本。

真正刺痛人的绝不是靖国神社的外在环境,我说过,如果仅从外表看,靖国神社像一个小公园,很多日本人春天到这里看樱花,秋冬时到这里看金黄的落叶。我们采访时,正值日本大学生毕业的季节,在靖国神社外围的大路两旁,到处是照相合影的大学生,可见它环境的清幽。

然而,这只是靖国神社外在的一面。

如刀的另一面在三处十分明显,十分让人难以接受。

一处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参拜处,但由于这是一个单独的场所,不提出申请也进不去,更何况,我们也根本没兴趣进去,哪怕是为了拍摄。

记得好多年前,姜文打电话向我“求救”,原来他为拍《鬼子来了》,去了靖国神社了解情况,但被国内媒体认为“去靖国神社就等于参拜战犯”,让姜文有口难辩。我当然知道,这是“误判”,之后在媒体上也解释了“参拜”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的行为。而现在,我估计这样的误解可能不会有了。

第二处,也正是靖国神社史观的关键,就是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

“游就”二字,来源于中国《荀子》里的一句话“君子游必就士”,意思是,出行的话,要学习有德行人的规范与品行。荀子如果在天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这句话被如此不正义地引用而大动肝火。其实,游就馆就是一个二战的博物馆,宣扬所谓“日本圣战”的核心场所。

在这个宣扬荒唐历史观的游就馆里,有大量二战时的实物、史料、照片,无一不在扭曲着历史。馆内总在循环播放着两部所谓的历史片,其中的解说词大多如此——比如“为解放亚洲,日本在努力”;比如将太平洋战争称为自卫战争;再比如,谈到七七事变,片子说是“因为中国人开枪和挑衅,所以不得不……”,但让人奇怪的是,你为什么不解释,当时那么多日本军人在中国的卢沟桥干什么?

我相信,中国人很难看下去,在游就馆里也无法待长,即使是要做节目,我也很快出来了。对着摄像机,我表达了我的看法:看过之后最大的感受已不是愤怒而是想笑,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太过荒唐。

然而,不管怎样可笑或愤怒,游就馆都是一个存在,而且,它代表着一部分日本人对历史的自我解读。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在游就馆的片子中,更多的目标不只针对中国针对亚洲而是针对美国,这一点,近些年美国人也终于有点儿明白,不满与抗议开始升温。

第三处离游就馆门口大约几十米,平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引来的批评声也少,但其中所蕴藏的反动却不亚于游就馆中的态度,甚至可以说,它与游就馆一起构成了反叛正义的靖国史观。

这是一座雕像,仔细看才知道,是当初东京审判时,唯一一位为日本战犯做无罪辩护的印度律师。大家可以想象,把他当恩人一样为其塑像,背后的心理与态度该是怎样?

综合起来,在靖国神社中显现出来的靖国史观,不仅对抗世界而且对抗历史更对抗正义,这其中清楚无误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为侵略战争平反。所以,绝不仅仅是中国、韩国反对一下就可以的事情,应当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与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8月,法国与英国的极右政治人物,会合在一起,不远万里,来到日本,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一个新的动向,世界上反正义的人士,正把靖国神社当成一个朝圣处,这也正需要全世界的正义力量来关注靖国神社。

采访结束,我要在现场说一段结束语,说什么好呢?当我们走出靖国神社大门,迎面看到远处东京理工大学门上的六个汉字,其中一个“理”字越来越大,深深地触动了我。是啊,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面对历史,同样如此。

告别靖国神社,一路上我在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里是个敏感的地方,然而,假如有机会,到了东京的中国人,真该来看一看,知道它的荒唐,了解日本的另一面,也让自己不忘记一些不该忘记的东西。比如,在进入靖国神社的大门之前,有两个石灯笼,也就是纪念碑一样的东西,上面的十几个浮雕当中,有日本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多个画面,清晰地记录着我们曾经屈辱的历史。作为中国人,看到了,记住了,也就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0年寒假,我带着已经上了初中的儿子,第一次来到日本,特意带他去看了这石灯笼上让中国人愤怒并难过的画面。

看完之后,儿子问了我一句:“爸爸,我可以说一句脏话吗?”

我回答说:“可以!”

靖国史观自然可恶,但如果认为日本人都这么看这么想也是错的。面对历史,在日本的人群中,有多种态度,靖国史观绝不是主流,修改过的荒唐历史教科书,使用率也不高,只不过,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就是了。

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有一个态度与认识同靖国神社截然相反的和平博物馆,我们去采访时,看到了日本人面对历史的另一种态度:反思、认罪、期待和平。然而,参观的人并不太多。

之后,我们又到了日本南端的鹿儿岛,那里有一个神风特攻队的“和平会馆”。当初二战临近结束时,日军招来很多的年轻人,上了飞机就是单程票,用生命驾驶飞机撞击美军飞机或军舰,起飞了就再也不归。

我在看日本,他们也在看中国。这就是我从鹿儿岛神风特攻队和平会馆出来后面对日本媒体的场景。也许我说的,不是他们想听的,但说了,也许他们会思考。第二天,节目播出后,有一位日本同行对我说:你说得很好,说得对!

在这个会馆里,既不像靖国神社那般明目张胆地为军国主义招魂,也不似和平博物馆那样清醒地反思历史,而是用“人性”,用“一去不返的年轻人对人世的留恋、他们母亲的面容”完成了展示,一种暧昧的历史观也就蕴藏其中。

由于我们是进入这个会馆的第一批中国电视记者,出来时,有三家日本电视台的摄像机在等着我。我直言不讳地说:“这里有情感,却缺乏反思;有日本人的母亲,却怎么没有想到别人的母亲?”

其实,在日本,反思历史的人不少,这其中,不乏重量级人士。

全世界的报纸中,发行量排第一的是日本的《读卖新闻》,超过一千万份,而《朝日新闻》也排名世界前十,同样是在日本乃至世界都有巨大影响的报纸。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有一天,《读卖新闻》的老总渡边恒雄与《朝日新闻》的主笔若宫启文对谈,反思历史,批判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做大量史料工作,证明日本当初的侵略战争,甚至南京大屠杀等,大家就可以想到,这在日本,会引起怎样的巨大反响。

而他们二位,的确这么做了。

到了日本,我们先后采访了若宫启文和渡边恒雄。

渡边恒雄已年过八十,在日本有“媒体总理”之称,可见其影响力。在这次采访之后与我的又一次交谈中,他曾亲口称当时的日本首相为“浑蛋”,让翻译很是尴尬,不过这也看出渡边老人对当下日本政府的不满意。

面对靖国神社问题,老人清晰表态:“首相当然不该去。”而至于自己,他表示:“由于不让我的狗进去,所以我从来不进去。”

让老人忧虑的是:“我年过八十了,像我这样经历过战争的人越来越少,要抓紧工作,否则,历史的真相就会被带走。”

采访临近尾声,老人突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日本怎样做,中国人会满意?”

我回答:“我们都知道德国面对历史的态度,当初德国领导人在犹太人墓前真诚的一跪,促进了民族间的和解,因此,如果中国人感受到日本真诚地反省历史,双方才能向前迈步。”

老人若有所思,不过最后,他说了一句话:“我不是首相,如果我是,我会的。”

我相信他会的。

也正是这样的日本同行与前辈,让我在他们的言语与行动中,看到日本面对历史的另一张面孔。

曾经有人用“暧昧”一词来形容日本人,面对历史,这个词汇似乎更加合适。信奉靖国史观的人是少的,可如渡边先生这样立场鲜明地反思历史的也不多,大多数日本人是暧昧地在那里含混着,心里知道战争是错的,可表达起来,又绝不痛快。比如,一位教授绝对没有恶意地问我一个问题:“当初日本进入中国,是否也帮助了中国呢?”

看着他,我仿佛轻松地回答:“我不征求你同意就进了你们家装修一通,你会不会愤怒?”

他似乎恍然大悟,“是的,是的。”

其实面对历史,日本人的“暧昧”也束缚了日本自己,一天不能清醒反思,一天就背负着历史的沉重,周围的人们,就很难在心中与未来接受他们。我不知道,日本,还可以暧昧多久?

日本老了

历史是沉重的,现实也并不轻松。近二十年来,日本的经济神话不再,衰退成了大问题。当我问日本的学者,日本第一大挑战是什么的时候,我得到的回答是:人口问题。

想想也是,一方面,日本的出生率连年下降,经济越衰退,大家越不生,大家越不生,未来的经济动力越弱,恶性循环;而在另一方面,日本老龄化严重,日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四个国民中就有一位。这个事实,也让日本举步维艰。难怪一位日本学者认为:大家都把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推到美国暗算和日本缺乏变化上,但其实,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老龄化时代到来,从消费到用工,从政府负担到缺乏活力,加在一起,制造了日本衰退。

不过,我到日本更关心的不是现象,而是日本怎么应对。因为用不了多久,中国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日本出现了老年人再就业的现象。想想也是,就算六十岁退休,平均寿命八十岁,还有二十年的岁月,生活压力也变大,不就业属于坐吃山空。于是,日本的职介所,几乎都有老年人求职的柜台,而政府,也用制定相应政策的方式为老年人留出了一定的工作岗位。比如通过规定驾龄年限,就让日本大部分出租车的司机都是老年人。而园林工人、高速路收费的人员也几乎都是老年人。这是日本特色的“夕阳红”。

在日本,尽量别在地铁里为老年人让座,因为老年人会认为你是觉得他老了不中用了;如果实在内心过意不去,最好还是先用视线与他沟通一下为好。

我们也专门去了日本一家敬老院拍摄,条件环境都好,可一个事实是:这里的老人,都是用辛苦一辈子的钱,为自己买了一张床。

走在日本的街头,看着无处不在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看到了一个不再年轻的日本。当然,我也看到一个未来可能不再年轻的中国,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为今天的老人着想,就是照看我们自己的明天。

我面前是一个安装了很多仪器的“假人”,考验我做人工呼吸的能力。做对了,仪表显示“过关”,而做得不对,则继续。这样的科普方式,显然有助于人们在关键时刻救命。而我们,有几个会做正确的人工呼吸?不过,最近我已在新闻上看到国内这样的培训,这比光用嘴说“以人为本”管用。

少买棺材多买药

日本是一个岛国,因此地震频发,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防灾减灾意识深入到社会毛细血管当中,让人无法不印象深刻。

之所以选择拍摄这个选题,与我的一个新闻记忆有关。有一年,中国北方某城市中的一个宾馆大火,里面住了很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然而最后,日本人无一死亡,中国人,死亡人数几十。

这是为什么?其中的缘由,或许还要回到日常的生活与教育中去寻找答案。

在日本东京的一所小学,校长事先没有告诉孩子要进行防灾演习。学生上课时,突然拉响火灾警报,短短几分钟,全校学生十分老到地走出教室,用口罩捂着嘴,有秩序地到操场集合。这其中,一年级二年级的小学生也做得同样出色。原因不复杂,日本规定,每个学期,学校都必须做类似的演习。

在日本的一家连锁商店里,我看到了太多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防灾用品。比如,专门有一种东西,将高高的柜子与墙固定好,以免发生地震时,柜子倒下砸到人。

而在一个日本人家采访另一个主题时,我们得知,家中的老人昨天更换了应急食品,因为原来的应急食品过期了。平日里,包括食品、水电在内的应急包,就一直放在院里以备不时之需。由此可见,日本防灾意识深入人心。

针对防地震,日本的防范教育更多。比如一辆体验车就开进学校开进社区,四处让人体验地震的震级以及地震后首先要做什么。大家可以想象:有过这种体验的人,事发关口,自然不会太过恐慌;而不慌,就可能帮自己和他人逃生。

至于科技力量,更是大投入。现在的日本,依然不能准确提前预报地震,但可以做到在地震发生前十秒发出预警。可别小看这十秒,它意味着地铁减速汽车停车,人们提早逃生。损失,将因为这十秒,而大幅度下降,尤其它可以帮助人们有效地保命。

这就是日本的防灾减灾:平日里多买药,最后就少买了很多棺材。而汶川大地震更是提醒我们:这一课,我们要补。

学学怎么倒垃圾

在日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并排几个分类的垃圾桶,多日的采访与观察下来,发现这还真不是摆设。

我们的司机杨师傅,从中国来到日本已近二十年,做其他的选题,他很少评价,然而见我们做环保与垃圾分类,他的话多了起来,“你们早该做这件事了,太应该拍了!这件事情如果中国能够做到百分之五十,环境绝对不是这样子。”但是,想很快做到百分之五十,却绝对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本百姓很自然并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们来到东京城郊一个叫“我孙子”的小城市,不是占人家便宜,它就叫这个很让中国人觉得尴尬的名字,在日语中,没有我们理解的吃亏占便宜的意思。这,也是中日文化差别中一个小插曲而已。

拍摄垃圾分类选择“我孙子市”并不偶然,它从八十年代开始就试行垃圾分类,现在,在日本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它的废品再利用率排名第一。

早上七点多,我们走进一个普通市民家,由于一周两次来收分类垃圾,因此家中早已做好准备,报纸捆起来,瓶瓶罐罐洗干净,并在家中完成十几种分类。比如瓶子,瓶与盖是分开的,上面的塑料包装纸也要分离开来,之后,他们带着不同的垃圾来到收垃圾的地点,一会儿,好多辆收不同垃圾的分类垃圾车开来,将垃圾收走。

我们拍摄时,见到一位妇女拿着垃圾来了,之后又拿着垃圾走了。我们追过去采访才知道,收她带过来的垃圾的分类车已开走,她只好把垃圾带回家中存放,直到下周垃圾车再来时才能回收。也就是说,为遵守规则,她要让垃圾在家中再放几天,而类似的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这样处理。

总有人说:中国向日本输出了文化,是日本人的老师。这话没错,不过功劳属于咱的老祖宗。最近这几十年,恐怕大多是日本向中国输出文化。在哆啦A梦创作室,负责人正向我们介绍哆啦A梦的诞生过程。动漫产业,已是日本对外出口的大产业,动漫形象在全世界登门入户,日本的形象也因此变得“可爱”起来。这背后,有日本政府无形的推手在起作用。

在大阪,我们采访了负责垃圾焚烧和大型垃圾处理的舞洲垃圾处理厂,从外表上看,花花绿绿的处理厂像迪斯尼的童话世界。由于日本小学四年级教科书中就已经有垃圾处理的内容,因此处理厂面向孩子们开放好几层的空间,在这里,有趣、生动、可参与。我想,走进这里的孩子,不会对垃圾焚烧有意见,也体现出“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的特点。

所谓垃圾焚烧,是把分过类的垃圾投入大坑焚烧,最后变成粉末物质,这粉末可用作填海的基土;燃烧产生的废气需要再经过高科技处理,从烟囱直接排出时已无公害。同样道理,废水也经过处理,在排出时没有公害。

之后,我们又去了一家大超市,在门口就有回收站,回收那些可降解的食品包装盒。很多市民购物回家后,会把包装盒洗过再送回到超市回收站,这些回收物之后被制作成员工的服装以及卫生纸。在这个超市中,这样的卫生纸会特别标明,而且价格比其他的便宜,以鼓励大家消费这样的循环制品,而且,也是用低价来表达对参与者的一种感谢。

所有的采访结束后,我们作的第一个决定是,加长这个选题的播出时间,压缩时尚文化的时间。因为它让我们深深触动,并且想象:如果从现在开始行动,二十年后的中国将会怎样?

目前在中国,多个城市上演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民行动,人们担心在垃圾焚烧的时候,由于分类管理不严而产生的二英会损坏人们的健康。

回望日本,我相信,垃圾焚烧是未来垃圾处理的大趋势,上马在所难免。然而在维护公众健康方面,政府责无旁贷,推进垃圾分类,加强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提升科技水准。但是,在要求政府尽责的同时,每一个参与公民行动的公民是否想过: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将承担更多义务去投身其中!

捍卫权利的时候,我们应做好承担义务的准备;而将来承担义务时,稍有松懈,权利有可能再度丧失。在每一个今日为权利而拼争的家庭中,如果明天不能忍受这种垃圾的存放与分类方式,不能严格地遵守相关规定,一切还会走到老路上。

细节处的优点与毛病

看日本,如果是粗线条地扫描,很快一目十行马马虎虎过去,估计会留下个“还行”的大印象,当然,也就会忽略日本在细节处的特色。

在涩谷等东京繁华地带,看行人过红绿灯是必须拍摄的项目。红灯时,无人穿越;绿灯时,汹涌人潮鱼贯穿行,的确壮观。

日本大城市中,人们的交通主要依靠地铁。高峰时,车厢里的椅子都能收起来,大家都站着,为了节省空间,到了非高峰期,椅子才放下;而在车厢里,很少有人跷二郎腿,打电话也被视为不礼貌的行为;无论购物还是吃饭,都是有秩序地排队,无人加塞儿。

在日本,一般工作人员都有两部以上手机,严格地公私分开,绝不会用公司电话接私人来电,更不可能用公司电话打私人电话。

有一次,去郊区拍摄,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我想方便一下,正好农田边一个废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厕所,司机告诉我:厕所里有卫生纸,我将信将疑:这荒郊野外,废庙旁的厕所,真的会有手纸?

我走进去,拥有一瞬间的感动,这里不仅有干净的手纸,旁边还有备用的;再仔细看,又一个细节让人动容,马桶水箱的盖子,就是一个洗手池,洗完手的水又流入水箱,可以冲马桶用。

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这郊外的小厕所也在文明的关照之内?而走到这一步,又用了多久?

当然,如果继续去寻找优点,细节之处让人感慨的地方太多,我总是想:这一切,将来也该是我们的。

在日本,找缺点其实也容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两面。记得在北京,一位美国商会的负责人跟我聊天时说起过日本,他说:“中美两国国民交往起来很容易,大家都放松,不拘小节,大国的国民似乎都这样。比如咱们,可以坐在桌子上聊天,但跟日本人就不行,必须正襟危坐,他累咱们也累。”

这一点,在日本,我感触太深,甚至连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去我们的翻译杉本大姐家吃饭,她的丈夫,一个长期热心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议员,对我们说:“我特愿意让中国人来家里吃饭,五分钟不到,他们已经吹着口哨去厨房帮忙了,我当主人的甚至可以躺着看电视;而假如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我要规规矩矩地当主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当客人,一顿饭吃完,送走客人,我会累倒在床上。”

日本人也越来越缺乏变化的能力。在日本是没有“与时俱进”这个词的,因为日本人很难接受随时改变,尤其当前辈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后辈更不敢修改老规则,哪怕心里知道那老章程已不合适,也不敢动。比如松下老总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正在进行的裁员,他几乎用让人听不懂的方式讲述着这个行为,唯恐人们“攻击”他改变了不裁员的老章程。而有一次与日本同行合作主持节目,一个非常简单的主持词的改动,他们居然连请示带报告用了两个小时,让我以后几乎不敢再与日本同行合作。

现在的日本,正纠缠在这份不敢不能不愿不会改变的尴尬之中。

走在日本街头,流浪汉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也在加大,年轻人的憋闷感在增长,日本的自杀率连年走高,已成为日本各界关注的大问题。与很多日本人交往交谈,很难有畅快直率的感觉,大家都客气,都用外在的暧昧把自己藏在套子里,让外来者也感觉很累。

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在白天与夜晚,在酒前与酒后,根本不是同一种动物。白天彬彬有礼,注重细节与外表,一到酒后的晚上,就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在晚上,我多次见到酒后的日本男人当街撒尿,旁边路过的人也似乎习以为常。还有更进一步的,某日本企业的三号高管,平日里一切正常,正人君子,某酒后之夜,回到出差住的宾馆,一出电梯就以为到了房间,将自己扒了个精光,并且还认真仔细地将脱下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然后一头倒在电梯间前的地毯上“满足”地睡去,让宾馆的服务人员尴尬万分。

当然,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样的缺点要继续找也容易,但是,哪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也正是优点与缺点的交织,作为外来客,拿走优点就好。

了解并不对等

在日本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我每天用一个多小时,整理日本最重要的五份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与《每日新闻》。

整理什么呢?整理这五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

结果让我吃惊也让我感慨。

首先,关于中国的报道,量很大,平均下来每天每家报纸报道中国的内容都在五六条以上,几乎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媒体最关注的外国。

其次,面很广。不仅关注着政治经济政策,连河南的足疗产业、广东一学生因长发被老师逐出教室都有。

第三,虽有偏见与误解,但总体接近客观。

第四,中国经济显然是日本必须关注的,因此,经济内容占比例更大,这一点,恰恰反映日本很实际。

……

二十天过后,我总结这一份整理过的报告时,不能不想:我们呢?

近百年前,有中国学者敏锐地提问:“日本把我们像放在手术台上一样解剖研究,而我们呢?”果真,没过多少年,对我们深入研究并了解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令我们遭遇了一段最苦涩的岁月。

今天,这样的岁月很难再来,但是,如果缺乏对对方真正的了解与研究,危险,只不过将以另外的方式显现而已。

日本在地理上是我们的邻居,在文化上是我们的邻居,在经济上,不管我们是否超越它成为GDP世界第二,这都意味着,我们依然还是邻居。

既然看不出谁有搬走的意思,那么,就要交往、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

恨与愤怒,都正常,但不能让它遮蔽了我们了解与观察的双眼。中日两国,走过了敌对的岁月,也曾有过八十年代所谓的“蜜月期”,在我看来,这两种相处状态都很难再来,我们该进入正常的交往状态。既不是恋人也不是敌人,而是正常人的交往,有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往前走。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双方的理性与克制,也需要日本能有一天,在历史的面前,有一种真正的反省。

那个时候,中日两国,才能轻装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