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

——《三松堂自序》“50年代及以后”

做学问需要两步：想和做。在想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将自己置身于浩渺的宇宙天地之间，尽情地享受驰骋的乐趣。但“做”则完全不同，它需要真正耗费脑力和体力，需要面对过程中的许多困难。然而，“做”又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当我们将所学真正地用于实践，才算是将其转化为了自己的学识，才算是真正地学会了。

冯友兰先生说：“就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说，他必须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人，如果仅只读了一些经典著作，掌握了一些文献资料，懂得一些概念或范畴，而完全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种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人也不是社会所需要的。

做学问如果只是停留在“想”的阶段，即使是满腹经纶，也无法将其认为是真知灼见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实践的话，那么就一如“纸上谈兵”的赵括一般，学问在他那里不仅毫无价值，反而成为导致他失败的因素。

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每次出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能化险为夷，他驾驶的船只经历了数百次的风暴，每次都安全抵岸。正因为如此，人们都称其为“船王”。

船王有个儿子，备受宠爱。船王把所有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地教导给了儿子。儿子也背得滚瓜烂熟，跟众人谈起航海经验来头头是道。后来，船王在一次出海时暴病身亡，众人一致推荐船王的儿子接任船长。这天，海上起了一场小风暴，船王的儿子努力回忆船王教导过的话，按船王教导的去做，可好像一点儿作用都没有。很快，一个巨浪打来，船只沉没了。

显然，船王的儿子和赵括一样，都只会纸上谈兵而已，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实践。所谓的学问，不论是别人倾囊相授的，还是自己苦学而得的，仅有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却总是容易被忽略。而铭记这一道理的人，才能将学来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索罗斯便是这样的一个人。

号称“金融天才”的乔治·索罗斯，在当代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海森伯发现的“测不准原理”：金融市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他曾经坦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自己也亏了很多。因为自己也测不准，出错了，所以，短期的投资走向他不预测，因为太容易证明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运作十分成功。

1992年9月1日，他在曼哈顿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当时，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梅杰政府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三四十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整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为此他必须借30亿美元来进行一场大赌博。

最终，索罗斯胜了。9月16日，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宣布提高利率。这一天被英国金融界称为“黑色星期三”。杜肯米勒打电话告诉索罗斯，他赚了9.58亿美元。事实上，索罗斯这次赚得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和东京的股票市场。在这次与英镑的较量中，索罗斯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

索罗斯曾把他的投资理论写成《金融炼金术》一书，阐述了他关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对射理论”和“盛衰理论”。他认为市场参与者的知觉已影响了他们参与的市场，而市场的动向又影响他们的知觉，因此无法得到关于市场的完整的认识，但市场有自我强化的功能，繁盛中有衰落的前奏。

从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到索罗斯自己的投资理论，这一实质性的转变就源于索罗斯的投资实践。对于所有做学问的人而言，实践都是把别人的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理论的关键点，一如冯友兰先生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学习，到形成自己的哲学理论一般。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