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候，我曾是话剧的爱好者，没想到来到雪梨，也能够看到华人演出的话剧。雪梨话剧社是澳洲首个华人话剧团体，演员大都来自香港，对我来说，尤其感到亲切。

话剧这种艺术形式是在“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的，从民初春柳社演出的《茶花女》算起，到抗战时期演出的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剧作《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到大陆近年演出的《潘金莲》和《过客》，前者运用时空交错的表演手法，把古今人物置于同一舞台，后者类似西方的“荒谬剧”，题材可说是多姿多采，和西方话剧发展的潮流也是配合的。

中国大陆如此，香港亦然，香港各个话剧团体曾经上演过表现社会现实的《三十六家房客》、移植自《北京人艺》表现“历史的荒谬”的《小井胡同》，甚至还有取材于武侠小说的改编自金庸作品的《乔峰》和改编自我的《还剑奇情录》的同名话剧——角色是中国古代的人物，但却运用了西方剧坛的表演手法。

我之所以要简单提一提大陆和香港的话剧发展史，只是想说明两点：一、中国近代的话剧是中西文化的结合（在各个不同地方演出的又有其各自不同的地方特色）；二、它的题材是日益趋向于“多样化”的。从《雷雨》到《阿当》，看来也正是表现了这两点。

《雷雨》，人所共知，是曹禺先生的第一部剧作，它明显受了希腊悲剧的影响，而且谨守着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有人说中国的话剧是陶瓷瓶子装上威士忌或白兰地，但尽管如此，这威士忌和白兰地也是“中国的”了。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澳洲，陶瓷瓶子装上白兰地，也是合乎观众口味的。

《雷雨》是表现旧中国的家庭、社会悲剧，看后令人心情沉重；《阿当的故事》则是城市轻松喜剧，可以令人捧腹大笑。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却都有其现实意义。这也说明了雪梨话剧社是可以“不拘一格取题材”的。城市喜剧目前在西方剧坛相当流行，如在伦敦演出的《Womenaw》，以半抽象的景物演出三个女娃的故事，剧评家就认为“它能带出问题而不说教，使种种妇女的忧郁在轻松的感觉中表现出来”。相信《阿当的故事》也是能令观众在大笑之余引起思考的。

喜剧免不了“艺术的夸张”，但却是“更高的真实”（highereality）。它的题材来源自“生活的现实”，但经过提炼、集中，却往往更具“典型化”，这就是“更高的真实”了（其实不仅喜剧如此，其他文艺作品亦然）。这不仅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对于戏剧的看法也有这样观点的。例如下面这副“戏台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