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人物儿 第五章 玩儿的回忆里也有悲伤

当然,玩儿,给我留下的回忆也并不全是美好的,其中也有遗憾和伤感,有一件事就让我至今悔恨交织,难以释怀。

三哥,是我搬到西直门以来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此人热情、好客、直爽、仗义、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家里是当地的老住户,随拆改住上的楼房。他从小是学校的好学生,成绩永远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接父亲的班进了地质队工作,后因地质队解散在家赋闲。其间,做过小生意,开过养鸡场,倒过玉石章料,卖过木工手艺,都因各种原因流产。

随着改革开放,三哥身边的发小、同学都混得体面光鲜起来,有的做了大老板,有的当了大领导,倒钢材的、开饭馆儿的、卖汽车的、批烟卷儿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些人都是和三哥从小玩儿到大的,在三哥看来,这一圈儿朋友不管是单项才能还是综合素质,都较自己有差距,而现如今却都飞黄腾达,手眼通天,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中不免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所以三哥平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无争,安于现状,实则总是心存韬光养晦、一鸣惊人之想。

就在我和三哥成为邻居并很快成为朋友后,转年的秋天,正值鸟儿南飞之季,这时的鸟市热闹非凡,那时的我,驯鸟正玩儿得如火如荼,我每天必去市上,和那儿的朋友聚会、侃山、交流、飙鸟。

现在想起那时的形象就是个鸟贩子。整天骑个自行车,车前车后绑的都是杠,杠上站着各种鸟儿,车把上拴着水葫芦,大梁上挂着鸟笼子,兜里揣着鸟食罐,背上背着驯鸟儿用的一切道具,早出晚归,往来于家和鸟市之间。这勤奋劲儿你要说不挣钱谁也不信,你要说挣钱了,我跟你急。

一天早晨,我收拾好东西刚推车要走,三哥从楼门里出来了,看见我就问:“谦儿?又上鸟市呀?这有什么可去的呀?在那一站就是一天,哪儿那么多聊的?”这一连串问题问得我没法回答,只能跟他打哈哈:“你不好养鸟,你不知道,其乐无穷。老在家待着干吗?走!你也没事儿,跟我玩会儿去?”“走呀!我倒想看看去,反正我也没事儿。”嘿!谁想到随便这么一说,他还真答应了。有人陪同我当然也很高兴,车也不骑了,推着车和他溜溜达达向官园鸟市去了。

快到市场时,便看到大街两侧人头攒动,散摊儿和玩儿鸟的人从市场大门沿着路两边排出一两里地。卖鸟的、卖笼的、卖罐儿的、卖杠的、卖钩子、盖板儿的,卖脖锁、倒簪儿的——一切与鸟儿有关的器具用品应有尽有。逛市场的人挨人,人挤人,都瞪大眼睛欣赏着五颜六色的飞鸟,淘着自己喜爱的东西。别看三哥平时也和我们进山逮鸟,可他只是了解平时北方山区常见的几个品种,而对其他的种类、鉴赏、玩儿法、讲究,知之甚少。他到鸟市以后,也感觉到两只眼睛不够使了,看这问那,兴奋不已,尤其对鸟具兴趣极大,看脖锁儿的制作方法,问倒簪儿的工艺流程,询鸟杠的长短尺寸,问鸟笼的市场销量。他越玩儿越高兴,越逛越兴奋,连中午吃饭时,都不停地和我在市场上一起驯鸟儿的朋友打听物价,咨询鸟儿的习性,饭后又甩开我独自遛了一下午,直到下午五点多鸟市将散,我满世界找他回家。只见他站在一个卖鸟笼的地摊儿旁边,手里托着一个“诱子笼”正和摊主聊得热火朝天呢。看见我以后,他从兜里掏钱给了摊儿主,又说了几句,这才依依不舍地来到我身边。

“是不是该回家了?”他问。

“可不是嘛!我找你半天了。”

他还兴致不减,“唉!好容易跟三哥出来一趟,我给你买个鸟儿驯着玩儿吧?”说着话也不容你拒绝,到旁边摊儿上,花五毛钱买了一只母黄雀儿,放到了我车上的笼子里。黄雀儿,是北方常见的一种小型鸟儿。公的放在笼里听叫,母的架在杠上驯养,经济实惠、易于饲养,是爱鸟人普遍玩赏的一个品种。

我哭笑不得地说:“三哥,你拿我当小孩儿了?”

他也不在意,“咳!玩儿呗,不就是图个高兴嘛。走吧!”推起我的自行车,我们俩人一起回家了。

晚上,三哥炒了几个菜,让我过去喝几杯。我刚往沙发上一坐,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我说起了他的设想:“谦儿,我觉得这事儿能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什么事儿呀?”

“鸟具。不瞒你说,今天和你去鸟市给我启发挺大。以前也去过,可那时就没怎么在意,也没往那方面想过。这次去才知道,敢情这玩鸟儿的人那么多呢,鸟具销量也大。我今天看了,这点儿活儿在我来说不算什么呀!那脖锁儿,不就是弄个尖嘴钳子窝出来的吗?”说着顺手拿起了今天在市场上买的小竹笼,说道:“尤其这‘诱子笼’,这有什么呀!也不用好竹子,也没有什么工艺,这在我来说小菜一碟呀!还有好多东西都能做,制作不费什么事儿,卖得还不便宜。我觉得这事儿能干,你觉得呢?”

听三哥说到这儿我才眀白了他的想法,知道了为什么他今天到鸟市那么感兴趣,那么兴奋。说实话,听了他的想法我也很兴奋,真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而且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儿。

再想得细致一点儿,脖锁儿,是驯鸟时在杠上拴鸟用的,用细钢丝窝成小拇指粗细的一个圈儿,头上弯个钩挂住,另一头做一个转芯儿,方便鸟儿随意转动,绳锁不会打结拧劲儿,下边连上线绳就可以了。平常我们玩鸟儿的人没事也做一两个自己用,制作不复杂,只是自制的不如买来的精致、秀气罢了。

“诱子笼”就不是自己能做的了,这需要有木工手艺,要从竹子开方、拉条、打眼儿、做锁儿,然后插制而成。但这种笼很粗糙,也不需要细致。竹子质地不必考虑,也不用打磨抛光,甚至带一点毛茬儿都不算褒贬,这点儿木工活儿对于三哥来讲确实不叫事儿,凭他的手艺甚至在熟练以后再制作些更精细的方笼、圆笼都不成问题。还有很多细小的配件,如罐鼻儿、罐托儿、门花儿、木杠,直至驯鸟用的八卦、绣球、红旗、飞蛋儿等,这些小东西都是工艺精致,用料讲究,而且每一个都价格很高。可这些小玩意儿按三哥的能耐,不说手到擒来,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说句不客气的话:“玩儿着就把钱挣了。”

经过这么一番考虑,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要不说这人还得长能耐,有本事在身上,遍地都是挣钱的机会。三哥也很高兴,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地计划着生产,设想着未来,言语之中带着一种时来运转的潜台词。

三哥不太能喝酒,白酒二两的量,啤酒最多两瓶。我们吃着、喝着、聊着,其间我就我所知又给他讲了讲各种东西的详细规格和尺寸,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时还夸我两句:“谦儿是个有心人,这几年鸟儿没白玩儿,学了不少东西。”得到三哥的认可我自然也很高兴,哥儿俩越说越投机,越聊越对路,当晩尽兴而散。

接下来的三天,三哥没有来找我。我以为他当时一说一乐就过去了,哥儿几个喝酒聊天,说点儿海阔天空、云山雾罩的闲话再正常不过了,我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三天后,我晩上没事儿去三哥家闲聊,一进门,就感觉他家变样儿了。三哥住的是两居室,老户型。两口子带着儿子睡大房间,小房间布置成客厅,摆放着沙发和柜子。外边过道虽说挺宽敞,但不能算一间正经房,只能放点儿储物箱、衣架和一些杂物。今天一进门,看见过道的杂物都已经清理到阳台上,四壁皆空,干干净净。小客厅只保留了两张单人沙发,原先放柜子的位置支着一个不知名目的铁家伙,正对窗子安放着一张写字台,台面上空无一物。整个房间一尘不染,一看就是刚刚整理完毕。就是大房间还依旧是原先的模样,保留着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整个屋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工作室,整理完成,准备使用。

我好奇地走进屋里,在沙发上坐下。三哥端着一杯茶走过来放在我旁边的小茶几上,我抬起头看着他,满身是土,一脸疲惫。经过一番细聊才知道,原来三哥之前并不是说说而已,他是说干就干。这几天已经开始着手采办各种工具,到郊区市场打听毛竹的价格了。今晚又把家里重新折腾了一番,看来他真的是要大干一场了。

虽然面带倦色,但见我来了三哥像打了鸡血似的,马上又恢复了精神,指着墙边的铁家伙对我说:“认识这个吗?刨床!在二哥他们单位买的,跟白给差不多。二哥是头儿,他说了算呀!有了它,我就好干活儿了。哎!我这几天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地想这事儿,肯定没问题……”

看着他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也挺替他高兴。小四张儿的大老爷们儿,脑子灵光,一身本事,却天天窝在家里,发小、同学都干得风生水起,咱也不比谁差,干吗老让别人替咱发愁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能够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又是一个自己爱干的活儿,这对三哥来说,的确是件大好事儿。

可看着他这一副疲惫相儿,我倒有点儿心疼了,本来还想和他聊会儿,现在别介了。我站起身说:“三哥,我回去了。你也别太累了,这不是着急的事儿,什么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慢慢干,别累坏了。你今儿什么也别弄了,赶紧洗洗,好好睡个觉吧!”三哥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临出门儿还问我:“明儿你有事儿吗?咱俩再去趟鸟市?”看着他这样子,我直想乐,“好家伙儿,不去是不去,一玩儿上比我还上瘾。行,明儿下午我找你来,快睡觉去吧!”回到家我还在想,以前一直没发现,其实三哥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第二天来到鸟市,三哥不像第一次那样到处乱转了,一看就是带着明显的目的性。该看的看,该问的问,看好了问完了,剩下的时间就陪着我站那儿驯鸟儿,聊天。上次三哥给我买的那只“麻儿”经过我这三天的调教,已经是浑身的本事了,飞食、叫远儿、叼钱、提水桶、捡绣球——不停地表演着。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手里领着一个小男孩儿,他看到小鸟的表演张嘴就问:“这鸟儿多少钱?”

这是三哥给我买的,怎么也不能卖呀!我连眼皮都没抬,张口就说:“不卖。”

哎!谁想到他听了这话,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不卖拿这儿来干什么?家玩儿去好不好!”嘿!这不抬杠吗?我冲口说出一句:“不是不卖,太贵,没人买。”

“多少钱?”

“二十!”

这就叫斗气儿。价儿开出来了,你买不买?不买你就栽了。谁知这位也是个不吃将的主儿,立马儿掏出二十块钱往我手里一塞,拿起鸟儿就走,临走还说了一句:“这算什么呀?”你瞧?弄得我还挺没面子。倒不因为别的,人家三哥送我的鸟儿,让我给卖了,这说不过去,就跟咱为了挣钱不懂交情似的,我拿着这二十块钱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三哥在旁边看了个满眼,他倒是不往心里去,走过来佩服地说:“行呀兄弟!三天的工夫五毛就变二十了!我就说嘛,这地方就该着是咱挣钱的地方!”得!我也别解释了,哥儿俩回家喝酒去吧!

往后的一段时间,每次上三哥家串门儿,他家都有新东西。今儿多个车床,明儿添个铣床,后天置个手钻,眼看着工具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三哥却黑痩黑痩的。一问他,失眠,脑子里老想事儿,怎么劝也没用。他也说:“我也想睡,睡不着呀!一闭眼这事儿全来了,就在脑子里翻腾。”再劝还急了,“行了,行了!还他妈有点儿别的事儿没有了,说正经的!”弄得谁也不敢劝了。也就是我还能说他两句,但也不敢深说,说多了他不理你了,扭脸到里屋抽烟去了。这事闹的,大家就盼着一切赶紧就绪,干上活儿了,他心里也就踏实了。

又过了几天,三哥来到我家,张口就说:“谦儿,走!跟我拉点儿东西去。”我刚要细问,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到楼下一看,有一辆面包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急忙上了车,把地址告诉司机后,我们出发了。

我一路上经过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晩上是他的又一个大动作——当时是1990年秋天,春夏之交时北京刚刚举办了亚运会。运动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全北京为了造势,除了贴标语、拉横幅、挂彩旗、喊口号以外,专门设计了一款装饰用的小彩旗。彩旗一组共有三面,一面是国旗,一面是亚运会会旗,一面是吉祥物熊猫盼盼。三面旗子高二十厘米左右,由细竹棍做旗杆,扇形排列,插在一个木制的基座之上。当时,北京所有出租车的前风挡上都必须摆放这个东西,以壮声势。

您别以为话题扯远了,一点儿都不远。三哥不知怎样找到了这个旗子的设计者和制作厂家,打听到亚运会结束后,彩旗制作停产了,库房里积压了很多旗杆,旗杆都是正经三四毫米的圆竹棍儿,三哥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厂家也很愿意,堆在那里根本没用,这样既清了库,又挣了钱,所以几乎是白送,今天三哥就是让大家帮忙去厂里把东西拉回来。他说:“用这玩意儿插笼子既便宜,又省事儿!”——好家伙儿!这弯儿绕的!听三哥介绍完事情的起始缘由,我真是由衷地佩服他。差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件事儿,能让他给拉到一起去,到一起还那么恰当、合理,你说他怎么想到的?

同车的还有老六,车子七拐八拐的,也看不清把我们拉到了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不太宽的街道。说是厂家,实际上充其量算是个小作坊,来人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库房。这是一间不小的彩钢房,一进门,左手靠墙堆放着很多纸箱,对方伸手打开一箱,里面是一捆一捆的竹棍儿。三哥上前看了看,回头对我和老六说了声:“往车上搬吧!”哥儿仨一起动手,时间不长,就把所有的纸箱都搬了上去,粗略过了一下数儿,怎么也得有七八十箱,装了满满一车。回到家我们把东西卸到房间的过道里,堆满了小半个屋子。看着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欣慰。它们的到来,预示着三哥的工作室工料齐备,开工在即了。

当晚回到家,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说剧组急招演员,他推荐了我,要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到苏州拍戏一个月。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了!又学又玩儿又挣钱。转天早晨把活物儿送到鸟友家里寄养,收拾好东西上了南下火车。

苏州的这一个月,果然如我所料,拍戏任务很轻松。那时像我这样的演员拿簸箕撮,给的角色不会很重,用谁都一样。用你是因为有哥们儿在剧组给你说句话,让你挣点儿钱,仅此而已,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把苏州逛了个遍。狮子林、拙政园等,各个精美的园林一个不落,最后连周庄都去玩儿了一趟。一月之期转眼即过,拍戏任务圆满完成,旅游目的也达到了,还采购了很多当地的特产,兜儿里揣着几千元大钞,大包小包地回到了北京。

进门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三哥家里看一看第一批成品如何,我放下东西直奔楼下三哥家,谁曾想撞锁了,一下午去了三四趟都没人。干什么去了?直到晩上还不见人影儿。等到快八点了,估摸着老六下班了,我来到了老六家。老六和三哥住一层楼,拆迁时凡成家立业的都分了房,三哥住三号,老六没成家,跟父母一起住一号,一个三居室。见三哥家门紧闭,我转身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和老人打过招呼之后,老六直接把我拉进了他自己的小房间,还没坐定我就问:“三哥干吗去了?这一天都没着家!”老六赶紧把屋门关上,小声跟我说:“三哥住院了,精神分裂症。”

“啊?!怎么得了这病了?”

“咳!就是弄上那事儿以后,可能是太上心了,魔怔了,成宿成宿地不睡觉,他说耳朵边儿上老有无数的人和他说话,给他提问题,他老得想事儿。后来脾气也变了,说急就急,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无名火,逮谁跟谁来。家里人看着不对劲儿,想带他看去,他死活不去。后来是骗他,说是给老太太拿药去让他跟着,这才把他骗到医院。到那儿就让大夫给留下了,现在在安定医院住着呢。”

“你去看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不让探视。”

这个消息实在让我难以接受,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而且还是精神病。在我的思想里,谁得精神病三哥都不会得精神病,多聪明的一个人呀?可不接受也得接受,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我又问了一些三哥住院之前的状态、情况,老六一一回答,之后就是沉默。现在不管我们说什么对三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人已经住院了。

三哥在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连春节都是在里边过的。三十晚上我去老六那儿给老人拜年,也尽量避免提及此事,以免老人伤心。这期间,谁也没有心思玩儿了,什么钓鱼、逮鸟儿、捞虾米,一切活动都停止了。直到转年的七月份,我才听到了三哥出院的消息。

听说三哥出院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他家,说实话,这半年多我是真挺想他的。一方面,多年的哥们儿,又难得能这么说得到一起,玩儿得到一块儿。他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叙一叙事情的始末缘由,说一说病情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是我把三哥带到鸟市的,从此之后他才慢慢误入魔道、疾病缠身,在我思想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始终觉得三哥的病多多少少与我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半年多我一直不能释怀。因此,我只有亲眼看到了三哥的痊愈,方能驱散心理的阴影。

开门的人正是三哥,见到是我他嘴角边挤出了一丝微笑,冲我说:“谦儿来了?屋里坐。”边说边把我让进了屋里。屋中还是他住院之前的老样子,过道墙角上堆着成箱的竹棍儿。各种的木工床子散放在屋内,上边落满了灰尘,再不似先前看到的那般锃光瓦亮,一看就是长时间疏于打扫所致。三哥住院期间,三嫂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房屋长期空置,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了。三哥倒是胖了,也白了,但脸色中不带一丝红润,让人联想到影视剧中描写的精神病院里的场景,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缺少运动,长期生活在医生的监控下、药品的浸泡中,虽然体胖,但绝不是健康肤色。

三哥见到我之后,没有惊喜,没有兴奋,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顺手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之后,便不说话了。既不回忆从前,也不介绍眼下,更不设计未来,他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抽着烟,看着我。

我有点儿僵,本以为哥儿俩见面之后会极为高兴,聊一聊他的病情,说一说医院里边的生活,侃一侃出院之后的想法。哪怕三哥数落我一顿呢,“你看!要不是你带我上鸟市,我也不至于进医院——”哪怕是这个结果我都能够接受。但现实不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喜怒哀乐,不知心中所想。我先前准备聊的一肚子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也不敢问病情,怕他接受不了;也不敢提以前,怕他再受刺激;也不敢提现在,怕他伤心;也不敢说以后,怕他绝望。提什么都有顾虑,我勉强找个话头儿:“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儿上午。”

“嫂子呢?”

“上班了。”

“你挺好的?”

“挺好的。”

“上老太太那边去了吗?”

“刚从那边过来。”

完了,没话了。我问什么他答什么,绝不多说一句。我也实在没辙了,站起身说:“三哥,那我先回去了,你可能也累了,先休息休息,睡会儿觉。等晩上去我那儿,我炒几个菜,叫上老六,咱一块儿喝点儿。”边说边起身朝门那走。

三哥也默默地起身相送,到门口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我戒了,你们哥儿俩喝吧。”

我还不松口,“那也上家坐会儿去,咱哥儿仨聊会儿天儿也成呀!”我想的是晩上有老六在,仨人一起话题会多一点儿,比我一个人好说话,不至尴尬。

可三哥说了:“不了,哪天再聊吧,晚上我得早睡。”

得!没路可走了。回到家以后,我翻来覆去把今天和三哥的所有对话想了好几遍,从话语当中任何情绪都听不出来。不高兴、不难过、不兴奋、不悲伤,没有任何期盼、愿望、愤怒、埋怨和悔恨,有的只是淡定和平静。之后的几天,我又去三哥家探望过几次,三哥依然如此,永远保持着这个情绪。

一次和老六一起喝酒聊起了这个事儿,“三哥自从出院之后,怎么好像变脾气了?也不爱说话了,见人还挺客气,但客气之后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能聊了,路子不对呀?”还是老六一句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们也发现这问题了,跟家里人也这样。我们专门去医院咨询了,大夫说这是正常现象。他出院以后还要坚持长期服药,药效就是如此,用来稳定情绪,切忌大喜大悲。说白了,这是让药拿的。”

听了老六的话,我仿佛豁然开朗,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毕竟人家咨询了医生,医生也作了正确的解答,而且这个答案确实能够说明三哥目前的状态,可是我心中隐隐约约还有某些疑虑和不明:这药吃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如果终生服药那三哥是否从此就是这样一个脾气秉性了呢?但这些问题就谁也不得而知了,我想即便是大夫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答案。

无论怎么说,三哥出院了,这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最起码说明他的病情已经初歩稳定,虽然还在服药,也是应该能够控制并且慢慢好转的。但也就从那天起,我接受了三哥的少言寡语,默认了他的平静淡定,渐渐忘记了他以前的印象。而三哥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小半年,这期间,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重新拾起了花样繁多的玩儿乐方法,只是中间缺少了三哥的加入。要想见到他,只能是在家中或小区里。好在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要想见面简单至极。我经常来往于他和老六的家中,聊天、喝酒,他也经常随老六去我家侃山、吃饭。但每次他的角色只是一个旁观者,抽着烟,目视着我们谈天说地,偶尔说两句话也是别人问到他头上,他才给予的回应。这状态只有我们心里清楚,而在旁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个不善言辞、喜怒不形于色的朋友而已。

转眼又是春节了,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我是单身汉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没有什么忙的,好似过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不单没有活儿干,反而天天没事,泡在哥儿几个家中连吃带喝。偶尔有一天不去,他们还不习惯地打电话,或直接上家来喊我。唉!没法子,谁让咱人缘儿好呢!

三十晚上更是如此,白天仍然是哥儿几个泡在一起吃吃喝喝。晚上在家中吃完年夜饭后,必要去楼下给三哥的老母亲拜年。一进门,一家人正在陪着老太太打麻将。大哥、大姐、二哥、四姐都在家,一家人热闹非常,女的都在包饺子,孩子们在屋里追来跑去,大哥、二哥、老六陪着老太太稀里哗啦地码城墙。只有三哥,抽着烟,独自坐在沙发扶手上看歪脖子胡。

由于我是家中的常客,跟所有人都熟识,大家也不见外,一阵寒暄之后各自干各自的活儿了。老六边出牌边回头跟我说了句:“你先坐,自己倒茶喝。我打完这锅咱们再喝点儿,一会儿吃饺子啊!”说完也不管我,自顾自地打牌去了。三哥看见我来,站起身,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点燃之后问了一句:“没演出呀?”我说:“大年三十的谁看呀?明儿开始,连着七天,地坛庙会,上那儿受罪去。”三哥听完“哦”了一声,也不表态,坐回身去接着看别人打牌了。

我也不客气,在屋里来回溜达着,跟这聊两句,跟那贫两句,嘻嘻哈哈起着哄。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多,我才跟老六说:“你们玩儿着吧,我回家睡觉了。今儿也不喝了,明儿早晨九点就得到地坛。”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吃完饺子再回家也不算晚,我说:“不了,我也不饿,二哥、大姐您几位不都得在这儿住几天呢吗?明儿晚上我回来咱们一块热闹热闹。”说着站起身来一边跟大家道别一边往外走。三哥手里没活儿,站起身来把我送到门口,还特意叮嘱一句:“那明儿晩上来啊!”“好嘞!”说完各自回家了。

转天大年初一,一大早我收拾好服装准备出门,刚上电梯,开电梯的大姐就神神秘秘地问我:“找老三去呀?”

平常我们这些老住户跟大姐都熟了,上楼下楼时总是咸的淡的聊上几句。今儿也没太往心里去,顺口搭音儿地说:“不,演出去。”

“昨儿上他们家去了吗?”

“去了,给老太太拜年去了。”

“看见老三了吗?”

“看见了。”

“他怎么样?”

“挺好的。”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平常闲聊哪儿有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呀?一定有事儿,赶紧问了一句:“怎么了?”

“哎哟!今儿早晨起来,老三一家三口儿说是回娘家,媳妇儿又收拾自己又照顾孩子动作慢,老三穿好衣服在屋里等着嫌热,跟媳妇儿说先下楼等她们娘儿俩去。等电梯这么会儿工夫,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解下皮带在电梯门口上边这暖气管子上上吊死了。”

啊?我听到这儿脑袋“嗡”的一声,当时就傻了,还是电梯工大姐的话把我叫回了现实中:“好家伙儿,吓死我了。幸亏我没看见。这要一开门看见他在这儿吊着,还不得把我吓死。”

我打断了她自言自语的唠叨,问道:“人现在呢?”

“送医院了!咳!不行了,当时叫的急救车,打了强心针都没救过来,已经报死亡了。”

“我操!!!”当时我脑子里就这么俩字儿,也想不起别的,也不知道要干吗,思绪一片混乱,整个人直勾勾地站在电梯里犯愣,直到一层有人上电梯,大姐问我:“你下不下?”

我才算缓过神儿来,“我上去瞧一眼去。”

“别去了,家里没人,都上医院了。就老太太在家,别去招她去了。”

也是,要是家里有人,我能问问情况,了解一下原因。现在就老人在家,问也问不清楚,说也说不明白,还招老人伤心,干脆等晚上回来再问吧!想到这儿,我才下了电梯,往地坛演出去了。

这一天可真够难熬的。地坛庙会里演出,一天两场。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半,中间休息那会儿不够回家的时间,只能就地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下午接着演。可就我这状态,还吃饭呢?演出都不知道是怎么演下来的,一整天晕晕乎乎、魂不守舍,脑子里就是这事儿。好不容易把这两场熬下来,我赶紧坐车回家,到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我直接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全家人都在。屋里没有鲜花,没有挽联,也没设灵堂,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准备,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有的只是家中死一般的寂静。女人在默默地哭着,老太太坐在床上发愣,而家里的男人们都像灵魂出窍一样,木木地呆坐着,一看思想当中就还没有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只有大哥,强忍着悲痛,打起精神吩咐着人们干这干那,主持着家中的大局。

进屋以后大哥和老六迎了上来,我开门见山:“怎么回事?因为什么?”

老六也是满脸的不解,“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你不是也看见了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你说这不是他妈没影儿的事儿吗?”我实在是摸不着头绪。

大哥说:“我分析还是他这病闹的。自从出院以后,他这脾气倒是好了,也不闹了。可这性格变化太大了,等于是长期用药来控制着,关键他不是这样的人呀!我也说不太清楚,肯定跟这个有关系。”

老六还在纳闷儿:“可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反应呀?”

“他自己能有什么反应呀?都是药在控制,他自己要明白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大哥在坚持着自己的推断,扭脸对我说:“你先坐会儿,我得去把他这遗像的照片洗了。”说完开门出去了。

我跟着老六来到了他的房间,老六又和我叙述了一遍今天早晨事情发生时的前后经过,基本上和电梯工大姐说的一样,从中也分析不出当时三哥的情绪变化。总之,大家都还在迷茫中。而我,则基本认同大哥的观点。人的性格、脾气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用药物强行改变,只能控制一时,不能改变一生。我没有医学方面的常识,不敢对医术和药品妄加评论。我只觉得,不管三哥自己感觉得到还是感觉不到,自从出院以来,他的性格是被外力所束缚的。在这种长时间的压抑下,他的潜意识是极度痛苦的,也许在等电梯的一瞬间,他的潜意识被某个细节激活,他感觉到了自己的痛苦,并努力寻求解脱,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

一切的分析结果都是没用的,都是于事无补的,并且都只是分析,没有定论。因为三哥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哪怕一个眼神、一句话,给活人留下的只有猜测、遗憾、后悔、回忆和思念,而我,有幸比其他人还多了一点点内疚……

“玩儿”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享受,有益身心,胜于吃药,但这件事却给我心里留下很重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今天把三哥介绍给各位,一是寄托我的哀思,二是再温前车之鉴,这三,也是我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希望三哥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