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承载文化,扬帆出航

——《中国治水史诗》读后

田珍颖

这是一部大书。上下两部的容量,240万字的篇幅,几千年历史的实录,广阔的中华大地的覆盖,都使它具有大书的规模。

这是一本在出版和写作两方面都获得成功的大书,这样的成功,使它具有了大书的品格。

先从出版说起。这本书出版的时机,毫无例外地面对了出版界的困境。市场经济的挑战,使一向安稳的出版业,面临沉浮不定的走向。传统的“等米下锅”的被动式的出版,几乎是出版界多年不变的潜规则。但现在是“市场”咄咄逼人,进与退的选择,近乎关联着出版业的尊严。

《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过程,在转被动为主动的从业姿态上,堪称效仿之典范。它颠覆了出版业被动出版的潜规则,大刀阔斧地兴起了一项“工程”。这项工程,就其内质来说,它是一次由出版业主动地种植文化的行为。出版者调动了自身能量,又侧重于对社会资源的发现和整合,并逐步展开了一系列经营性的活动,摒除了以往那种“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自我欣赏的矜持,大步踏入到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历练自身。

开展这项工程,出版者首先认定了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创意——中国治水史。这个创意,思绪延绵千年,视野扩展万里,它的厚重,足以让人动出版之心。

创意只是一张线条简略的蓝图。组织坚实的大规模的写作队伍,是这项“种文化”的出版工程最可宝贵的经验。对写作者本土化的选择,对写作队伍中领军人物的确定落实,彰显了这个出版工程的实施者们的智慧,更显示了他们清晰的经营思想。正是这个程序的扎实和缜密,铺就了这部书走向成功的关键性的一步。

接着的媒体造势、严格审稿编辑等过程,不可或缺地保证了这部书的出版畅行。

总结以上,这部书在出版业上树立成功范例的经验是:出版者不囿于原地,打开大门,走向社会,握住一切资源,从而突破转型期的困境,使出版之船扬帆出航。

但这仅是《中国治水史诗》出版成功的一个方面。如果把这部书的出版,置于“文化自觉”的平台上来考量,我们还能发现更加深远的意义。

“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穷尽自己一生学识经验提出的一个科学的文化观,“文化自觉”一经提出,受到各界学人的响应。它的前瞻性,更使它在当前和未来的时日里,具备了文化引导的作用。“文化自觉”提出的背景,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世界各民族及国家之间的文化,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汇通和融合,所以,“文化自觉”是未来世界大同前奏中的一个乐章。略去“文化自觉”的许多广博深厚的内容不说,择其要点,是对本土文化的自知,即:我们应当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它的优长短缺,它的发展趋势,以取得与世界文化对话的资格与资源。

《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们民族向人类文化融汇所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创造者们,又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

再值得一说的,是这部书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它是多种社会学科的成功的文学表述。

治水,无疑是社会学的大选题。水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水利开发沿革,人与水形成的社会经济状况等,都是社会学家的研究专题。由于时间的延续,这些专题可扩展到历史学。

文学介入其他社会科学的范围,会使自身扩展视野,增深内涵。而文学的表述,又会为其他学科插上翅膀,送其飞翔。

确定以文学的史诗般的形式,表述治水史时,我们的编者、作家,首先凭仗的是对文学魅力的自信。因为我们有情、有形象,有对文字的千转百回的表现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作家们会用情感激活历史和现实,从而成文成诗。何况,他们要描述的滔滔之水,是他们的祖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万代子孙的养育者。

情之已至,则“立像以尽意”。作家们舞动的是形象思维的长调,它灵动、幅散,并无比飞扬。正因此,在治水史的长河上,我们看到了人物形象,看到场景环境,乃至神来的细节。

这部堪称史诗的大书中,矗立着数不尽的鲜活的人物。

从先贤大禹,到李冰父子,从隋炀帝到后来的曹瑾、王炽等,在作家们追忆治水历史的过去岁月中,古代治水者的长袍大裾,永远飘扬着他们的坚韧。

在近代、当代的治水伟业中,作家们笔下出现了几代伟人的形象,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参与新中国治水的文臣武将,他们指点江山的雄图大略,永远是镌刻治水史的重笔所在。

本书最生动的人物形象,是一批胆识皆备的风云人物;立志在长江上“作文章”的章鸿钊;把一生系于长江水的张光斗;务实而不改其志的林一山,以及能有惊涛拍岸之势的李锐、黄万里,等等。这些人物在作家的文学表述中,都是挟治水史之风云,而成为千年不倒的形象。

本书涌现的草根人物的形象,让长长的治水史、艰难的治水历程,变得有声有色。三峡边的王作秀,带着几十年的盼望,与治水大军为伴;海河水灾中被水围困几乎致死的张连璧、叶道纶;沱沱河上一军一民的两家守望;淮河的警告声中有最基层的干部戴业成、李守义的严正声音;镇长葛木初的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的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等等。他们是治水史上的普通人,甚至没有奖章奖状,但在作家们的眼中,他们是推动治水大业的原动力,于是,最美的文笔,描绘着最普通的人。

在这部史诗中,人物形象的生动,是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他们在作家们的文字表述中,尽显个性,尽显风采,尽显多舛命运,尽显风发意气。

这部作品的另一道文学风景,是场景和环境的描写。在作家眼中,所有的生态环境,都充满了勃勃的生命气息。

神秘、幽深甚至险峻的三江源,像和人类千年相随的巨人;源头呈秀丽端庄之状的松花江,到与黑龙江相汇之处,一高一低相拥入海的姿态,令人动心;千年黄河口的迁徙,作者用清水沟、赶河人、一棵树等场景连缀,甚至虚构的大海与黄河的对话,也容纳着历史的记载;南水北调的宏大场面,铺展千里,在北京西四环巨大的地下工程面前,作家说,那是“为历史准备一场盛大的典礼”,大水之灾,瞬间而来,那场面让人动容;抗洪的场面,人群矗立成屏障,军队形象、国家形象是激情、勇气的标志……这道用场景展现的风景,是用色彩、用声音、用光线编织而成,它特别展现了作家们写山山动、写水水流的文学功底。

行文至此,还应当提到这部史诗中,点缀于其间的细节描写,它们是作家们进行文学表述的神来之笔,是最能显现文学魅力的亮点;还有,作家们在不动声色中,对所描述事物的哲学提升,在无限的形象空间里,他们用诗性的哲学,引我们悟道。

其实,用文学的表述来传达其他社会科学的原理,我们的先辈学者们都曾试验过。但单文本的、个体的、仅限于文字的试验,未成气候。今天,读《中国治水史诗》,我们则看到一个大规模的、团队式的多文体多风格的文本试验,它把社会学、历史学,乃至哲学的专题,描写得如此生动,如此深刻。当我们将这本大书置于书案,一页页翻读时,它带给我们的阅读收益,是丰富而经久不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