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等公共汽车准备上早班，一位不相识的阿姨走过来问我莫不是要去象厂。是的，我说。我是在象厂上班。

阿姨直盯盯地打量我的脸我的个头我的鞋我的皮包——打量了好一阵子。同时间里，我也打量这位阿姨。阿姨四十或五十光景，衣着还算整洁利落。戴一顶前面带檐的棒球帽样的帽子，架一副假象牙红边眼镜，身上一件粗粗拉拉的茶色连衣裙，脚蹬一双白色网球鞋。“你怎么晓得我要去象厂呢？”我向阿姨问道。我两个星期前刚搬来，在象厂做工的事还没告诉任何人——她何以晓得呢？甚是不可思议。

“还用说，我当然晓得啦！”阿姨一副无所不晓的神气，“在象厂工作的人都有那么一种感觉渗出来，不是么？”

“倒也是。”我说。我并未因此觉得不快。在这个地方，在象厂工作还是小瞧不得的。并非任何人都能在象厂工作。

接着我和阿姨聊了起来，聊象厂聊选举。车来之后，由于我和阿姨去向不同，便互道一声“再见”，分别乘上不同的公共汽车。阿姨的眼镜对着早晨的太阳明晃晃地一闪。

下得公共汽车，周围一如往日，熙熙攘攘全是赶往象厂的职工，人人手提一个装饭盒的纸袋。有几个人向我扬手或注目致意，但没有一个人开口。想到这一天要制作大象直到傍晚，大家全都绷紧神经，无法顺利开口。

我们沿着河畔柏油路朝象厂默默走去。路是徐缓的坡路，路旁边点点处处开着百日红花。下个月该丹桂四处飘香了，而此刻四周却充满了职工们的脚步声和“咔嗒咔嗒”的盒饭声。

在工厂门口，门卫一张张查验我们的工作卡。门卫其实都记得我们的长相，可他仍一丝不苟地一张张细看工作卡。象厂这地方非常看重秩序这个劳什子。

“可以了。”说着，门卫把卡还给我。“加油干！”他说。

“谢谢。”我应道。

之后我去更衣室穿工作服、戴帽。我的帽子有两条绿线，这是在工作五年的标记。离开更衣室，一跨进最终工序车间，象们——只要装上牙即告诞生的大象们拼命嘶叫的声音立即传来耳畔。

如此这般，象厂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