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禄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清晨，赤穗义士攻下吉良府第之后，是走哪条路前往泉岳寺的？

关于这个疑问，我参阅过两份资料，一份是原惣右卫门（当时五十五岁，担任赤穗藩臣时的职务是足轻头）撰写的《征讨实况备忘录》，内容如下：

因正值御礼日大典，故回程路径避开市井大道，改走御船藏后方道路，自永代桥出发后向铁炮洲前进，沿途经过汐留桥、金杉桥、芝，以至泉岳寺参拜。

这段文字里的“御礼日”是幕府规定举行晋谒大典的日子。每月十五日，设籍江户的大名和旗本按照惯例必须进入城楼拜谒将军。所以当天四十七义士冲出吉良府，若直接朝向大川方向奔去，在越过两国桥和新大桥之后，就得从江户的市区中心穿过。这条路上很可能遇到那些正要进宫的大名。前遖文字里的“避开”，我认为可以解释为义士不愿故意引起混乱。此外，还有一种可能，也纯粹出于我的想像，我认为四十七义士或许有所顾虑，因为他们虽为自己的主公报了仇，但高举着刚刚砍下的吉良首级，在大路上跟那些正要进宫的大名和旗本正面相遇，弄得“血污遍地”，毕竟有失礼仪。

另一份资料，是富森助右卫门（当时三十四岁，赤穗藩臣时代的职务是马回使番）留下的《富森助右卫门笔记》，文中也写道：

“回程因值御礼日大典，故避开市井大道，改走本所御船藏后方之路，从永代桥经铁炮洲、汐留桥、金杉桥，至芝泉岳寺参拜。”这段文字和另一份资料的记述相同。而且两份资料都是当事人亲笔所写，所以应该不会有错。

我在这里使用“应该”二字是有理由的。因为有一幅浮世绘很有名，也就是所谓的《义士凯旋图》，画中描绘的正是四十七义士刚走下两国桥的情景。此外，记载当时情况的其他史料也指出，四十七义士曾经从两国桥上走过（不过，这份资料是口述纪录）。另一方面，以地理位置来看，从本所三笠町（当时还不叫松坂町）的吉良府要渡到大川对面，两国桥确实是距离最近的选择。但可惜的是，我并非史学专家，读者如要我明确分析众多路线孰优孰劣，这对我是件难事，我只能优先采用当事人留下的纪录作为依据。

闲话休提，话说七月二十二日那天，上午十一点，大家相约在本所回向院门前集合。我们选定这里作为徒步之旅的起点，是因为前面提到的《富森助右卫门笔记》里有一段记违：“事前约定复仇行动结束后先到无缘寺（回向院）集合，但当天到达院前才发现院门紧闭，无法入内。”当年四十七义士只能在回向院旁的小路上集合出发，而我们那天却在回向院的门前齐聚，因为现在回向院两旁早已建满高楼大厦，连一条小路都看不到了。

我们这群只有四人，跟四十七义士相差甚远，除了我和责任编辑江木先生外，还有出版部的中村先生、摄影部的田村先生。每次看到背着摄影器材的田村先生，都觉得他这份工作真辛苦，心里忍不住想对他说声“抱歉啊……”。不过那天他背来的行李倒是比想像中轻得多，而且江木先生也帮他分担了一半，我心中的歉疚才减轻一些。

“这下可以把皮肤晒黑啦。”

田村先生很欣喜地抬头迎着灿烂的阳光说。其实他的皮肤早因打网球而晒得跟木炭一样了。

“田村先生你多好啊。晒太阳之后皮肤颜色变得这么好看，我可不行，我晒完之后皮肤阵阵剃痛，不得了。”

江木先生抱怨着。对了，江木先生的皮肤非常白，而且眼珠颜色特别浅，或许天生体内色素就比较少？他上任后第一次跟我见面时，我就暗自琢磨：此人肯定是混血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江木先生是俄国人嘛。”

“对了，对了，他本名叫做尼古拉·恩那斯基喔。”

这两句话是谁说的？为了维护企画相关人员的名誉，并避免“新潮社”内部发生纠纷，我还是闭嘴吧。啊唷！我可真没想到喔。居然叫尼古拉·恩那斯基！

“好，那以后就管江木先生叫做‘尼古拉江木’！”

“啊？只有我一个人叫这种名字？太过分了。”

“是吗？那叫江木恩那斯基也不错。”

“哎呀……”

尼古拉先生一时语塞，我觉得很有趣，决定给另两位男士也取个代号。先说田村吧，我是在得到“新潮社”赞助的“日本推理大奖”之后认识他的。那时为了拍摄大头照，我到他们摄影室，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他。从那之后，我们成了多年老友。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位老伯看来就像一头体格庞大、性格温和又喜欢亲近小孩的圣伯纳犬。”后来跟田村先生聊天才发现，他真的很喜欢狗，对待自己的爱犬马克就像孩子一样。好！田村先生的代号就定为“马克田村”吧。

再说出版部的中村先生。其实他比我年轻得多，个性十分稳重，经常说出一些令人目瞪口呆的句子，就像厨师切菜，既快又准。所以我决定叫他“厨师中村”。

“只有我一个人取了这么奇怪的代号喔。”

尼古拉还想讨价还价。这代号很好啊！把它想成俄皇尼古拉多好啊，不是吗？

“好热啊……”众人报口令似的互相打着招呼。还是别再耽搁，先上路再说吧。于是四人一起举步，朝着四十七义士当年完全相反的方向迈进。我们的目的地是当年的吉良府，也就是位于墨田区两国三丁目的吉良义央府遗迹纪念碑。

从回向院往东约走三分钟，街角有块单间小套房大小的土地，四周被瓦顶海鼠墙围住。我们要找的那块石碑就立在围墙的大门边。走进木制大门，门内有座伏见稻荷神社，据说当年就设在吉良府内。走近一看，五、六名妇女正在神社前虔诚膜拜。或许是住在吉良町的居民吧。墙内挂着吉良府的手绘平面图，墙边竖着一块小型石碑，以纪念当天伴随主公一同毙命的吉良家众家臣，如小平八郎、清水一学等人，碑前也摆满无数鲜花和供品。

这片属于吉良家的土地原有两千五百五十坪左右，建筑面积约占八百四十六坪，如果把它跟现在的住宅区地图重叠对比，这块庞大的土地占了超过两块城市规画区的面积。当时这里是民屋与武士宅第杂处之地，吉良家不仅在此建起全新的豪宅，且豪华程度显然远盖四方，真不知住在周围的庶民心中作何感想？据说四十七义士攻入吉良府之后，第一个跑到上杉家上屋敷报告的人，是住在吉良府附近的豆腐店老板。如果这个传闻是真的，那表示庶民当中也有吉良家的支持者。（如果豆腐店老板是上杉家安插的奸细，自然又另当别论。）

离开吉良府纪念碑后，继续顺着道路向南行进。我们没走大川岸边那条显眼的大路，选了一条资料中记载的“御船藏后方之路”。这条小路较靠东侧，跟岸边大路间相隔了几条小巷。众人专心一致朝着永代桥前进。从永代桥渡过竖川，立刻就到了深川，也就是现在的江东区。

各位读者手边如有江东区地图，您摊开看看就能一目了然。江东区跟东京其他二十三区有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江东区的道路和京都一样，井然有序地排列成棋盘状。

大家都知道，江户城的城区是城下町，城市建设以领主的居城为中心，放射状向四周开辟道路，并在沿途建造各类建筑物。这对大家来说已是常识。事实上，各位浏览一下以皇宫为中心的东京地图就知道，山手线内侧的道路几乎都呈放射状向外延伸。

既然如此，为什么只有江东区是例外呢？因为这块地区是从江户初期才开始堆积而建成的海埔新生地。“新生地”这名词听起来不错，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种地方显然属于“城下町之外”的范围。不过，既是人造土地，当然可以把道路铺得笔直，这样既易于施工又便于通行，同时还有助于开凿沟渠，活用水路。大川东侧的本所、深川等地纳入町奉行所管辖范围，是在江户中期以后。或许当时是因为人口增加，户口变迁加剧，才采取这项维护治安的措施吧。在那之前，这块地区一直是由代官治理。所以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原来深川根本就不算江户城，而我也根本称不上是“江户之子”。

从深川位处江户城外这一点来看，当年吉良家迁居到大川东侧的宅第形同被人轰出江户城。当时主张让他迁居的幕府高层幕僚曾异口同声表示：“有仇报仇，要报仇的人到江户城外去报！”从这段话里不难听出幕僚对吉良发自内心的不屑。但也多亏吉良家当年搬到这附近来，我们现在才能找到义士复仇后的回程路线。因为对比现在的江东区地图和当时的深川切绘图就能发现，除了桥梁的位置、数目及城河的长度稍有改变外，其他地区都跟从前没什么分别。

今天的气温虽高，午前的阳光却不算炎热，清风带来阵阵凉爽，路上景色平凡而单调，走起来并不吃力。当年四十七义士因要对抗追兵，尤其提防上杉家派来的追击，他们肯定在这条路上快步狂奔吧。而我们今天却悠闲地像在散步。而且每遇到红灯，我们就得停下脚步，这也跟当年义士复仇后的情况大不相同。

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忘了向读者交代。从吉良屋敷到高轮泉岳寺的距离，全程共约十公里，如果按照“一里一时间”的公式换算，这段路程我们应该只花两个半小时就能走完。但根据纪录显示，四十七义士走完全程花了两小时（清晨六点到八点）。而这两小时还是在他们跟吉良家众多家臣火拼之后，且全身从内到外穿着锁帷子之类的武打装备，所以就算在戒备追兵的状态下，他们这种脚程还是远远超过“健步如飞”的程度。四十七人当中除了原惣右卫门等二人因脚部扭伤改搭轿子外，其他四十五人都是亲自走完全程。

下列数字是四十七义士和我们四人的平均年龄，我并列在此供大家做个有趣的比较。

四十七义士平均三十九岁

最年长堀部弥兵卫七十七岁

最年少大石主税十六岁

我们这一群平均三十六岁

最年长马克田村四十九岁

最年少厨师中村二十七岁

而我们四人究竟花了多少时间走完这十公里呢……唉，请听我慢慢道来。

越过永代桥之后，我们在桥头的便利商店买了些饮料，走进修剪得十分整齐的护岸公园坐下来小憩片刻。一艘渡船发出“砰砰砰”的引擎声缓缓驶向东京湾，我望着那艘船，心里觉得有点意外，没想到隅田川的景色变得如此美丽。这时刚好是午休时间，周围的游人全是办公大楼的上班族，众人正舒适地享受着自己的休息时间。只有我们四人肩挂背包，脚踏运动鞋，一身与众不同的装扮，难怪大家都向我们行注目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市区里真的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