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

一上午雾蒙蒙的。不下雨，但是阴天，灰蒙蒙的一片。马克说：“并不比法国的阴天更愁惨。”但在法国，这样的天就会让人进入沉思、阅读、研究之中。在这里，则转向回忆。

我之前对这个地区的想象太鲜明了（我想说的是我那样强烈地想象它的模样），以至于怀疑以后这种错误的形象会不会和回忆作对，比如，回想到班吉时，究竟浮现出的是真正的班吉还是起初心目中想象的班吉。

思想怎么努力也不能重新产生那种惊奇和激动，惊奇会为事物的魅力增添一种奇特与迷人。外界的美依旧，但那新鲜的目光却已丧失了。

五天后我们就要最终离开班吉。从那时起旅行才真正开始。马塞尔·德·科佩在阿尚博堡等我们。如果走一条近得多尤其好走得多的路，去那里很容易；那就是邮包和急着赶路的人走的路： 坐两天汽车到巴坦加福，再坐四五天船。离开乌班吉河流域，在巴坦加福就接上流入乍得湖的河流；只要顺流而下就是了。但这对我们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又不急着赶路。我们想做的，恰恰是离开通常走的路，去看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深入地、贴近地进入这个地区的内部。理性有时告诉我，我也许已经有点老，不宜扎进灌木丛林里冒险；但我不这样认为。

十月二十日

昨天日暮时，我独自一人重新走上那条深入林中的路，这条路一出班吉就抵达小山顶上。那巨大的树干令人目眩地直冲云天，又突然间分出枝桠，我怎么看也看不够。最后几缕阳光依然照亮树梢。先是一片寂静；然后，随着黑暗逐渐蔓延，森林里便充满各种令人不安的奇怪声响，鸟儿的啼叫与歌唱，不知名的动物的呼唤，树叶摩挲的簌簌声。想必一群猴子在不远处这样晃动着树枝，但我看不见它们。我已到了山顶。空气温热，我大汗淋漓。

今天我提前一小时又来到同一地点。终于靠近一群猴子并长时间观察它们跳跃的绝技。逮住几只非常漂亮的蝴蝶。

十月二十一日

乘车直到姆拜基，穿越森林，沿途非常迷人。车过得太快。这段路真值得步行，过几天我们有幸还会重新经过这里。毗邻姆拜基的森林里，树高耸入云。有一些，那些吉贝树，近根部的树干粗壮无比，仿佛长裙的褶皱。仿佛树在行走。

掀开一棵倒下的吉贝半腐的树皮，我发现一大堆鞘翅目昆虫的肥大幼虫。听说，这些虫晾干熏过后，可作土著的食物。

在姆拜基拜访森林公司代表B先生。看到在他的廊檐下坐着两个传教士，面前摆着开胃酒。

这些大公司代理人太会讨人喜欢了！对他们过分的热情没有防范的行政长官，之后如何能站在与他们对立的立场？之后如何能在他们的小过错面前不施以援手，或者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着在那些重大的滥用职权行为面前又如何呢？

姆拜基附近村庄土著的茅屋和苏丹地区见到的很不一样；远不如那里的漂亮干净，甚至常常肮脏不堪。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我们已经不在乌班吉—沙里地区，因为那里朗布兰总督责令按照当地政府采用的几乎统一的样式翻修土著的茅舍。有些人反对这样不够慎重的要求，想任凭黑人按自己的爱好建房；但这样盖的房子看来证明朗布兰总督是对的。它们一座挨一座连成一长排，也许是为了省工吧；直的土墙用横的竹子支撑；房顶低矮。不过，没准这些丑陋的聚居区也是奉命修建的。（之后，我们在哪儿也没见到这么缺乏异国情调、这么丑陋的村子。）

班吉，十月二十六日

准备出发。我们将三十四只箱子直接发往阿尚博堡。我们要随身携带的包裹放到了两个小卡车上。阿杜姆跟我们上了福特车。三点从班吉出发。正行在森林中，夜突然来临。虽有月光，路还是几乎辨不清。

在姆拜基分区区长贝尔戈斯先生家非常令人愉快的晚餐。

十月二十七日

在博达进午餐，同席的有阴森森的帕夏（见下文）和卡诺的行政官员布洛先生，布洛先生要回法国了。帕夏没有一丝笑容。他一定是个病人。

三点左右从博达出发。所经村庄只见到老人、儿童和妇女。

路缓缓上升。突然地势下斜；我们居高临下，俯瞰一大片广阔的森林。到达恩戈托时天全黑下来了。

恩戈托地势较高；这不过是地面褶皱而已，但可以俯瞰一片相当开阔的地区。森林公司在此有个驻地；房子没人住，公司代表曾告诉我们可以在那儿小住。我们对这里的景观却略感失望。另外，我们也不想欠森林公司的情。只想重新启程。但车汽油不够了。贝尔戈斯向我们担保说路上能加润滑油和燃料，我们信以为真。博达什么也没有；恩戈托也没有。只能将两辆车丢在这儿了。已经陪我们去过拉法伊的朗布兰的司机莫巴伊将开卡车送我们一直到终点，带着厨师泽泽和卧具，然后自己回姆拜基找油和燃料，再给那两辆抛锚的汽车送来。我们的男仆六点左右和六十名派给我们的挑夫往前走了。我们后来在汽车公路终点“大涝洼”和其中一部分会合，又在班比奥见到另一部分，他们走了一夜后于中午前后到达那里。从那儿起，旅行才真正开始。

应加隆先生之邀吃晚饭。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到恩戈托已经四个月，不过他打算离开了，因为这里打猎的收益不大，而且他在这里无聊极了。

早早回到旅客茅舍，我们俩躲在蚊帐下，都睡得很沉。凌晨两点左右，脚步声和说话声将我们吵醒。有人想进来。我们用桑戈语喊道：“Zo nié?”（谁在那儿？）是一个重要的土著首领，我们吃晚饭时他已经来过。他打算和我们谈谈，但担心影响我们，本来想把谈话推迟到明天；但博达的行政官员帕夏派来追踪他的一个信使刚刚向他转达命令，叫他立即回自己村子。他只能遵命。但是看到和我们谈话的希望要落空，他觉得非常遗憾，便自作主张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来见我们。他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我们一个词也听不懂。便请他让我们睡觉。等有了翻译时，他再来。我们为他的延误负责，答应在可怕的帕夏面前保护他。帕夏出于什么目的阻止这个首领桑巴·恩戈托跟我们透信，早上，通过翻译莫巴伊，我们从桑巴·恩戈托那里得知下面的情况后就毫不费力地明白了：

十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六天前）杨巴中士被博达行政长官派到博当贝雷去对该村（博达和恩戈托之间）居民施行惩罚。因为这些村民拒绝服从命令，不想放弃他们的庄稼，所以不肯把家搬到卡诺公路边上。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在卡诺公路边上定居的是巴亚人，而他们是博菲人。

杨巴中士带着三个卫兵（我们仔细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离开博达。和这支小分队同行的有头领巴乌尔和他手下的两个人。一路之上，杨巴在所过的每个村里抓两三个人，锁上带走。到了博当贝雷，惩罚开始了： 十二个人被绑在树上，而名叫柯布雷的村长逃走了。杨巴中士和卫兵邦若向被绑的十二个人开枪杀死了他们。接着又对妇女进行屠杀，杨巴挥动大砍刀砍她们。然后他又抢了五个年幼的孩子，将他们关进一间草房，然后点上一把火。桑巴·恩戈托告诉我们，总共有三十二个受害者。

这之外还要加上姆比利的头领，他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布巴卡拉，恩戈托附近），杨巴在恩戈托北边的第一个村子博苏埃抓到他。

我们也得知桑巴·恩戈托正要回他住的博达，已经快到了，在路上遇上朗布兰总督的汽车，车正拉我们去恩戈托。他以为遇见的是总督本人，想求助于他，便原路折回来。他肯定走得飞快，因为我们到恩戈托没多长时间，他就到了。这个能向白人长官申诉的意外机会，他不想错过。

十月二十八日

桑巴·恩戈托陈述了两个多小时。天下着雨。这可不是龙卷风过境时的阵雨。天空遮着厚厚的乌云；雨要下很久了。不过我们十点还是出发了。我坐在莫巴伊旁边；马克和泽泽在卡车里，勉勉强强挤在睡袋上，篷布下面有些憋闷。公路被雨浇得泥泞不堪，车开得慢得让人泄气。稍微有点坡的地方以及沙子太多的路段，我们就得下车，在雨里推陷在泥沙里的卡车。

听过桑巴·恩戈托的证言和加隆的叙述，我们的心情异常沉重，连路上遇见一群在整修公路的妇女时都冲她们笑不出来了。这群可怜的牛马在雨里浑身淌着水。其中很多人边干活边喂奶。每隔二十米左右，路边便有一个大坑，往往有三米深。就是从那里，没有合适的工具，这些可怜的女工挖出沙土来铺路堤。不止一次，不结实的土地塌陷，将在坑底干活的妇女和孩子埋在下面。好几个人都和我们这么说。这些妇女的村子往往离干活的地方很远，晚上不能回家，就在森林里让人盖起临时的窝棚，用树枝芦苇搭成，四处透风。我们听说看她们干活的民兵让她们干了一整夜，就为修复这次暴雨破坏的路面，好让我们通过。

到达汽车公路的终点“大涝洼”。大部分挑夫在这儿等着我们。男仆跟剩下的挑夫走到前面去了，要到班比奥才能见到他们。两点。雨停了。我们匆匆吞下冷鸡肉就又上路了。离班比奥只有十公里。我们毫不费力就能走完。总的来说我们很少用轿子，既是因为喜欢走路，也免得我们可怜的轿夫太吃力。

“大涝洼”令人惊叹；这一带还没见过如此奇特如此美丽的景色。这是片大沼泽，将一片不太高的森林分开，穿过沼泽要从藤本植物和树枝搭的窄桥上走；沼泽地里长满水生植物，大部分都说不出名。巨大的海芋擎着微微张开的小号角，露出一个白色的秘密，茎是深紫红色，茎上的条沟带刺。五百米过后就到河边了。一片神秘的寂静中不时响起几声看不见的鸟儿的啼鸣。大量矮矮的棕榈树俯下身躯将棕榈叶浸入流水中。乘独木舟到了姆巴埃雷河对岸。这里森林将你团团包围，变得更加迷人。水从四处漫进来，桩排上的路不断被小木桥截断。终于有几种花了： 淡紫色的凤仙花，以及其他一些让人联想起诺曼底的柳叶菜的花；我往前走着，处于一种说不出的陶醉与兴奋之中（没有想到，唉！之后再也见不到这么美的景色了）。啊！要能在这里停下来，要能没有这些挑夫跟随重返此地，他们把猎物都吓跑了……有时这群不离左右的陪同让我觉得很烦，很恼火。我渴望体味自己的孤独，体味被森林紧紧包围的感觉，我加快脚步，跑着逃开，试图与挑夫拉开距离。但他们立即全小跑着跟上来。我不耐烦了，停下来，拦住他们，在地上划了一道线，只有听到我走远了吹的口哨才能迈过这道线。但一刻钟后又得返回头去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整个队伍停在那儿不动了。

快到班比奥时，森林到头了，或者至少是敞开一片林间空地。叫喊声、歌声通知我们，村庄就在附近。一群妇女儿童跑来迎接我们。我们和列队以持枪姿势立正的几个首领握手——甚至出于热情也是由于搞错了，和几个普通士兵握了手。我们扮演白人高级长官的角色，昂首挺胸，像部长检阅一样微笑着频频挥手致意。一个披着兽皮的结实的大个儿敲打着挂在颈上的巨大的木琴，指挥着女人们的舞蹈。女人们唱着，发出野性的大叫，扫我们前面的路，挥动木薯的茎秆，或者哗哗抽打我们脚下的地，把茎秆都折断了；真是极度亢奋。孩子们又蹦又跳，跺脚踏步。穿越村子这一路真是十分风光。欢迎的队伍带我们到了行路人住的茅舍，在那里终于见到我们忠厚的男仆和第一队挑夫。

十月二十九日

上午去见昨天来迎接我们的一个当地首领。晚上他来回访。长时间交谈。阿杜姆作翻译，坐在我和首领中间的地上。

班比奥的首领的叙述证实了桑巴·恩戈托告诉我的一切。他特别给我们讲了博达上次集市的“舞会”。我在此将从加隆的私人笔记上就此事的记述抄录如下。

九月八日，在班比奥，为森林公司干活的古安迪队十名采胶人（其他消息说是二十名）被判罚在烈日下扛着非常沉重的木梁围着代理商行转，因为上月没有送来橡胶（但这个月他们送来了双倍的收成，四十到五十公斤）。如果有谁倒下，就有卫兵用皮鞭抽打他们，叫他们起来。

“舞会”从八点开始，持续了一整天，就在帕夏和森林公司代理人莫迪里耶先生眼皮底下进行。十一点左右，一个叫马兰格的巴古马人，摔倒后再没起来。有人禀告帕夏先生，他只说了句：“我才不在乎呢……”命令继续开“舞会”。这些都是当着聚集来的班比奥居民和邻村来赶集的所有村长的面发生的。

首领还向我们讲了博达的监狱制度，讲了土著的困境，讲了他们逃向不那么可恶的地区的成批出走……我当然对帕夏深感愤慨，但森林公司起的作用更加隐秘，在我看来更为严重。因为毕竟它什么都知道（我想说的是公司的代表）。正是公司（或公司的代理人）从这样的事态中获益。公司代理人赞成帕夏，鼓动帕夏的做法，和帕夏相互勾结。就是在他们的请求下，帕夏将上交数量不足的土著随意投入监狱；如此等等……

我想把致总督的信写好，决定将出发时间推到后天。在法属赤道非洲的短短数月已经告诉我，要提防那些“真实叙述”，提防那些对一点点事件的夸大与歪曲。唉！倘若相信我一一问过的直接证人的话，恐怕“舞会”那场戏并不是什么特例。帕夏令他们恐惧，他们求我千万不要说出他们的名字。也许他们之后会“溜”，会否认看见过什么。总督巡视当地时，下属会在场，而且会在报告中，介绍那些他们认为最能取悦于总督的情况。我担心，我要向总督汇报的情况可能是他调查中了解不到的，有人会小心地扼杀可能让总督了解真相的声音。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旅行，我相信有时会耳闻目睹那些最底层的难以被了解到的东西。

接受交给我的使命时，我一开始并不太清楚我该干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我能起什么作用。现在我知道了，而且开始认为自己不会白来一趟。

自从来到殖民地，我就意识到问题多么错综复杂，这些问题不是由我来解决的。我绝不想就我能力不及而且需要深入研究的方面提高嗓门大发议论。但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具体的事实，完全与一般意义上的困难无关。可能地区长官通过其他途径得知了这些情况。按土著所说，他似乎不知情。一个行政区太辽阔了；一个人，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事事都监督根本做不过来。像在法属赤道非洲各处一样，这里又碰到了那两大令人忧虑的状况： 人员不足，财力不足。

从恩戈托（大约四十八公里）来了两个人，给我送来我在那里弄丢的剥树皮工具。我给他们“matabiche”时，他们显得很惊愕。

月光下，在宿营站后面巨大的空场上，召集所有挑夫查核人数。马克点数；让他们十人一组站成行，教他们报数。听懂了的人见另一些人不明白，放声大笑。我们分给每人一勺盐；他们又是感激又是推辞，非常激动。

十月三十日

无法入睡。班比奥的“舞会”的阴影整宿不断出现。对自己说，法国人占领之前土著更加不幸，人们也常常这样自慰，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对他们承担了责任，我们无权逃避这种责任。从此一大片哀怨之声时时响在我心头，我了解一些事，绝不能容忍的事。是什么鬼使神差促使我来非洲？我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什么？我当时很安心。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开口讲话。

但是如何让人听我讲话？迄今为止，我一直在讲，却毫不考虑是否有人会听；我一直在写，为明天的读者而写，唯一的渴望就是经久不衰。我羡慕那些声音立即远播的记者，哪怕那声音随即便消失了。迄今为止，我是否只是行走在谎言的屏壁内；我想走进幕后，到布景的后面去，看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哪怕那很丑恶。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丑恶”，我想看的就是这“丑恶”。

一整天都在写信。

十月三十一日

五点前起床。简单的早茶。收拾行李准备动身。房后的空场上，我们的挑夫集合起来（六十名挑夫，加上一个民兵，一个当地向导，我们的两名男仆和厨师；还有三名妇女，是陪民兵和向导的）。首领来与我们道别。月光朦胧。在黎明前微弱的光亮下，我们出发了，我们和男仆、轿夫、向导、卫兵和为我们背包的挑夫走在大队人马前面。

无边无际的森林对我们永不枯竭的耐心是个考验。昨天我没能写完给总督的信。唉！不可能在轿上写东西，连简单记上两笔或阅读也不行。走了五小时之后我才不得不上轿： 走得很累人，因为地面先是有很多沙子，到后来几公里变得又黏又滑。在轿上短暂休息之后，又走了五公里。中途没有宿营站。这一站再长也得走完，因为我们不能在森林里过夜，让挑夫没有住处，没有食物。森林异常单调，缺乏异国风光。要不是时而有某棵参天大树，比欧洲任何树都高一倍，真像是某座意大利森林，比如阿尔巴诺的森林，或内米的森林。巨树的树尖在其他树之上铺展开来，蔓延得很远，相形之下，其他树仿佛缩成矮树林了。这些树的树干上一半覆盖着苔藓，像圣栎或月桂的树干。路旁矮小的绿色植物让人想起我们的欧洲越橘；另一些则像“喀耳刻之草”；这和在前天的洼地里的情形一样，一些水生植物让人想起我们北方的柳叶菜和凤仙花。我们的栗子和这里的种子比起来毫不逊色，一样奇特，一样漂亮，我们只看到这些种子在地上的毛茸茸的荚壳。没有花。为什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一带森林特别有趣，特别美呢？

一路走来路都很平坦，到尽头时，缓缓下降，一直通到一条树荫遮蔽的浅浅的小河。清澈的水在白沙质的河床上流淌。挑夫下水了。

听说这地方在河里洗澡很危险。我怎么也不相信这话，又没有鳄鱼，又没有日射病。不是这些，有些医生说（马克也跟着他们对我说）是肝充血，发热，丝虫病……昨天我已经下过水了。结果怎么样？舒服极了。今天，我更不能抗拒水的召唤，美美地投入它清凉透明的怀抱。从没洗过这样美的河水浴。

一些首领来迎接我们，还有两只达姆达姆鼓，由孩子带着。两大“巴孔戈”（人们这样不加区分地称呼为森林公司干活的人）村。旁边一个很小的村子，恩代雷，今天只住了五名精壮男子（正在森林里采橡胶），五名活动不便的人照看庄稼。不用说这些在森林里的人，没人看着，都尽可能少干这份报酬那么低的活。于是便招来惩罚，通过这些惩罚，森林公司的代表试图唤起他们的“责任”感。

和巴孔戈村两名村长长谈。但是先和我们单独讲话的那个人，见另一个走过来便立即不说话了。他再也不说什么了；当我们问及他自己被关过的博达监狱犯下的暴行时，没有什么比他的沉默和怕受牵连的恐惧更让人揪心的了。后来等他重新单独和我们在一起时，告诉我们，他在监狱见过一天里有十个人受虐待致死。他自己身上还留着鞭痕，他把伤疤给我们看。他证实别人已经对我们说过的情况，囚犯每天一次全部的食物是一个木薯团，就像（他比画了一下自己的拳头）那么大。

他谈到森林公司经常对土著施行罚款（我差点说： 从土著那儿先取走的），因为他们交来的橡胶数量不够——罚款四十法郎，也就是他们一个月能指望拿到的全部报酬。他还说，要是那不幸的人没有钱交罚金，只有向比他钱多点的人借才能免于进监狱，如果他能找到这样的人的话——甚至交了罚金有时仍会被投入监狱。一片恐怖，周围的村子人都跑光了。后来，我们和别的村长谈话。问到他们“你们村有多少男人”时，他们会指名道姓，并扳着手指头一一数出来。极少有超过十人的。阿杜姆担任翻译。

阿杜姆很聪明，但法语不太好。我们在森林里停下来时，他说，我们找到了“un palace”（要说的是： une place一个地方）。他说“un nomme”。但当我们通过他问某个村长“你们村有多少人逃走或多少人被关进监狱”时，阿杜姆回答：“这儿有十个nommes； 那儿六个nommes，再远点，八个nommes。”

很多人来找我们。这个要张证件证明他是许多村子的大巫师，那个要张证件允许他去远点的地方“自己建个小村子”。每当了解博达监狱关了多少囚犯时，不管问谁，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很多；很多；太多了；数不过来。”被关的可能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

十一月一日

挂念的事太多睡不着觉。不到五点就出发。二十五到二十八公里一站路，没有一刻用轿子。没有路标，只能通过花的时间来估计路程的长度。我们平均每小时大概走五六公里。最后几公里是在沙地上顶着烈日走的，特别累人。森林又变得非常单调，起初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后突然间，半路上，出现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清得令人赞叹；可以看到，在约莫有五米多深处，大量水草在一座弯弯曲曲的靠不住的桥下摆动，桥看着很不结实，是用圆树枝搭的，用藤捆在一起，但捆得不紧，几乎贴着水面架在大木桩上。简直就像过水洼时不让脚弄湿走的那种树枝和劈柴搭的小窄道。而且在令人心悸的深水上一低头就难免感到晕眩。过了河（博丹格河？），有一两公里的森林重又特别奇异美丽。我在这个笔记本上很愿意将这两个形容词连用，因为景色一旦变得不再奇异，就立即让人想到欧洲的某处风景，它勾起的回忆总是对它不利。也许，要是我见到过爪哇或巴西，对这长满附生蕨和大海芋的林下灌木丛也一样会不利；但是，由于它勾不起任何回忆，我就会觉得它美妙无比。

我们在多坤加—比塔宿营。到这儿之前，经过三个可怜的小村子。只有女人。照例男人都去采橡胶了。首领们从很远赶来迎接我们，带着三只达姆达姆鼓，由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头和几个孩子敲。然后，快到多坤加时，受到女人和娃娃的欢迎： 尖声大叫、歌唱、疯狂扭动。越老的越疯狂；这种成熟女子可笑的乱舞看着让人受不了。人人手里都拿着棕榈叶和大树枝，或者给我们扇风，或者扫我们将要踩上去的地面。俨然“进入耶路撒冷”一般。女人没有什么衣服，只有一片遮羞的叶子（或一块破布），叶茎从屁股下绕过，在后面连到缠腰的细绳上。有些女人后面拴着厚厚的新鲜树叶或干树叶，不过也并不比1880年前后时兴的支撑裙褶垫高臀部的东西更滑稽。但到了最后一个村子，除了这些，女人个个还缠上藤枝做饰物。

一个信使从班比奥跑步出发，比我们提前两天到，通知我们的到来。在村子入口和出口，几百米的路上，有时（有时就是在森林中或小灌木丛中，不知为什么）杂草被拔除或割掉了，撒上了沙子。有的地方，贴着沙子，开着漂亮的淡紫色花，让人联想起卡特来兰（在埃阿拉附近的森林中散步时我已经见过这种花）。莫不是就是这种花结那种珊瑚红色的大果子，状如蒜瓣，土著吃里面的白色果肉，味似茴香。就在旁边，像小棕榈叶的叶子，一米五左右高。这些花是清扫路面以后开的吗？还是有意把它们留下来的？我乐意相信是后者。我赞叹这条沙径，什么都除掉了，唯独花没有。

每到一个村子歇脚，我们都与村长交谈，劝说他们只有森林公司同意每公斤按应付的两法郎收购橡胶才给他们。因为我们听说公司常常只付一点五法郎，二十公斤以上才付两法郎。而且，我们想说服土著学会自己称橡胶重量，他们只知道体积的度量单位（他们以篮为单位计算），这就给森林公司代理人可乘之机，可以在分量上欺骗他们，只要他不够诚实，而行政官员又不在场表示反对。

我们一停下来，便有一堆人赶来求助于我们，解决纠纷，治病，等等（不一而足）。有个人，由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陪着，来求我们罚他的邻居，他说，那人和他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妻子睡觉，结果他妻子流产了。他要求五十法郎赔偿金，补偿孩子之死，诸如此类。

十一月二日

到达卡塔库奥时十二点多了；我们是五点从多坤加—比塔出发的，七个小时马不停蹄地走，其中半小时坐轿。只有一处美景，就在渡河一段。走在由藤扎在一起的茎秆上面，一条布满蚂蚁的细藤充当扶手。其他地方全都单调极了。大片高高的禾本科植物，其间散布着一些矮树，像栓皮槠，树带有时位于森林边缘，也许树下有条河流，我们看不见。

大片尚未收割的木薯地，已成了矮林，再往前的蓖麻地同样没有收割，所有的男人，不是去采橡胶了，就是进监狱了，要不就是死了，或逃走了。离开这个可恶的博达行政分区的最后一个村子后，一个魁梧结实的大汉突然宣布他再也不回去了，不回村去继续干采橡胶的活，他从上一个村子村口起就一直陪着我们，走在我身边，和我手拉手（我还以为那是个首领）。他声称再也不离开我们了。但他当头的兄弟（同父同母的兄弟，他强调说，因为这个地区人们常常管一个普通朋友也叫“兄弟”）极力反对他出走。争论了半天。“这事的责任要落到他头上。会把他下到监狱”，诸如此类。给了他小费后，他便平静下来并决定自己回去了。

卡塔库奥（有些地图上标的是卡塔波）。重又见到人了，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已不在博达行政分区了。村长赶紧给我们看他的政绩簿，上面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毫无活力；无替换人选；村中没有能力更强的土著。”

卡塔库奥是个长约一公里的大村子。只有一条街，倘若可以把那座走不完的长方形广场称为街的话。广场两边所有的茅舍一字排开。

向晚时分，我来到一条树荫遮蔽的小河边，从一棵枯木的大树干上滑到白沙为底的清澈的水中洗澡。一只小松鼠跑来看着我，很像我们那儿的松鼠，但皮毛颜色深得多。

十一月三日

黎明前早早便从卡塔库奥出发；在森林里摸索着走了很长时间，太黑了，要不是有向导前面引路，我们都辨不出那弯弯曲曲的小路来。天亮得很晚，灰暗无光，说不出的愁惨。单调的森林；几处还算美的乔木林（但很多树干已枯），周围环绕着木薯田——木薯又没有收割，虽然我们已不在博达地区。我试图询问我们歇脚的村子的村长，这是个呆头呆脑的人（和上一个村子及下一个村子的村长一样），他递给我政绩簿，上面又写道：“该村长没有能力；对村民没有任何权威。”这也看得出来。我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及时收割木薯”就是得不到回答。通常，土著都理解不了“为什么”；我甚至怀疑在他们大部分的方言中是否存在对应的词。在布拉柴维尔的那场诉讼过程中我已经注意到，对“为什么这些人背井离乡”的问题，回答总是“怎么样，什么方式……”。这些人的大脑似乎无法建立起因果关系（而在下面的旅途中我又屡屡观察到这一点）。

每个村口都有妇女跳舞。上了一定年纪的肥胖女人的扭动看着极为难以忍受。最老的总是跳得最欢。有的简直扭得像疯子一样。

我们的一个挑夫病了。吃了一片Dower后，他感觉好多了；但走不了路，就用吊床抬着他；马克给另一个挑夫医脚。我们根本没用轿子；乌特曼的脚割破了，伤口很深，他在一顶轿子上坐了较长时间。没什么可记的，除了傍晚去下河（我们中午前后已到孔古鲁）。好几枪没打中，让我信心大减。最初几次成功之后，我骄傲极了。之后已经不瞄准了。

十一月四日

三点左右抵诺拉，途经尼埃梅拉站没有停留，四十多公里路，其中三十多公里全是步行。出发时，皓月当空，像阿杜姆说的，“正当午”（那时尚不到四点）。没有什么比后来取代月亮的灰暗抽象的光亮更愁惨、更暗淡了。一上午雾蒙蒙的。一连几个小时都在穿越长着树的大草原，大片轻盈高大的禾本科植物被雾气蒙上一层露水，一时间为草原平添几分优雅。这些高高的野草向路中央倾斜过来，沾湿了行人的前额和裸露的胳膊。很快人就像淋了一场雨一样浑身湿漉漉的了。沙路上满是脚印（母鹿，野猪，水牛），但看不到任何猎物的影子。我们一行人发出的声音，或许还有气味把它们吓跑了。我们冲鸟开了几枪，都没打中，它们离得太远。渡过一条河时，一群蝉发出震耳欲聋的聒噪。民兵抄起跟我们走了两天的那个小男役（和他的主人即首领雅莫鲁的信使一起）的长标枪，将其中一只钉在了树干上，这大昆虫长着虎纹翅膀，带着绿宝石的光泽（下面的翅膀紫红色）。昨晚，天完全黑了才到我们不得不露营的村子；那儿离宿营站所在的孔古鲁三公里，但宿营站刚刚住下一个商客，把原本留给挑夫的木薯全抢光了。我们干等等不来说好给我们的口粮，到孔古鲁村长那儿得知这一情况，为此又额外多赶了六公里的路。这个村长出来迎接我们，一身阿拉伯人打扮，非常和善。他解释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先招待先到的人，这我们也很容易接受；但挑夫得吃饭。我们便举着火把，挨家挨户，在村长帮助下，终于凑够了木薯，然后筋疲力尽地回来。

离诺拉还差几公里，小路一出茂密的森林，便猛然到了埃克拉河边（再往前就是桑加河）。河边建了一座小渔村。我们下了轿，在一座茅舍的阴凉下，坐在一棵树头榈的树干上，看了一阵六个可怜女人跳舞；出于礼貌，她们实在又老又丑。又走了三公里，经过草原、香蕉及几株可可种植园，便来到奇特的诺拉对面，可以依稀看到河对岸诺拉的几座房顶。我们乘独木舟过河。到目的地了。总算到了。我们全都精疲力竭。但总的说来，这五天一路走过来，没有出什么大麻烦。（昨天，谨慎起见，我们又招了五个轿夫，原来这些轿夫看着让人可怜。）

（班比奥的）雅莫鲁首领借给我们一个小头目带路，他还有个任务是要把被一个民兵拐走的雅莫鲁的一个妻子从诺拉带回去。到了诺拉，我们得知那民兵和女人前一天离开去卡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