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曾表明，我赞赏并热爱苏联。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进展，并带动全人类向前飞跃。当时我就想，为了领略这种新生，当然有必要活着，贡献一生助其成功。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毅然决然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这一点我们再三重复，但愿还能够这样讲。

前往参观之前，近来的一些决策，似乎已经显示：　那里开始转向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担心。

于是，我（在1935年10月）写道：

也正是对苏联的这种愚蠢而无理的攻击，极大地促使我们今天执意捍卫她。他们，那些狂吠者，恰恰在我要停止赞许她时，就开始赞许她了，因为他们要赞许的，将是她的妥协、让步，即授人以柄的东西：“你们都瞧见了吧！”但她也将由此背离她当初追求的目标。但愿我们仍然盯着这个目标的目光，绝不会因此缘故而从苏联移开。

（《新法兰西评论》1936年3月）

不过，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前，我仍固执地抱着这种信赖，宁愿怀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就在抵达莫斯科的四天后，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葬礼时，我在演说中还表明：“在我们的头脑里，文化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将捍卫苏联。”

我一贯明确地表示，一个人始终坚持己见，这种愿望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们本身的信仰。

如果一开始就失误了，那么我最好及早承认，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这种过错所误导的人负有责任。这种情况就免谈自尊心，况且我也没有多少。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难道一开始我就看错了吗？一年略多一点时间以来关注苏联的事态的人给我说一说，到底是我还是苏联变了。所谓苏联，我指的是苏联的领导人。

还有一些比我在行的人会说，这种转向也许只是表象，而我们所见的前后不一，也许只是某些先前安排的必然结果。

苏联处于“建设中”，务必在心里不断重复这一点。由此产生异乎寻常的兴趣：　要去那片正在分娩的广袤大地盘桓数日，就仿佛亲临诞生未来的现场。

那里有好也有坏。我应当说：　有极好也有极糟。大好局面，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努力，并不是每时每地都获得预期的效果。有时就会想：　时候未到。有时，极糟伴随着极好的，并行不悖，简直可以说，极糟是极好的结果。从最明亮到最阴暗，过渡突然得令人咋舌。前去旅行的人，往往根据定见，只对这一点或那一点感兴趣。苏联的友人，也往往无视坏的方面，至少不愿承认其坏；因此，谈及苏联，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

然而，我的思想则不同：　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地拥护的人，我要求极为严格。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

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最艰难的事似乎已经做到了，而我们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欢欣鼓舞地贸然投入她所进行的这场斗争。

即使失败了，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会感到同心同德呢？不过，失败的一闪念就无法接受。

假如某些默许没有照办，那么应当谴责什么呢？应当归咎于最初的指令呢，还是应当归咎于执行中的偏离、违背，归咎于无论多么有理由的妥协呢？……

一方面是苏联乐得并理应骄傲地展示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所能看到的情况，对这两方面的个人思考，我都在这里和盘托出。苏联的成就，大多令人赞佩。她在全国范围内，展现了喜人的幸福图景。我在刚果曾离开总督的汽车，设法直接同所有人、同任何人接触，了解情况，而赞许我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否会责备我把同样做法带到苏联，不受一点迷惑呢？

我并不掩饰，敌对的党派——“热爱秩序可以和喜好专制暴君混为一谈”的那些人——想要从本书获取表面看来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假如我不是坚信不疑，这本书就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出来：　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　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