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况且，人的思想已经塑造成型，对他们而言，随大溜变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觉就做到了。因此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进去虚伪的成分。真是这些人搞的革命吗？不是，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都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人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这就有了往往令外国人惊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接受力，有了更令人咋舌的可能流露的幸福感。

你同情那些排队等候几个小时的人，然而他们却认为等待是自然的事。面包、蔬菜、水果，你觉得质量低劣，然而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提供给你的这些布料、这些物品，你觉得难看，然而别无选择。任何可比之处都清除了，唯有无可留恋的过去，你就会高高兴兴地满足于提供给你的东西。在这里，关键是让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这种种思考，我极难理出头绪，这里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我不是技术专家，对经济问题有兴趣，也是因其引起的心理反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我很理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至关重要：　在建立新秩序之前，只要情况还没有好转，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对苏联居民则至关重要。

我们赞赏苏联推动教育、文化的非凡努力。然而，这种教育只教授能引导思想满足于现状的东西，只教人这样思考：“苏联……阿门！我唯一的希望！”这种文化也完全指着同一方向，根本不是毫无功利的；它沿此方向不断积累，几乎完全缺乏批评精神（尽管讲马克思主义）。我很清楚，那里极为重视所谓的“自我批评”。当初遥隔万里，我也曾十分赞赏，心想如能认真彻底地贯彻，一定会产生奇特的效果。然而我很快就明白，除了揭发和指责（诸如食堂的菜汤烧得不好，俱乐部阅览室没有打扫干净），这种批评只限于弄清楚，这事或那事“符合路线”，还是不符合路线。大家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他们讨论就是要弄清楚，某部著作、某种行为或某种理论，是否符合这条神圣的路线。谁企图再往前推进一步，谁就要倒霉！在界线之内随便怎么批评。出线的批评可不允许。历史上已有先例。

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这一点，下文我要进一步说明。

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象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遭更大的苦难。

由此产生某种优越感，在此举几个例子。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门外语。法语完全被抛弃了。他们要学的是英语，尤其是德语。听他们讲得很糟糕，我很惊讶，我国高一学生也要比他们强多了。

我们问起他们当中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回答（讲的是俄语，由杰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几年前，我们还能向德国和美国学点什么，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向外国人学习的了。因此，讲他们的语言还有什么必要呢？”

再者，如果说他们还关心外国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可他们更关切外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了解我们对他们是否充分赞赏。他们唯恐我们对他们的成就了解得不够，而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情况，而是恭维他们。

在这所幼儿园（园中一切都令人称赞，在苏联为青年所做的一切均如此），可爱的小姑娘们簇拥在我周围，纷纷向我提出问题。她们想知道的，并不是法国有没有幼儿园，而是我们在法国时，是否了解苏联有这么美的幼儿园。

苏联人提出的问题，往往令我们瞠目结舌，就是转述出来我也大费周章，别让人以为是我编造的：　听我说巴黎也有地铁，对方怀疑地微微一笑。难道我们只有有轨电车？只有老式公共汽车吗？……有一个人问道（对方已不是孩子，而是受过教育的工人），法国是否也有学校。另一个人情况了解多点，耸了耸肩膀：　学校嘛，是的，法国人也有，但是那里的学校孩子要挨打的。他这一情况来源很可靠。自不待言，我们国家的工人生活非常不幸，只因我们还没有“闹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之外漆黑一片。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挣扎。

阿尔特克营地只接受优秀学生，那里一些挺有知识又十分出色的少女，在谈起俄国电影时，听我说《夏伯阳》和《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在巴黎放映非常成功，她们显得十分惊讶。她们早就听人很肯定地说过，法国禁止放映所有俄国电影。向她们讲这话的人，是她们的老师，我就看得出来，她们怀疑的是我的说法。法国人呀，这么爱开玩笑！

登上一艘让我赞赏的装甲舰（“这艘军舰，完全是苏联造”），在一群海军军官中间，我贸然说道：“苏联人对法国情况的了解，恐怕不如法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当即响起一阵不赞成的议论声：　“一切事务，《真理报》都有充分报道。”忽然，有一位走出人堆，满怀激情地高声说：“要介绍在苏联发生的崭新的、美好而伟大的事情，全世界的纸张全用上也还不够。”

再说说阿尔特克模范营地，那座为模范儿童、小天才、荣获奖章和文凭的少年建造的天堂——正因为如此，我更喜欢其他许多更普通的、少些贵族气的少年先锋营——一个十三岁的儿童给我做向导，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来自德国，已经被塑造成为苏联型，他带我穿过营地大花园时，指出景致多么美，像背书似的说道：

“您瞧，这里不久之前还什么也没有……这条梯道，一下子就建起来了。苏联到处都是这样：　昨天还什么也没有，明天就全建起来了。瞧瞧那边的工人，他们干得多带劲儿！苏联到处都有这种学校和营地。当然不全像这么美丽，要知道，这座阿尔特克营地举世无双，斯大林同志特别关心。所有来这儿的孩子都非常出色。

“等一会儿，您就会听到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演奏，将来他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才华在我国已经得到高度评价，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　一把古提琴，那是从前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制作的。

“还有这儿：　您瞧瞧这道墙！十天就建起来，谁能想得到呢？”

孩子的满腔热情显得十分真挚，我不忍心指给他看这面挡土墙建得太仓促，已经出现了裂缝。他只肯看，也只能看到他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还兴冲冲地补充一句：

“就连孩子们也都非常惊讶！”

孩子讲的这些话（也许是教他们记住的），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晚就记录下来，并且全部在这里引述。

但是，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从阿尔特克没有带回别的记忆。这座少年先锋营的确呱呱叫。此地风光秀丽，又经过精心布局整治，修成阶梯形，一直伸延至海边。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舒适、保健卫生、体育锻炼、娱乐活动，凡是能想得到的，全有了设施，都井然有序地布列在沿坡的平台上。所有少年儿童都焕发着健康、幸福的光彩。他们为了欢迎我们，已经准备了传统的篝火晚会，坡下花园的树木也都装饰了彩旗标语，可是听我们说不能待到夜晚，他们就大失所望。唱歌跳舞等各种文艺节目，本来定在晚会上演出，我请求都安排在五点钟之前。返程路很远，我坚持天黑之前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我幸而这样决定，因为当天晚上，陪我前去的欧仁·达比病倒了。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他还看了孩子们给我们演出的全部节目，尤其欣赏塔吉克斯坦小姑娘的美妙舞蹈。她好像名叫塔玛尔，正是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拥抱的那个小姑娘，而这种巨幅招贴画挂满了莫斯科城的墙壁。真是难以描摹那曼妙的舞蹈和可爱的孩子。“这是苏联给我留下的一个最美妙的回忆。”达比这样对我说，而我也有同感。这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

索契宾馆是最可心的住处，周围的花园非常美丽，海滩也十分宜人，然而，那些洗海水浴的人立刻就想让我们承认，法国根本没有这样好的浴场。我们出于礼貌，还是忍住没有对他们说，我们法国有更好的、好得多的海滨浴场。

不必较真：　这里令人赞赏的，则是这种半奢侈的设施，这种舒适的场所供人民享用——但愿来这里住的人，别又是清一色享有特权者。一般说来，成绩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但也必须是“紧跟路线”听话的人，唯独这类人方能享受这种待遇。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城市周围这么多疗养院、修养院，设施全这么好。如果全是为劳动者建造的，那就尽善尽美了。然而就在附近，正在建造新剧院的工人，拿的报酬那么可怜，住在拥挤不堪而肮脏的工棚里，叫人看着心里尤为难受。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既已称赞了索契的宾馆，那么苏呼米附近更为高级的西诺普饭店，我又该怎么说呢？这家饭店比得上国外最好的、最华美又最舒适的海滨饭店。它这令人赞叹的花园始建于旧时代，而饭店大楼则建成不久，新旧搭配得十分巧妙，无论内部还是外观，都达到完美的效果；每间客房都设有浴室和独立的阳台，室内陈设十分高雅；餐食极为可口，是我们在苏联吃过的最好的菜肴。人到了西诺普饭店这种地方，幸福就仿佛近在咫尺了。

饭店旁边建了一座国营农场，作为食品供应基地。我很欣赏农场的一座模范牲口棚、一座模范猪场，尤其欣赏一座大型的新式鸡场。每只鸡爪上都套着标号环，下的蛋都细心记录，而且各有各的生蛋的小笼，关进去之后，生完蛋才能放出来。（我不解的是：　这样精心照料，供给饭店的鸡蛋也不比别处好吃。）还要补充一点：　进入这些饲养场，必须先踏一踏浸了消毒剂的地毯，给鞋消毒。而牲口则不然，就从旁边走过去，活该倒霉吧！

过了农场边界的一条小溪，便是一排简陋的小房。每间两点五米长，两米宽。要住四个人，每人每月两卢布租金。农场餐厅每餐两卢布，这是月薪只有七十五卢布的人不敢光顾的一种奢侈。他们除了面包，再吃点儿鱼干就满足了。

我并不反对工资不均等，也同意当初不均等是必要的。然而现在，本来有办法弥合这种差别，我却担心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了。我担心时过不久，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利益得到满足的工人阶层（从而变成保守派，当然啦！），酷似我们那里的小资产阶级。

到处我都看见这种苗头。唉！我们怎能怀疑，无论进行了什么革命，资产阶级的本性，如意志薄弱、追求享乐、不关心他人，还照旧潜伏在许多人的心中（只因人的改造不可能仅仅从外表完成），我自然极为不安地看到，在如今的苏联，这种资产阶级的本性，受到近来一些决策的间接迎合和鼓励，而这些决策，在我国恰恰得到令人警觉的赞同。随着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遗产和遗赠的恢复，熏心的利欲、私人占有欲重又抬头，压倒同志的情谊，压倒同甘共苦和公共生活的需要。当然不是表现在所有人身上，但很多人是这样。大家看到正在形成一种贵族，即使还未成为阶级，但已成为社会阶层。这里所讲的贵族，不是指个人勇武绝伦、战功卓著的贵族，而是思想正统、循规蹈矩者，下一代就变为拜金的贵族。

我的担心难道夸大了吗？但愿如此。再者，苏联已经向我们表明，它能猛然掉头转向。但是，为了制止如今当权者赞同并推进的这种资产阶级化，怕只怕很快就要来个急刹车，很可能就像结束新经济政策那样突如其来。

那些“高人一等”，或者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对待“下属”、用人、重体力劳动者、打短工的男男女女，我差一点儿说，对那些穷人，所流露出来的轻蔑，至少是冷漠，叫人看了怎不反感呢！不错，在苏联，再也没有阶级了。但是有穷人，有很多，而且多得很。前来访问之前，我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穷人，或者说得明确些：　正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穷人，我才来到苏联访问。

还要补充一点：　博爱，乃至单纯的行善，已经不再时兴了。这由国家承担。国家包揽一切，大家自然无须救助别人。因此，尽管有同志的情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出现几分冷漠。这里当然不是指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面对我所说的这些“下属”，“高人一等的情结”才大行其道。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那里恐有膨胀的趋势，而在我看来，它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思想意识。

然而在苏联，人们今天所说的“反革命”，根本不是指这种思想意识，倒是几乎指其反面了。

今天被视为“反革命”的思想，正是当初那种革命精神，使半腐朽的沙皇旧世界彻底崩溃的那种力量。人们希望能这样考虑，人心充满仁爱，至少充满对正义的强烈需求。然而，革命一旦成功，一旦胜利了，生活安定下来，当初的思想就免谈了，当初激励头一批革命者的那些情感，就变得碍手碍脚，令人厌弃了，就像用过之后再也用不上的东西。那些情感，我比作撑木：　多亏了撑木才能建起拱顶，可是一安放拱顶石就要撤掉撑木。革命既已胜利，既已稳定下来，也就变得温和，开始妥协了。有些人会说：　明智起来，那么还受这种革命冲动激励的人，认为妥协就是步步退让的人，这些人反而成了绊脚石，就要蒙受侮辱，就要被清除掉。事既如此，何必再玩弄辞藻，干脆承认革命精神（甚至连批评精神）都不合时宜了，再也用不着了，这岂不是更好吗？如今要求的是唯命是从，是循规蹈矩；如今要求的是赞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如今千方百计争取的是，这种赞同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发自内心，并且欢欣鼓舞。最令人称奇的是：　一方面，他们做到了；另一方面，哪怕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提出一丁一点的批评，都要招致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当即就压下去。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