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苏归来 补正

(1937年6月)

我的《访苏归来》一发表,就给我招来许多谩骂。罗曼·罗兰的责难令我难过。我从未仔细品味过他的作品,但是至少我十分敬重他的精神人格。我的忧伤来源于此: 在竭尽表现其伟大之前生命便完结的人何其寥寥。我相信《超然于混战之上》的作者,肯定要严厉评价老迈的罗兰。这只老鹰筑好了巢,就在巢中安歇了。

除开谩骂者,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我写此书是为回答善意批评者。

在所有人中,平常极为聪明的保尔·尼赞,却对我作出一个极特殊的指责:“把苏联描绘成一个不再变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看到这一点。我已然说过,苏联月月都在变。正是这种情况令我害怕。苏联的状况逐月恶化,越来越远离我们期望于她的当时和将来的样子。


自不待言,我赞赏你们信任和爱戴的一贯性(我这样讲并无讥讽之意);然而,同志们啊,你们开始不安了,承认这一点吧。你们越来越惶恐地发出疑问(比如说面对莫斯科审判的问题): 我们要一直赞同到什么地步?你们的眼睛,迟早会睁开,而且不得不睁开。到那时,你们这些正派人就会问自己: 我们怎么可能这么久闭着眼睛?

再说,最了解情况的那些正派人,也不大反对我的论点,他们只是寻找并提出一些解释的理由。是的,解释,同时也是辩解,为糟糕的事态辩解。须知对他们而言,仅仅说明如何走到这步田地还不够(归根结底,这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还必须证明走到这步田地是对的,至少先经过这一步再求更好是对的;还要证明,沿着同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背道而驰的这条路走下去,照样能通向共产主义,舍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唯独我一点也不得要领。


有人说我这本书观察太肤浅,匆匆下判语。就好像苏联令我们着迷的不正是第一层表面!就好像不是更加深入观察,目光就不能碰到最糟的情况。

恰恰在果实的深处隐藏着蛀虫。然而,当我对你们说: 这个苹果虫蛀了,你们却指责我没有看清楚——或者指责我不喜爱苹果。

假如我只停留在赞赏上,你们绝不会指责我(肤浅)了,可是那样一来,我就名副其实肤浅了。


你们这类批评,我早已领教过。我的《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也差不多招来类似的批评。当时有人驳斥我:

1.我所指出的滥施淫威是个别现象,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所指出的事实,他们毕竟否认不了)。

2.要找出足够的理由赞赏现状,只需比较原先的状况,(殖民地)被征服前(我差点说: 革命前)的状况。

3.我感到痛心的种种现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我却不解其故: 这是为了更好前景的阵痛。

那时对我的批评、抨击和谩骂,全来自右派势力;而你们这些左派人士,那时就不大考虑我明显是“外行”,抓住我那些声明如获至宝,认为正符合你们的方向,可以为你们所用。同样,到了今天,假如我只赞扬苏联,说那里万事如意,你们也就绝不会指责我这么外行了。

不管怎样(只有这一点对我很重要),后来,调查委员会在刚果证实了我指出的一切。同样,我收到的大量见证、我所能看到的报告、公正的观察家(不管他们现在是,或者去苏联参观之前曾经是多么伟大的“苏联的朋友”)的记述材料,纷纷来证实我对苏联现状的看法,同时也增加了我的担忧。


我的《刚果之行》一大弱点,我的见证极脆弱之处,就是我不能讲出资料的来源,不能点出他们的名字而使他们受罚;他们相信我谨慎而向我提供了情况,或者给我看了通常不宜公开、我也不便引用的文件。

有人指责我根据极少的事例,作出极大的判断,看到几个孤立现象,就匆忙得出轻率的结论。我观察并列举出来的事实,也许一点不错,但那是极个别的,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我只讲了我观察到的最典型事例(下文中,我还要举出一些事例)。本书刚写的时候,我就认为没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报告、数字和统计数据。首先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只采用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其次,也因为我不十分相信官方数据。特别是这类数据这类“图表”(况且我也研究过),在别处也能见到。

不过,既然有人向我提出来,我就举出几个实例说明。

菲尔南德·格列尼埃、让·彭斯和阿莱桑德里教授,我想是集体去苏联旅行的,另外大约还有159人,同他们一样是“苏联的朋友”。这三位指控者(被告就是我)所做的见证,如果有些混同,那丝毫也不奇怪。他们为了证明我错了,引用了同样的数据,即他们不经核实就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数据。

我力求解释他们的数据,为何同其他见证人举出的数据不相符合: 其他见证人长期在苏联工作,有时间深入“下层”,当然更加了解情况——而那162位游人仅仅走个过场: 他们的行程前后二十天,从8月14日至8月28日,在俄罗斯总共逗留十四天。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能看到许多,但仅仅是别人安排他们看的东西。他们谁也不会讲俄语(我指的是三个指责我的人)。我希望,这回他们也允许我认为,他们的声明未免肤浅。

我已经说过,在法属赤道非洲,只要有人“陪同”旅行,我就觉得几乎一切都很美好。我一旦离开总督的轿车,决定独自徒步走遍整个地区,以便同土著人直接打交道,历时六个月,我才开始看清楚了。


唔!在苏联,我当然也参加过那些模范工厂、那些俱乐部、那些学校、那些文化园、那些托儿所,也同样令我欣喜;我完全同格列尼埃、彭斯和阿莱桑德里一样,巴不得自己被迷住,再以此去迷住别人。自迷和迷人该有多痛快呀,真希望我点了名字的这些人要确信,我一定有极大的理由,才能抵制这种迷惑,而我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轻率地”下了结论。


让·彭斯的诚意令人敬佩,他那深信不疑的态度也令人感动,就像一切天真幼稚的举动那样。别人说什么他信什么,不去考察,当然也不作批评,一如我本人初到时的表现。

看到他举出的(或者阿莱桑德里和格列尼埃举出的)某些数字,例如一座工厂的产量,我也承认非常了不起。不过,我也请这些同志考虑一下《真理报》透露的情况,以下便是我从1936年11月12日那期摘录的:

“第二季度,雅罗斯拉夫工厂提供的汽车零件总量(这是大肆宣扬的官方统计看重的唯一数字)中,计有4000件废品,而第三季度,废品则达到27270件。”

在12月14日一期上,《真理报》谈到某些工厂生产的钢时,写道:

“2—3月份,就淘汰了4.6%的废钢,而9—10月份,则淘汰了16.20%。”

“有人破坏。”会有这种说法。近来审理的几件大案,就好像为这种说法提供依据(而且互为佐证)。然而,由此仍旧可以看出,这些废品正是人为的生产冒进所付出的代价。

计划固然非常美妙,但是,鉴于现有的“文化”水平,要超过一定的产量,只有巨耗才可能。

依杰夫斯克工厂生产的损耗,从4—8月份为416000卢布,而仅仅11月份,就高达176000卢布。

运输卡车频繁出车祸,既有司机疲劳驾驶的缘故,也有汽车质量差的原因。1936年经过检验的9992辆汽车中,就有1958辆不合格。某个运输部门24辆货车,23辆不能运行;另一个运输部门52辆车,则有44辆不能运行。(《真理报》1936年8月8日)

1935年计划公布的唱片产量为50000000张,其中很大部分要由诺金斯克工厂生产,即4000000张;然而,这家工厂只生产了1992000张,次品却高达309800张。(《真理报》1936年11月18日)1936年第一季度产量,只达到计划指标的49.8%;第二季度产量,则达到32.8%,而第三季度,就只有26%了。

一方面产量逐渐下降,而另一方面,废品数量却飙升:

第一季度……156200件废品,

第二季度……259400件废品,

第三季度……614000件废品。

至于第四季度,完整的结果还没有公布,但是有理由预料情况还要糟,因为仅10月份,就出了607600件废品!由此可以判断出,每件合格品的“成本价”会有多高。

“劳动英雄”厂供应给莫斯科小学生的2000000册练习本,99%无法使用。(《消息报》1936年11月4日)在罗斯托斯,不得不扔掉8000000册练习本。(《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

一家合作社售出的150张椅子,就有46张一坐就断裂了。供应的2345张椅子,就有1300张不能使用。(《真理报》1936年9月23日)

外科医疗器械质量也同样低劣。苏联著名外科医生布尔杰恩卡教授就特别抱怨,精密外科手术器具质量非常糟糕,在手术中,缝针经常弯曲或者折断了。(《真理报》1936年11月15日)

部分列举的这些资料,应该让那些捧场的人收敛一些了。不过,宣传机构是不会考虑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延误交货和质量低劣,必然引起抗议,有时甚至打官司,结果严厉惩罚厂家,而报纸披露出来,也旨在改进生产。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极端缺乏,但是一涉及实施所通过的计划,就会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从《消息报》(1936年6月3日)了解到,莫斯科一些区,现在每65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在另一些区,每79000居民才有一家药店;而全市的药店也不过102家。

在1937年1月15日的《消息报》上,我们还能看到:

“禁止人工流产的法令颁布之后,每月出生的婴儿,在莫斯科达到10000名,比法令颁布之前增长65%。比较出生率的这种增长,妇产医院的床位仅增长了13%。”

托儿所和幼儿园一般都很出色。然而,根据瓦尔特·西特赖尼的评估,1932年,有1/8的儿童进入托儿所和幼儿园……新计划如果完全实现的话,这种比例能翻一番,即2/8的儿童可以入托或入园。有改善,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不过,工人住房的形势,恐怕越来越严峻。新的建房计划远远低于人口增长的需求。本来住三人的房间,不久就要住进四个、五个人了。还要补充一点: 近期完工的工人住宅,相当数量建造得很仓促,确切地说,施工极为马虎,并且使用质量低劣的材料,可以预料要不了多久,就不能住人了。

瓦尔特·西特赖尼最关切的,还是住房这一可悲的问题。在巴库附近的油田,尽管官方向导竭力转移他的注意力,他还是参观了工人的家居。“这个国家不乏肮脏的住房,可是我在这里看到的几个样板,就更惨不忍睹了。”他说道,“处处看着都肮脏不堪。”向导还极力解释,应当把这看成是“沙皇政权遗留的问题”,但无法让他信服。西特赖尼反驳道:“今天,不再是百万富翁来开采石油……革命胜利都十八年了,怎么还忍心让你们的劳动者住这种破房子!……十八年来,就让几十万工人住这些‘工棚’,不闻不问,想想不是叫人伤心吗?”

伊翁先生在他的《俄国革命变成了什么》小册子中,也列举出这种物质匮乏的事例,而且补充说:“住房这样紧张的原因,是革命政权热衷于‘超过资本主义’,一味建大工厂,组织人力搞生产,而不去关心他们的福利。远远一望,这一切看似非常宏伟……走到近前,这景象真令人痛心。”

对我的《访苏归来》最有价值的指责,有一条就是认为过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只要其他更为急迫的问题尚未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就应当搁置后面。这种指责还有一层来由,就是我认为有必要收录几篇我在那里所作的,并且引起争议的讲

演。在如此薄的一本书中,那些讲演占的比重太大,不免引人注意。此外,几篇讲演都是我此行初期所作,那时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就是这样天真),在苏联,大家能够认真地谈谈,坦率地讨论文化;那时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多么落后,多么悲惨。

但是,我还要申辩,不能把我所讲的话,只看作是一个文学家的要求。我讲思想自由的时候,所指的是另一回事。科学也同样跟着随声附和。

某位著名学者主张的理论,只要显得不大符合正统,就不得不自我否定。某位科学院院士也承认“他以前的研究是谬误的”,“可能被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就这样公开声明。(《消息报》1936年12月28日)他迫不得已,承认《消息报》奉命对他的指控是准确的,即怀疑他的研究工作中有“反革命妄想”的凶兆。[见附录(二)中的《1936年10月在医学院所作的一份报告的摘录》]

爱森斯坦停止了工作。他必须认“错”,承认自己失误了。他拍摄了两年、耗资两百万卢布的新电影,不符合官方学说的要求,因此遭禁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司法啊!谁想得到呢?正是莫斯科和新西伯利亚近来的审判,促使我遗憾地写出这样一句令你们气愤的话:“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人们总抓住“取得的成果”,谁也不愿意那么快就放手,于是乎,失业没有了,卖淫没有了,男女平等了,人有尊严了,教育普及了……然而仔细审视一下,就会看到这些美好的成果,每一样都缩水了。

我仅就教育问题,讲一点具体情况;其他问题,我们在旅途中所见就足够了。

不错,到苏联旅行的人,会遇见大量渴求知识和文化的青年。他们的热忱,比什么都令人感动。我们所到之处,都应邀参观了青年所拥有的设施。我们由衷地赞赏苏联政府1936年2月颁布的法令,“要在1936至1937年度,完全扫除文盲,其中包括读写全不会的4000000劳动者,以及2000000半文盲”。然而……

“扫除文盲”的问题,早在1923年就已经提出。完成扫盲的这项“历史”(他们的说法)任务,要赶上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1927)。讵料,1924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提到“灾难”了: 创办的小学不到50000所,而在旧制度下,全国人口少得多,尚有62000所小学。

总之,既然有人不断要求我们拿苏联的现状同革命前作比较,我们就不能不指出,受苦阶级的状况,在许多领域都远远没有得到改善。不过,话题还是回到学校问题上来。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1924),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往往要拖欠六个月,有时根本不发。他们的工资每月还不到10卢布(!)。这个时期,卢布值固然高些。但是,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对我们说:“面包涨价了,现在,小学教师月工资10—12卢布,买不到从前4卢布买的面包(1923年11月之前,小学教师月工资为4卢布)。”

到了1927年完成扫盲任务的规定日期,文盲还照样存在,《真理报》1928年9月2日就指出,扫盲处于“停顿状态”。

然而,从那以后,总归取得一些进展吧?

我们在1936年11月16日的《消息报》上看到:“新学年头几天,许多学校就向我们打来报告,说明学生的文盲状况十分惊人。”

在新建的学校里,不适应学习的学生比例特别高,可能达到75%(仍然根据《消息报》的报道)。仅莫斯科一座城市,就有64000名学生不得不留级。在列宁格勒,留级的学生有52000名,还有1500名学生留两级。在巴库,成绩不及格的学生,25000名俄罗斯学生中占20000名,而21000名土库曼学生则有7000名(《巴库工人报》1937年1月15日)。此外,还有大量学生逃学。“近三年来,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所技术学校,逃学者的数量高达80000人次。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24%,楚瓦什教育学院退学率则高达30%。”报纸还补充道:“教育学院在校生也显示出令人极度惊愕的文盲状况。”

再者,这些学院招收的合格学生,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占54%,在白俄罗斯只占42%,在塔吉克斯坦则占48%,在阿塞拜疆能占40%至62%,等等。

1936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也告诉我们,高尔基的家乡有5000名孩子根本不去上学。此外,退学的学生,第一学年末会有5984名,第二学年末有2362名,第三学年末则有3020名。显而易见,坚持学下来的全是优秀的学生。

为了阻止中途辍学,一所技工预科学校的校长想以每人罚款400卢布的办法,打击那些退学者!(《东方真理报》1936年12月23日)。报道没有讲这笔罚款是否一次付清;看来一次付清很难,因为受处罚的学生家长每月才挣100—150卢布。

教科书严重缺乏。至于要使用的课本,简直错误百出。1937年1月11日的《真理报》十分气愤地提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无法使用。教育出版社刊印的一份欧洲地图,爱尔兰浸在咸海中,苏格兰的一些岛屿漂到里海上,而萨拉托夫城则离开伏尔加河,移到北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小学生练习本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张乘法表:

8×3=18,7×6=72,8×6=78,5×9=43,等等。(《真理报》1936年9月17日)

现在大家明白了,在苏联,会计们为什么经常使用珠算。

备受赞扬的扫除文盲的著名计划,久拖不能完成,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孤立的劳动者,常常拿不到微薄的工资,不得不另谋生路。1936年3月1日的《消息报》把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归咎于官僚主义的拖拉(或者资金被挪用),仅在古比雪夫地区,国家拖欠教师的工资就高达50多万卢布。在哈尔科夫地区,国家欠资竟然达到724000卢布,等等。因此,人们不禁发出疑问,小学教师还怎么生活呢,恐怕文盲还未扫光,教师就先走光了。


但愿不要产生误解: 我很遗憾援引这些残酷的数字。形势如此可悲,只能令人痛心。但是,我反对你们出于盲目,或者昧着良心,将明显可怜巴巴的结果,当作辉煌的成就介绍给我们。

正是你们吹嘘得太高,我的信赖、激赏和快乐,才痛心得一落千丈。我并不指责苏联没有取得更好的成就(他们现在向我解释说,苏联若取得更好的成绩不可能再快了,这一点我应当理解;他们强调她起步极低,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现在成千上万的工人生活的贫困状况,还是旧制度下受压迫的民众所不能企望的。我甚至认为,这样讲未免夸张了一点)。不,我特别要指责苏联的,是大肆宣扬那里的工人境况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羡慕。而我要指责我国共产党人的(唔!我不是指那些上当受骗的同志们,而是指明明知道,或者至少应当了解真相的),是有意或无意向工人说了谎——如果有意,则是出于政治需要。

苏联工人依附于工厂,如同农村劳动者依附于集体农庄或村苏维埃,如同伊克西翁依附于转轮。一名工人,不管有什么理由,希望改善点处境(生活减少点困苦),他如果要变动一下,那就得当心: 他是入了编的,归了类的,上了套的,无论去哪儿都可能碰壁。即使不换城市,只离开原来的工厂,那么他凭劳动而难得分到的住房(而且并不免费),也要被收回去。工人离开工厂,大部分工资就要扣除;同样,庄员离开集体农庄,就要失掉他参加集体劳动的全部收益。反之,如果是组织调动,他就不能不服从。劳动者没有去留的自由,既不能喜欢留在哪儿就留在哪儿,也不能去爱情或友谊呼唤他去的地方。

如果他没有入党,那么党员同志们就会骑到他的头上。要想出人头地,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入党,被党接纳(这并不容易,除了要掌握特殊的知识,还必须具备完善的正统观念和献殷勤的灵巧手段)。

一旦入党,就再也不能退出,如退党就随即失去地位和职务,也失去此前努力所赢得的全部优惠,同时还会面临所有人的猜疑和报复。因为,人们不禁要问,在党里好处多多,为什么要退出呢?党给了你多少实惠啊!作为交换条件,只要事事拥护,不再独立思考就行了。既然承认一片大好,还有什么必要考虑(还是独立思考!)那么多呢?一旦独立思考,随即就变成“反革命”。思想成熟了,就该打发到西伯利亚去。

晋升的一种极好途径,就是告发他人。这样,你就能同警察局建立起关系,立即受到保护,但同时也受人利用。须知一旦入这个道,就再也不能顾忌荣誉或友谊了,必须走下去。再说,这种训练很容易,而密探又受到庇护。


在法国,一家党报出于政治原因,要诋毁某个人的名誉,就得找此人的政敌去干这种卑劣的勾当;而在苏联,则要去找此人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并不去请求,而是要求。最有力的打击,是由背弃加力量的打击。想要毁掉一个人,让朋友背离他也同样重要,让他朋友提供证据。(例如,把昨日的同志皮亚达科夫和拉狄克煽动起来,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然后再毁掉他们两人的名誉,也把他们拉出去枪决了。)如果拒绝卖友,不肯干这种卑鄙的勾当,想救朋友,那他就要成为他朋友的陪葬品。

结果大家对任何事、任何人都疑虑重重。小孩子的天真话,也可能把你葬送掉。大人不再敢在孩子面前说什么了。每个人都监视别人,监视自己,又被别人监视。再也没人敢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了,也许只有在床上,如果信得过妻子,还能说说体己话。X就开玩笑似的断言,这就足以说明结婚率为什么那么高。不结婚而同居的人,心里就没有那么踏实了。想想看: 有的人十多年前说过话被人翻出来,就受到了惩罚!整天这样,天天这样谨小慎微,实在叫人受不了,回到家里,总是越来越急切地在枕边倾诉心里话。

为免遭人揭发,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况且,听见怪话而不立即汇报,就要被关起来或者流放。告密是公民的一种道德规范。从小就抓起,经常“汇报”的孩子就受到表扬。

为了让博洛霍沃模范城这个小小的天堂接纳,一个强盗痛改前非还不够,还必须供出同伙。给告密者这种奖赏,正是格伯乌惯用的调查手段。

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警察机构便加紧收网。年轻人将请愿书交给埃米尔·维尔哈伦之举,韦德拉克很赞赏,还绘声绘色地讲述,而这种事,今天肯定不可能发生了;同样,(高尔基非常出色的书中的)母亲及其儿子的革命活动(请读成: 反革命活动): 昨天,在自己的周围,能够找到帮助、支持、保护与合作,而如今只能遇到监视和告密。

重新形成的社会阶梯,从上到下,最为得意的,就是那些最驯顺、最怯懦、最屈从、最卑劣的人。凡是扬起额头的人,一个一个不是被削掉脑袋,就是流放了。红军也许稍微幸免一点儿吧?但愿如此。若是同样处理,那么要不了多久,当时深受我们爱戴的这支令人敬佩的英雄部队,就会只剩下刽子手、唯利是图者和牺牲品了。

苏联工人变成了不幸的困兽,一旦失宠,就要挨饿,就要受挤压而被碾碎,甚至不敢抗议一声,甚至不敢高声发发牢骚,他们又制造出一个上帝,要在祈祷中求生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向人间能求助什么呢?……

我们读到新闻: 圣诞节的几场弥撒,教堂都爆满了,这没有什么令我们感到惊讶的。“鸦片”就是给被剥夺精光的人预备的。


三个月来,我在这里(在库沃维尔)喂养了从巢里掉下来的一只斑鸠,现在刚刚发现,在鸟笼角落的饮水盂旁,有两颗喂鸟的麦粒发了芽: 两颗麦粒滚落到笼边连底的夹缝中,从时而外溢的饮水盂中得到必要的水分,就突然一下子(也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子瞧见)冒出嫩绿的细芽,已有四五厘米高了。这种极其自然的现象,我见了却万分惊叹,很久不想别的事情。不错,人们数麦粒,掂掂分量,眼前的麦粒乖乖地滚动,可以随意摆弄,好似椭圆形的坚硬的小东西。突然间,其中一粒要表明: 它毕竟是一件活物!让养鸟人目瞪口呆。他俯身看着笼子,早就不想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家,依我看就特别缺乏能使种子软化而发芽的这种心情。当然,这里不是感情问题,必须伸张正义的事,求助于怜悯之心就等于缘木求鱼。见着不幸就心生怜悯,洒下泪水,本来应当阻止不幸,却用眼泪去浇灌并维系。(绝不让革命所需要的炸药受潮,也同样非常重要。)

人们所说的心,不用就要“衰竭”。由此可见,要达到一定程度的枯竭,就未免太容易了: 由于(或者为了)总体的改善,个人就要一定程度贫困化……这种种考虑,会把我拉得太远,还是留待以后吧。

费尔南德·格列尼埃先生引用并赞成我在《访苏归来》中的这句话:“至少有这样一项成就: 在苏联,大多数人不再受剥削,而让少数人得利。这很了不起。”格列尼埃还补充道:“的确,同志们,这很了不起!”于是赢得听众的掌声。

的确,这很了不起,曾经很了不起。但是,这种说法不再准确了。这一点很重要,因而我要强调。伊翁说得完全正确:“资本主义的消失,并不一定带来劳动者的解放。”法国无产者最好理解这一点。进而言之。最好已经理解了这一点。至于苏联无产者,他们开始丧失最终为自己劳动,从而赢得尊严的这种梦想。毫无疑问,剥削他们劳动的,不再是股东资本家了。然而,他们还照样受剥削,而且剥削的方式还特别狡诈,特别巧妙,特别迂回,弄得冤无头债无主,劳动者不知该向谁算账了。正是他们的超低工资,保证别人拿超出比例的工资。享受劳动成果,享受“超额劳动”成果的,不是劳动者自己,而是那些受优待的人,那些红人,那些俯首帖耳、脑满肠肥的人;他们用从劳动者微薄的工资盘剥下来的钱,凑足他们每月10000卢布或更高的收入。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就在这里抄录伊翁先生列的有说服力的工资表。谁也不敢怀疑此表的准确性:

 最低和最高工资一般工资
工人70~400 卢布125~200 卢布
小职员80~250 卢布130~180 卢布
佣工50~60卢布(当然提供食宿) 
中等职员和技术员300~800 卢布 
高级负责人,专家,高级官员,某些教授、 艺术家、作家1500~10000卢布,甚至更多;有些人每月收入高达20000~30000卢布 

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对比表,说服力也并不逊色。

工人养老金: 每月25—80卢布,没有任何其他补助。

高级官员和著名专家的遗孀抚养费: 每月250—1000卢布,还拥有终身享用的别墅或公寓,领取子女教育费,有时甚至领取孙子的教育费。

下面还有扣除工资的规定(月工资不足150卢布者,部分减免): 约占收入的15%—20%。我不能列举整个章节,但是整个小册子都值得一读。

工资每天5卢布,往往还要少。可以同我国的工资相比较,甚至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相比较。不错,他们那儿的面包比法国便宜(1936年,黑面包每公斤0.85卢布,白面包每公斤1.70卢布),然而,最普通的服装、生活必需品却是“天价”。卢布在“调整汇率”之前,购买力略低于法郎。他们不大爱谈工人在工资之外,还享受哪些待遇,只因工资越高,待遇往往越高。

人们不禁要问: 加工制品,甚至农副产品(牛奶、黄油、鸡蛋、肉类等),既然由国家统售,价格为什么还那么高呢?只要商品还不充裕,只要供应还极其低下,满足不了需求,那么压抑需求也不算是下策。货物只供给付得起高价的人。而广大群众缺衣少食就只好忍受了。

广大群众很可能不赞成这种制度,因此,就根本不让他们讲话。


让·彭斯先生激赏平均工资的逐渐上升:

1934年: 180卢布(平均)

1935年: 260卢布(平均)

1936年: 360卢布(平均)

我却要提请他注意,普通工人的低工资还是原封未动,这平均工资的上升,是大部分红人及其涨高的工资给拉起来的。

再说,平均工资的提高,也赶不上生活总费用的提高,但愿卢布别丧失其购买力。

于是产生了这种荒谬的情况: 每日工资五卢布,甚或更少,将绝大多数劳动者置于近乎悲惨的境地,以便保证一些特权人物享受更高的待遇——也为了提供经费加强宣传,让我国工人相信,苏联工人生活很幸福。还不如知道他们并不那么幸福,也好让法国工人觉得更加幸福一点。

不再感到受剥削,这很了不起。然而,明知道还受剥削,却弄不清受谁的剥削了;自己生活穷困,又不知道该怪谁,该指控谁了!……在这种怨恨无处发泄的环境中,恐怕塞利纳有理由看出恐怖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话掷地有声:

我们这里,还在寻欢作乐!没人迫使我们有什么奢求!大家还是“被压迫者”!我们可以把命运的全部魔法,都算到吸血鬼的账上!算到“剥削者”这个毒瘤的账上!然后,就像婊子那样做人。不让人见,也不为人所知!……怎么,从什么时候起,人再也无权摧毁什么啦?甚至连咕哝几声都不行啦?生活变得叫人无法容忍了!……(《我的罪过》)

今天上午(1937年2月8日),X得意扬扬地拿来昨晚一期的《时报》念给我听:

“‘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预算增加了七倍多。新的预算大部分费用,都投在社会与文化设施上,其中25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教育,1227000000卢布拨给公共保健卫生事业。’——嗯,这您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打开路易·费舍尔这本特别为苏联说好话的书,翻到196页,作为回答也念给X听:

“我得出的印象,当政的无产阶级正让位给一些竞争者。须知正在建设中的十六所新疗养院(在基斯洛沃茨克,要建成‘世界最大的温泉疗养院’),几乎全是由政府机构出资兴建的,如国家银行、重工业委员会、邮电委员会、《真理报》等。这些机构也雇用工人,但是我想象得出,比起工人来,官员更容易进入温泉疗养院。”

路易·费舍尔谈到“工会的无所作为”时,语气非常温和。照他的说法,工会完全可以阻止官员、工程师以及其他“战略上举足轻重的集团”占据最好的住房,超比例拥进温泉疗养院,等等。不对,不对,在官僚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工会根本无能为力。有人对我们说过,那是无产阶级专政。离这种说法越来越远了,越来越像“官僚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因为,无产阶级要选一个能维护受损害的利益的代表,甚至都不可能了。民众投票,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都成为一种讽刺,一种走过场: 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产生的。人民仅仅有权选举那些内定的人。无产阶级被玩弄了,嘴塞住说不了话,全身捆住动弹不得,几乎不可能反抗了。哼!斯大林运筹帷幄,稳操胜券了,还赢得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热烈掌声。这些共产党人还相信,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还会相信,他们至少在苏联取得了胜利,而且认为凡是不鼓掌的人,全是敌人和叛徒。


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官僚阶级势力大增,根须甚至插进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1936年9月16日的《真理报》,经过调查估计,以农机站的编制人员为例,人浮于事的职员占14%以上。

这个官僚阶级,初创时作为管理工具,后来成为统治工具;而有些人声称,连斯大林都成为这个官僚阶级的奴隶。一些毫无能力的废物,若想把他们从闲职裁减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1929年,奥尔忠尼启则就惊呼,“无用之人数目如此庞大”,他们根本不想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起阻止社会主义成功的作用。“真不知道如何安置这些人,哪儿都用不着,只好把他们放在监督委员会。”他这样说道。然而,这些人越无能,斯大林越能依靠他们俯首帖耳的忠诚: 因为,他们的优越地位,完全得之于受宠。自不待言,他们是这种制度的热烈拥护者。他们为斯大林的利益效劳,也就保护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为避免官员变成官僚,列宁认为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 第一,不断调动和随时改选;第二,官员与中级工人的工资持平;第三,他强调,所有人都参与监督,以便随时撤换不合格的官员,不允许任何人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无一履行。

从苏联归来,重读列宁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不能不感到痛心。因为在苏联,今天比昨天离目标还要远,我不仅仅指远离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指远离了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列宁的这本小册子中,我们还读到:

“考茨基大致这样说: 将来,只要有当选的职员,就还会有官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官僚阶层还将继续存在!大错特错了。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里,担任公职的人,不再是‘官僚’,官员了,因为,除了选举制度,还要逐渐建立起随时撤换的机制,逐步把官员的收入缩减到工人的平均水平,并且以劳动法规取代议会法规,即制定各种法律,依法办事。”

人们不禁要问,考茨基今天是不是该反击了?考茨基和列宁这两个人中,今天斯大林会把谁关起来或枪决呢?

新宪法不只在一点上,着重事先回答批评,防备它完全清楚该受到的攻击。领导阶层也完全了解,国家机器的领导脱离了人民,在人民和宣称代表人民的人之间,一切真正的联系都断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求的。因此,要让人相信这种联系空前地紧密,就尤其重要了。要让人相信,“群众对苏维埃机构的监督加强了,苏维埃各机构也增强了对群众的责任感”。1936年3月13日的《人道报》这样写道。它还补充一句:“新的选举制度,又将加强人民选出的代表和广大选民的联系。”好极了!这话讲得多漂亮,因而这篇文章往下可以毫不掩饰,他们就是打算“指导选举”,“批评坏的候选人,不待那些人在秘密投票中惨败就公开反对他们”。这种如临大敌的设防,实在不能叫人称赞。想想啊!再出现1934年10月19日那种失误,那就太叫人难堪了。那天,竟然任由人民选举了(例如基辅地区委员会的全会上)“今天揭露出来的党的敌人”。因此在选举前,必须迅速“清除发展党的积极核心的一切障碍”。只有在这方面万无一失之后,才能进行“自由”选举。

正因为如此,我不讲出一位撰稿人的名字,深恐给他招来指责,给他惹起麻烦——尽管他完全拥护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他在赞扬中,还是贸然讲出这一稍许保留的看法:

“我们恰恰担心,在现行制度下,国家机构不再像苏维埃体制时那样,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而是相反,逐渐拉大了差别。”

“为什么?……”

“因为,选举者之间就有差异,选举者和他们选出的代表之间就有差异。”

这位失慎的批评者还敢提醒说,“最近的统计数据表明,六十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是某一级苏维埃代表”,而且“不管哪一级苏维埃,都是金字塔上的一块石头,对国家的总政策施加了影响”。殊不知,这恰恰成为妨碍,这恰恰需要整顿:“基层的常设政治支部已不复存在。”

我们只能完全赞同瓦尔特·西特里尼先生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表示:“确信苏联一如其他专政国家,是受一小撮人统治,在治理国家方面,人民大众根本没份儿,有份儿也微乎其微。”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付出代价的总是老百姓,不管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无论是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例如,出口老百姓最需要的食品,或者保持农产品收购和销售之间的惊人差价,或者直接征收几成——必不可少的公积基金一直欠缺,每积累一笔总是损害工农阶级,损害他们的消费基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情况就是如此,而且还在持续下去。这种公积金,除了维系整个政府机器的运转之外,如果还用于具体的、实用的、慈善的项目,那还说得过去。如建立医院、休养所、文化馆等,人们还可以相信,老百姓能享用,或者希望老百姓会享受得到。然而,在如此穷困的时期,还要用公积金,建造一座令让·彭斯同志瞠目结舌的苏维埃(苏维埃亡灵)宫殿,又该让人怎么想呢!想一想吧!415米高的一座纪念碑(“纽约人脸都要气白了。”他说道。),上面还有一尊七八十米高不锈钢的列宁雕像,仅一根手指就十米长。好啦!工人至少会明白,他们为什么饿得要死。他们甚至还会想: 这样也值得。虽然缺乏面包,还是有所充实(能够充实的,恐怕主要还是其他人)。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还能让工人们投这宫殿的票,您就等着瞧吧,而且还一致通过!问一问俄国人民,提高福利和这座宫殿,他们究竟喜欢哪一个?没有一个人不会回答,不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首先要宫殿。

“我在首都每看见建立一座宫殿,就恍若看见全体国人都塞进破房子里。”(《社会契约》Ⅲ,13)苏维埃工人“塞进破房子里”?哼!斯大林喜出望外!他们全给关进又脏又破的小屋里。


我访问苏联时,并未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同样,我在刚果旅行时,也不了解殖民大公司的运作情况。在这里也如同在那里一样,我观察到一些惨不忍睹的实况,还弄不清楚前因后果。直到写完关于苏联的这本书,我才把情况了解清楚。西特林、托洛茨基、梅尔西尔、伊翁、维克托·谢尔盖、勒盖、鲁道夫,还有许多别人,他们把资料提供给我。他们告诉我的,以及我仅仅产生怀疑的这一切,都证实并加剧了我的担心。法国共产党到了该睁开眼睛的时候了,也到了该停止向它说谎的时候了。否则的话,劳动人民就该明白,他们被共产党人欺骗了,正如今天,共产党人被莫斯科欺骗了一样。

三年来,我苦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分浸润,结果到了苏联,反倒十分迷惘了。此外,游记、满怀激情的描述、赞扬的文章,我看得也太多了。我的很大过错,就是过于相信那些颂扬。这也是因为,本可以对我起警示作用的那一切,说得语气又太刻毒……我情愿相信爱而不相信恨。是啊,我总是信赖、认同。因此,在那边令我不自在的,既不是那么不完善,也不是马上又发现我要逃避的款待、我希望取消的特权。毫无疑问,尽地主之谊,很好地招待一位客人,处处向他介绍最好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令我惊诧的是,最好的和普通的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天壤之别: 特权无比美妙,而普通生活却那么低劣,或者那么糟糕。

也许是我的思想因接受新教的教育,形成一种怪癖: 我总戒备有所图的想法和“悦耳”的见解。我是想说: 讲这话的人可能有利可图。

真的,苏联政府给予艺术家、文学家,给予所有歌颂它的人一种极大的优惠,它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我看得一清二楚。同样,文学家拥护政府,拥护如此优待他们的一种政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也看得太明白了。于是,我随即警觉起来,唯恐自己也受不住诱惑。那里对我毫无限度的款待,真叫我害怕。我去苏联,不是要重又享受特权。在那里等待我享用的特权,实在是明目张胆。

这一点,为什么我不能讲出来呢?

莫斯科的报刊曾经刊登消息,说是短短几个月,我的几种书就卖了四十多万册。我让大家估计一下我的版税率。还有文章,付的稿酬简直太慷慨了!关于苏联和斯大林,我若是写篇颂扬文章,那会发多大的财啊!……

这种种考虑,既不可能约束住我的赞扬,也阻止不了我的批评。不过,我要承认,给所有摇笔杆子撰文说好话的人特殊的优厚的待遇(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给了我不小的警示。在苏联,比起所有工人和手工艺人,文学家是许多人中最受宠的。我的两位旅伴(各有一本俄文版书付梓),净跑古董店、古玩店、旧货店,刚拿到的几千卢布的预付款不知如何花掉,而他们知道这些是不能带出境的。至于我,巨额稿酬放那儿用不着,只能动一点点,因为那里一切都是免费奉送。对,一切奉送: 从旅行本身,一直到一包包香烟。我每次掏钱要付餐费或旅馆费,要买邮票、报纸,我们的陪同就粲然一笑,断然阻止我:“您开玩笑!您,还有您的五位旅伴,都是我们的客人啊。”

毫无疑问,我在苏联旅行访问的全过程,没有一丝一毫可抱怨的,而那些为贬低我的批评而杜撰出来的各种恶意诠释,最荒谬的莫过于企图把我的批评说成私欲不满足的发泄。我历次旅行,条件从未如此优越过。乘坐专列,乘坐最高级的汽车,住最高级饭店的最豪华客房,给我享用的东西是最丰富、最昂贵、最精挑细选的。多好的接待!无微不至的照顾!一切安排得多么周到!无处不热烈欢迎,不大肆吹捧。百般笼络,优礼有加。供应给我的物品,似乎总嫌还不够太好,还不够太精。我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心中十分感激。然而,这种种款待本身,就不断提醒我这是特权,是差别,而我到那里原以为能找见平等。

有时,我好不容易摆脱了官方的应酬,摆脱了监视,去接触一些每天只挣四五卢布的力工,要我怎么想每天为我举行的、我不得不参加的宴会呢?几乎天天宴请,冷盘就那么丰盛,还未等上主菜,一个人有三个肚子也塞饱了;主菜有六道佳肴,要吃上两个多小时,把人搞得精疲力竭。多么靡费啊!一张账单我也未能见到,说不出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的一位旅伴非常了解物价,他估计每次宴请,包括酒水,每个人头要花费300多卢布。我们一行六人,加上陪同共七人,陪坐的主人往往同客人一样多,有时还大大超过客人。

旅行访问的全过程,确切说来,我们并不是政府的客人,而是经费充裕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客人。我一想到作协接待我们的花费,就怀疑我的稿酬哪怕是一座金矿,全丢给他们也恐难抵偿。

显而易见,他们如此慷慨投资,是另有希图。《真理报》让我感觉出来的这种气恼,我想有几分就是这种缘故: 接待我不大“划算”。


我明确告诉你们,我贸然去苏联旅行,具有一定的悲剧性。我确信无疑,满怀激情,去那里要赞赏一个新世界,不料他们为了把我笼络住,竟然向我展示我在旧世界深恶痛绝的所有特权。

“您根本没弄明白,”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说道,“马克思主义仅仅反对一人剥削众人;这一点,还要人向您重复多少遍呢?理解这一点之后,您就可以跟阿历克赛·托尔斯泰,或者跟大歌剧院的一名演唱家一样富有,何况您的财富是靠个人劳动挣来的。我从您对金钱的蔑视和仇恨中,遗憾地看到您早年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痕迹。”

“这有可能。”

“要承认,基督教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唉!……”


我清楚,别人也一再对我说,他们有时极其可爱的一些性格特点,就比方一见如故,能当即引起我好感的无比慷慨,以及损害他们成就的明确缺点,都应当归因于俄罗斯人半东方型的气质,而不应当归咎于新制度;哪怕是在沙皇统治时代,我也会遇见差不多同样的优缺点。因此,仅仅期待社会状态的改变,促使人性的深刻变化,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请理解我的意思: 这种变化,社会状态能提供可能性,这很重要,也已经足够了;这就很了不起了。然而,社会状态的改变未必会引起他们的变化。须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点机械的成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社会改变了,而“旧人”重又出现,重又发展起来,但每个人内心并没有得到改造。

人只要还受压抑,只要还受社会不公的宰制,就有权希望释放出自身蕴藏的巨大潜能。这跟人们往往希望孩子成为神童是同样道理,结果长大之后非常普通。大家也往往抱着这种幻想: 这国人民的组成,要优于令人失望的人类其他部分。我只是认为他们“变坏”的程度轻些,但也会像其他人那样,被金钱所腐蚀。请看看苏联的情况吧: 正在形成的这一新资产阶级,具备我国资产阶级的所有缺点。这些新资产者,前脚刚迈出贫困,回头就瞧不起穷人了。他们穷日子过得太久了,渴望得到所有财富;他们也知道如何得到,及如何保住财富。

“真是这些人闹了革命吗?不对,他们是受益者。”我在《访苏归来》中这样写道。他们完全可以登记入党,但是他们内心,就连共产主义者的一点气味也没有了。

不过,这一点还存在: 看样子俄国人民挺幸福。我完全同意韦德拉克、让·彭斯在这方面的见证,而我每次捧读他们的游记,都不免怀念那段日子。要知道,我也说过: 哪里也不像苏联那样,人民本身,无论是我们在街上遇见的人(至少青年)、我们参观的工厂工人,还是拥进疗养院、文化宫或者娱乐场的人,都是那么喜气洋洋。我们现在了解了,广大百姓还陷于极度穷困的境地,但是如何调解这种表象和这种困境呢?

在苏联走过很多地方的人明确对我说,韦德拉克、彭斯和我本人,我们如果离开大城市,离开旅游路线,就准会大失所望了。他们谈到一整片一整片地区,穷困景象一目了然。还有……

在苏联,穷困是让人瞧不起的,要掩饰起来,就好像是一种罪过。贫穷给人看见,引不起怜悯,引不起善心的接济,只能招来蔑视。那些显山露水的人,是侵害了这些穷苦百姓的利益,才攫取了那份安逸生活。

然而,另外不少人,他们甚至忍饥挨饿,见着人还是笑呵呵的,而我说过,构成他们幸福的因素,就是“信赖、愚昧无知和希望”。

如果说我们在苏联看到的情景,都显得那么快活,那也是因为凡是不快活的就要引起怀疑,因为愁眉苦脸,或者至少显出伤心的样子,是要冒极大的危险。表现愁怨的地方不是俄罗斯,而是西伯利亚。


苏联人有相当繁衍力,似乎不会在人类中产生阴暗的断代。他们麻木不仁,因而贫困化尤其可悲。那些消失的人,被除掉的人,都是最有价值的人;也许并不像物质生产效益那样,但是他们与众不同,总标新立异,而芸芸众生,仅仅在越来越低下的平庸中,确保他们的统一和一致。

在苏联,所谓的“反对派”,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容忍赞同,凡是不鼓掌的人他都视为对头。有时,他听到某种改革建议,随后也接受了;但是这种见解,他为了更好地据为己有,就首先除掉提出这种见解的人。这是他表明有理的方式。照此下去,过不了多久,他身边就只剩下已毫无思想、不会揪他过错的人了。这正是专制主义的特点: 簇拥在周围的人没有英才,只有奴才。

不管是什么案件,将哪些劳动者传到哪个法庭上,只要是领导要判处他们,那么他们再怎么有理,敢于站起来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也必然遭殃。


流放犯,成千上万……他们不懂,或者不愿意完全按照要求那样低下头。

我根本不必产生M那种想法: 有一天他就说:“见鬼!有朝一日,也要轮到我的头上……”这些受害者,我看见了,听见他们,感到他们就在我周围。昨天夜里,正是他们窒息的喊声把我唤醒;今天,是他们的沉默授意我写下这些文字。我是想着这些殉难者,才写出遭你们反对的这些文字,因为在我看来,我的书如能到达他们的视听,得到他们的默认,要比《真理报》的赞扬和诅咒更重要。

谁也不会为那些人伸张正义。右派报纸顶多利用那些人,打击他们憎恨的一种制度。而那些心里装着正义和自由的人,为台尔曼战斗的人,那些巴比塞、罗曼·罗兰们,他们都住了口,现在还一声不吭;而他们周围则聚集着庞大的、盲目的无产阶级群众。

然而,在我表示愤慨的时候,你们却向我解释(还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这种弊病确实存在,无可否认(我不仅仅谈流放,还谈工人的贫困、工资的不足或过高,还谈重又攫取的特权、阶级重又暗暗分化、苏维埃的消失、1917年取得的所有成果的逐步丧失),你们巧妙地向我解释说,这种弊病是必然产生的,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熟谙论证,辩证法的论证,你们接受这种弊病,认为它是暂时的,要通向更大的幸福。你们是聪明的共产主义者,愿意了解这种弊病,但是你们认为,最好不要告诉不如你们聪明的人,怕他们可能要怒火冲天……


别人怎么利用我写的东西,我管不了,能管我也不想管。但是,为政党写些什么东西好让人利用,绝不,这种事儿找别人去。我一同我那些共产主义新朋友建立关系,就把话说在前头: 我永远也不会是个安分的新战士,一个省事的新战士。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说法:“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党可以利用,但是必须把他们当作“不稳定分子”,要时时刻刻提防他们。啊!千真万确!当时,我对瓦扬-古久里一再讲,他就是听不进去。

没有一个政党能掌握——我是说能笼络住我——能阻止我把真理放在党之前。一掺进谎言,我就极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揭穿谎言。我拥抱的是真理,假如党离开真理,我当即就离开党。

我完全明白(你们对我讲得也够多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真理并不存在;至少不存在绝对中,只有相对的真理。这里讲的恰恰是相对真理,是被你们歪曲的。我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要欺人先就已经自欺了。须知在此处,你们所欺骗的,正是你们口口声声要为之服务的人民。蒙上人民的眼睛,就根本服务不好。

看事物,关键是看本相,而不是看人们所希望的样子。

苏联并不是我们当初希望它的那样,并不是它当初保证要成为的那样,也不是它还竭力装出的样子: 它背叛了我们的所有希望。如果不让我们的希望陨落,那我们就必须另找寄托。

然而,我们的目光不会移开不看你哟,光荣而痛苦的俄罗斯。如果说当初,你首先成为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唉!你却让我们目睹一场革命会陷入怎样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