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说起无人岛，脑海中难免浮现出带有某种浪漫和冒险意味的岛，可那太一厢情愿了。一读您就会明白，实际上是相当“糟糕”的玩意儿。同行者是松村映三君。这篇文章发表在《Mother Natures》杂志上。热情接待我们的岛的主人村上先生几年后去世，乌鸦岛那以后怎么样就不知晓了。

乘船游览过濑户内海的人想必晓得，濑户内海的岛实在多得数不过来。从大的淡路岛到小得地图上几乎不出现的，反正到处是岛。不过岛再多，若提起为个人所有的岛，数字也少得惊人，这点我以前倒是不知道的。

那么，那些岛到底是谁的呢？大部分好像为自治体所有，或者为若干人共同拥有。希腊有几座岛由以奥纳西斯为首的超级富豪作为另一处住宅所拥有（带游艇码头和直升机场，未获许可当然不得进入），夏威夷的尼豪岛长达几十年绝对不许外人上岛，作为固守往昔生活方式的顽固的“锁国岛”而闻名，可是濑户内海不存在那种富有个性我行我素的岛，尽管我觉得有一两个也未尝不好。

位于山口县的乌鸦岛是为数不多的难得的私有岛之一。拥有这座岛的是一位姓村上的，遗憾的是此村上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村上先生住在乌鸦岛的对面。原本是老字号酿酒铺的主人，如今停业了，在面对大海的古老大宅院里修补古书，过着优哉游哉的隐居生活。

乌鸦岛就在村上宅正对面大约八百米远的海湾里，面积为六千坪。别以为只隔八百米，游过去也没关系。这一带在全国也以潮大闻名，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游的，仅限于涨潮和退潮没有潮流的时候才能游。涨潮时游到岛上，在那里等一阵子，等退潮时游回来。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过去这一带的孩子若能游到岛上再游回，就被认为是长大成人了。只是，岛上没电没煤气没自来水，全然没有，住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即世人所说的无人岛。

人虽不住，但岛上立有一座若山牧水的大歌碑。歌碑平时孤零零浮出水面，退潮时可以从岛上步行过去。蛮好的歌碑，极有情趣。上面刻有一首和歌：“寂寞乌鸦岛，绿荫白浪黑石礁，船近观千鸟”。歌是牧水在村上家（父辈村上）逗留时吟咏的。村上家是所谓地方名门，同文人代代交往，同牧水交情尤深，这次我也有缘在村上家逗留。我固然也是以写文章为业的，但远远不敢称为文人，即使搞摄影的松村君——这么说是不大好——怕也很难说是文人。

我们这回所以跑来这里，是从村上先生一个和我老婆有私交的亲戚那里听到这座乌鸦岛的缘故。拥有一座六千坪之大的无人岛，却又别无用场，扔在那里不闻不问，此事到底非同一般。虽说是一座岛，但以换算成日本通货的资产价值而言，也许北青山的一个公寓套间的价值更高一些，但此是此，彼是彼，艇是艇，fuck是fuck（没过看电影《舍利·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的人怕不明所以）。我想，拥有一座岛的人生和在北青山拥有一个公寓套间的人生无疑是不相同的。如此思来想去，渐渐涌起了上岛一看的念头。如果可能，想拿钓鱼竿在岛上住几个晚上。在日本，夜宿无人岛实行起来非常困难，有机会很想尝试一下。这么一说，村上先生回复说那么请过来就是，于是欣然前往。

但不管怎样，一个人去无人岛还是有些不安，便邀搞摄影的松村君同行，松村君满口答应：“一块儿去好了！”事情当即敲定。

“不过得多买咖啡过滤器才行。”他说，“无人岛上没水，需要咖啡过滤器。”

“这是为何？”

“要把海水过滤成饮用水，是吧？”

这么一说，我也渐渐为这个那个事情不安起来，沉思了好一阵子。不过好歹还是把帐篷、塑料桶、睡袋、食品、餐具等物品备齐了，装车上路，冒着刮得正紧的台风往山口县赶去。

当天先在村上家住下，翌日上岛。台风刚过，风平浪静。一大早就坐附近一位老伯的渔船大致绕岛一周，然后在岛上惟一的沙滩卸下行李。岛上此外还有一处漂亮的沙滩，但涨潮时被水淹没。这里涨潮落潮之差非常大。岛上当然没有码头，只能像诺曼底登陆时那样，扛着行李在海水中“扑通扑通”蹚水。海水清澈得令人吃惊。

说起登陆战，听说二战期间陆军还真在这海滩上作过登陆战演习。在军方申请用来军训的时候，村上家曾把小岛交给了国家。但战争结束又归还了，前面说的歌碑就是军方为答谢村上家而建造的。虽然世上歌碑不知多少，但陆军建的歌碑似乎仅此一座（想必）。岛小是小，但再小的岛也自有其复杂的历史。

岛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原生林，人几乎不能涉足。竹子多得很，战争期间有专人来砍，现在没人肯费这番周折了。树木密密麻麻，一般人很难进到里边。林中有大白鹭垒了好几个巢。白鹭大得离谱，第一次目睹时不由瞠目结舌，竟误以为是鹳，便是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船靠近时，它们很不耐烦地“扑愣扑愣”猛飞起来，仿佛在说讨厌呀、你等何苦来此！后来落在树枝上敛翅歇息。岛简直成了野鸟天堂，有鸽子，却无老鹰。不用说，乌鸦——一如岛名——也有。鹭和乌鸦同栖一林，看起来很有点儿像奥赛罗游戏。

林中除了鸟还有什么谁都不晓得。有人说有蛇，但无确凿证据。也有人说某人带来兔子放了进去，这也没有实证。林中不时分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估计是鸟，但究竟有什么不得而知，反正情形有些让人放心不下。

行李全部卸完后，船返回港口。村上先生特意乘船一同来岛。

“真的在这里宿营三天？”分手时村上先生再次叮问。

“嗯，如果可能，想待上三天。食品和水都准备好了。”我说。二十升容量的大桶水两桶，矿泉水半打，应该足够用了。

船走后，四周好像彻底静了下来。距本土不过八百米，房屋举目可见，往来渔船也能见到。所以我想，倘有什么，一招手或大喊一声就可得到帮助。说是无人岛，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同动漫中出现的只长有一棵椰子树的无人岛大异其趣。话虽这么说，无人岛终究是无人岛。除了我们的确一个人影也没有。这么一想，两人突然奇妙地沉默下来。

不管怎样，先撑起帐篷再说。随后扑入海中：这回可要大游一场了！无浪，水又漂亮，心情舒畅极了。不料刚进海湾口就给水母蛰了一下。我一向不喜欢水母。高中时代远游时曾游进水母群，心脏当时差点儿停止跳动。慌慌张张游回岸边一看，双腿肿出一条条蚯蚓般的红痕。时近秋季，又是台风过后，正是水母出动的时节。只好怅怅地放弃游泳，一丝不挂躺在礁石上享受日光浴。这也是在无人岛务求一试的活动之一。我特喜欢脱光身子——有什么好遮掩的呢——从头到脚任凭太阳晒个遍。不试不知道，这玩意真叫舒坦。可惜在日本只有无人岛上才能得逞。靠着礁石，一边看安妮·比蒂的短篇小说（至于是否适合赤条条在无人岛阅读自是很成疑问，无奈只带此一本）一边悠悠然晒太阳，晒了两三个小时。岛和本土之间不时有中型货船和渡轮驶过。阳光很强，周围景致扑朔迷离，温情脉脉，呈现出濑户内海特有的情调。我已彻头彻尾放松下来：喏喏，活该！至于针对谁我也说不准，反正心情变得放荡不羁，很想这么一吐为快。这怕也是无人岛的一种效用。

吃罢午饭，钓了一会儿鱼。我们准备了钓白丁鱼的直抛式钓具，但实际一试，却因是石头海底，钩子当即刮住，全然无计可施，只好放弃。结果，游泳和钓鱼全都泡汤。烤白丁鱼也没吃着。现实这玩意很难让人顺利得手——我们本以为游游泳、钓钓鱼，三天一晃儿就过去了。看来我们不适合钓鱼，上次在土耳其黑海沿岸钓鱼时就一条也没上钩。这么着，往下只能不屈不挠晒着太阳看安妮·比蒂了，而这一旦天阴下来也只能作罢。

我们的悲剧从这时开始慢慢上演，命运的指针一味朝着不顺利的方向摆去。

4时退潮，礁石露出，我们决定步行绕岛一周。松村君说想照相，我也想转一圈看看岛什么样。除了极小一部分，岛的周边全是陡峭的石崖，要转只能在退潮时转。退潮时，在探出海面的礁石上蹦蹦跳跳，行走如飞。但别的地方还得脱鞋进入水中。松村君把莱卡相机挂在脖子上准备照相，岂料入水刚一迈步，脚底板就被牡蛎壳霍地划出口子，条件反射地手拄旁边礁石时手心又被一下子划开。众所周知，牡蛎壳那东西着实锋利得很，而无人岛北侧的礁石上布满牡蛎。

血出了不少，赶紧回帐篷处置。消毒，缠绷带，但伤口相当深，血怎么也止不住。大体带了一套急救用品，但无论用来消毒还是用来包扎，量都没那么多。这种时候无人岛可够伤脑筋的。又不能游泳去药店。这还不算，宝贝莱卡也泡在海水里完蛋了。那可是爱不释手的古典莱卡相机，里边还有照完的胶卷。“糟糕！”“啊，不怕的。”——这么说的时间里，天黑了下来。不一会儿虫子出来了。

虫子！

从傍晚吃饭时开始，我就觉得虫子多得不行，但那时没怎么介意，心想毕竟是无人岛，虫子总会有的，一边拨掉一动一动爬上身来的虫子一边吃饭，吃罢看着暮色中的大海喝酒。但随着四周天色变暗，虫子如启示录一般多了起来，形形色色。先是海蛆。这些家伙白天就满礁石都是，但没爬来这里，不料天黑后大概来了勇气，来了相当不少。不用我说，海蛆并非让人亲近得来的虫类。其次是长腿蜘蛛模样的家伙，四下里一忽儿一忽儿飞来飞去。危害倒像没有，但被这些东西围拢起来到底令人不快。再往下就是类似草履虫的家伙了，有太阳的时候它们在沙土中蜷身大睡，一到日落天黑就一伸一缩爬上来找吃的，密密麻麻。想必是平时压根儿没人来的地方有人来吃东西，食物把虫子引了过来。

打开手电筒一照，发现虫子已无孔不入。食品袋子也好背囊也好照相机盒也好餐具也好帐篷也好，都有虫子大举进攻。我们慌忙把要紧的东西收进密封式帐篷，将已经侵入的虫子赶走，然后窝在帐篷里一动不动。看见那么多虫子，完全没了外出的心绪。帐篷狭小闷热，这样的地方关进两个大男人，一点趣儿也没有，可出去又有虫子。虫子们连帐篷顶端都聚了上去，在头上沙沙、沙沙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声响。到了夜晚，这些小小的夜游生物便统治了地表。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入侵者，牢骚发不得的。虽说小，但无人岛自有无人岛特有的独立生态系统。白天感觉不明显，而到日暮黑透，我们就被它们团团围在中间，于是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到了它们的存在。我们软弱无力，无处可逃。夜间是它们的世界。我不由想起布莱克伍德的《多瑙河的柳林》。

之后，潮水在夜深时分“哗啦哗啦”涌了上来。前面说过，这一带潮水涨落之差非常大。因为晓得这点，所以把帐篷支在沙滩最里端。尽管如此，潮水还是涨到帐篷脚下。我睡觉一般很实，然而似睡非睡中听到了潮水逼到脚前的声音，到底放心不下。不过毕竟天生的容易睡熟，心想管它呢，随它怎样好了，兀自睡了过去。松村君担忧得几乎没睡，够可怜的。莱卡掉进海里，手脚划了口子，虫子袭扰，彻夜未眠，好事一桩也没有。

天亮之后，虫子们了无踪影，但见沙滩上留着草履虫钻入的无数小孔。试着用锹一挖，昨晚的那些家伙正在很深很深的地方蜷身大睡，放到亮处一看，慢慢蠕动着又挖孔钻入地下，仿佛在说什么呀烦人别打扰人家！我心想烦什么人？装蒜（渐渐变得没了品位）。本打算统统挖出来出口恶气，但挖着挖着又觉徒劳，于是再次脱光身子，接着看安妮·比蒂。

上午村上先生坐渔船过来。

“怎么样？可有什么问题？”他从船上向我们打招呼，是放心不下特意赶来的。

我和松村君再没情绪和虫子们住一晚上了，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再说伤口也让人有些担心。

村上先生一五一十听罢，答说海里的伤口用海水一洗就干净了，应该不要紧的，虫子倒是还可能来。这样的想法的确也成立，但无论我还是松村并非坚决前来寻求艰苦的体育磨练的，我们是打算悠悠然歪在无人岛沙滩上想入非非，再不想两个大男人在被虫子围得风雨不透的闷热的小帐篷里一连困上几天，于是请村上先生傍晚开船前来接回。倒是够对不起他的。

船离去后到傍晚之前，我们再次绕岛一周，松村君用另一架佳能相机照了相。那时间里我观察了石滩生物。退潮后，石滩上的生物实在是多种多样。它们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总之到处慢腾腾地爬来爬去。海葵啦虾蛄啦海螺啦见所未见的虫子啦螃蟹啦都在拼命活着。仔细看起来真是百看不厌。昭和天皇好像乐此不疲地观察了这些活物好长好长时间，它们身上确有一种容易让人忘情的地方。愣愣地注视之间，时间很快过去了。说不定驾崩的先帝也曾这么看着石滩生物放松身心，久久回不过神来——且容臣村上诚惶诚恐地如此妄自推断（敬语可该用这个？完全没有自信）。

如此一来二去，太阳步步西斜，黄昏渐渐临近。正当在地下安眠的数万条草履虫窸窸窣窣地伸着懒腰准备爬上地面的时候，村上先生开渔船来接了。把行李装上船，最后再次请他开船绕岛一周。大白鹭依然在岩石上怡然自得地歇息，见我们靠近，赶紧“扑愣扑愣”飞起，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说“什么呀什么呀，怎么又来了，莫名其妙！”船离岛之后，那里重新回归无人岛，重新成为草履虫、石滩生物、林中栖居的什么以及白鹭和乌鸦的领地。岛在法律上归村上先生所有，但对于“乌鸦岛居住生物”的各位居民来说，法律问题全然不在话下，Hey Man， fuck of，与己何干！岛终究是它们的。法律是法律，无人岛是无人岛。艇是艇，fuck是fuck。

这么着，虽然遭遇了种种出乎意料的灾难，但无人岛毕竟是奥妙无穷的地方。虽是面向初级探险者的无人岛，却同样有其独特的冲击力，这点务请日后计划夜宿无人岛之人——这样的人全日本能有几位自是无从推定——牢记在心。不管怎样，给山口县柳井市伊保庄的村上先生添了一场大麻烦，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横穿墨西哥

1992年7月。前半段我一个人乘大巴旅行，中途同松村映三君和兼做我翻译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两人驱车从新泽西州远远赶来——汇合。文章载于《Mother Nature》杂志。旅行结束后不久，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附近发生了原住民大规模叛乱，其后也不断发生暴力事件。那般悠闲的旅行恐怕不可再得。不过，墨西哥是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迟早还想去一次。衷心祝愿和平返回当地。

从巴亚尔塔到瓦哈卡

在墨西哥旅行了一个月，那时间里碰到的几个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墨西哥”，每次都问得我有些困惑。因为我觉得问话里含有一种微妙意味，仿佛说我何苦选择墨西哥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旅行目的地。这以前我游逛了几个国家，记忆中几乎从未有人提出过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说是本源性的疑问。例如，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土耳其抑或德国，基本没人问“你为什么来希腊（或土耳其、德国）”。总的说来，他们似乎认为人们来自己国家旅行是理所当然的。我以为这是相当地道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旅行者，而旅行者无论哪个地方都要去的。正因为有他或她提着包买票前往某个地方，旅行才得以成立。对吧？假如旅行者必然去某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就去不得土耳其或希腊或德国抑或墨西哥呢？

从这样的语境说来，那么对于“你为什么来墨西哥”这一问话，我甚至可以反问——不失天真地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来墨西哥呢”。为什么人们不可以在不怀有能够诉诸书面语言的理由或目的的情况下到访墨西哥呢？

比如说，如果向来日本旅行的外国人提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来日本旅行），想必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回答。但是——当然前提是去掉因某种不得已的缘由而无论如何都必须来日本的人——归根结底，其回答只有一种，即他们想以自己的眼睛看那个地方、以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吸入那里的空气、以自己的双腿站在那个地面上、以自己的手触摸那里的东西。

保罗·塞劳的一部小说有个场面，说一个来到非洲的美国女孩讲述自己为什么满世界跑来跑去。很久以前看的，具体词句记不准确了，错了请原谅。大致内容我想是这样的：“会在书本上读到什么，会在照片上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但我若不亲自去那里实际看看就理解不了，心里就不踏实。举例说，我不能不用自己的手摸一摸希腊卫城的柱子，不能不把自己的脚浸入死海的水中。”她为了触摸卫城的柱子而到希腊去了，为了把脚浸入死海而到埃及去了。她没办法停下来。她去埃及登金字塔，去印度顺恒河而下……也许你说那么做并无意义，何况还是没完没了的。可是，若把各种各样的表层理由一一抽掉，旅行就无从谈起了。说到底，我想这恐怕就是旅行所具有的最正当的动机和存在理由。没有理由的好奇心。对现实感触的希求。

不过墨西哥的情况略有不同。旅行前我同一个美国新闻界人士交谈，告诉他往下自己要去墨西哥旅行四个星期，他给我这样一个忠告：

“到了墨西哥，他们肯定问你出于何种理由来墨西哥旅行那么长时间。”

“唔。”

“到时候你这么回答即可，”他以认真的神情说，“就说自己准备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记住了？墨西哥菜！这是能得到他们理解的惟一理由。这样就会一帆风顺。”

“原来如此。”

“不过这里边也有个小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旦说起墨西哥菜，他们会永远说下去：我母亲的拿手菜如何如何，我奶奶的拿手菜如何如何……”

结果，我决定不提写一本关于墨西哥菜的书这个话题。

在瓦哈卡偶然碰到一个日本女孩，在广场前面的咖啡馆和她边喝冷啤酒边闲聊的时候，她问：“来到墨西哥的感觉，你还没怎么有吧？或许该说是不适合吧。你为什么选墨西哥作为旅行目的地呢？”

经她那么一说，我渐渐觉得自己这个人真有可能不适合墨西哥这个国家。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个人是由于错误动机来到错误场所的错误存在。说老实话，迄今为止我本身并未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同自己之间有什么隔阂。而一旦介意，隔阂感的可能性简直就像癌细胞一样异常迅速地繁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完全不具有足以反驳的理论根据——不能说“没那回事，我并非不适合墨西哥的人”。我只是像塞劳小说中的女孩那样，以就是想看看它、就是想摸摸它这一单纯的理由去了“那里”来了“这里”，是“想去墨西哥那地方看一眼”这一简单的心情把我带到了这里。

不过，这样的回答（无论回答得多么真诚）大概是不顶什么用的。我想，恐怕需要更有说服力的回答。在墨西哥旅行期间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上我在墨西哥遇到的外国人大多具有自己此时、如此置身于墨西哥的明确理由。居住在墨西哥的理由，游览在墨西哥的理由，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所吸引的理由。有人为阿兹台克和玛雅文化及其遗迹如醉如痴，有人为墨西哥的美术心往神驰，有人对墨西哥的自然风物一往情深，有人为墨西哥人之所以为墨西哥人的墨西哥性深深折服。某种美国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美国性相对立的存在加以把握，某种日本人将墨西哥作为同某种日本性相对立的存在予以解读，他们讲述墨西哥时带有一种特殊的眼神。每次遇上那些人，我都强烈而深切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日本意识的缺失，甚至产生类似愧疚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墨西哥未尝不可以说是个奇妙的国家。

我开始认为，这个国家有可能在护照和观光卡以外，要求入境者提供某种有明确目的的东西，那是能够用语言表明和说服他人的明确目的，例如说一句“好的，明白了，原来你是为此来这里的”，而后“砰”一声盖上印章。如果解释说“不不，我是想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管哪里都要亲眼看一看，不看怎么知道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几乎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当然，如果是乘喷气式飞机前往阿卡普尔科和坎昆等旅游胜地游泳三四天后直接返回，那样的旅行另当别论，而像我这样花上一个月时间慢慢观看寻常的墨西哥，这样的旅行势必需要提供更加明确的理由。

不过，并非自我辩解，我的人生——我想也不仅仅限于我的人生——是由无限偶然性大量堆积而成的。一旦越过人生某个点，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其堆积体的模式，从那一模式中觅出某种个人含义。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我们还可以将其命名为理由（reason）。然而，纵使那样，在根本上我们还是要受偶然性的支配，还是不能超越其领域的疆界——这一基本状况不会有所改变。无论学校老师提出多么富有逻辑性和整合性的解释，理由（reason）这玩意仍然不过是针对本来无形之物的、勉强捏造出来的临时性框架罢了。那种能够诉诸语言的某物又有多大意义呢？真正有意义的，难道不是潜伏在无法诉诸语言的东西里面的吗？但是，我踏入墨西哥这个“场”、呼吸这里的空气后所首先感觉的，乃是某种无奈——即使说出来也肯定不适用于这里的无奈。

来之前看过墨西哥作家写的几本书，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了这点。我看的是（或者想看的是）帕斯的《孤独的迷宫》和富恩特斯的《我爱的外国佬》，但哪本都读不到一半就扔开了。作为读物没什么趣味固然是个原因（自不用说，这些书的文学价值因为我觉得没趣而减少的可能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存在），但同时也是因为我半叹息着认为“那或许是那么回事”。他们在那些书中写的，说到底，在我看来不外乎是重复同一事实，即“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这是墨西哥，这是墨西哥人……”旅行前一一看这东西，旅行岂非无从谈起了！老实说。而且，假如墨西哥这个国家果真要求本国的文学和文学家作如此切实的自我规定、自我解析，那未免也太不像话了，我觉得。

最初十天我是独自旅行。我从洛杉矶乘飞机抵达太平洋岸边的旅游城市巴亚尔塔，再从那里乘大巴沿着海岸前行，在瓦哈卡这个内陆城市同驱车从美国本土赶来的摄影师松村映三碰头，之后两人结伴旅行。看望住在墨西哥的父母的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也在大约十天后加入进来。阿尔富雷特操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作为我真是求之不得。

但反正开头十天时间我是独自旅行的。回想起来，背着背囊独自旅行实在是久违的事了。学生时代常这样旅行来着，婚后也常和老婆两人背着背囊旅行。但某一天老婆向我宣布：我也上年纪了，再不能、也不想这样旅行了！往后我想住像样的宾馆（有淋浴用的热水，卫生间有抽水马桶，铺着没有跳蚤和虱子的正规床单），再不愿意背着十公斤重的背囊，从公共汽车站走到火车站了。毕竟体重只有四十二公斤！是的，她说的是有道理。就那种旅行来说，我们是多少上了年纪，再说做那种穷酸旅行的意义也不复存在了。因为现在不同过去，又不是没有钱。

自那以来，我们便不再背背囊，而是提着SAMSONITE旅行箱，租用中型小汽车，住着不很差的宾馆，在不很差的饭店里吃饭，给行李工和女服务生不算少的小费——如此这般开始了世间普通的旅行。旅游指南也告别了面向斯巴达式学生的《LET'S GO》系列，而拿起了例如米其林那样的多少像样的版本。这未尝不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换，也许你会称为堕落。但不管怎样，年过四十以后，至少在旅行方式这点上，我们大体成了成熟的大人。

可是这回，惟独最初十天我实行的是过去那种贫穷的背囊旅行。在巴亚尔塔机场下飞机背起背囊之时，坦率地说，我不由心生感慨：噢，就是这样的！其中确有自由的感觉。那是挣脱“自己”这一立场的自由，挣脱一种职责的自由，挣脱经年累月形成的自我自身的自由。这种自由感包含在我肩头背囊的重量之中。放眼四周，认识我的熟人一个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也一个没有。我所携带的全部装在背囊里，能称为自己所有物的仅此一件。

我带来了新买的随身听和几盒磁带，以便旅行路上听。也带了几本书。因为我无从判断在墨西哥旅行时想听怎样的音乐，所以从所有种类中大致拿了几盒塞进背囊。B52'S带来了，克拉伦斯·卡特带来了，斯坦·盖茨带来了，塞隆纽斯·蒙克带来了，凯思林·巴特尔的莫扎特带来了，巴赫的平均律带来了，“南天群星”和井上阳水也带来了。但其中最想听的，无论怎么说都是从CD辑为九十分钟磁带的纳尔逊精选歌集。希望不要因为我一边在墨西哥旅行一边听纳尔逊的老歌而指责我，希望不要认为我村上是个没有思想性的、往后看的、以怀古为情趣的作家（弄不好是有这个可能，但希望不要把这篇文章都牵连进去）。我之所以一直听纳尔逊的磁带，说实话是因为旅行期间一直在看纳尔逊的传记。

倒是同墨西哥旅行几乎无关，可这本书极为有趣，看得我相当投入。众所周知——也许并不周知——纳尔逊作为热门电视节目“快乐的纳尔逊”（日本也在星期日中午由NHK播放）的儿童角色，从懂事时起就赢得了全国性人气，走上歌坛之后成了直追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超级走红歌手。不过，他对于自己仅仅被视为英俊的偶像歌手这点常常怀有不满，而始终认真追求着音乐的阅历。在甲壳虫出现前后的1960年代，音乐风潮急剧转向，纳尔逊的人气发生下滑，即使在那以后，他也在默默追求着自己的拿手节目，坚决拒绝作为老歌歌手站在公众面前，为此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音乐会上受到数万观众的谩骂。他便是那样顽固地拒唱往日走红的歌曲，纵然有此遭遇，他也并不妥协。他写了《花园晚会》来寄托那种炽热的情怀，他在歌中这样唱道：“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If memories were all I song， I'd rather drive truck）。”《花园晚会》畅销一百多万张，纳尔逊于是重放光彩。

尽管重放光彩，但也不可能一切大功告成。现实人生不同于好莱坞影片。现实人生乃是恼人的每况愈下的行程。纳尔逊后来被离婚问题及由此带来的财产纠纷搞得心力交瘁，最后死于飞机事故。生前他对朋友这样说过：“有两种死法我不愿意碰上，一是空难，一是火灾。”然而在乘私家飞机时，机舱起火把他烧死了。死时，他剩下的惟有债款。

在墨西哥旅行时我看的就是这样一本书，同时倾听可怜的纳尔逊在一点都不可怜时唱的无数天真烂漫的走红歌曲。

不过，在墨西哥乘大巴旅行途中听音乐不是一件简单事。因为墨西哥的大巴不存在安静这一因素，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播放墨西哥音乐，而且不是马马虎虎的音量，而是大音量，震耳欲聋。所以，随身听的耳机往耳孔塞得再深，我要听的音乐中也还是有墨西哥音乐混进来。起初我尽可能把意识集中于“我的音乐”，但听到半途被迫作罢，只有躺在海边或步行时才听磁带。

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大的误算。因为我原本计划在每天长达五六个小时的大巴行驶时间里随心所欲地听喜欢的音乐，极为乐观地以为这样一来，长时间的大巴之旅能变得容易忍受，岂料这番谋划转眼便一败涂地。五六个小时里，进入我耳孔的全是持续不断的墨西哥民谣：铿锵铿锵铿铿锵铿锵铿锵铿铿锵、泰基埃罗、米亚毛尔、铿锵铿锵铿铿锵。或许你说那也没什么嘛，不是说入乡随俗么？把当地音乐作为那里的存在之物好好受用不就行了！也许是那样吧，我起初也是那么认为。可是我要说，一天六个小时不得不听不明所以的墨西哥民谣，正常人无论是谁脑袋都要出问题。比如乘新干线从东京去广岛，车厢老是用大音量播放演歌（或者皇后合唱团），你不认为自己会不胜其烦？至少我会。若真如此，绝对不乘什么新干线。

在墨西哥，对于想从此地移往彼地的人来说，最要命的问题是几乎除了大巴别无移行手段可以选择。铁路经过的地方有限，且安全和准时也相当成问题。所以只能乘大巴。而且——这是我在墨西哥一直乘大巴旅行的实际感受——能够好端端地乘上大巴都必须认为是幸福的。如此这般，我每日都不得不听那墨西哥民谣。没有任何选项。每次乘大巴我都对天祈祷，愿车内音响发生故障。佛陀也好圣母马利亚也好夸察尔科亚特尔（墨西哥的古神）也好——无论哪个我都对之祈祷。然而车内音响绝对没出故障。这——这个也想大声说出口来——在墨西哥纯属奇迹。墨西哥很多东西都常出故障。一辆大巴冷气出了故障，热呀，热得差点儿晕过去。又一辆大巴椅子靠背倒下去就再不起来了，我必须摆出接受牙医治疗那样的倾斜姿势并保持好几个小时。车窗怎么也打不开或关不上。有一辆大巴几乎没有物件不出故障，喇叭按不响，窗户关不上，仪表一个也不灵。这不是夸张，实际上无论时速仪还是燃油表全都死得利利索索。然而，惟独车内音响还是引吭高歌。虽说声音差劲，歌词差不多都听不清了，但音乐的确响个不停。见此情景，我终于死心塌地了。在这个奇妙的国度，纵然所有机械都呜呼哀哉，所有理想和革命都寿终正寝，车内音响也将因某种奇妙的理由而长生不死！

这么着，我放弃了所有希望，将墨西哥民谣作为“那里存在的东西”接受了下来，如同接受灰蒙蒙的空气、死皮赖脸的蚊虫、石块一般又大又硬的硬币（足以毁掉所有钱夹和衣袋）、印第安小贩以及食物中毒那样。

惟独车内音响因某种奇妙的理由长生不死，我这样写道。但这类似一种修辞，其实墨西哥的车内音响所以不死，自有其相应的明确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墨西哥司机和乘务员无比热爱墨西哥民谣。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要让音响好好存活。想必他们为此使用了想得到的所有手段，付出了所有的牺牲。有的人上车时不胜怜爱地抱着手提包，最初我以为装的是某种业务需要的贵重物品，后来才知道是盒式磁带便携箱。一盒磁带转完，便小心翼翼地取出下一盒插入。箱里我想装有二三十盒磁带。估计他们一天也好两天也罢，反正就是要一刻不停地听这音乐。我也喜欢听音乐，但没那么大的干劲。沉默偶尔也是需要的。然而对这些人来说，所谓沉默就是必须由墨西哥民谣热烈地填满的未完成的空白。这么着，一如墨西哥所有的白墙都被信息、广告涂抹得满满的，墨西哥的沉默也被欢快的墨西哥民谣填塞得风雨不透。

大巴有形形色色的人上来。有带玛切提（砍山刀）的印第安农民，有去镇里购物回来的老婆婆，有看样子赶去某处工地的务工者，有肩扛货物的商人，有因某种理由正从A地赶往B地的父子。只是，在我乘坐的大巴线路上可以说全然没有见到背囊外国游客。没看见的不光是外国游客，更少的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墨西哥人。我坐的大巴上，只看见一次——仅仅一次——衣装得体的墨西哥人。混在印第安人、农民、乡下老伯和老婆婆中间，那位绅士（或者不如说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普通的都市生活者）看上去确实特殊。因为之前我在大巴上遇到的总的说来是接近底层的墨西哥人，所以这次才在视觉上深切感到墨西哥真是个分明的身份社会。那人头戴巴拿马帽式样的帽子，身穿泛白的上衣，看一本硬皮书。我用一塌糊涂的西班牙语同乘务员说话时，他插进来用英语中规中矩地翻译（在墨西哥，会讲英语是身份象征，他在翻译方面都很热情）。三十分钟午休时间里，仅有他在餐馆吃像样的鱼，众人（包括我）只是喝着冷水、“咯嘣咯嘣”嚼着面包或炸薯片充饥。

大巴也有叫人害怕的人上来：军人和警察。从一个叫库尤特兰的海滨小镇（位于曼萨尼约稍下一点）前往同是海滨小镇的普拉亚·亚思尔（位于拉萨罗·卡德纳斯稍微偏西的位置）的半路上，“扑通扑通”上来四个警察。我们在岭上的“山顶茶馆”休息二十分钟，或喝冷饮或去厕所，正要出发时他们风风火火赶来了。警察全都长得牛高马大，晒得黑黑红红的，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深色太阳镜，身穿防弹背心，而且腰挎大号自动手枪，端着AK47自动步枪，种类截然有别于那一带的普通警察。他们看上去分外剽悍，分外训练有素，衣袖带有“联邦警察”（估计）字样。

四个警察中的两个在助手席和司机席后面占了位置。原来坐在助手席的乘务员被赶去后座。另外两人在车厢正中间的席位分坐左右。一个警察把自动步枪的枪口由下而上朝我一舀，说道：“那边去！”他毫无笑容，没有“对不起”，没有“请你……”仅仅用自动步枪的枪口略略朝上一指。我当然乖乖把座位让给他，提起行李退到后座。他要我的座位是因为那个座位容易使枪口隔窗瞄准目标。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或即将发生什么，我完全蒙在鼓里。

乘务员到我身旁告诉我：“有可能交火，真那样就一下趴在地板上！”我的西班牙语诚然一塌糊涂，说到这种事却听得明明白白。我问：“是强盗（班迪多斯）？”对方低声说：“是，从这里往前一百公里左右时有出没。”总之，警察全副武装钻进大巴是静等强盗来袭。作为证据，坐在助手席的警察已脱去制服，只穿白T恤，一眼看不出是警察，以使强盗察觉不到埋伏。相隔一排坐在我前面的年轻警察在大巴穿过某个地点后（看情形那里有明确的界线表示“由此往前危险”）“咔嚓”一声推上自动步枪的弹舱，缓缓卸下安全栓，枪口对着窗外以便随时准确开枪。看表情就知这不是摆花架子的任务，脸色多少有些发青，尽管不热，汗珠却一滴接一滴顺脸流淌。

糟糕，形势相当严峻，我想，难怪地道的市民不坐大巴旅什么行。可是，我来墨西哥前看了好多旅行指南，哪里都没写到太平洋沿岸有武装强盗频繁出没。不错，是写了“偷盗频繁发生，贵重行李时刻不要离身”之类，但没发现关于武装强盗的记述，卷入枪战的可能性更是只字未提。

大巴沿着海岸在险峻的山路上行进。从这一带开始，风景渐渐带有热带情调。路两旁那种《地狱启示录》里出现的椰子树绵延不断，也有香蕉林横陈其间。路面越来越窄，越来越弯。除了不时闪现的印第安村落，几乎不见人影。见到的人都像万宝路香烟广告那样戴帽骑马。说起墨西哥，脑海里很容易浮现出阔边帽，但阔边帽除了礼品店基本上见不到，全都头戴万宝路样式的帽子。也有人照例腰挎玛切提（砍山刀），让人感觉正该是强盗出没之地。没有人的动静。哪里都能藏身。

以墨西哥为舞台的D·H·劳伦斯的《有翼的蛇》（我想还是译为《有翅膀的蛇》准确）中有关于被墨西哥强盗用砍山刀砍死的德国血统墨西哥人的情节，一瞬间我不由想起那个场景。

嚓！嚓！嚓！砍山刀毫不留情地砍进人的肉体的声响传来了，接着传来霍塞异乎寻常的声音：“留命啊！留命啊！”霍塞叫着倒在地上——他被杀死了。

（宫西丰逸译，角川文库）

被砍山刀砍死不是愉快的死法，这一点想必纳尔逊也会同意。

但最终强盗团伙没有出现。驶完一百公里，警察叫停大巴，下车。我前面的警察吁了口长气，锁上AK47的安全栓，擦去脸上的汗。无论对他还是对我都是漫长的一百公里。警察下车的地方停着两辆联邦警察的巡逻车，估计他们是从那里跳上其他大巴赶去“山顶茶馆”，再从“山顶茶馆”钻进我们的大巴车折回那里的。警察下车后，车厢里荡起释然的空气。警察在的时间里谁也没怎么说话，音乐声也到底变小了。

几天后乘坐大巴由锡瓦塔内霍赶往阿卡普尔科，途中从车窗里看见了尸体或者极其接近尸体的形体。虽是一等大巴，但冷气装置坏了，加上我后面座位上一个小姑娘把午间吃的油炸玉米馅饼整个吐了出来，我只好打开车窗，半看不看地呆呆看着外面的景色。大巴左侧，一辆敞篷卡车追了过去。货厢里坐着四个男子，两人头戴工作帽样的东西，朝上竖起自动步枪（大概是美制M16）分坐两侧，枪身在太阳光下闪着幽光。另外两人被手拿自动步枪的男子夹在中间，像刚捞上岸的四鳍旗鱼那样仰面躺着。这两人都光着上半身，闭着眼一动不动，或许睡熟了也未可知。问题是，那可是热得可以烤死人的夏日午后，天空一片云也没有，目力所及，所有生物都像热得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酣然大睡，那样的话一定会烫肿或灼伤。

敞篷卡车追过我乘坐的大巴那十秒或二十秒时间里，我当真把眼睛睁得像盘子一般，定定地看着他们四人，但在我眼里，躺在货厢里的两个年轻男子只能像是刚刚死去的尸体。那姿势、表情、动静根本看不出意识的蛛丝马迹。假如他们是被捕的“活着的”罪犯，那么本该戴上手铐以防他们乱来或逃跑。而若不是罪犯，那么他们断不至于在晒得足可煎熟鸡蛋的卡车厢里悠然自得地享受日光浴。当然，因为没有走到近旁好好确认，我也没有那就是死尸的确凿证据。

由于事情太突然了，我只是呆愣愣地看着敞篷车消失不见，并且久久侧首思忖那到底是什么，毕竟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在墨西哥也是最有名且最有光彩的旅游胜地。

后来听人说（这种事一般都是事后听说的），锡瓦塔内霍和阿卡普尔科所在的格雷罗州在1970年代是以游击队老巢而闻名的地方，政府曾投入数万军队予以镇压。即使在政治骚扰勉强平息的现在，这一带好像还是有动乱的余波。沿高速公路有许多检查站，警察和士兵的身影随处可见，全都携带自动步枪。时不时同坐在卡车货厢里的警察擦肩而过。到处有兵营。从阿卡普尔科驶往埃斯孔迪多港的大巴，每次上车都用金属探测器检查，稍微大些的手提行李不能拿进车厢。就此发牢骚的德国游客受到相当粗暴的对待，大发脾气。只要从阿卡普尔科跨出一步，人们马上面对暴风骤雨般的“现实”。访问墨西哥的外国人只要住在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和阿卡普尔科的宾馆里且钱使得到位，就会作为贵客受到礼貌接待，而在这些人工制造的热带乐园外面，只有无边无际的“现实”荒野铺展开去。

总的说来，阿卡普尔科是座可悲的城市。海被污染得不成样子，和图片全然不同。一游泳就得碰上垃圾。到处漂浮着炸薯片包装袋、报纸、塑料容器及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宾馆住宿费贵得令人瞠目结舌，游泳池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防晒油。游泳池旁边正在举办撕心裂肺的卡拉OK大赛，面色欠佳的瘦削的墨西哥主持人狂喊乱叫：“好了，下一位是……从……来的……小姐唱……”路上挤满了出租车，一瞧见走路的外国人必定按响喇叭。物价高，商店的女孩极不讨人喜欢。多少开始磨损的幻想——这就是我对阿卡普尔科怀有的印象。

当然我的印象有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我无意把自己怀有的印象原封不动地强加于人，让别人也认为“阿卡普尔科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这个目的。实不相瞒，我这个人较之坚固的，更是动摇的，较之恒常的，更是一时性的，较之正确的，更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终归是“我的旅行”，不是“你的旅行”。我无权也没有资格把什么强加给你。何况，事物印象往往因何时看和以怎样的角度看而截然不同。如果有人怀着“阿卡普尔科实在好上天了，那般美妙的地方简直绝无仅有”这一印象返回（当然会有很多，毕竟年年岁岁有数十万游客蜂拥而至），那也无可厚非。我不认为那些人有错。人们为寻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处，并将其据为己有，为此支出可观的款额，消费假期，那是他们自身的金钱、自身的时间，他们拥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正当权利。

但是，在偶尔沿海岸乘大巴赶到那里、又沿海岸乘大巴离开的我这样的人眼里，很遗憾，阿卡普尔科这座城市仿佛只是一个开始磨损的幻想。也许是我在到达那里之前的途中已经相当真切地目睹了这一幻想是由何种因素提供结构性支撑的缘故。阿卡普尔科、锡瓦塔内霍、伊科斯塔帕或坎昆和加里布等海岛等等，它们乃是墨西哥提供的幻想、提供的“点”，但我们想用“线”把点与点之间连起来的时候，无论情愿与否，我们势必直面现实。而这些幻想和现实的差异，在这个国家相当——有时致命——之大。

不用说，我也是为寻觅我的幻想而旅行的。不带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里都不存在。可我寻觅的那种幻想在阿卡普尔科未能得到。总之，事情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在阿卡普尔科，我看到了“死亡跳水”。本来没打算看那玩意，但我凑巧住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的一家旅馆里（海滨的旅馆太贵，于是冒着酷暑，不屈不挠登上坡路，总算找到一家价格合适的旅馆），在附近临海的公园里喝着啤酒纳凉的时候，跳水正好在我眼前开始，所以得以——虽说是偶然——在最好的座位观看跳水。记得很久以前，在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里看过跳水。电影原名为“Fun in Acapulco”，日译名好像是《阿卡普尔科之海》，里面出现了这个跳水场面。电影公映时我还是初中生，埃尔维斯在里面唱《波萨诺伐婴儿》（Bossa Nova Baby）。虽名《波萨诺伐婴儿》，但歌曲旋律压根算不上波萨诺伐，而像是把桑巴和马里亚奇凑在一起的什么玩意儿。电影本身——情节已全然记不得了——也是一场闹剧。这也罢了，反正我是在那部电影中第一次看到所谓死亡跳水。

老实说，实际在拉戈布拉达山上（碰巧）观看的那场“死亡跳水”，其中几乎不含有比我从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电影中所理解、所了解的更多的东西。场面同电影中的毫无二致。我惟一的感想是：噢，和电影一样！总之，我是赶到墨西哥来，把差不多三十年前在神户一家电影院银幕上看到的东西通过现实重新感受了一遍。觉得好像顺序颠倒了，但实情就是如此。那里面没有激动，惊叹也谈不上多少。一没觉得“噢到底是真东西有冲击力”，二没心想“什么呀还是电影上的更有刺激嘛”，只是认为“到底和电影一个样”。如此一想，甚至觉得自己此时置身此地（在晚风吹拂中喝着DOSE ESSENCE观看“死亡跳水”）一事本身既是现实的又不是现实的。即使猫王突然在此现身唱起“波萨——诺——伐……”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我始终有这样的感觉。怎么说呢，那是一种应当受到细心爱抚的幻想。我并不是说那个架式不外乎是普通旅游景点的一种表演。其中当然有不可预料的危险，而且要求跳水选手具有超常的体力、足够的勇气和沉着冷静的计算。然而我还是这样想：不可能失败，电影中都是得手的！我猜想，聚集在这里的大部分人恐怕也多多少少怀有同样的感觉。

只有一点和电影不同，或者说看电影是看不明白的。第一次表演，从悬崖上往下跳的选手不是一人而是三人，三名选手从不同的位置按着时间差依次跳入远在眼下的大海。想必是考虑到光一个人跳时间太短的缘故，毕竟跳水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看好三人全部跳完，我们陆陆续续离开公园。这“陆陆续续”之感同看罢“有趣倒是有趣，但情节和结尾基本不出所料”那类电影（如《007》系列和《洛奇》等）离场时观众的表现极为相似。

我们离开公园时，先跳水的两名选手已从海里上来了，身上还滴着水，就在出口那里向大家致意，一起照纪念相。他们笑容可掬，十分讨人喜欢，富于献身精神。在眼皮底下细看时，我最吃惊或者说最意外的，是他们其实就是那一带随处可见的普通墨西哥小伙子。

在探照灯照射下只穿一条游泳裤向圣母马利亚祭坛祈祷，或者站在悬崖边身体笔直全神贯注凝望虚空——刚才，我从对面公园远远看着他们的这一形象。从远处看去，他们仿佛是完全不同于我们的那类存在，是严格训练造就的英雄，是和我们不同世界的人。他们全身流溢着某种虔诚和敬畏，使我想起即将作为活人供品奉献给古代阿兹台克神的勇敢的士兵形象。或许的确是给游客观看的一项表演，但这另当别论，他们站在悬崖边为准备起跳而集中精神、调整呼吸的身姿，在我眼里却带有一种难以否认的光环。那浅黑色的肌肤在探照灯下闪闪发光，肌肉如钢铁一般坚硬，身材高大挺拔。

可是，同游客照纪念相的他们已彻底失去了那样的光环。他们的实际个头同我们差不多，长相也和在旁边卖冰糕的父兄没有分别。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圆满完成了旅游业赋予自己的职责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不过是一天从悬崖往大海跳入三四次并因此领取相应酬金的旅游从业人员。

我并没有因为近看跳水选手的真实形象而感到失望，只是当时这么想：这个在电影里怕是表现不出来的。

电影的确表现不出来这个。这是因为，较之现实的连续性，电影所追求的更是幻想的连续性。但我又想，将来回想阿卡普尔科的跳水场面时，大概只会是现实中不起眼的跳水选手的相貌——那带着黯然失色而缺乏自信的笑容，赤裸着湿漉漉的身体，同游客们一起照纪念相的（因此得到一点小费）作为体力劳动者的“死亡跳水选手们”。

虽然有所预料，但在墨西哥还是几次吃出食物中毒。

我说要去墨西哥，大家都劝我当心饮水和食物中毒。

“水是万万喝不得的。”众人异口同声道，“刷牙时一定用矿泉水，洗牙刷也要用矿泉水！”起初我倒是一一忠实照做的，但做着做着就不耐烦了，刷牙开始用自来水。管他呢，坏肚子就让它坏好了！我一改原来的态度。所幸在我身上总算没发生什么。当然，饮用水一直坚持用矿泉水。

但食物中毒到底没躲过，哪怕吃的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迟早也要吃坏肚子的。总的说来就像俄罗斯轮盘游戏，不是小心就能避免的。即使再小心，该中毒时也要中毒；而哪怕再随便吃东西，不中毒时仍不中毒。在海边“海之家”风味餐馆里吃烤虾后（倒是好吃得很）中毒一次，在破败不堪的宾馆餐厅吃晚饭后（这个不好吃）又中毒一次。事后想来，后一次问题好像出在通心粉色拉上，估计这类食物中毒的原因仅仅在于卫生管理。所以我想，如果住在旅游城市的一流宾馆，在一流餐馆里吃饭，应该不至于发生食物中毒问题，而只要离开旅游城市一步，往下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旦食物中毒，呕吐和泻肚就接踵而至或同时赶来。问我呕吐和泻肚哪个痛苦我也答不上。哪个都够受的，一来二去二者的区别都分不清了。这东西大体持续六个小时。那时间里几乎起不来床。吃了抗生素类药物，但效果不大。只是吐，只是泻，只是躺着。到头来吐也罢泻也罢躺也罢，都让人烦得不行，甚至觉得没准就这么昏死过去了。罢了罢了，我可不愿意在这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宾馆的莫名其妙的床上因为吃了什么通心粉色拉而一命呜呼。如此说来，莱蒙德·钱德拉的《漫长的分别》中，雷诺克斯就在莫名其妙的墨西哥城镇一家莫名其妙的宾馆房间里没命了——死了。好在他还有个朋友哀悼他的死，有个朋友为他喝吉姆莱特。而我则不然。我死了，大家肯定在背后这样议论：“村上春树何苦去哪家子墨西哥呀，这不，墨西哥那地方就是不适合他的嘛！有什么特殊理由让他非去墨西哥不可呢？真是不好明白。就算去了，也不该吃通心粉色拉泻肚泻死嘛，死法实在太惨了。何况，听说不就是上吐下泻吗？人就那么死了真是不值得，死法这东西可马虎不得啊！”

但不管怎么折腾，到一定时间身体总是彻底恢复，恢复了就继续旅行，旅行当中又因吃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来了食物中毒。或许如此旅行几个月后，身体也逐渐健壮起来，小打小闹不再导致食物中毒。但遗憾的是，我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不到形成对付墨西哥的抗体就得返回国境以北。

十天时间里，又是不由分说的食物中毒，又是不屈不挠的墨西哥民谣，又是端着自动步枪的神情肃然的汉子，又是冷气出毛病的大巴，又是怎么踢（我真的使劲踢过）也全然无动于衷的如大象一般厚脸皮的加塞儿老太婆——在忍耐着诸多名堂独自在墨西哥旅行的过程中，我再次痛切地感到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旅行这东西在根本上是累人的活计。这是我身经无数旅行后悟得的绝对真理。旅行是累人的，不累人的旅行不是旅行。接连不断的情绪低谷，无数始料未及，无数事与愿违。淋浴的温吞水甚至不温吞了，吱呀乱叫的床，绝不吱呀的僵尸般硬的床，不知从何处一群接一群涌来的饥饿蚊子，不冲水的卫生间，没有水的厕所，令人不快的女侍应生，日甚一日的疲劳感，连连丢失的行李，这就是旅行。

连连丢失的行李……

实际上旅行当中我也的的确确丢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从某地赶去某地，都有种种物件一个接一个不翼而飞。我退房时要仔细确认有无东西忘掉。桌子抽屉（如果有那东西）、卫生间、床上，这些位置要一一检查。房间小，不至于看漏。确认没有任何东西忘记后才退房。尽管如此，还是有东西不断消失。到下一家宾馆打开背囊找什么，偏偏不在那里，那东西哪里也不在。

发梳、微型收录机（这是记录旅行用的，没有了极伤脑筋）、刮脸膏、蓝牛仔裤、皮带（这也是够头痛的）、眼镜（这也吃尽苦头）、眼镜盒、六百美元面额旅行支票（所幸美国运通卡第二天就补发了）、袖珍计算器、笔记本、地图、零币钱包、防晒油、圆珠笔三支、军用小刀……就好像这些物件分别寿命到期升天似的一个又一个悄然失踪。至于何时、如何消失的，我全然没有记忆。觉察到时，它们早已踪影皆无，倏地。倘若多少有某种自觉——如在哪里被谁偷了，忘在哪个地方了——我也能心怀释然，心想得得，以后好好留意就是。可是除去几个例外，甚至那样的自觉也几乎没有。那些物件简直就像仅仅、仅仅依据某种法则不断地消失而已。于是某日我死心塌地，放弃所有努力。

随它便好了，无所谓，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反正东西就是要一个劲儿地消失。

这是一种豁达：这就是墨西哥，这就是置身墨西哥的意义。我必须把这种连续性失窃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必须默默背负它的重荷！

如此这般，我把永无休止的丢失作为自然规律、作为宿命接受下来。接受只能以噪音称之的墨西哥民谣，接受8月午后劈头盖脑的酷热，接受俄罗斯轮盘游戏式的呕吐和腹泻。这些使我疲惫，让我厌烦，但思考起来——不久我忽然心生一念——没准正是导致我如此豁达的这一程序、正是促使我将让我疲惫的种种事物作为自然现象默默接纳下来的阶段，才是之于我的旅行的本质。

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想法是相当极端的。为什么呢？因为疲惫这东西即使不远远跑来墨西哥，也是无论哪里都会找上门来。在东京也好在新泽西州也好都会轻易降临头上。可问题是你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找那劳什子呢？

对于这个提问，我可以用比较明晰的语言来回答。我何苦特意跑来墨西哥寻找疲惫呢？“若问何苦，”我将这样回答，“因为那样的疲惫是惟独在墨西哥才能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因为那是只有来此呼吸这里的空气和脚踏这里的土地才能获得的那一种类的疲惫。而且，这样的疲惫每叠积一层，我就向墨西哥这个国家多少靠近一步，我觉得。”说来奇怪，每丢一次东西，泻一回肚子，没赶上一趟大巴，有一个老太婆挤进队里，我都觉得墨西哥这个国家更深地渗入我心中一步，不是我开玩笑。德国有德国的疲惫，印度有印度的疲惫，新泽西有新泽西的疲惫。但墨西哥的疲惫乃是只能在墨西哥得到的那一种类的疲惫。

以此疲惫将彼疲惫相对化，以此疲惫辩证地超越彼疲惫——这是我一边用随身听听纳尔逊唱歌一边怅怅思考的一点。

从埃斯孔迪多港开往瓦哈卡的大巴中（翻越好几座崇山峻岭的这七小时路程即使以相当的好意来说也近乎上刑），遇到一个晒得黑黑的二十岁左右的日本小伙子。来墨西哥后遇到日本人还是头一次，自然这个那个和他闲聊起来。他说他是学生，在瓦哈卡进修语言，但很想看海，就在埃斯孔迪多港海边游了一个星期。“在大巴上睡觉可不行哟，”他提醒我，“高度变化太厉害，睡着了耳朵会出问题。”他是相当穷的旅行者，说付完回程大巴费，身上只剩下一百日元。所以到达瓦哈卡时，我请他在餐馆吃了顿午饭。“啊，说实话，已经两天没好好吃东西了。”他边说边大口小口吃着。目睹小伙子的神情举止，我不由涌起一股感慨：这么说来，以前自己也是这样。二十年前，我也曾这么旅行过，衣袋里只有几百日元，两三天吃不上像样的东西，由擦肩而过的什么人招待一顿饱饭。可如今，自己成了招待别人的一方。

归根结底，就算我背着沉重的背囊，浑身脏兮兮地到处苦找能少花一百日元的旅馆，就算再热、积劳再多、再苦于食物中毒，我恐怕也不至于饿得像这个小伙子那般切实了。旅行完了，我自有返回的地方，那里有为我准备的位置，有我要做的事。但过去不同。旅途中遭遇困惑，就可能一直困惑下去——某种内外交困的心绪总是挥之不去。话虽这么说，当时我旅行得还真不算少。早上睁眼醒来，想去哪里就径直出门，旅行个没完。大概我是在寻求那种“难免困惑”的旅行提供给我的类似幻想的东西。我想我是切实需要那样的东西。

或者，此时在墨西哥如此旅行的我，只是在重新仔仔细细地描摩十五或二十年前自己一度怀有的那种幻想也未可知，恰如拉戈布拉达的跳水选手为了描摩前来阿卡普尔科的几十万人的幻想而日复一日地从那悬崖上做危险的跳水动作并且每日做三四回。

这样思考的结果未免使人难过。这是因为，年纪越大、对那种幻想的认识越鲜明，我们获取的量相对于我们献出的量就变得越少，而且相对于我们怀有的大量疲惫，我们得到的幻想只是较少的一部分，这好比长期服用的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效果渐渐减弱。不过，虽然量比过去少多了，但此前见所未见的那类新的幻想也还是有的，只要小心翼翼睁开眼睛，一丝不苟地侧耳倾听，那些幻想至今仍能向我倾诉。在某种情况下，那应该是年轻时的自己所无法看到或即使看到也可能轻易看漏的东西。是的，如纳尔逊所唱：“如果除了回忆无歌可唱，我宁愿当卡车司机。”

“嗳，记忆中你的长相在哪里见过。”分手时小伙子以想了很久的神情说道，“从大巴车上看第一眼起就一直在想：这人是谁呢，在哪里见过呢？但横竖想不起来。都想到这里了，却出不来。以前可在哪里见过我？”

“见没见过呢？”我说，“我也想不起来。也可能在哪里见过。”

做同样的梦的人们这一来，简直和在吸血鬼飞扬跋扈的特兰西瓦尼亚旅行无异，可是见到的人都这么异口同声地劝说。为什么天黑以后不能开车呢？因为荒郊野外晚上治安相当不好。吸血鬼固然不出动，但强盗出动。半斤八两。

“下落不明的人多着哩！硬让车停下，抢走钱财什么的，堵住嘴杀死，埋在什么地方。尸体很难找到。上次就有一家，连小孩都被杀了，尸体倒是碰巧找到了。半夜里把很粗很粗的圆木头死死地横在路当中，埋伏起来，开来的车一停就一拥而上。反正天黑后不能开车！”

这类作案故事大多是“这可是从某某那里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之类的城市传说，但我因为坐大巴旅行时目睹了武装警察毫不含糊的执勤场景以及卡车上的尸体（估计），所以有了切身感受：这个国家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何况在陌生地方旅行，听从当地人劝告对于旅行者乃是铁的守则。于是我们决定总之天一黑就不再开车。总共开车行驶了三个星期，的确，在白天开车这一限度内一次也没遇上麻烦，只在瓦哈卡的夜里丢了纽约州的车牌。几个美国人忠告说“开车去墨西哥一定要带手枪或步枪”，但我当然没带，把摆弄不来的枪支带去只有增加麻烦。

同作案相比，在墨西哥实际困扰我们的更是TOPE。所谓TOPE，就是为使汽车减速而在人家附近筑起的隆起物，英语叫BUMP。总之全国星罗棋布。开到那里若不注意减速，就要“通”一声感受恼人的震动。问题是，道路本来就无可救药，哪里是TOPE哪里不是TOPE，很多时候看也看不明白。以为是TOPE而放缓速度，实际却不是；以为不是TOPE而照样行驶，却又正是。TOPE前面倒是立有标牌写道“前面有TOPE”，但其中也有没有TOPE标识的TOPE（没有TOPE的TOPE标识也有），分辨十分困难。这样的TOPE一天之中要跨越二三百个之多，看都懒得看了。

我想，不做这麻烦东西而代之以在城镇入口竖起“减速”的标识岂不更好。可是在墨西哥，只看标识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减速的（环顾四周的驾驶员，得到的强烈印象是：这家伙只瞧见标识是不至于减速的）。问阿尔富雷特·伯恩巴姆，他说：“噢，那个么，不但墨西哥，其他中南美洲国家也到处都是。”看来在中南美洲各国，这玩意儿是必需品。

TOPE是隆起的人为障碍物，而反过来，塌陷的非人为障碍物也是有的——路面像布满奶酪窝似的到处坑坑洼洼。一级干线道路还没那么严重，但一离开墨西哥城，随着道路的降格，路况就一步步凄惨下去了，看情形估计是装载重货的大型卡车的震动造成的。擦身而过的卡车的确都装得满满的，满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墨西哥，物资大部分靠卡车运输），而铺路的沥青并没有达到足以承受那等重量的标准。既然这样——我想——还不如一开始就别铺什么沥青，直接用土路岂不更好。问题是我怎么想都没用，事态当然不可能因此而发生变化。

我经过的道路，从韦拉克鲁斯到科尔多瓦的山中路段是再糟糕不过的，无论坑洼的数量还是深度都非同一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像电影《恐怖的报酬》一样小心绕过坑洼向前行驶，但由于坑洼数量太多，任凭怎么小心，有时还是要掉下坑去，其冲击不亚于TOPE的震动，实在让人不快。车也受损。我们是开剽悍的四轮驱动车来的，因此还算好，如果开的是保时捷或法拉利，我想车子马上就会解体。不过不至于开那种车来，随便说说罢了。

总而言之，我们便是在这无休无止的TOPE和坑洼的全程困扰下行驶在墨西哥的。我们所以没有夜间行车，较之害怕强盗，说不定更是因为实在受不了坑洼和TOPE的缘故。大白天都难以看清路况，天黑就更不用说了。

尽管道路如此肆虐，尽管存在很难说多么富于守法精神的那一类人，但我们毕竟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在喜欢的时候行驶在喜欢的地方，这委实让人心里充满喜悦。如果你想在有限的时间里穿越墨西哥——尤其内陆——弄一辆车几乎可以说是绝对条件。墨西哥内陆的有趣之处，不管怎么说都在于外人不怎么到访的小村小镇，因为乘大巴很难顺路到达那样的地方。假如好容易找见大巴到了哪里一座村落——到了自然好——回程大巴起码要等两天，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即使两天一班的大巴，如果哗哗下大雨（而且经常下）也可能开不来。若是时间多得打发不完的闲人，没准是一次有趣的经历，而对于此外的大部分旅行者，就不能说是多么现实的旅行方式了。

在瓦哈卡悠然休整四五天消除大巴旅行疲劳之后，途经太平洋沿岸美丽的海滨城市安赫尔，前往恰帕斯州的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这个名字长长的小城。离开太平洋沿岸，转瞬之间就进了山里。看地图即可一目了然，从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恰帕斯州之间，沿海几乎没有平地，海岸线和山地紧挨紧靠着伸展开去。险峻的马德雷山脉在这一带差不多伸到了太平洋岸边。所以，刚才还在炎热的海岸游泳，等到回过神来，此刻已置身于凉冰冰的山中。反正一进山气温就骤然下降，景物也整个一变。植物种类变了，田里的庄稼也不一样了，人们的生活样式开始带有截然有别的景象，所见男女的长相也已不同。越往山里去，身裹独特衣服的印第安人的身姿越多，云絮低回，静静润湿着山体，让人明显感觉到自己走进了和刚才完全不同的国度。

恰帕斯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至今这个州仍以维持强有力的共同体而闻名。他们讨厌同梅斯提索人（混血西班牙裔人）混合，近乎顽固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生活。这个地方成了他们同西班牙人、后来又同梅斯提索人长年浴血抗争的舞台，那种紧张的空气至今仍有剩留。

西班牙侵略者来到这里是1523年的事，转眼之间他们就以武力征服了原住民即印第安人，没收了其土地，作为奖赏给了士兵。士兵们为耕种那些土地而把印第安人不折不扣地当奴隶使唤。印第安人被迫从原来生活的村庄迁移到深山沟里的定居点，在那里被置于士兵们的严厉监视之下，被迫改信基督教并承担重税。

关于原住民印第安人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下被奴役的，这一点可以从其人口的锐减推断。西班牙人征服这里时，住在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数量约三十五万人，而在1600年竟减为九万五千人。西班牙人从旧大陆带来的传染病固然是原住民人口减少的一大原因，尽管如此，也减得太过份了。从中不难看出印第安人是怎样被当作“消耗品”对待的。

作为印第安人的朋友站起来说话的，是以巴尔特罗梅·德拉斯卡萨斯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保护印第安人，向西班牙本国强调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终于促使奴隶制度的废除得以实现。这是1550年的事。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由于名字长，往往略称德拉斯卡萨斯）便起因于他的名字。

问题是，虽然奴隶制度废除了，但印第安人所处的实质性隶属状态并没有出现多大变化，致使他们定期举行叛乱。1712年，一位采尔塔尔族少女做了一个梦，圣母马利亚出现在她的梦中，告诉她说只要拿起武器反抗西班牙人，就会给印第安人带来希望。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随即遭到了残酷镇压。1869年，佐齐尔族村庄出现了名叫“皮埃德拉斯·阿布兰泰斯（会说话的石）”的三块奇石，深受当地人尊崇。不久，奇石——那是“黑曜石”，看上去会说话——向人们说：举行叛乱，收回自己的土地！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但同样被军队镇压下去，其间有数量极多的印第安人惨遭杀害。

即使现在，那样的紧张状态也绝未消除。恰帕斯州近一半的土地为相当于人口百分之一的梅斯提索人地主阶级所有。他们控制着经济、政治和警察，有的甚至拥有私家军队。印第安人活动家掀起的土地返还运动被他们以强大的力量扑灭了。大赦国际公布说，迄今已有二十名佐齐尔族活动家遭到暗杀。

我之所以就这个州的历史写了这么多，是因为若不了解这样的历史过程，便几乎不可能在旅行当中理解那里的情况。恰帕斯是被历史践踏的、被以武力侵占的地方。那里是贫困的，充满矛盾和悲伤。只要踏入一步，旅行者即可清楚目睹。其贫困或许不能称之为压倒性的，但也相当严重。据说恰帕斯还有一多半人口过着没有电气的生活。恰帕斯不是没有发电站，河流上也有像样的大水坝。但是发电站发出的电大多送往其他州，而把恰帕斯人生活的地方丢在一边。不妨说，人种间根深蒂固的对立、财富的绝对不均这两个困扰墨西哥的大问题在这里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可是这方土地好像有一种东西超越了如此严重的问题而震颤人的心灵。悲伤中有美丽，炽烈中有平静，贫穷中有某种心情。这么写起来好像措辞有些奇妙，但实际去那里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可能就会明白我所写的。这次旅行转了墨西哥各种各样的地方，但没有哪里给我的印象比恰帕斯更强烈。其结果，我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超过了最初的安排。

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一座沉静而美丽的城市，海拔二千米以上，夏天也很凉爽，要穿外衣。温润的空气中，有着涂漂亮颜色的房舍的街道伸向远处，依然保留着殖民地时代的华丽。无论拍摄哪里，其情调都可直接成为一幅明信片。说起墨西哥的城市，几乎所有外墙都整块是花花绿绿的广告板，但这里不同。大概有什么规定吧。

瓦哈卡地方虽也十分漂亮，但由于至今仍实际上承担着州首府的职责，故而车多、人多、空气差，没办法安安静静散步。感觉好的安静地段惟独限制车辆驶入的索卡罗（中央广场）一角。相比之下，德拉斯卡萨斯从来就不是州的首府，现世职责已经放弃，只是作为历史城市隐居式地悄然存续下来，所以感觉上恰如飞驒的高山，许多东西都保存着往昔面貌，和古都这一称呼十分相称。顺便说一句，恰帕斯州现在的首府是名叫图斯特拉古铁雷斯的大城市，因日程关系我们无奈地住在了那里，但如果可能，真想争分夺秒逃出来，说热闹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是人多，又脏又吵。想必乱糟糟的现实因素都一股脑儿投在了这里，于是安安静静漂漂亮亮的德拉斯卡萨斯另存了下来。京都也最好把政治和经济功能在某个阶段迁往别处，不过这话现在再说也没什么用了。

总之，德拉斯卡萨斯是让人觉得多住几天也无妨的少数墨西哥城市之一。以我个人印象来说，墨西哥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嘈杂的城市”和“凄凉的城市”，几乎没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但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是个例外，既不嘈杂又不凄凉。人口大约五万，规模正适宜居住。散步散不够，够品位的餐馆和咖啡馆也有。若在这里住上一个月，好像可以心情愉快地写出小说，我觉得。

来这里的人最先觉察到的，恐怕是印第安人的数量之多。当然，就人数而言瓦哈卡也不少，但这里的印第安人同瓦哈卡见到的衣着普通的“现代化”印第安人不一样，至今全都身穿一如从前的民族服装，保持着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的风习。服装颜色每个部族各有不同，哪一种都非常艳丽，用的是自然布料，且以传统自然染料染成，所以即使远看也有一种韵味，让人心怀释然。身着如此粉红色深蓝色黑色红色等五颜六色服装的印第安人在同样涂得五颜六色的街道上足不出声地——因为他们大多光脚——静悄悄往来穿行，光景煞是好看，给人的感觉好像在说事情本来就应这个样子。尤其是清晨和黄昏时分的情景，确有一种什么在抚慰人的心。

这些印第安人大部分不住在城区。他们住在德拉斯卡萨斯近郊各处的共同体即村落里面，一大早乘大巴或步行进城。卡车拉着二十几个印第安人早接晚送的情景也常可见到，至于是谁组织那类卡车则不大清楚。反正他们每天早上来德拉斯卡萨斯“上班”。住在德拉斯卡萨斯城里的印第安人，大多情况下是出于某种原由——一般是宗教性对立——被赶出共同体的人们。印第安人都是为了卖什么东西才集中进城的。妇女和儿童们背着自己做的工艺品和衣服赶来，男人们来卖蔬菜、水果和其他种种工艺品。街上到处是热闹的市场，这点也同飞驒高山的感觉有些相似。

卖东西的大半是妇女和儿童。在广场和教堂前的市场里有自己摊位的人，坐在那里摆开物品一直卖到傍晚，没有摊位的印第安人妇女和儿童一整天满城里走来走去，看见游客模样的人就凑上去说“喏，买这个”。一般说来，她们开的价钱比市价多少便宜一点儿，但讨价还价要花不少时间。一到傍晚，她们就收起东西各回各家。

黄昏时分，常可见到结束一天买卖的印第安人静静坐在电器品商店前面的情形——他们出神地盯视橱窗里正在播放的彩电屏幕，那时间里一句话也不说，不发表意见，不笑，全身一动不动。仿佛所有人都被电视迷得魂飞魄散，真可以说是神奇的入魔场景。

不错，昭和30年代日本也有街头电视，人们聚在那里愣愣地张着嘴注视电视荧屏。那一时期注视街头电视的日本人所感觉的，大约是对新奇玩意的好奇心和向往，其中有着新科技改变时代、改变生活那种微热的兴奋。人们在广场上或多或少共同怀有那样的情感。但在德拉斯卡萨斯电器品店前面，我见到的印第安人的表情里丝毫没有那种成分。印第安人简直像做梦一般静静、静静地看着电视。当然，他们是因为贫穷根本买不起电视才站在（或坐在）那里看的，不过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出贫穷的阴影，没有贫穷派生的凄惨、扭曲和自暴自弃。他们就好像坐在那里做着个人的梦，也像是彻底进入了一时性的恍惚状态。

我们走出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首先访问的近郊印第安人村落是锡纳坎坦(Zinacantan)。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好不容易开到那里。我们说“还是开帕杰罗才能来啊”，其实并非如此。原来我们走的是旧道，另一侧就有铺得平坦坦的好路。这个村落也是因为距德拉斯卡萨斯仅十一公里的关系，道路和学校设施看上去似乎相当齐备。空荡荡的村落正中建有一座崭新崭新的小学校舍，给人的印象有些异乎寻常。

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锡纳坎坦村民的主要工作是在后期玛雅文明的守护下进行交易。他们在危地马拉至北部阿兹台克帝国的辽阔地域建立了交易网，运送和买卖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和贵重物品。锡纳坎坦当时驰名全国，人们只要听到名字便高看一眼：“嗬，是锡纳坎坦人！”时至今日，那种昔日辉煌的面影在这山谷间的小村落里已全然无从觅得，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印第安人穷村子罢了。社会状况由于西班牙人的出现而风云突变，使锡纳坎坦这块土地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彻底湮没在历史之中。

但仔细想来，湮没他们的历史不过是若干并存的历史性假说中的一个，其中应该同时存在一种有别于忘却他们的正规历史（我们在学校学习并作为知识获得的一般性历史）而通过他们的眼睛绵延不绝的“另一种历史”。那“另一种历史”恐怕至今仍在肉眼看不清的场所、在不以明确形式出现的事物中悄然而又顽强地跳动着——我坐在锡纳坎坦村的场院里漠然打量四周景致、耳听祭祀烟花声音的时间里，不由生出这样的感慨。

纵使曾经的现世荣光失去了，纵使西班牙人夺走了祖先的土地，纵使自身长年沦于隶从地位，而且古来的宗教也被强行剥夺了——或者不如说正因如此——住在这里的人们看上去还是没有失去其曾经作为精神磁场予以信赖的、深深植根于此的充沛想像力。恐怕正因为它是眼睛看不见的无形之物，所以才超越所有压迫而生生不息。那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他们拒绝同外部打成一片，使他们历经了近五百年的西班牙人征服，却明确保持着作为部族的同一性（identity）。我觉得那就是他们的“另一种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时间似乎超越了我们的想像，彷徨着缓缓流淌。

罗伯特·罗林写的《蝙蝠人》（锡纳坎坦人曾将蝙蝠视为守护神加以崇拜）那本书，向我们传达了锡纳坎坦人这种鲜明而坚定的世界观，发人深省。其中介绍了这样一桩趣闻：1969年，一个少年在梦中听得一个神谕——“俯视湖水的山上埋有一口大钟，你要把它挖出来！”梦中，古代的神把他领去那个场所，告诉他就埋在这里。少年以自己的双手怎么也挖不出来，遂去村落长老那里寻求帮助，讲出了梦中的神谕。长老找到巫师，请教从少年口中听到的神谕是否属实。巫师经过繁杂的手续，认定神谕是真实的。随即开始挖掘。尽管正值玉米收割时节，忙得不可开交，村民还是一个也不少地手持铁锹聚集在那座山上，击碎石灰岩坚硬的岩盘往下挖洞，连续挖了两个星期。从结论说来，遗憾的是没挖出钟。留下的只是一个十多米深的颇为壮观的大坑。

所有的锡纳坎坦人对这样的梦都怀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在某种情况下（例如某个梦有可能影响共同体命运的时候），梦不再是个人的梦，而成为整个共同体共有的梦。在那样的场合，巫师便向共同体提出建议，村民们同心协力予以实现。那样的事现在还有，人们戴着卡西欧表，提着收录机走来走去，然而他们至今仍做着作为共同体的梦。

此外，这里的人们出于宗教原因坚决拒绝照相。在锡纳坎坦附近一个叫胡安·查姆拉(San Juan Chamula)的村落里，几年前村民亲手杀死了两个在教堂内部照相的游客。这也可能照例是“从某某人口中听来的实际发生的事”，但各种旅行指南书都有记载，说不定实有其事。而且实际去查姆拉村时我感觉到：实有其事也好没有也好，反正发生那样的事没什么奇怪。

问题是搞摄影的松村君因为照相是他的生计，没法说一声“明白了不照好了”而作罢。一如这里出现的，他以村里人为对象着实照了不少相，以致吃了不小的苦头，或被掷投石块或被殴打。我看不下去，劝他悄悄躲起来拍照。他摇头道：“不不，春树，相这东西要迎面正照才行，悄悄躲起来照是卑鄙可耻的。”

松村君之所以坚决拒绝偷拍，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家摄影周刊工作了好几年，偷偷摸摸拍照已经拍腻了。所以，死活再不肯偷拍，这已成了他的信念。“扔石块还算好的，上次去非洲照马赛人的时候，还给枪托打得去了医院。相比之下，这还算好应付的。”

既然他这么说，我也只好说“是吗，那就小心拍去好了”。不过松村君的确吃了苦头，我从旁看着都很不忍。他一照相，周围的人就把各种物件扔过来，而且频频击中目标，不偏不倚正好打中脑袋，简直像每天都在练习对着什么目标投东西似的。我真担心他一来二去因此丧命。摄影师这活计可不是好玩的。小说家还算好，文艺批评家（我又提起来了）也不至于有真石块打来。

但看样子松村君到底切实感受到了生命危险，几天之后终于委曲求全，用床单挡住车窗玻璃，从缝隙里偷偷拍摄。毕竟训练有素，这样一来——这么说或许不好——效率实在快得很，质量也好，令人叹为观止。虽说不该对此招术表示敬佩……

每次进入印第安人村落，我都尽量离开松村君行动，以免受其连累。我又不拍照，若有石块抛来可吃不消。我做出不认得此人、此人与我不相干的神情，尽可能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做笔记或画几笔速写。人们讨厌被拍照，但速写则不放在心上。像这次这样带着写文章任务的旅行，有时是需要做视觉记录的，那种时候一般用傻瓜相机三下两下拍摄下来，但这里是难以使用照相机的地方，只好画上几笔。画画决不是我的拿手戏，不过坐在教堂石阶上慢悠悠地勾勒周围人所穿衣服的颜色样式，感觉非常不坏。在这种场所，时间的流逝较之照相更适合速写。

不过，并非所有印第安人都讨厌拍照。在查姆拉，表示给钱的话但拍无妨的女孩也不算很少。那是卖东西的女孩，我说东西不要，“那就照相好了，一千比索”。一千比索换算成日元为四五十元，能买四个果酱面包。甚至有母亲主动领着小孩来要求拍照。差别当然因人而异，总的说来，对于拍照的抵触情绪，好像小孩比大人少，女的比男的少。在印第安人村落，多是女孩以游客为对象卖东西，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比男人更现实、更为深切地同货币经济打交道。可是，如此用钱换来的拍照又有多大意思呢？想到这里，心情多少复杂起来。

如果你有机会来恰帕斯的印第安人村落，恐怕还是把照相机放在什么地方，沉下心来悠悠然来个速写什么的为好。技术好坏另当别论，反正这样惬意得多，可以顺利地同村民打成一片，心情也比偷偷摸摸拍照或被投掷石块好出几倍。

锡纳坎坦在为一位名叫圣托·奥塔博的圣人举办祭祀活动。规模不很大，没有庙会，人们也没聚集，只教堂的院里有乐队演奏，还放了烟花。教堂大院有一座双层凉亭模样的建筑物，二楼成了舞台。乐队在那里并排演奏祭祀音乐：小号两把，萨克斯管两把，乐号两把，土巴号一把，加上鼓。乐队成员像是外地来的半职业性人士，不同于当地人。穿的都是普通衣服。乐队演奏了一阵颇有气势的音乐之后进入休息，下面的本地演奏家代之继续演奏。说是本地演奏家，其实也就是那一带的三个老伯，两个打小鼓，一个吹竖笛。音量小，气势不足，旋律也不清不楚。三个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无凄切地一个劲儿演奏类似日本古代祭祀音乐的什么：哔——啪啦、哔——啪啦……

但是，较之二楼那种有气势的“嘣锵咔、嘣锵咔”的演奏，还是这边不无凄切的音乐更让人感到安然。尤其对我们日本人来说，那一声声“哔——啪啦、哔——啪啦”感觉上总好像很亲近。但很快二楼乐队又开始演奏了，下面的老伯们戛然而止。演奏当中，两方面的演奏者都始终面无表情，既不笑意盈盈，又不郁郁寡欢，压根儿没有表情那个玩意儿。演奏本身也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高潮，只音乐在不间断地流淌。

烟花工一共五人，脸上也几乎不见表情。看服装，同样像是从别处赶来的专职烟花工。估计乐队和烟花专家是按照祭祀活动的日程走村串巷维持生计的。他们以熟练的手势用木棰“通通”敲打黑色火药，将其塞入筒中，塞罢点火，“嘭”一声打向天空。看上去快要在手边爆炸了，但工匠的手上一道烫烧的伤疤也没有，想必万无一失。虽说是烟花，但视觉上不怎么好看。毕竟是大白天放的，除了烟别无所见。嘭——，声音自是虎虎生威，而在空中只是“啪”地散出烟来，再无下文。打完放完，老伯们再次从腰间的葫芦里掏出黑色火药用木棰敲打……如此周而复始，俨然永久性运动的一部分，极为机械，极为事务性。那时间里，乐队兀自“嘣锵咔、嘣锵咔”或“哔——啪啦、哔——啪啦”个不休。

同样的过程无数次单调地翻来覆去，惟独时间在缓缓流移。可是，坐在教堂院子里和孩子们一起看着那光景，我却并不怎么感到无聊和厌烦，甚至还涌起了某种怀旧之情。如此说来，日本过去的祭祀也是这般慢慢悠悠的感觉。祭祀活动这东西，不是“啪”一下掀起高潮又“啪”一下偃旗息鼓那样的名堂，而需要从早上起就开始品味其绵长的过程。在某种情况下，较之精彩的祭祀，我们更欣赏无限延长的低迷情怀。

这样的心情——类似“如此说来确是这种感觉”的怀旧心情——我在这一地区旅行时有好些地方都感觉到了。例如在细雨如烟的乡村山道上开车拐过一个弯，便有另一番风景豁然展开。那种时候，眼下点点散在的民舍房顶、山坡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不由让人觉得仿佛看见了日本的乡村风光。我问身旁的阿尔富雷德：“你不觉得有的地方同日本的乡村很像？”他回答说：“唔——，怎么说呢，我倒不觉得有多少日本情调。乡村风光么，哪里都大同小异吧！”但我以前去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乡村，产生如此亲近感还是第一次。特别是在美国东部生活一年半之后，目睹这样的景色，真是让人由衷觉得“是啊，这在视觉上完全看得出”。在美国生活，经常感慨——这和心情好坏无关——自己到底是在别处生活，是在并非本来应该在的地方生活。这是社会如何、人种如何等问题之前的问题。在此之前，环绕我们的风景在视觉上就是“别处”。在那里，风景一般不是作为潜在性记忆，而是不由分说地直接诉诸我们的心灵。当然，目睹美丽风景自会感觉其美，感动也是有的，但那仅仅是在“美丽”这一语境中的感动。然而，我在恰帕斯山中蓦然感觉到的不是那样的东西。我在那里感觉到的不妨说是一种共时性心情——绵延不绝地伸向很远很远的远方、无法用现成语言顺利表述的心情。

当然不是说我对墨西哥原住民怀有廉价的连带感，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抑或人种上，我们都同他们有很大的隔阻。尽管如此，在那里转悠的过程中，我仍然感觉到脚下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而能够让我产生如此感觉的地方，即使找遍全世界我想也没有很多。

走进锡纳坎坦的教堂，正看着身披艳丽的紫色长袍的基督教徒和身着此村特有服装的圣母马利亚，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走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他想要。我把圆珠笔放在车上，就说没有。少年于是说想买一支圆珠笔，能不能给他一点钱。我给他一千比索。一千比索大概买不了圆珠笔，但我零钱只那么多。随后又一个男孩过来问我带没带圆珠笔。具体情由不晓得，总之圆珠笔在这个村落好像大受欢迎。

胡安·查姆拉是个大村落，比锡纳坎坦大得多，人们的性格看上去较为积极开朗。有的旅游指南上介绍说是“桃花源一般的村落”，但我得到的印象并不那么乐观。同锡纳坎坦的人们相比，这个村落的人生活似乎贫穷得多。小孩子们不像锡纳坎坦的小孩那样说话绕弯子——比如“对不起，您带圆珠笔了么”之类——而是一齐围住游客说“给钱呀给钱呀”，或者把手里的工艺品、礼品硬塞上来死活要卖。车一停就被一群小女孩围住了，说“帮你好好看车，给两千比索”（倒是好好看着的）。身上的衣服全都破破烂烂，头发乱糟糟的，满是污垢。穿鞋或穿拖鞋的小孩几乎没有。我没给钱，以饼干代之，全都狼吞虎咽地“咯嘣咯嘣”吞下肚去。由于政府采取改善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政策的关系，道路在这里同样漂亮得令人吃惊，但走在路上的村民形象多少显得不够相称。

这里也像多数印第安人村落那样，人们的衣着整齐划一，那像是他们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象征。妇女从小孩到老太婆统统肩披青色披肩，下穿黑色缠腰式裙子。男人整个披着麻毯那样的外衣，下面穿一条短裤。几乎所有男子都头戴帽子，脚穿瓦拉齐凉鞋，戴着手表。听说通过服装的细微差异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村里的身份，但我看不出来。总之在服装方面有种种繁琐的规定。村民的服装可以在礼品店里买到，但当场穿买的衣服有时是有危险的，因为那意味着外人侵害了共同体的规定。

无论哪个村落，一进村最先看到的必是教堂。这里的教堂门涂成鲜艳的薄荷绿色。我当然不知道“我们村的教堂门涂成薄荷绿色好了”这样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有可能是召开全体居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或者薄荷绿自古以来就是村落的主题颜色也未可知（如此说来，妇女们身上的披肩青色与此相近）。教堂里没有椅子。十分适合“土屋”一词的空空荡荡的地上铺满了松树枝，到处立着燃烧的蜡烛，较之庄严，气氛更富有巫术意味，甚是不可思议。与西欧教堂相比，未尝不可以说像是异教。十字架的比例也同欧洲天主教堂里的截然不同，演奏的音乐也不是所谓教堂音乐。其间时不时有印第安人进来，赤脚踩着松叶走到祭坛前，在那里跪下悄悄画十字。教堂里不允许带进照相机。游客因在教堂拍照而被村民杀害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村落。

教堂前有片很大的空地，空地上有集市，出售当地居民的必需品和食品，没什么东西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卖的多是鱼干、甘蔗、椰子、柠檬、香蕉一类东西。我在露天摊床吃了煮玉米和玉米煎饼卷鸡蛋。这东西听起来似乎很好吃，其实就是用玉米煎饼把变凉的煮鸡蛋卷起来吃。直截了当地说，谈不上多好吃。

另外用五百比索从一个卖货的小女孩手里买了两个小小的饰扣。

安德烈亚斯·拉腊因萨尔位于从锡纳坎坦往山里进去一点点的地方。进村的道路没有胡安·查姆拉和锡纳坎坦那么像模像样，交通相当不便。已有筑路车进入，想必很快修好，但眼下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悲剧状态。稍一下雨，路就致命地泥泞不堪（泥没脚腕），即使四轮驱动车也很难行驶。在我们的车前面，一辆卡车陷进泥里进退不得，一筹莫展。路又窄，无法超车。众人把石头、树枝垫在车轮下一起从后面推，花了三十多分钟才好歹推出。那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后面等待。

每到星期日，拉腊因萨尔都有相当大的集市。我们到的当天正好是星期日，得以仔细观看集市。这里卖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把货物装在卡车上从城里运来的商人或者带着蔬菜和家畜从近郊赶来的农夫分别摆开摊位，买东西的印第安人聚集在村落广场。仍在滴血的猪头在台子上一字排开。也有人卖玛切提（砍山刀）。这里最有人气的商品是盒式收录两用机，卖这东西的摊前围着一大堆人。买两用机的印第安人播放的无一不是那种“铿锵铿锵铿锵”的墨西哥民谣，着实伤透脑筋——不过在别人的国家这么说也没用。

这个村落的小孩子总的说来比较老实，看见游客不那么死皮赖脸黏着不放。有一个漂亮得让我吃惊的8岁女孩，我从她那里买了个布袋。布袋本身自是不坏，但那女孩长得极为漂亮也是我购买的一大原因。的确，世界上什么地方都是长得漂亮占便宜。对方最先的报价我忘了，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四千比索成交（在这方面，8岁也表现得十分了得，叫人佩服）。不料付款时一翻钱夹，里面的零钞只有三千五百比索。一万比索的钞票倒是有的，但零钞怎么也没有。于是我说：“对不起，三千五百比索可以么？只有这么多了。”女孩随即以极其伤心的眼神目不转睛地久久看着我的脸，简直就像看斯克鲁济老伯似的，而后一声不响地接过我的三千五百比索去了那边。至今每次想起那小女孩的眼睛，我都觉得自己在拉腊因萨尔村做了一件十恶不赦的事。

还去了几个村落，但逐一写起来越写越长，就简单记述一下。在切纳尔奥村，松村君拍照时被“砰”一下子打了脑袋。我一如往常做出“此人与我两不相干”的神情，或去观看某个宗教性质的队列，或进店喝啤酒什么的。松村君在教堂后面的空地站着小便之时，被高声怒骂了一通。如今看来，能活着回来已是幸运。这个村落，醉鬼多得不行，喝红脸的汉子到处踉踉跄跄东游西逛，广场上还常有人吵架。

田纳哈帕村的入口有一家店名叫“战斗妇女工会工艺品店”。西班牙文为：

SOCIEDAD COOPERATIVA DE ARTESANIA UNION DE MUJERES EN LUCHA S.L.C

详情不大知晓，大概是一种运动——这一地区编织东西的妇女聚集起来成立了工会，把自己的产品集中放在一个场所有组织地推销出去。目的似乎是通过统一商品流通而防止价格过度下滑，排除中间盘剥。店里卖货的清一色是妇女。运动的动机本身固然不错，但“战斗妇女”这一名称毕竟有点儿吓人。这么说或许会遭到女权主义者的斥责，可我还是觉得，既然是卖东西的店，还是取一个温柔些的名称为好，别去管什么思想性。不出所料，进店交涉价格，问“这个不能便宜点吗”，对方当即回答：“NO！”就是说此乃工会统一定价，不容讨价还价。据纺织品权威阿尔富雷特（此君是很多很多东西的权威）介绍，东西好是好，就是有点儿贵。我也认为有点儿贵，况且来墨西哥以后已经完全习惯了讨价还价，骤然间要我按统一定价买总有些不甘心。因此之故，最终什么也没买就出来了。后来看书得知，关于统一定价，村落内部也有剧烈争吵，哪一种类的争吵不大清楚，反正我的基本方针是尽可能不介入妇女内部的争吵，再说又是“战斗妇女”内部的争吵。

依我观察的范围，在这一带的印第安村落，男人一般从事传统农耕经济，妇女则从事以游客为对象的服务产业。也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是男耕女织。但明白自己所织布匹值钱的妇女的目光逐渐从共同体内部投向——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外部世界，在某种情况下发展成了“战斗妇女工会”。不用说，这种过激方式不可能一帆风顺，前面也说了，既有内部争吵，又要受到企图维持原有体制的卡西肯（地主）的剧烈迫害。“战斗妇女工会”运动往下能否获得成功当然无从知晓，但这些山谷间的小村落里正在一点点地诞生以妇女为核心的新型经济结构，这一点应该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新路修成之后，自有游客跑来，而游客增多，商品流动也会随之增大。这种经济结构的转换，势必大大改变依赖农耕经济的共同体结构。我觉得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外部的历史终于追上了他们。

离开恰帕斯州，再也见不到那种共同体式的印第安村落了。距恰帕斯不很远的拉坎东，深山老林里居住着传说中的印第安人，如今他们也已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多数背井离乡进城找事做。从飞机往下看就知道了，能够称为森林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曾经覆盖辽阔大地的蓊郁茂密的原始森林被砍伐了百分之八十五。那里有的，只是遍布于红褐色土地上的怵目惊心的热带雨林残骸。

估计人们就要这样放弃做共同的梦，放弃心灵的共振，放弃倾听远方的回声了。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悲哀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恰帕斯深山中遇到的印第安人贫穷固然贫穷，但他们是具有轮廓清晰的价值观、世界观并引以自豪的人。我不是什么文化人类学者，只不过从这个村落到那个村落观看了几天，没有任何资格说结论性的大话，但是想到往后外部体系将一点一滴渗入他们中间，致使他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和以往的价值观不再有效，想到那时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我不由有些黯然神伤。

墨西哥政府正在致力于印第安人生活设施的现代化，那当然是好事。他们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充实医疗设施，这是开发的三大支柱。然而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大大改变迄今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的印第安村落的结构，改变从属于那里的人们的意识。

一次听到一个从故乡村落进城的印第安小伙子说的话。小伙子在故乡村落生活时一次也没有挨过饿。虽然村落贫穷，但他不知道饥饿是何滋味，因为如果他在村里肚子饿了，只要向谁道一声“你好”即可。对方听到这声寒暄，就会说“啊，你像是饿了，来我家吃饭”，随即给他饭吃。那声“你好”有一种韵味，完全可以从中听出对方是否饿肚子、是否身体不适。他们在心中培育了那种韵味。因此，那个印第安小伙子来到城里最初一段时间，每当肚子饿了就向各种各样的人说“你好”。然而谁也没给他饭吃，只是还给一个寒暄“你好”。他到处说“你好”直到说得发不出声音，但谁都没说一句“来我家吃饭吧”。于是他终于认识到：这里没有人能领会那句话的韵味。

在下着凉浸浸的牛毛细雨的恰帕斯山谷里转了几天之后，尤卡坦半岛的风景显得格外呆板。空气热得闷乎乎，人们的样子看上去总有些凄凉。在下山过程中，觉得以前始终感知的某种类似静谧情韵的东西消失了。那是一种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即使在伏案写这篇文章的现在，眼前仍然浮现出拉腊因萨尔村那个因少给五百比索而目不转睛久久盯视我的漂亮的卖东西小女孩的眼睛。她当时的眼睛里仿佛存在着一种摇撼我的心的东西。回想起来，和一个人那般专注地四目相对，对于我来说的的确确是久违的事了。围绕着五百比索（二十日元），我们长时间地窥视对方眼睛的深处。也许你想充其量不过是二十日元，我当时也不是没那么想：有什么办法呢！对不起，现在口袋里只有这么多嘛！但那当然不是钱的问题。那是我和那小女孩之间的交流问题，心弦的颤动方式问题，我觉得。

我甚至心想，将来长大，那个小女孩说不定也会成为“战斗妇女”中的一员。只是，到那时候，恰帕斯山中的印第安村落想必已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