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朱天文喜欢纽约斯卡德探案，这是半公开的事，报上有登，去年她的名著《荒人手记》译成英文版，她应邀前往纽约，自个儿跑去寻访斯卡德的世界，凡登大厦、阿姆斯特朗酒吧，以及斯卡德多次踽踽于途的街头人行道，有纽约在地的朋友告诉她布洛克本人常驻的咖啡馆，但身为同业的朱天文自反而缩，了解写作者私密空间的不好侵犯，谢绝了，回台湾之后，却意外接到布洛克的亲笔签名新书，显然，这个世界仍存在着体贴好事的通风报讯之人。

然而，很少人晓得，朱天文也喜欢约瑟芬·铁伊，《法兰柴思事件》《萍小姐的主意》云云，她曾说，看铁伊的小说，感觉很新，如在当下——只是，看来她再不可能会哪天意外也接到铁伊的亲笔签名之书了，因为这位推理第二黄金期最特立独行的女杰早已作古（一九五二年），诸如此类的恐怖小说情节，应该不至于出现在我们朗朗乾坤的现实生活之中才是。

感觉很新，如在当下，这是什么意思？我猜，朱天文是一种直观的阅读感受，指的大概是铁伊所写到那种可变动生活配备（如房屋、衣物甚或习惯用语的式样）之上，某种今古变动不多的东西，像人的梦想、人的爱憎、人的脆弱与信念等，如同生物学家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生物结构和百万年前的人类其实差异极其微小——而铁伊所书写的时间落点，距离我们此时此刻也不过才五十到七十年的时间而已不是？

然而，我们也会想到，就狭义的推理小说而言，我们看与她同期的克里斯蒂或塞耶斯（事实上她们因为活得较久，所以一部分作品还比铁伊晚出），笔下世界的确仍是浓郁的维多利亚古老况味，而大西洋另一岸的同期美国，汉密特和钱德勒笔下仍是新城市才刚刚搭建，利益尚未分配完成，因此犹不脱野味十足西部时代动不动拔枪相向的基调，而小说中那些连今日美国人也都搞不懂的昔时帮派黑话，更让我们今天阅读时增加了不少岁月湮渺人事已非之感——从这个角度来看，铁伊的确很特别，她小说中某些质感和精致之处，不像推理，甚至会让人想到我们熟悉的张爱玲和后来的张派书写者。

但如果我们把铁伊从推理小说拔出来，放入到正统小说的历史时间表里，可能又会得到不同的图像出来——我们晓得，铁伊书写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二十年，就欧洲，尤其是一路领先发展的西欧来说，可以说小说已完全到达最成熟的高峰期，我们所熟知的伟大名字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十之八九已出现并甚至逝去，并且小说开始倾斜向创作力逐步萎缩的近代了，如此，铁伊的精致和现代感似乎又显得合情合理。

所以说，铁伊在小说的国度之中身份之暧昧大概真的如《伊索寓言》中的蝙蝠，身处在正统小说和类型小说的边界之中——这里，我们岔个话，不知道你有没有也发现，“蝙蝠”这两个中国的形声字，其意符既不从鸟（如鶣鶝）也不从兽（如猵），倒奇特被归类为昆虫，这倒为这个让早期人类分类困难的古怪生物，又多一个归属领域。

我在想，人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和丈量方式真是蛮奇怪的事，端看行业不同和不同行业所带来的时间参考点而定。思考宇宙起源和遥远星空之谜的天文学者用的可能是刻度最大的时间之尺，然后是地质学者、生物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如此一路到屏着呼吸看每季每月瞬息万变的流行现象观察者。我个人生平第一次对时间之流在不同尺度下的心悸奇异感受，是三十年前犹在念小学时读《人类的故事》，房龙以这么一个不同时间丈量之尺的寓言，拉开他的历史叙述：

在北方，有一个名叫史维兹乔德的高地，有一座岩石，高一百里，宽一百里，有一只小鸟每隔一千年飞来磨一次它的嘴。

当这座岩石逐渐被磨平时，永恒的岁月便过了一天。

一九二八年的英国

《排队的人》，这是约瑟芬·铁伊的生涯首部作品，完成于一九二九年，但书真正出版的时间却是一九五三年，也就是铁伊本人死后的第二年，这本书的如此特殊“遭遇”，引领我们想到另一件事，用另一种思维来读这部小说。

一九二九年有何特别之处？不就是普世最狂暴经济大崩溃的前夕吗？这里，我们要说的却是之前一年，另一位更著名的英国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那本愤愤不平的女性意识名著《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这本留下了“女性要写小说，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以及每年五百英镑收入”名言的演讲集中，伍尔芙一开始就愤怒地叙述自己在一九二八年的亲身经历——在剑桥大学的校园里，她脚一踩上草坪，立刻引来校内警卫的制止，不因为“草坪保养中禁止进入”，而是因为她是女性；同样的，她也不获准进入剑桥有名的图书馆之中，仍因为她是女性。

彼时的伍尔芙可不是才开笔写书、籍籍无名的铁伊，她已是一家出版社的主持人，已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兼评论家，她的著作如《远航》《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奥兰多》俱已出版——但她仍无法改变她是女性的事实，以及当时英国社会对女性的普遍看法和待遇。

这就是《排队的人》孕育写作时候的景况和处境，也许可以提供我们阅读时的另一个思维纵深。

二〇〇〇年的日本

这里，我也仿弗吉尼亚·伍尔芙，贡献自己的亲身经历——不同的是，时间是二〇〇〇年的今天，地点是我们的东邻日本。

今年春节，我人在日本京都，正好逢上大阪的知事选举，开票结果破天荒当选了一名日本民主史上第一位女知事，但麻烦笑嘻嘻来了：今年相扑大赛的春季场马上要在大阪举行，依例要由当地知事主持开场，然而，问题在于依相扑传统，女性不可踏上比赛的土俵——回到台湾后，我看到了这件事的收场，女知事屈服，土俵继续维持它的雄性骄傲传统，而且妙的是，争议过程相当平静，他们只当这事是个麻烦必须解决，并未因此引发激烈的女性抗争。

另外一件是，我个人因为偶然的机缘，认得日本当前能乐的第一人，她——注意，是她——是前代能乐国宝野村保的女儿，一位身躯虽见富态但举止美到极点的老太太，然而，依能乐传统，她终其一生不能正式上台表演，满身的绝艺只能用来传授下一代弟子，偶尔在非正式的演出才上台。

平等之路

很奇怪不是？让我们再回到英国，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领先进入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睿智老国家，不是老早给了我们洛克这个人吗？洛克不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告诉我们人生而平等吗？而且这个信念不是马上被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宣言白纸黑字写上、且三个世纪以来早已取得世人普遍的同意吗？

答案全部是“是的”，但那又怎么样？

我们先快速看一下历史事实。冯内古特曾控诉负责起草《独立宣言》的杰弗逊本人蓄有黑奴，更遑论当时的统帅暨日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大农庄主身份，事实上，在《独立宣言》的初稿版本中一度曾出现废奴的字句，但基于当时独立运动诸领导人的“现实状况”而无声无息被删除掉，这个依据人生而平等信念所建造的美好国度，于是保留了一大批黑色皮肤的不平等人口，继续在玉米田棉花田艰辛过日子，一直到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并结束，到此阶段，对黑人的平等权益，从建国的抽象信念进步为正式法律的保障，但事情完了没有？当然没有，我们再把这段历史跳到二十世纪的六〇年代来，仍会触目惊心看到各种种族隔离的不义事实，包括交通工具上黑人必须让位白人或坐在后半段，包括餐厅不接待黑人，包括白人学校不接受黑人学生等等。

六〇年代，距今才三十年，从人的记忆来说，那不才是昨天的事吗？那不是我个人都已生而为人活在世界上且念了小学到初中的那段日子吗？

今天，喜欢自我陶醉于人类多进步世界多美好的人，偶尔都该想想诸如此类的历史事实，让脑子清醒一下。

工作的开始

难怪有这么多人要对天赋人权的说法嗤之以鼻，转而相信，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奋力去争取去捍卫来的；也难怪乔治·奥威尔要戏谑地说，是啦，人是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总比其他人要平等一些。

这里我们无意虚无，也无意犬儒，只是我们得意识到，人类的世界并非一块平坦大地，一种普遍被承认的信念，甚或坚实可验证的“真理”，也无法简单如中国人所相信的那样，像风吹过平坦草原般俱都低头接受。不，世界并不平坦划一，现实有着强大不好拉动的惰性，人的无知、私欲或仅仅是不花脑筋的传统习惯崎岖起伏，在在形成背风的死角和缝隙，不信的人可去念一下卡尔·萨根的《魔鬼出没的世界》，看看直到所谓二十世纪末的今天还有多少人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而不是演化来的。

信念和价值当然是有力量的，尤其长时期来看更是如此，只是它不像一些乐观的流行见解那么威风，保证得胜，这里，我个人比较相信的是康德的话：道德自由不是事实，而是假设，不是天赋，而是工作，是人给自己的一项最艰巨的工作，它是一项要求，一个道德命令——尽管，这样的话比较不好吞咽。

让我们学着把信念和价值看成工作的开始，而不是胜利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