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唱的沙》是约瑟芬·铁伊的最终一部小说，我们对她的阅读至此也得告一段落了——“直到胖女士唱歌为止”，一切皆符合这句西洋老俗语的讲法，只除了没有胖女士，而是古怪的会唱歌的沙，还有一点也不古怪的忠实格兰特探长身影。

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格兰特探长，我个人所钟爱的人物，以为告别。

相对于推理史的诸位大师都拥有一位或一位以上历史级数的大神探，铁伊这位苏格兰场的探长显得相当谦卑。他没有布朗神父的有趣神职身份，没有角落老人的没有名字不知来历和手中打结不休的绳子，没有福尔摩斯的毒品等诸多性格怪癖和自我一整套办案哲学暨其方法，没有波洛的鸡蛋脑袋尖翘胡子古怪造型和满口充满人性洞视力量的格言，没有马普尔姑妈乡下老太太和悍厉罪恶世界撞击起来的惊奇，没有宋戴克博士的科学奇技和一整皮箱科技道具，没有温西爵士的优哉贵族地位和嗜好，没有奎因的恋爱和办案风情，没有马洛的贫穷和正义铁拳，没有费尔博士专搞密室的单食类动物专注，也没有无名大陆探员和罪犯的无差别铁石之心。

甚至和他气息其实最相通的纽约马修·斯卡德，也比他多一个五光十色的犯罪大城为背景，围拥着一大缸子五湖三江的奇才异能友人，就算生病，也是远比他有戏剧和隐喻张力的酗酒致命问题，而不像格兰特只是平凡地跌坏腿（《时间的女儿》），或像《歌唱的沙》的幽闭恐惧。

在铁伊一生为数八次的犯罪出击中，他担纲了五次半，《萍小姐的主意》时，他大概不大方便进入男生止步的女校，至于《法兰柴思事件》他倒是有到场关切，但却把办案的大舞台让给心热未婚的小镇律师，让他赢得佳人归。

格兰特是个太正常的人，正常的开心烦恼，理性和非理性同时发生的正常人感受和思维，还有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警方身份，这样的正常无比让他透明起来，容易融入我们眼睛所见的正常世界和广漠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正常样子颜色的树叶长在树林子里一般。

要说格兰特有什么特异功能，我想，大概只有他对人长相的异常敏锐和记忆力，可是这也没进一步被戏剧化风格化，只像个凡人都会有的什么性格特点和癖好罢了。

这样的平凡，让他在宛如过江之鲫神探走伸展台轮番亮相讨彩的推理世界里面，反倒显得奇怪起来，像一个正常衣着的上班族忽然被抛掷到化装舞会之中格格不入一般。然而，如果我们把小说的范畴放大开来，放大成一般性的小说（即所谓“正统”的小说），那格兰特的样子便立即变得熟悉可辨识了，这样的人物不仅常见，而且通常担任小说的主述者角色（有时是“我”的第一人称，有时是“他”的第三人称，有时也会是全知观点里有名有姓的人物，这无妨），比方说，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或格林《喜剧演员》的布朗，故事便是由他们看到、参与，并通过他们内心的折射带给我们。

借用名小说家骆以军对同行朱天心小说中此类人物的半开玩笑称呼方式，叫“煽情的土型人物”。

风雨故人来

更年少时写过短篇小说《降生十二星座》，奇技般把满天古老星图、不可逆料却又仿佛无人可遁逃人生际遇和命运，以及现代台北市东区蜉蚁般情感贯穿起来的骆以军，他所说的“土型人物”，显然系借自于星座学的神秘用语——这熟悉的人可多了，黄道十二宫分组成风火水土四个子系，各自成像，其中火族的人燎原之火般冲动热情把一切卷入，风族的人如天外来风一样飘忽滑翔、有着辽远但天真的古怪执念或说理想，至于水的子民则似水流年般漂流浮沉于情感的丰沛大河中，并在人生的雨季降临时刻毫不抵抗泛溢而去。

土型人物的形象则是不起眼土壤层层叠成的坚实大地，基本上，大地迟重、固执、沉默，信任时间的长时段滴水穿石力量，因此，他的反应和改变总是缓慢到几近不可察觉，或几近让人不耐烦。

土型的人物什么时候会让我们看得出情感来呢？甚或可以让骆以军大胆冠以“煽情”二字呢？我猜，最是在风雨飘摇的剧烈动荡日子里。在一切都困厄都仿佛不再可信靠的特殊时刻，热情的火已燃尽或被浇熄，飘忽的风更顺势远扬不复得见，而水族则躲进一己的甲壳之中忧伤哭泣，那个在晴朗好日子里几乎隐形不见，或至少让人觉得龟毛无趣的大地便显现出一种动人的坚定力量来——这是一种风雨故人来的温暖，煽情到会让人当下眼睛一热。

小说，基本上不是晴朗好日子的故事，就像黑格尔所说，好时候的历史没什么好写好看的，四海承平，人人安居乐业，这是几百年一页就可翻过的。小说总自找麻烦地寻求并置身于变动、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不管其具体的可见形态是战争，是革命，或仅仅是情感，乃至于犯罪和谋杀，都让我们身处在一种狂风暴雨的持续袭打拉扯之中，这时，不管作为说故事的作者或听故事的读者，你都会需要并渴求一个不随风起舞的清醒定点，一个可标示出移动中万事万物位置的冷静坐标——一个大地般牢靠的土型之人。

坚实，在风雨中成为煽情。

领路人皮埃尔

我们借助《战争与和平》的皮埃尔来说。

《战争与和平》述说的是一场令人茫然的大战争，一个亘古沉睡乃至于吱吱嘎嘎已然腐朽的老社会、老帝国，被猛力地扯动卷入，不仅有着炮弹横飞的肉体生死狂暴，还包括蓝白红军旗飘扬法兰西大革命的颠覆性意识形态狂暴。读小说的人一开始很容易被瘦削英挺、一身鲜亮军服、而且内心也同样焕发黄金般光纯色泽的安德烈公爵所吸引。安德烈正直、聪明而且勇敢，相对来说，胖大、缓慢、光只是和善好脾气的皮埃尔（托尔斯泰就连赋予皮埃尔的肉体形象都是土系的）则极不抢眼，甚至还像个小丑。

皮埃尔不仅在慷慨参战一事上做不出明快的决定，便连心理上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自己和这场战争的相对位置如何，都始终迟疑不决，这几乎令人不耐，但我们却也不由自主地被他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带着走动，为一个隐约不成形的辽阔问题，找寻某种模糊但冥冥中似乎存在着的答案。我们随他走过还在说法语、吃黑海鱼子酱、华舞笙歌不绝的上流贵族宴会，也被他领着走入战争山雨马上要席卷过来的广大旧俄农村土地。我们碰到亲王贵妇、西欧化的自由颓废知识分子、老式贵族新富商贾、大斯拉夫民粹主义者、四海一家共济会员、热情沮丧程度不等的老少军人、神父、店家、一般平民以及农奴云云——肥胖且柔软的皮埃尔像个大海绵体，或直接说就像大地，他几乎什么都吸纳，但往往不立即做出反应和抉择，善的恶的，高的低的，信念的怀疑的，污秽的洁净的，进步的传统的，连缀起一条漫长的观看思省之路来，而不是直接只看到想到一场有形的战争而已。

小说史上，有毛姆等一海票人郑重推崇《战争与和平》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其实多亏了皮埃尔这个人，多亏了他的迟滞和若有所思，多亏了他的耐心和宽容，这一场历史上确实存在、但无疑只是千千万万次人类残酷杀戮形式其中之一的法俄战争，主要便是通过皮埃尔眼睛和内心的折射，才宛如花朵缓缓绽放开来一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饶生命来，而不仅仅只是一部由俄国人慷慨写成、有关俄国人英勇抵抗拿破仑挥军入侵的热血沸腾圣战之作。

大地之子留滞了时间，给予思考必要的回身空间。

当然，《战争与和平》中皮埃尔的大高潮戏，是他决志和逃离战乱的所有人逆向行驶，天真地试图只身行刺拿破仑一幕。我猜，熟稔星座之学如指掌的骆以军也许会说，这只是典型土系人物的滑稽凸槌演出，是他们长期迟滞压抑下必然的周期性暴行反应；或者，骆以军也可能据此断言，皮埃尔此人必定是上升星座受了某种干扰，或本来就隐藏着部分鲁莽白羊座或秀逗射手座的性格，在人生的某个缺口忽然发作了出来而已。

而小说之中，爱跳舞和恋爱、应该就是水系女子的美丽娜塔莎，和我们一样，一开始只觉得皮埃尔是个好脾气的行径可笑之人而已，然而，在战争的漫长等待和忧伤之中，她每回头总会找到皮埃尔那种愈来愈宽广、愈来愈具体可依赖的温暖，如同光脚踩在大地之上的踏实舒服。娜塔莎这个角色很有趣，她仿佛和我们读小说的人慢慢叠合起来，像我们一样站在一旁，在皮埃尔逐步理解战争的混乱本质同时，她也逐步理解了并真正触摸到皮埃尔的动人本质——稍稍不同的只是，我们开始喜欢皮埃尔，她则选择实践一不做二不休嫁给了他。

犯罪不等于谋杀

至于同样是我个人喜爱，格林《喜剧演员》中那个父不详、到海地首府太子港接收放荡母亲留给他的一家旅馆、在一场左翼革命和当权者血腥镇压时刻仍忙着和德国大使老婆偷情、但最终仍不由自主被卷入、流亡到多米尼加成了个收尸的滑稽殡葬业者的土系之人布朗，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但记得一定要看，只是原出版的时报公司已断版，可能要花点心思找找。

这里我们回到格兰特探长来。

我们常说，写推理犯罪的铁伊，其兴趣远远不在“谋杀/破案”的设计铺排和巧妙揭示而已，但同样的话，任哪个聪明点想故作惊人语的推理小说家都可以如此自我洋洋宣称，就像老相声里常讲的：“反正吹牛这玩意儿又不用贴印花。”——不，这当然不是光说了就有，而是得在小说的具体呈现中见真章。

谁都晓得，犯罪和谋杀不是等号两端范畴一样大的两组东西，事实上，人生现实之中，真正动到杀人这终极手段，只占犯罪的一小部分（近年来台湾的比例相当程度高了起来），尤其如果我们把犯罪扩张到不待实践、只停留在人性“恶意”的层次时，如同心理学者所关心、慈悲的宗教智者所劝诫的那样，那谋杀的发生更如九牛一毛。这样的分别是常识，那些苦恼于谋杀书写殆尽的推理作家们也都了解有这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那边，但麻烦在于，这不好写啊，它不够强烈、不够戏剧性、像太荒芜的土地般不符合“投入/产出”的合理投资报酬一般，现实问题。

这里，我们实证性地来看看铁伊干了什么好事。

在我们已经看到的七部铁伊小说中，其中有两部完全不存在死亡谋杀，占到七分之二的比例；有一部死了人，但却是出自于全然的意外，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死亡；有一部确实有着杀人之念，但所动的手脚并不是非置人于死地不可的模糊杀机；另有一部则当下的现实世界没任何人被谋杀，只是有个无事可做的住院病人意外想起来几百年前的一桩冷血谋杀案可能不是正史讲的那样——这里因为我们假设有人并未完整看过铁伊的全部小说，因此很职业道德地不揭示书名。

换句话说，规规矩矩符合“谋杀/破案”格式的铁伊小说，原则上只有两部——比例之低，倾斜向人生真相了。

事不关己的最后一案

不直接把宽阔无所不在的犯罪激化窄化为谋杀的单一形式，也不只是搬过来某个心理学家的说法再以小说语言翻译出来，就等于是犯罪心理描述，铁伊这样的小说书写可比想像中要难多了，因为这等于放弃了方便好用的推理小说框架，包括可依循的情节走向模式和好套用的角色人物模型。

你需要一个有耐心的新人，通过他有耐心的眼睛来重新看待犯罪，这个人就是格兰特探长。

格兰特被设定为苏格兰场的探长，但我们看到，当犯罪找上他，不管是以具体的刑案形式或仅仅是一种隐晦的味道，他的兴致并不全然是警察式的职责在身，或猎犬式的制约反应，格兰特的两眼发亮有很大一部分很单纯只是发现的乐趣。发现的实践方式，不是雷厉风行的办案行动，而是沉静耐心的找寻；不是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推理或甚至找出具法律效力的证据，而是包含着感受、理解和同情；最终，当真相顺利揭开，也不是一种唯我独尊式的得意胜利，而是一种涉过长路的疲惫欣慰满足之感——我最喜欢的铁伊结局，是两部不存在死亡小说其中之一的结局描述，格兰特悄然找上那位心存报复但并未杀人的女“凶手”，证实了自己的猜想，安慰了没犯成大罪的嫌犯，再诚挚地致意作礼离去，非常的绅士，非常的温暖解人，非常的格兰特。

然而，格兰特并非是个没火气的人，也不是个脑中只有个人疑问、没有公共领域正义感的唯我主义者。不，不会的，如果是那样，这个人就不会艰苦探入四百年前的事不关己谋杀案（他又不是个可因此得利的历史学者），只因为他不相信也不愿冤屈那位死去的国王背负千古的冷血之名——格兰特就连这方面也是典型土系的，外冷内热，像大地一样，冷凝坚硬的地壳底下流动着炽热的熔岩。

读者学剑意不平，而《歌唱的沙》将是格兰特的最后一案，当然本来也一样是事不关己，只因为车厢里死去的年轻被害人，有一对“轻率的眉毛”，让病假中的格兰特始终挥之不去——他是谁？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为什么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