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16(星期三)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

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

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

“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

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经吃不下了,她还在一直点。

“真是很贵的料理啊。”结完账,她又说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贵的牛肉是比离婚更严重的事故。

回住处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坐地铁。

因为喝了点酒,更加开心。因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变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学不用家长接就能回家。人踩着落叶回宿舍,觉得能够这样度过一辈子。

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