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3.8(星期二)

基金会为我组织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题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为文学——在事实和真实之间》。

西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写的小说其实是介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看了他得直木奖的小说《冰冻的眼》,讲的是二战时,男主角因为虐囚而被判处死刑。他的恋人为了帮助他,向著名的美裔棒球手求情。棒球手看似拒绝了她,实际上一直试图帮助她的故事。

有意思的部分大概在于讲故事的方式,有点像罗生门——由不同的人,一层一层剥开洋葱皮,最后露出真相。

西木先生是1940年出生的,今年已经76岁,但是看起来就50岁上下,依然潇洒、敏锐、聪明。对谈过程中对我也非常友善,一直把话题抛向我,试图让观众喜欢我。

这不是我第一次面对外国读者,其实每次都有些挥之不去的倦意——我深知说哪些话会引起读者的哗然与笑声,比如“7岁写作,9岁出书”这些我讲腻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写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来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什么区别。

每次公开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就会自厌,觉得自己是杂技演员,通过炫耀式的扭曲来博得满堂彩。

想起这两年参加的文学对谈也不少,有新内容的讲话越来越少。

一个作家是如何死亡的?从重复自己开始死亡。

对谈效果不错,基金会的人觉得很满意。

晚上,跟西木先生和其他在日本笔会工作的作家、学者一起去吃饭——吃秋田县的特产,因为西木先生是秋田人。秋田是盛产美女的地方,因为日照时间短,美女皮肤白嫩。餐厅的墙上贴着秋田美女佐佐木希子的照片。吃饭时还有表演,餐厅的服务人员戴着扮鬼的面具,穿着稻草衣冲向食客,隔壁桌的外国小孩被吓哭了。

笔会的作家对中国作家很熟悉,聊起莫言、阎连科、刘震云等都显得如数家珍。聊起来,发现日本作家其实也是很精于人情世故且刻薄的——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外国人想天真了。

对谈时的演讲稿:

何为文学——在事实和真实之间

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国际交流基金安排的这次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对谈。在对谈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说《冰冻的眼》。这部小说出版的时间是1988年。那一年,我父母亲刚刚结婚,我还没有出生。小说写的是一个我从未存在过的世界,但阅读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很大的障碍,反而觉得自己像女主人公的孙女一样,一点点沿着回忆的线索,像是剥洋葱一样,慢慢露出一个感人的故事的真相,让我非常感动。

这样奇妙的小说叙述,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对谈中和西木先生交流。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出生于1989年,在中国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和大多数中国父母一样,我的母亲希望这个家庭唯一的女儿能够与众不同,而不是重复她的命运。所以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母亲对我说:“中国法律规定,每个中国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

而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他也顺着我母亲的话说:“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出版就会被抓进监狱。”说完,他拿出随身带着的手铐,假装扣在我的手上。我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一年我6岁半,正好是20年前。

这次对谈的主题是“在事实和真实之间”。看到这个题目,我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的写作。我所写的,到底是真实,还是事实?

童年的时候,我对写作的认识非常简单:没有分别地写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时候我全是记叙自己身边的事情,我的同学,我的父母。因为我个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们膝盖以下的世界,我就写我视野里的那些膝盖和鞋子。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书出版之后,大人们却认为我写的并不真实。比如,小学的时候我写同班的一个女生抱着我,对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觉。”我写我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啊!我是同性恋吗?大人读到之后,觉得非常吃惊,甚至愤怒。他们想象中的孩子是纯洁的、无知的、没有性别的,怎么可能会那样?

仅仅是因为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人们便拒绝相信这种真实。因为事实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们就认为是不可信的。

童年开始写作的我,就这样被认定是一个思想肮脏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作家的艰难。

我童年的大部分写作,都是在写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虽然周围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是一个作家,因为好的作家必须面对他所在的时代,正面直视一个庞大的世界,而不是背过脸去,仅仅看着自己的回忆。

所以,18岁那一年,我写了一部长的散文,叫作《审判童年》,来和自己过去的写作、过去的生活告别。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顺遂的孩子,没有经历过挫折。家长们都让他们的孩子向我学习。但当我开始回忆,回忆到的却是很多恐惧;当我审判,审判到的却是很多大人对孩子的不公平。

钢琴家鲁宾司坦的回忆录写到自己的童年,他会忽然惊叫起来:“不!我不要写!”赶紧从记忆中逃出来。我却要把自己关回童年的监狱,诚实地写出我所经历的真实和事实。

在写完《审判童年》之后,我觉得非常轻松,我终于可以和自己告别了。

2008年,我到北京上大学。那一年举办北京奥运会,北京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蓝,中国前所未有的骄傲。我所在的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也是中国走出国家领导人最多的学校。我周围的同学,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国家里最优秀的年轻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时代,相信自己拥有全世界。

那时,我发现了自己与周围人的巨大不同。对于他们乐观的事情,我很悲观;对于他们相信的事情,我很怀疑;他们听到的赞美和掌声,我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的苦难和哭泣,我能听到。

他们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怀疑中——这或许是我从小就写作养成的习惯,当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愿意钻到月亮的背后,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为我一直认为,月亮的光明是幻觉,丑陋的表面才是真实。

我从去年开始从事小说的创作。对于一个新的小说家来说,我并不算老。对于一个已经写作了20年的作家来说,这个开始却来得很晚。

我生活在变化多端的中国,我并没有年轻得足以相信它,也没有年老得有资格为它辩护。在中国写小说,探索“真实和事实”的中间地带,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变化已经超过了作家的想象力。中国的现实和作家的想象力同时赛跑,赢的是中国的现实,输的是作家的想象力。

比如,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2010年,一艘山东的渔船载着33名船员去南美钓鱼。出海8个月之后,当这艘渔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11名船员,他们杀死了22名同伴。这8个月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说家难以想象,或者说不愿意去想象的。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中国东北的一个纺织厂在1987年发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满脸伤疤,有的失去了双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们一直生活在两座楼里,这两座楼就像孤岛一样,被周围人称作“鬼楼”。她们不曾离开那里半步,依然唱着自己20岁时的歌曲,仿佛被凝固在时光中。

这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

因此,在面对现实时,我常常觉得失望,因为无论我怎样写,都无法超过现实本身。

另一方面,在中国描述现实的挑战是:有很多的事实我是无法直接描写或者涉及的。

如果不能涉及事实,那又该怎样描述真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当无法对抗现实的时候,用虚构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比如《1984》给人的震撼胜过了任何一部纪实文学。我来日本之后,看了很多漫画,觉得它们反乌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有点像摄影。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体验到的恰恰是真实事物的不真实性。这种不真实感,这种陌生感,会带给读者更大的震撼:原来我所身处的是这样的世界啊!

对于西木老师,您如何处理真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您的经验会是我非常好奇并且愿意学习的。

我喜欢鲁迅的一句诗:“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

在事实和真实之间探索,在充实和空虚之间犹豫,这对我来说,就是写作最大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