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将军白先勇

“尹雪艳总也不老。”——白先勇的名篇《永远的尹雪艳》开头这样写。尹雪艳是昔日上海百乐门的交际花,解放后去了台湾,在自己的小公馆里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让遗老遗少们乐不思蜀。她在哪儿,旧日的繁华便在哪儿就地复活。

白先勇也不老,七十五岁的他出现在广州方所书店讲座,穿一身白色西装西裤,绯红脸庞,大眼睛,两个笑盈盈的大酒窝,款款走上台,台下年轻人着魔一样欢呼鼓掌。他自有明星派头。

白先勇上次这样密集地奔波、出镜、做宣传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这回是为了宣传他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陪伴他做宣传的出版社工作人员说,白先勇也像个将军,指挥着一场场宣传的调配,如指挥千军万马,敌人是舟车劳顿和言语的重复。

那几天适逢广州暴热,白先勇在几乎无休止的摄影和采访间隙说:“如果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书,绝不肯受这样的折磨。但是这回是为了父亲,那也算尽了孝道。”

为父亲著书立传,正名于天下,成了白先勇这些年除了宣传昆曲以外最主要的工作。几年前,他就写过长文《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讲述白崇禧将军与四平街之战。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击败林彪军队,蒋介石却反对乘胜追击,林彪军队因此有了喘息和壮大的机会,从而一举反击,成为国共胜负的转折点。

这场战役,是白崇禧晚年居住在台湾小岛还念念不忘、杜鹃啼血一样反复对儿女絮叨的一场战役。耿耿于怀,是认为始终没有被历史所正名,是因为委屈。在国民党官方历史的描述里,对蒋介石的指挥失误含混敷衍;在共产党官方历史的叙述里,林彪的溃败是战略性的撤退。

白先勇替父亲委屈:“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父亲在两边的历史里,全都消失了。”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曾经为白崇禧做过一百二十八次口述,最后一次口述是白崇禧去世前八天,可是很重要的国共内战还没有讲到,白崇禧将军就已经走了,所以白先勇决定做父亲的声音,讲完全部的故事。

1911年,武昌起义,广西人士群情激昂,组军北伐。白崇禧参加了一百二十人的学生敢死队,随军北伐。白崇禧的母亲知道他参加敢死队的消息,命令他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守候拦截,没想到白崇禧暗暗把武器装备托付给同学,自己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翻山越岭和大部队会合,那一年他才满十八岁。这一次走出桂林西门,就是永远地投入了中华民国历史的滚滚洪流,命运随之被裹挟起落。

方所书店里,白先勇身后的巨大投影里,是白崇禧将军骑马驰骋的潇洒照片。父子二人的影像重叠,方显出他们五官很像,都是阔脸大眼。父亲要硬朗些,儿子长得要柔圆一些,不知怎么,颦笑间气质就差之千里。

讲座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观众起立发言:“白先生您说了这么多您父亲的丰功伟绩,我觉得都很好,他打仗确实很厉害。可我觉得‘战神’这个称呼夸张了,而且国民党最后还是败了,您有没有想过,战争中决定成败的,其实是民心相背呢?”

这位观众又拉拉杂杂了讲了一堆国民党党内腐败、民心尽失的观点,其他观众忍不住嘘声四起——太符合官方历史的政治正确了,说话间也太不礼貌了。

白先勇却仍然不恼,还是笑盈盈、软柔柔地一句一句反驳,赢得满场的掌声,因为他的风度。

这就是修史者的尴尬,永远会被人质疑动机。白先勇先生虽然反复强调:“我在写我父亲的时候,一点都没有为尊者讳。”可仍然逃不过质疑和冷语。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白先勇在上海座谈时表示:‘我父亲白崇禧和蒋中正是瑜亮情结。’我实在憋不住,不得不说,这话说得有点儿人来疯了。”

在方所书店的讲座里,白先勇谈到蒋介石时说:“我的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四十年,一本书也讲不完。”

有观众问:“蒋介石是不是忌妒?”

白先勇点头,说:“他的心胸,十分……”话没有说完,可是观众已经会意微笑。

电视连续剧《桂系演义》临近收尾之处,在国共内战中备受蒋介石排挤的白崇禧曾经愤懑怒吼:“没有我白崇禧,哪有他蒋中正?”

这句对白虽然是虚构,可足以见出两人的不和。平心而论,仅仅用蒋介石的忌才之心来解释两人之间的暗涌和防备有失公允,白崇禧和共产党打仗,又和蒋介石打仗。白崇禧率领的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使双方元气大伤,北伐之后的中国失去了统一的机会而四分五裂,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历史从此改写。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陈存恭曾说:“大陆的沦陷蒋先生很气他(指白崇禧),叫你去指挥徐蚌会战你又不去,你又要逼我下台,你又挡不住共产党。”

1949年,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蒋介石败逃台湾。据说当时白崇禧和李宗仁曾有过一次拥抱,白崇禧在李宗仁耳边嘱咐:“千万不要去台湾。”

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李宗仁去了美国,反而是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一路浴血的军队,已经不剩一兵一卒了。

白先勇解释父亲为什么还是要去台湾时说:“他放不下民国,他对民国有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除了去台湾,他没有其他选择。”

到了台湾的白崇禧将军,只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却赔上了一生的政治生涯。白崇禧在台湾任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就是给何应钦等一些老将军以虚职,对他们敷衍交差。阎锡山之类的老人每逢开会,就推说生病,不去开会,只有白崇禧,每次按时正装出席,认真听会和记录。

白先勇说,白崇禧在台湾的将近二十年时光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顶多就是为大学建造游泳池、绿化之类的工程选址,可他还把这些琐事当成大事,跑前跑后地去操劳。他最大的爱好一个是下围棋,另外一个就是督促自己的儿女学习,以检查他们的成绩单为乐。

白先勇在整理父亲的照片时,看到一张照片让他泪如雨下。白崇禧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学,站在木箱上向小学生训话,他当时严肃的神情,和当年指挥千军万马北伐的时候毫无二致。

“这大概是他维持尊严的一种方式。”白先勇说。

即使只有些闲职,白崇禧仍然一直被监视,外出永远有一辆吉普跟随。白崇禧写信质问蒋介石,陈述自己一直忠于党国,为何要被监控?

“副总统”陈诚向他解释:“便衣人员是保护你的,我也有人跟随。”

白崇禧说:“你是副总统,有这个必要。我没有这个必要。”

可这辆吉普,却一直跟随,直至他去世。渐渐地,白崇禧一家竟也学会苦中作乐,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喜欢看戏,有一次全家去看戏,时逢大雨,那辆特务的吉普也跟在后面,车里三个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马佩璋看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他们!”就让白先勇去买了几张票,请他们一起看戏。白先勇买票递给他们,三个人开始是慌张不敢接,后来仍是接受,一同进戏院去看那出张正芬的《红娘》。

苦中作乐也仍然是苦,白崇禧把自己在台湾的园子起名叫做退思园。丢掉大陆匹夫有责,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的信,他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就提笔给当年的桂系主力黄旭初写信,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结尾写道:“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

英雄迟暮比美人迟暮还要残忍。美人老了,渐渐地,也就认命了。可英雄,既难耐寂寞和冷清,同时又沉湎于往日的辉煌当中,对于未来,野心仍然不死,何其悲凉。

章诒和曾问白先勇:“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白先勇说:“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而如今“国”只是想象中的国,“隔江犹唱后庭花”和“将军空老玉门关”都只是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

张大春1975年写过短篇名篇《将军碑》,讲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应该已经死了,有坟墓,有碑,却好像总是活在现在,能够随时看到死后自己的家人和儿子怎么看待他,又能看到过去自己戎马生涯的岁月。他既疯又神,像是神志不清,又像是真的能穿梭回过去,回到过去的沙场上,他恨自己无法扭转历史,回到未来的子女身边;又恨他们开始学习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是对自己最彻底、最无情的背叛。

张大春写得刻薄:“将军已经无视于时间的存在了,他通常在半夜起床,走上阳台,向满院阴暗招摇的花木挥手微笑,以示搭理。到了黄昏时刻,他就举起望远镜朝太平山一代扫视良久,推断土共或日本鬼子宿营的据点。如果清晨没有起雾和落雨的话,他总是穿戴整齐,从淡泊园南门沿小路上山,看看多年以后,他的老部下们为他塑建的大理石纪念碑。”

回看过往,白先勇看到的是繁花落地的苍凉,以及那片脆弱之极的美。而张大春,作为新一代台湾作家,看到的只是环绕在这个小岛上黏稠稠、湿漉漉、挥之不去的乡愁。

白先勇对父亲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他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和父亲十一年的相处。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到台湾。

他说:“台湾好丑,什么都破破的,旧旧的,又热,但是却那么有生命力,所有的草都长得那么高。”

我问:“相对于大陆,台湾这些年来的变化其实挺小的吧。”

“那是你们看来,在我看来,变了好多好多……”白先勇目光变得游离,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

他的记忆是一部庞杂、浮游又不断变化的历史。他出生在广西桂林,逃难的时候去过北平、上海、南京,还在香港读过两年书,在台湾生活过十一年,人生剩下的时候都在美国。可他从来不认为桂林是他的家,也不认为台北是他的家,就连回到美国,也觉得没什么家的感觉了。

记忆在飘忽,仿佛自己有灵魂一样在游园,偶尔惊梦。

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看了昆剧团的《长生殿》,结束之后,邀请大家吃饭,上海饭馆全都客满,忽然有人提议去“越友餐厅”。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是他们从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时隔三十九年,请客居然请到自己家里去,比戏还像戏。

还是80年代,他重游南京,南京大学宴请,选在了“美龄宫”——当年宋美龄的别墅。大家谈笑之间,白先勇越来越觉得周围环境似曾相识,想起来应是1946年12月,宋庆龄开圣诞派对,母亲带着兄弟姐妹参加,就是在这里。虽然同样是短袄长裙的打扮,但是宋美龄黑缎子绣着醉红海棠花的衣服就是比别人好看。派对的高潮是老人分礼物,每个人得了一个装着糖果的红袋子。

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仍然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宋美龄卧室的绿绒沙发甚至都保持着原样,真让人有彻底的时光错乱感。

在方所的讲座结束,主办方在广州一处水上的餐厅宴请白先勇。白先勇打量着四周的廊桥与水畔,说:“这个地方,我从前好像来过……”

他眯起眼睛,目光变得湿润而游离,不知道要看回到多少年前,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疲惫道:“算了,想不起了,不想了。”

白先勇大概是天生的小说家,他对时空有种天然的抽离感,大脑沟壑如时光隧道,空间在其间穿梭和变形,人世更迭,前世忘了今生,不辨荣辱盛衰。

他小时候曾经生过传染病,一病就是四年多,被隔绝在高楼上,唯一被允许的爱好,就是拿着望远镜往窗外看去。嘉陵江发大水,他拿着望远镜看到房屋人畜被江水吞没,竹筏上男男女女手忙脚乱,却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捶床,眼看着许多生命消逝。

人生就是无奈无常,无望无告,与无计可施——白先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体会到的。

白先勇成绩好,少年时抱着兴修三峡大坝的念头保送到成功大学水利系,读了一年,虽然分数第一,却始终觉得不适合自己,瞒着父母退学,考取了台湾大学外文系。

在台大外文系,白先勇和陈若曦、欧阳子等同学组成了“南北社”,合办了杂志《现代文学》,白先勇任发行人,社址就在白公馆。白先勇铭记父亲所说的“做事要有始有终”,把杂志艰难维持了很久,为了筹钱,去放高利贷,还卖掉了坐落在大坪林一户属于他的房屋,自己出书也不领版税,全部拿来办杂志。

《现代文学》的创刊号介绍的是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发刊词叫做《致我们的子孙们》。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气魄已经非常大。

十六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惑》,白先勇回忆第一次见她。她穿着苹果绿的连衣裙,剪着一个赫本头,在人群中显得惊慌失措,需要保护。他不知道的是,就住在路口转角处的三毛,已经看他进进出出热闹的白家很多回,而羞于打招呼。

在《现代文学》上发表《壁虎》的施叔青才十六岁,用笔已经凌厉非常。白先勇第一次见到李昂时,她推着一辆旧脚踏车,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倔强少女模样。谁知道她日后会写震撼老辣的《杀夫》。捏着一摞《鬼·北风·人》向白先勇投稿的王祯和脸上还全是羞涩,没想到这篇文章很受张爱玲喜欢,到台湾来还专门去拜访王祯和。

王祯和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勺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二十五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还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对那时候的白先勇来说,张爱玲并不是什么文坛上的神,只觉得她很瘦,脸上的神情淡淡的,像古画上走下来的人。

白先勇也在写作,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写了《我们看菊花去》《月梦》和《玉卿嫂》等短篇小说。

大学毕业服兵役期间,他写了《寂寞的十七岁》。小说结尾,苦闷迷茫的男主人公在公园里被一个男人亲吻双手,“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子。我没想到男人跟男人也可以来这一套。”

白先勇曾经这样形容同性恋在少年时候的痛苦:“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侵蚀你的身体和内心时,你和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着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慌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无法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寂寞的十七岁》是《孽子》的前奏,是疯狂前的迷惶和挣扎,是与道德鏖战前的与欲望的鏖战。白先勇随即写了《孽子》,讲一群台湾同性恋少年的故事,以二二八公园为自己的黑暗王国。

即使暂时逃避到挡风避雨的乌托邦——或是索多玛城,仍然会有接触现实的瞬间。《孽子》里写男主人公护送母亲的骨灰回家,站在阴暗潮湿的客厅,看见父亲的靠椅,“我突然感觉到窒息的压迫,而兴起一阵逃离的念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

“《孽子》中的父亲傅崇山有白崇禧先生的影子么?小说中的角色也曾经是国民党高官。”我问。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白先勇先生仰头笑道。

白先勇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坦诚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在父亲生前,他们并没有谈过这个话题,但他相信父亲如果知道,也会接受,因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让孩子幸福。

白先勇遇到自己一生的爱人王国祥是在1954年,十七岁的白先勇和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建中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这样开始结识,来往相交。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白先勇说。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合照里,漂亮人儿,青春阳光,笑容如出一辙。

十七岁其实并不寂寞吧。白先勇后来在纽约所写的小说《Tea For Two》中,写两个男孩在初三参加童子军夏令营时相爱,爬出帐篷连跑带跳到湖边,在草地上脱得精光——“整个湖都在翻腾”。小说中两人相守了四十年,最后一起赴死。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回教仪式走了四十天的坟之后,第四十一天出国赴美,那天父亲也来送行。白崇禧将军戴着厚的毛线帽,面目哀伤悲葸,和日常会在街头巷尾遇到的老头别无二致,已经看不出曾经的叱咤风云。送别的时候,白先勇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白先勇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在大学任教,后来迁入圣巴巴拉的“隐谷”,在隐蔽清幽之处一住就是二十年。而王国祥去美国攻读理论物理,两人在住所园中种上各种草木,憧憬着金色前景。

1989年,王国祥的“再生不良性贫血”复发,在三年的时间里,白先勇到处打听治病的信息,去上海、去石家庄、去北京、去杭州,求助于中医、西医、偏方、气功,他说:“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1992年,白先勇尽所有力量,仍眼见挚友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直至死去。白先勇在《树犹如此》中写道:“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近几年的采访中,白先勇不断被问起这段感情,他只是温和笑道:“我的朋友已经死去了,我就不再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了,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

只有在小说中,他曾这样描述过失去伴侣的痛苦:“头一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我像一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脑中记忆库里的过去记录,突然崩裂掉,我与亲友完全断绝了音讯。”

王国祥死后,从未听说白先勇身边出现过新的伴侣,他的园子里三棵遮天蔽日的意大利柏树死了一棵,剩下两棵露出愣愣的缺口和空白。

“也许天长地久可以做如是解:你一生中只有那么一刻,你全心投入去爱过一个人,那一刻就是永恒。你一生中如果有那么一段路,有一个人与你互相扶持,共御风雨,那么,那一段也就胜过终生了。”白先勇说。

白先勇在美国写作的生活是寂静和清闲的,他教书的时候,系主任知道他早上爬不起来,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下午。车子开到学校,停好车,关了车门,进教室,总共十三分钟,算得准准的,轻松得很。

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报纸,然后用email回朋友的信,写作倒是从来不用电脑。他不但用手写稿,还一定要用孔雀牌的稿纸,而且一定要六百字一张的,笔则一定要用pilot牌黑色墨水笔,换了稿纸或是笔,就完全不会写了。担心断炊,他在家里储存了六十多支pilot牌黑色墨水笔,以及一大箱的孔雀牌稿纸。写作是在深夜,灌上一大杯浓茶之后开始写。

回国倒是热闹,也奔波。这两年都是为了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推广。

汤显祖当年刚写完《牡丹亭》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女读者疯狂爱着汤显祖,甚至要将自己奉献给他。据说一位扬州女子对此剧极为着迷,以至于白天黑夜地读它,并要求死后与它葬在一起;一个未能与爱人结婚的杭州女演员,极为强烈地认同杜丽娘,死于戏剧高潮时的舞台上。

这种狂热近乎魇,白先勇也像着了魔魇,一提到《牡丹亭》便从困乏中顿时苏醒,两眼放光,叙述着其中的片段,那些奇妙的唱腔和水袖,他最常说的话是:“美得不得了。”话毕还不断在听众中寻找着认同:“美不美?美不美?”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这是《牡丹亭》中有名的句子。白先勇在爱人王国祥死后托情于《牡丹亭》,或许也是从这种生死情梦中找到慰藉。

《牡丹亭》的奇,不在于杜丽娘,反在于柳生。天下情痴女子如丽娘者不乏,而像柳生这样把丽娘置于心中叫之拜之,开棺负尸而不骇,吃尽痛棒而不悔的人,才是真正传奇的谱写者。

最让白先勇得意的,是他成功地把昆曲《牡丹亭》推向了国际,在欧洲和美国的巡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剧评标题是《性感女鬼回头仍是处女身》,美国剧评家斯蒂芬·韦恩说:“长达九个小时的《牡丹亭》竟然只觉一晃而逝。两百多套服饰,从金光灿烂,到密锦刺绣,本身就构成了叙事性的奇观。”

反观国内,有如痴如醉者,也有冷眼旁观者。京剧演员裴艳玲曾公开说过:“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是左道旁门,入不得!演两三百场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什么也没有!你说他这个好,如果你家有人学戏,你愿意用他这个版本开蒙,还是愿意用梅兰芳的开蒙?道理很简单嘛。”

白先勇似乎并不怎么气馁,因为不被他宣扬的美所陶醉的大有人在。1989年,谢晋导演要把白先勇的《谪仙记》改编成为电影《最后的贵族》。白先勇找来蔡康永改剧本,白先生开始讲青梅竹马小伶人的故事,说到他们扮演《长生殿》的场面,站起来演给蔡康永看。

唱了两句,蔡康永没反应,白先勇停下来问:

“咦,你不喜欢《长生殿》呀?”

“不喜欢。”蔡康永老实回答,“唐明皇一个做皇帝的人,跟杨贵妃一起咿咿呀呀地翘着小指头跳扇子舞,不喜欢。”

“哎呀!”白先勇顿了一下脚,痛惜自己对牛弹琴,“那你喜欢昆曲《游园惊梦》吧?”

“也不喜欢。”蔡康永还是老实回答,“主角演睡觉,观众也睡觉。”

“哎呀呀!”白先勇连顿两下脚,“那你总喜欢《红楼梦》吧?”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不喜欢。他们老在吃饭。”蔡康永答道。

“哎呀!哎呀!哎呀!”白先勇把脚重重顿了三记,“怎么可以不喜欢《红楼梦》……”捣着额头,喃喃自语。

这就是白先生,他不怒,只略有恼,让人觉得他像是贾宝玉,自己在他面前浊臭逼人。

白先勇自称由于家庭和父亲和教育,成了一个国家主义者,他说:“我爱中国,爱的是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的国家政治上不能统一,文化上确实暂时可以统一的……”对昆曲的推广,是一次美的实验,大概也是一次文化统一的实验。此时的白先勇,坚定而又有些咄咄逼人,又不像贾宝玉了,更像一个将军。

2012年7月

附记:

这篇文章是为某杂志采访白先勇所作。

我跟随了白先勇两天,那时他正宣传为父亲编著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白先勇先生敬业、和善、健谈。但那于我,却是一次很失败的采访。

采访之前,我读了白先生的全部作品和大部分的采访,两天的采访,我却发现自己得到的信息,并未超越我已知的内容。

是我太年轻了,白先生经历过的那些浮华而动荡的岁月,对我来说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爱慕欣羡,伸手一碰,它就碎了。

白先生不老,可也老了。他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他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月待在台湾或大陆,接受各种采访:回忆父亲、回忆有一面之缘的宋氏三姐妹、沈从文、张爱玲,对昆曲的热爱。

——永远不必担心没有听众,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读者会对那段传说般的过去沉醉痴迷,年代越久,那段历史就显得越神秘而吸引人。

白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过极其静谧而千篇一律的生活。时间停止了流动,生活停止了更新,他一遍遍描红自己这些回忆,钩边,上色,让它们重新变得鲜艳而吸引人。

生命的运转,会在记忆里稍微打个盹,但随时会醒来。

我听说过一件事,齐邦媛先生为自己预签拒绝心肺复苏声明,放在写作的书桌上。白先勇见了,说:“啊,这我也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