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实验班

高三的时候，柳智宇发现自己得了眼疾。他只要一看书做题，两眼就开始发酸，继而发疼，像是有沙子在眼中滚来滚去。

柳智宇就读的高中，汇聚了全省最聪明、最刻苦、最有钱的孩子。它刚刚在一年之内迅速扩招，仅一个年级就30个班，一千六百余人。这所急速膨胀的学校，斥资三亿元，从市中心搬到了荒旷的郊外，离市区有大半小时的车程，学校实行全封闭管理，学生们吃住都在学校，出校门需请假，手机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违禁物。

到了高三，班里的大部分孩子都从宿舍搬出来了。学校周边新盖的商品房供不应求，家长们或租或买，搬到这不着村店的荒郊野地来陪读，为了给孩子一个清静无忧、饭来张口的高考冲刺环境。

柳智宇的高三是特殊的，他早已不再为了高考而战。

他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说一般的高中教育，是源源不断地向高考咀嚼系统输送养料，那么“理科实验班”走的是一条人迹稀少的食物管道，它通向的消化系统是奥林匹克竞赛。

“理科实验班”采取的是淘汰制，初中时至少拿过三科国家级竞赛奖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甄选考试。选出60个左右学生进入“理科实验班”。

高一，这60个同学确定自己要主攻的竞赛学科，分组，贴身教练，密集训练。

高二，一些同学明显天资不够，没有得奖的可能，他们被淘汰出去，作为落魄凤凰，混进普通学生的队伍当中备战高考。能留下来的，则为了参加国际赛事，夺金，而开始参加一轮轮的筛选和淘汰比赛。

数百万的高中生，经过层层选拔，比赛；进入6人省队，获得全国冬令营的入场券，比赛；再次进入由30名选手组成的国家集训队，比赛；从集训队的6人参加国家队，比赛——作为国家最高智力的代表竞技。

——如同运动员一样“为国争光”的标语，如此庞大，不负责任地裹挟了许多个体命运，当然能够理直气壮“一将功成万骨枯”。

全军覆没的竞赛小组数不胜数，他们进入国家队无望，得奖无望，保送无望。几年、甚至十几年的高强度训练，忽然成了一身屠龙技。走了许久的光荣荆棘路，终于快到头了才见着“此路不通”的标示，只能急忙跟着浩浩汤汤的人群，去挤高考独木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而这些功亏一篑的孩子，大多除了自己学科的竞赛技术，对其他学科几乎一窍不通，数学竞赛组的同学连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们只能从头开始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学完高考所需所有知识。

柳智宇从小学开始一路赛到大，赢得太多，没有敌人的人最易厌战。他早已获得了北大数学系的保送资格。再战，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战，而只是机械地反复投入一场场无止尽的循环赛中。

到后来，柳智宇发现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高二下学期，数学奥赛组只剩下包括柳智宇在内的三名种子选手，其他两位在高三最后关头被挡在国家队门外，只能去复习高考，以六亲不认的状态学自己从前鄙视的那些学科。

而这所高中从1986年开始，所有数学竞赛人为此奋斗了20多年，都没有进入国际奥林匹克国家队。柳智宇是20多年来唯一的希望。

就在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面临失明。

偌大的新自习室，往往只有柳智宇一个人，他每天看书做题，备战竞赛。发现数字和图形伴随着一阵阵剧痛时隐时现，他所熟悉的世界时隐时现。

那一年，他为了看病，跑遍了全市的各大医院，早起去赶早班的汽车，有时堵在拥挤嘈杂的大街上，太阳暴烈地晒着时间。医生让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开出各种药方，却没有一种有效。

看完病，一天也过完了。夜幕低垂，柳智宇赶回学校。

一轮比赛结束，他发现自己不用眼睛，做数学题也不是那么困难。他在日记里形容道：“整个图形记不注，就把它分成局部，这就好像你不能记住整张地图，但是每到一个路口你都会知道怎样走一样。”

除了这样与虎谋皮一样小心翼翼地用着眼睛，柳智宇的母亲每天晚上都会从市区赶到郊区，为他念数学题。第二天到空无一人的自习室做题、与脑与身体搏斗、定期去复查眼睛。命运把他吞没在日复一日的催眠机制中，只有这样，他才能承受那些让人满怀恐惧的事物。

困惑时隐时现——“我这是为了什么？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他十几年来几近左右手互博的竞赛人生让他困惑，老师不断渲染的虚无缥缈的集体荣誉让他困惑，周围同伴梦想破灭生死由命的前途让他困惑。学校在柳智宇身上荣誉的寄托，把他和周围同学割裂开。使命感不同，战友已经成为自己的陪练，沟通变成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柳智宇小心翼翼地使用着自己脆弱的视力，小心翼翼地怀疑着自己脆弱的人生，而肉身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加入了最后6人国家队阵容，要去斯洛文尼亚参加第47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数学竞赛小组吃了最后的散伙饭。柳智宇跟曾经的种子选手、落败后备战高考的同学说：“我这段时间很郁闷，回顾我的整个高中，一次次地重建与打破，到最后还是找不到自己心灵的归宿啊。也许我一生都将这样颠沛，而生命的真谛对于我，就在这颠沛之中吧。不过你放心，心态对我的比赛成绩不会有影响，我的目标很简单：世界第一。”

2006年7月12日，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开始。第一天的题目很简单，第二天的题目很难，尤其是最后第5、第6题，柳智宇被激发了斗志，用上了一年来悟出的应对办法，列出思路，顺利解答。在交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答卷近乎完美。

在斯洛文尼亚旅游了几天之后，成绩发布，他和俄罗斯、摩尔多瓦的选手获得了满分金牌。

学校的网站上发布红字的喜讯：“截至目前我校已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金牌10枚，位居湖北省第一。柳智宇同学获得的这枚金牌对我校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我校数学学科奥赛史上历史性的突破，我校现在的10枚金牌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等各个学科。”

耕读社

来到北大之后，第一件让柳智宇感动的事情，就是在迎新典礼上，一位老师动情讲述了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力开风气之先，以及后来在汹涌的社会运动中冒着种种阻力保护学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柳智宇就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北大校长。

这是个很快就被遗弃的发愿，但是对柳智宇来说，却一直有个耿耿于怀的执念——他不愿意看到自己所爱、所欣赏、所熟识的人，为了现实放弃理想。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在一群高智商的孩子中成长，他目睹无数天资极好的人因为运气不好，差之毫厘，就被打入平庸的尘土之中。理想太理想，现实太现实，生活必经的跌宕坎坷碰壁，柳智宇都视为难忍的磨难。而柳智宇的梦想，就是能够加入、甚至创造一个环境，与一群人“在一个自由、温暖的氛围中一起探索生命的真谛”。

这个理想对柳智宇来说，是“未成菩萨，先要度人”了：他自己的学习与生活都不断受到考验。眼睛没有康复，经常看了半小时书就达到极限，必须闭目休息大半天，才能缓过来。母亲不在身边，无法帮他念题，他大一的数学分析在期末只得了75分。学期末，导师召集十个人的小组，讨论学习中遇到的困难，柳智宇发现身边几乎人人都在苦海之中，且苦不自知。

社团文化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柳智宇先加入了禅学社。

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柳智宇高中时候就喜欢探索人生与宇宙的终极奥秘，也写过关于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论文。但这些思考终不成体系，凌乱跳跃：前一天还是对《离骚》的赞叹，第二天又变成了向同学们普及基督教的教义。

然而参加北大禅学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个师姐。

这个师姐当时在美术系读研二，她是柳智宇在孤独大学生活中仅有的朋友，温暖的来源。师姐教会他唱歌：“此事楞严尝露布，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鸥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这是《楞严一笑》，是宋代法常法师于入寂前的清晨唱的、写下的，写完便收足而逝。

柳智宇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从少年时就常常感叹的“天地之大，无可载我之物；众生虽广，无可立我之人”的孤独感一下子找到了着落。

柳智宇从小就喜欢说“中国传统文化”云云，相信此中有真义，然而儒释道三家如此浩瀚，欲辨已忘言。柳智宇一直偏向儒家，觉得那是自我修养的正道。渐渐地，随着师姐把他引入佛家文化的领域，他内心天平渐渐偏移，觉得佛教更能给人以慰藉，也更能解决他在身体、学习、人际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这位名叫熊雯的师姐不久就毕业了，去西安交大当了讲师。柳智宇参加禅学社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属：耕读社。

北大耕读社成立于2002年，创始社长是邓文庆，现在是龙泉寺的贤庆师父。他的继任者是创始人之一的于超，后来也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是第四任社长。

耕读社并不是以传播佛教为宗旨的社团。创始人邓文庆的建社纲领写得小心而谦逊。他说社团理念一来丰富精神生活，二来习圣人之道，“怀大爱心，做小事情”，三来学习和倡导“有机农业”的新理念，亲手种植有机农作物，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柳智宇则在当选并连任后，更新了耕读社的社团理念。语气与用词，明显多了许多指点江山的豪迈和毫不掩饰的野心。

新的社团宗旨中写道：“未来的耕读社，我们希望它成为沟通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枢纽；并向外发挥社会影响，带动一种新的社会风气。这个目标一旦达成，其对中国及世界文化影响是深远的，因为这样一个榜样一旦形成，人们立刻会对我们采取的方式产生信心，会有类似的组织效法而起，社会风气的转变也就可能了。”

社团的同学从他不断要“救更多人脱离苦海”的宗旨中嗅出了一些危险的意味，察觉到他似乎在有意地“发展下线”。

柳智宇对一些反对的声音并不以为意，也没有改变的打算，他已有了自己的支持者。而耕读社也在他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壮大繁荣，并且成为北大的十佳社团。耕读社的资金并不充足，柳智宇的个人捐款往往成为社团的主要资金来源。

柳智宇是社团唯一的骨干和精神领袖，经常组织一些出游和奉粥之类的公益活动。2008年5月，柳智宇第一次带领社团去参观龙泉寺——他在两年零四个月后选择出家的地方。

介绍龙泉寺的义工是柳智宇的师姐。她说，龙泉寺在正式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时，古老的龙泉出水了，清澈的泉水顺着水道穿过了整个寺庙。

柳智宇还在寺里见到了贤庆法师，也就是耕读社的创始人邓文庆。

贤庆法师说到了他出家的经历：他上大学时读到弘一法师的事迹，在北大读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来到福建莆田广化寺，追随弘一法师的路径出家。他的父母先是反对，而后也皈依了佛教，现在和他一起在龙泉寺生活。贤庆法师负责更新龙泉寺的博客，以平均每天发一到两篇的速度，勤快地介绍寺院的每次活动，而他的父母则帮寺院干些杂活儿。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和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现在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止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而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生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想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