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伦敦旅游，常常看到白而肉欲的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在街头，不像是有工作的样子，三三两两，神色茫然地站着聊天。

导游说，这几乎成为了伦敦的一景。这些女人都是单身母亲。生孩子并不是出于幼稚，而是致富的现实考量——她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一笔钱作为补贴，支撑日常生活而不用工作。

我感叹她们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吧。导游扫了一眼她们，嗤笑说：“哪有，十五六岁而已。”

我听完陡然生出幼稚的爱国心，接话说：“中国女孩子不会这样，我们成熟得比较晚。”

回国之后，有媒体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个新闻，询问我的看法。新闻说的是上海20多个女孩子组团援助交际，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14岁。记者问我：“在你们90后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普遍？”

我诚惶诚恐表示对这个新闻难以置信，开始回忆起自己荷尔蒙萌发，或者说“性成熟”的过程，企图洗白“我们90后”的性观念并不是如此开放。可转念一想，我和新闻中的女孩子年龄差了七八岁，按现在社会的算法，已经算是另一个世代，她们看我这辈的故事，目光恐怕也像打量琥珀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吧。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上初中，不记得是13岁还是14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是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古巴的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在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和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命运斗勇气可嘉，与现实低声下气地商量，则是难堪又无奈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这样的，姿势优美决绝的人最后多半会后悔。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20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把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处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