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大教育家。一批批以仰视的角度看着我，脑袋被身后的妈妈又戳又揉的小孩，被迫让我言传身教。以一个从赖皮赖脸的女孩，成功地改造成著名作家的案例，来向这些无辜的小孩进行现身说法，从而证明他们妈妈的无聊。这群小孩表情之哀怨，令我几度想检查一下，他们妈妈的手中有没有暗藏什么金针暗器。

一位不知道是叫“王科长”还是“汪科长”的科长，一手提着一箱可乐，一手拎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来到我们家。

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一下我。一个人要能达到被参观的地步是很不容易的，要么是奇形怪状，要么是美若天仙，我个人认为自己比较接近后者，可想而知我现在自负到有毛病的地步。二是帮忙改造他的儿子，根据这位科长交待，他的儿子极不争气，期末考试竟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作文竟然没有得满分，简单的算术竟然能算错……

这位科长真是孤陋寡闻，不知道我清高绝俗，不愿理会世间俗事。我刚准备拂袖离去，却见科长旁边的可乐瓶子伸出小手，召唤我过去——看在可乐的面子上，我就教育一下吧！

于是我端正地坐好，准备回答那位小弟弟的提问。只见他爸爸兼王科长用没剪过的指甲，狠命地戳他儿子的后背，说：

“你不是一直想问姐姐她是怎样写作的吗？”

我答过这样朦胧，这样浩大，这样烂的问题吗？于是我微笑着说：

“用手写呀！”

那科长脸色陡然一变，像中了来无影去无踪的“清风五毒散”，表情被定住，阴沉着脸，从鼻孔里大出了一口气，对他的儿子说：

“姐姐的意思是说让你用手多写，只有勤劳才能成功，没有捷径。”

想不到这位仁兄把我的一句废话分析得这么深刻，让我自己也觉得我好像真的是这么想的，真的是这么深刻。

后来科长见我和普通人一样，吃喝拉撒样样都做，其能力比他儿子还略逊一筹，便失望地拎着孩儿，提起他送来的一箱可乐，往门外走去。我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在他身后轻声道：

“那个，那个……”

他一回身，我赶忙把指头对准他手中提着的可乐，他大“哦”一声，腾出左手，用温暖湿润的手掌和我握握，出门离去。

虽然我在这位科长心目中的地位多多少少有影响，但我在其他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还是伟大的，还是神秘的。那日，一位名曰“李处长”的处长也来参观我了。

李处长这次来访，主要目的是考察，因为他将要带着他的女儿前来被我教育，今天他先进行一下非正式访问，如果我是他想像中的气质高雅，言谈得体，超凡脱俗，他就把女儿带来进行正式访问。

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有了“科长”的教训，我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在“处长”面前表现得非常得体，绝不轻易上厕所或说话，俨然一个内秀的孩子。

一话说吃完饭，李处长捂着肚子，急急忙忙地冲向厕所。他在厕所里待了半个小时左右我才听到冲水的声音，便秘的李处长真是可怜。从厕所出来的李处长一脸郁闷，我只道是因为我们家厕所的条件很不好，没有配置最新型的ABCD式抽水马桶。李科长只用他柔软肥腻的手握了我一下就出门了。我是继李处长之后上厕所的人，我忽然发现：厕所里没有纸！那么李处长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他的擦屁股问题呢？

为了调查“李处长擦屁股”这一千古疑案，我特意在厕所看了一下片状物品，比如毛巾、抹布、打开的牙膏盒，发现都保持原状，颜色上没有发生改变。我呆了半晌，以每秒钟一毫米的慢动作，低头看手，忽然狂叫一声，把水龙头拧到极限，狂冲自己沾满不洁物的双手，顾不得水流以每秒钟一公里的流速漏到楼下。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只想到自己，不顾他人困难的人，我想到李处长不通过正当手段处理掉的粪便一定没有解决干净，出于对李处长的关心和怜悯，我在窗口挥舞着一大卷卫生纸，对刚出楼道的李处长喊道：

“李处长，卫生纸！”

最终，我还是让李处长失了一望，导致他的女儿至今没有现身。

顺利地接受我的教育的小孩，是赵局长的6岁儿子。这位赵局长来头可不小，据说是看着我长大的，所以贵府的公子我一定得好好照顾。

这位赵局长还比较有人性，没有监视他儿子整个被教育的过程，而是把我和他儿子扔到我家门前的亭子里，进行家教式的单个辅导。

现在的小孩发育得愈来愈好，在我记忆里，6岁小孩走路还磕磕绊绊。我因此自作主张，自作多情地在他身后伸出双臂，做势要搂住小弟弟的腰，准备把他抱到亭子的台阶上，不料他一个箭步就己经冲了上去，步履轻捷，显然武功不弱。

他扭过头见我双手呈怀抱状，怔了一怔，红着脸又把脸扭了回去不看我。他该不会在心里把我误会成老女流氓吧？

在亭子里，俺俩连“话不投机”的境界都达不到，我俩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你现在学到哪篇课文了？”

他：“《乌鸦喝水》。”

我：“我们走吧，免得你爸担心。”

这是唯一一个不忘师恩，至今还记得我的一个“学生”。

一次，我值勤时，赵局长的儿子忽然手拿一把钥匙走来，对我说：

“蒋姐姐（这称呼怎么这么别扭），我拣到一把钥匙，麻烦您交到大队部好吗？”

说完就走了。我为他还记得我而感动了好一阵子。眼眶里的喜极之泪蒸发之后，我就把钥匙转交给另外的值勤同学，大队部老师是何等的哆嗦和凶巴巴，岂是我等獐头鼠目的人能够进见的。不料，这把1989年生产的陈年钥匙，却遭到大家的一致排斥，尽管我使劲劝说：

“说不准这还是一把保险箱的钥匙呢！”

他们还是纷纷对它做摆手摇头状，最后我只得把它放在门房的窗台上。我的“学生”恐怕没有想到“作家”是这么无能。

作家又不是太监，不是靠检查身体就能验证的。没有人能够参观我一趟，就证实了“蒋方舟是‘作家’”，这一事实。写作这疙瘩，不像拉琴跳舞，可以现场来一段，也不是手把手就能教得会的，这大概就是许多专程来参观我，或者送儿女来受教育的人失望的原因吧。

曾经有熟人带自己的女儿做实地参观，她们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以为和我熟到了可以不尊重我的规矩，不考虑我的感受的地步，她们犯了我的大忌：坐在我旁边看我的写作过程，这种痛苦实在是旁人没法理解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别人面前生孩子的感觉。

现在大家可以体会到我那时厌烦的情绪了吧！我不住地把显示器往旁边移，以避开她炯炯的目光，没想到她“一看到底”的精神十分坚定，一心要观摩到整个写作过程。她的屁股随着显示器的移动而移动，并弓腰驼背，只为看“作家”写东西的过程。她观摩到的结果一定会让她感到一定程度的失望，斟词酌句呀，谋篇布局呀，都是在身体内部进行的活动，不像杂技表演那么好看，也无法观察到“作家”的整个心理活动，是没有办法仅凭眼睛而“受益匪浅”的。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劲，就是觉得别扭，每写一行就凝视显示器一阵儿，再劈劈啪啪地删掉。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我身旁那位“不懂规矩的熟人”，就用她那大而神往的眼睛凝视着我；眨都不眨。

忽然，她的指头落在显示器上，她说：

“你这个字写错了吧，是‘戛然而止’，不是‘哑然而止’！”

我想她应该对刚才的言行很是自豪，一方面表示了她坐在这里是有用处的；另一方面，以后我死了并成名时，她还可以得意地宣称自己当过我的“一字师”。